贺桂梅：作为方法与政治的整体观 ——解读汪晖的“中国问题”论

一、总体性视野中的当代问题

1990年代后期以来，汪晖对当代中国问题的分析和探讨，在知识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研究造就了他作为思想家（或用他自己的说法"批判的知识分子"）的重要位置。阅读汪晖这些文章，一个突出的印象就在于他跨越学科界限而总体地回应中国问题的能力。或许，以是否跨越学科界限来描述这种总体视野，并不是一种准确的方式，因为汪晖跨学科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操演不同学科的语言而展示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博学，而是因为只有总体性的历史-社会视野才可能全面把握问题的不同侧面。因此，这种总体视野并不是各个学科相加，而毋宁首先需要打破那种19世纪式的西方社会科学分类体制，才可能把握到对象自身的整体性；但这也并不是回到了正统马克思主义那种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总体论，而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传统的批判性重构；某种程度上或可将其概括为一种重构的政治经济学视野。这当然也不是说他的研究沦为了一种宏大叙事的构造，而是指惟有在这种总体视野的参照下，对当代情境中具体问题的批判性分析才成为可能。

这种思考特点，格外鲜明地表现在汪晖的三篇重要论文当中。在1997年发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后文称《当代中国》。收入《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本文中汪晖引文如不特别注明出处，均见此书，仅注明页码）之前，汪晖在许多人眼中，还是一位现代文学学科领域的新锐学者，以研究鲁迅和现代中国思想著称。正是在这篇被称为引起了90年代最重要的一场思想论战的文章中，汪晖表现出了杰出的对当代中国思想状况的总体把握能力。他是把80-90年代中国知识群体作为整体的"思想界"来把握的，这个"界"涵盖的不仅是人文学界的研究，也包括了社会科学领域那些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理论论述。这种研究方式按照一般的学科分类应称之为"思想史研究"。这曾经是80年代的重要研究方式，特别强调的是知识分子与社会问题间的互动。不过，90年代后知识群体在社会结构中位置的边缘化，思想史研究在不同层面上面临着质询，并逐渐沦为学科体制内部的一种专业研究类别，而丧失了80年代的那种冲击力。这一变化曾被李泽厚描述为"思想家淡出，学问家突显"。而汪晖正是以突破思想史研究的内部视野，重新建构思想与社会间的互动关系，来作为他召唤"批判的知识分子"的开端的。在《当代中国》的续篇《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后文称《再论当代中国》）中，汪晖进一步把80年代后期的社会运动，纳入到对当代中国思想的讨论视野中，强调知识界的理论活动与制度创新、社会民主实践间的历史关联。这并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论上的突破，而意味着他不再将讨论的视野局限在知识界内部，而更关心从总体的社会关系结构中，来探讨一种批判性的理论/实践的可能性。

某种程度上，汪晖2006年完成的重要论文《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后文称《去政治化的政治》），可以视为前两篇文章的进一步推进。这三篇文章首先在讨论对象上有着关联性，即它们都把"新自由主义"及其变奏形态的"现代化意识形态"作为批判对象；讨论的都是当代中国问题，所论历史时段的侧重点各不相同：如果说《当代中国》讨论的主体是80年代知识界的"现代化意识形态"及其在90年代的衍生形态，那么《再论当代中国》阐释的则是80年代如何终结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的起源，而《去政治化的政治》则侧重讨论60年代（即文革）的历史意义与80-90年代主流政治形态的形成。就其关注的理论问题和基本批判思路，这三篇文章也有着内在的层层推进关系。如果说《当代中国》主要在意识形态批判的意义上，展开对当代中国思想的内部清理的话，那么《再论当代中国》则力图揭示出隐含在思想问题背后，那个"真正"需要去面对并回应的社会问题，以及知识群体的批判性思想实践如何可能。但是，这时社会问题与思想实践之间的转化关系还没有作为讨论的重心，而这一点则构成了《去政治化的政治》阐释"政治"内涵的基本框架。后者格外突出的是"新自由主义""去政治化"的政治运作方式和全球化语境下中国问题具有"霸权的多重构成"这样的历史特点。它把讨论重心放在阶级、政党与国家这种"短20世纪"的主要政治形态上，进而思考90年代后新的政治实践如何可能。

总之，如果我们把汪晖对当代中国问题的讨论，落实在对这三篇重要论文的考察的话，可以看出，汪晖的探讨始终是在一种总体的历史-社会视野中展开的。某种程度上，这也决定了汪晖把握和回应中国问题所达到的深度、广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广泛影响。因此，解读汪晖，首先需要对他这种总体性视野本身做出分析。需要讨论的是，总体性的历史-社会视野在汪晖这里如何可能，它基于怎样的现实问题的判断而提出，这一思路的具体展开过程是怎样的？进而，这是一种过时而老套的"宏大叙事"，还是一种新的知识运作与思想批判的路径，即结合中国问题复杂性的理论与制度创新？更重要的是，在怎样的意义上，这种总体视野可以展示一种新的批判性思想/政治实践的可能性？

二、"全球资本主义"与现代性问题

问题的讨论，可以从《当代中国》对80-90年代知识界的诸种思想形态所展开的批判方式入手。就其基本方法而言，《当代中国》表现出了颇为鲜明的"意识形态批判"的特点。正如曼海姆在阐释他的知识社会学研究时所概括的，现代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特征在于，通过将对手的思想指认为"不切实际的"而否认其"思想的有效性"（参见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艾彦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这种批判方式尽管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后来的阿尔都塞、齐泽克等人大大复杂化了，不过其基本工作大致是指认出一种思想的"虚假性"及"无效性"，并假定一种"真实"而"有效"的思想存在的可能。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当代中国》指认那些形成于80年代的、针对社会主义历史而展开的批判思想实践，不再能应对90年代以来的新的历史情势而沦为了"现代化意识形态"。被汪晖归入"现代化意识形态"名下的，几乎涵盖了80-90年代所有那些一度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理论论述，比如三种当代马克思主义形态，比如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以及90年代衍生出来的诸种人文与社会科学理论形态。这篇文章对当代中国思想批判的广度与深度自不待言，它一经发表即产生的巨大反响本身，就说明了这种批判的"有效性"。在一种重读的视野中，文章的最奇特之处，则是它那种总体地宣称既有思想形态失效的批判方式，那种以"一己"之力挑战"全体"思想界的巨大勇气。一个基本的问题是，如果说90年代后的当代中国思想几乎是整个地被一种"虚假意识"所引导，那么一种跳出这个"界"外的批判是如何可能的？这也关涉《当代中国》得以展开论述的批判性支点建立何处。

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种批判的可能性基于一种更广大的历史视野的获得，即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指认。《当代中国》把1989年事件视为"历史性的界标"，认为此后中国社会与知识界的文化空间，相对于80年代发生了深刻变化。变化的关键在于，社会主义实践的终结和全球性资本市场的成型，已经使中国社会深刻地卷入全球化进程。90年代中国知识界丧失批判能力的关键原因，就在于他们仍旧把"批判视野局限于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政治事务，特别是国家行为"（92页），因此而无法理解和应对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国问题的复杂性。这种通过强调历史变化与知识运作之间的错位关系而展开批判的思路背后，正如台湾学者赵刚指出的，包含着深刻的"新时代"意识：新的时期来了，赶快寻找新语言（参见赵刚：《如今，批判还可能吗？--与汪晖商榷一个批判的现代主义计划及其问题》，《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37期）。不过，汪晖的这种"新时代"意识与80年代知识界认同并建构"新时期"意识的方式又并不相同。在一种"告别革命"的强烈诉求下，"新时期"思想与文化界特别厌倦那种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宏大叙事"，尽管人们同样毫不犹豫地使用着另外一套由"时代"、"世界"、"民族"等启蒙话语构成的宏大叙事。这使得思想文化的问题常常被理解为"独立"的对象，并将召唤这种独立性作为基本诉求，而无法意识和观察到思想与文化问题据以形成并运转的政治经济学基础。汪晖强调80-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意义，指认"全球资本主义"事实上已经渗透到中国问题的不同层面，恰恰是希望重新建构观察思想/知识问题的社会视野。他首先强调的是，如果知识界无法观察到推进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机制，就可能拘囿于过时的思想模式，而导致"知识"与"社会"的脱节，从而使得实际的社会状况完全滑落出知识界的视野之外。显然，这很大程度上表达出了80-90年代之交政治、经济与社会变迁对于当代知识群体所产生的那种"断裂感"、"意外感"与"挫败感"。知识群体对社会变迁的无视与无知，被汪晖解释为他们拘囿于现代化意识形态，而无法准确地认知自己的历史位置和历史作用。最重要的一点是，在80年代知识群体的自我意识中，他们一直将自己定位为针对僵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反体制"力量。而汪文通过讨论知识界与80年代改革进程的关系，认为他们的主要历史作用在于为改革提供合法性意识形态，而并没有获得外在于国家体制和现代化诉求的批判支点。当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即市场社会的成型）和知识群体自身的存在方式都因全球化而发生了巨大变化时，曾经的批判思想其实已经变成了新主流权力秩序之一部分并为其提供合法性。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汪晖认为需要"重新确认"批判思想的基本前提：批判什么、用什么来批判、怎样的批判实践才能真正应对中国问题的复杂性。

汪晖把他的批判思想实践确立在："从现代性问题出发"。在他看来，中国思想界认知"现代性"的基本方式，恰恰成了作为推进全球资本主义之主流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的构成部分。他把当代马克思主义和启蒙主义都称为"现代化意识形态"的原因在于，它们都把自己限定在传统/现代、中国/西方的二元对立框架内，这种思维模式一方面"援引西方作为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批判的资源"，另一方面则以民族国家现代化作为基本诉求，因此无法逾越现代化视野而对现代性本身展开批判。基于这样的考虑，为回应全球资本主义所导致的中国现实问题，首先便需要把"现代性"这一基本范畴问题化。

值得分析的是汪晖如何理解"现代性"的确切历史内涵。他指认出"现代化意识形态"的具体表征，在于它们拘囿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诉求而无法展开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这意味着"现代性"的基本内涵大致等同于"资本主义现代性"。不过有意味的是，他把"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也看作是"现代化意识形态"之一种，因为这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不是对现代化本身的批判，恰恰相反，它是基于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立场而产生的对于现代的资本主义形式或阶段的批判"（64-65页）。显然，在80-90年代中国思想界，这一关于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判断本身就是极具批判力的，因为在启蒙主义的现代化叙事中，毛泽东时代并不是作为现代历史，而是作为"前现代"的"封建"、"传统"社会而遭到批判。事实上，这种判断历史的方式正是"现代化理论"的传统/现代二元论运作的结果，它通过把毛泽东时代的另类现代化实践纳入"前现代"或"封建"范畴，而否定其历史意义。在毛泽东时代，"现代化"常常被表述为"革命"与"工业化"，而并不是现代化理论所理解的历史内涵。不过，尽管汪晖强调"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概念与现代化理论中的现代化概念有所不同"，但他在文章中并没有把"现代化理论"这一概念彻底历史化。"现代化理论"形成于50-60年代的冷战氛围中，它是美国社会科学界为了与苏联争夺新兴第三世界国家，而创造出来的一套关于后发展国家的发展范式。可以说，"现代化理论"的现代化概念，是冷战时代，为了对抗包括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反资本主义现代性"范式而被制造出来的。正是通过这一套理论范式，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历史才被普泛化和非历史化了，并且在70-80年代的转折过程中，被第三世界国家普遍接纳为描述自身现代化进程的某种"全球意识形态"。这也构成了80年代中国把"现代化"视为一种意识形态或价值观，而非理论形态的基本历史语境。因此，在对现代性展开批判之前，或许需要就冷战时代"反现代的现代性"、80-9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现代化意识形态，与汪晖所强调的"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现代性批判之间的历史关系做更多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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