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林：论近年长篇小说对边地文化的探索(2)

在《空山》的后几卷中，依然可以看到阿来对于文化冲突主题的延续与拓展。卷三《达瑟与达戈》中，伐木场的后勤科长为了从猴子身上赚取钱财，极力怂恿撺掇机村人射杀猴群。机村人虽心存顾虑，但最终还是没有挡住钞票的诱惑，一次次违背了与猴群之间的千年契约，肆无忌惮地屠杀起猴群来。卷四《荒芜》中，索波带领机村人费尽千辛万苦开垦出来的田地差点被伐木工人用来建立烈士陵园，以纪念为抢救木材而死去的工人。而当庄稼需要收割时，机村人却又忙着收集木头和松茸，卖给村外来的收购商人。卷五《轻雷》中，几乎所有的机村人都参与了盗伐盗卖木材的活动，就连拉加泽里这个即将要参加高考的尖子生也毅然放弃了学业，加入到了他们的行列中。不过，从《达瑟与达戈》开始，阿来就不仅仅是在表现本土弱势文化与外来强势文化之间的对抗，而是更进一步地深入到了对藏民的内在精神世界的探究与表现之中。很显然，机村人从对异质文化的本能抵制，逐步认同到最后完全接受的过程，就从更深的层次上，说明了边地原住民文化在异质文化侵袭下必然崩溃解体的悲剧性命运。

《空山》超越于同类作品的关键之处，还在于阿来笔下的文化形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具有着时间上的动态性和空间上的多维性。就四川藏地的原住民文化来讲，既承续了藏族文化的某些本质因素，又因为邻近汉民族聚居区而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农耕文化的影响，可以说是藏地文化和特定村落文化的一种结合体。小说中，作为异质文化代表的“汉文化”的存在形态，本身就是极为复杂的。这里既有动乱年代的阶级斗争观念，又有改革开放时期的拜金主义浪潮，既有先进的物质产品，也有空洞的政治口号。而且，伴随时间的演进，这种杂糅诸多因素的“汉文化”也在逐渐地发生变化。“汉文化”对四川藏地原住民文化的影响也并不全都是消极的、破坏性的，在某些情况下，也发生着正面的作用。比如，达瑟就是从汉人的图书中受到了一系列有益的启发，进而在看待思考问题时表现得比机村人更透彻，更长远。所以，始终以一种开放和动态的眼光审视并表现笔下两种基本文化形态之间的冲突碰撞过程，恐怕才是阿来《空山》系列更值得肯定的思想艺术价值所在。

即使是在杨志军那部主要描写表现藏獒形象的《藏獒》中，其实也潜隐表现着主流汉文化与原住民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在小说中，我们可以发现有两种叙事语言存在。一种是出自汉人工作队队员之口的带有明显意识形态色彩、带有明显公文色彩的语言方式，比如白主任说：“我们来这里的任务是了解民情，宣传政策，联络上层，争取民心，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站稳脚跟，你这样做会让我们工作委员会在西结古草原失去立足之地的。”另一种则是饱孕着叙述激情的带有明显地域色彩的更加接近于青藏高原上藏民生活方式的语言方式，比如“草原像梦里的波浪，柔柔地漂动着，无极地漂动着。冈日森格带着父亲来到了和雪山一样清凉的早晨的阳光里。阳光像雪粉，结成透明的晶体曼舞在蓝绿色的空气里，这里的空气是令生命欢欣鼓舞的”。再比如“身边是清凌凌的野驴河，远处是一脉脉连绵不绝的雪山冰岭，冰岭之下，绿色浅浅的高山草甸连接着黑油油的灌木丛。灌木从是一片一片的，冲开山麓前松杉林的围堵，流水似的蔓延到了草原上。草原放纵地起伏坦荡着。”可以发现，这样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对比是十分明显的。后者构成了《藏獒》的主体语言风格，而前者时不时的出现，则显得十分突兀，构成了小说中一种极明显的不和谐音调。在我看来，正是因为杨志军小说中主要运用了这样一种饱孕叙述激情带有明显地域色彩的藏地语言方式，所以他才得以最大限度地进入并艺术地表现出了笼罩于神秘的藏传佛教氛围中的藏地生活。然而，两种不同语言方式之间的强烈对比，同时也提醒着我们对于《藏獒》中一种潜隐的主题意向给予必要的关注。这就是《藏獒》主体故事的发生时间。很显然，《藏獒》的主体故事发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代，否则我们便无法解释为什么在西结古草原上会出现这样一种格外异样的意识形态话语方式。这样一种话语方式的出现便意味着一种充满政治色彩的异质文化已经凭借某种强大的外部力量开始进入了草原世界。此后的所有历史事实都充分地说明这样一种力量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草原的本来面貌。在某种意义上说，那样一种极其忠诚极富有灵性的藏獒在草原上的消失，也是与这样一种异质文化的进入密切相关的。正如小说中所叙述的：“领地狗群的被清洗和这场瘟疫的发生，也就意味着领地狗群的消失。西结古草原上，奔腾跳跃的领地狗群——一个伟丽的生命景观，这么快就被血与泪的风烟吹进了仅靠挖掘才显现一丝亮色的历史大坑。”虽然说对于这样一种潜隐主题的表达未必就是杨志军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初衷所在，但从小说中的一些话语缝隙中，却的确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样一种潜隐主题的存在。比如“齐美管家是听得懂汉话也会说汉话的，梅朵拉姆的话对他来说简直就是闻听未闻的奇谈怪论。……但是齐美管家知道西结古工作委员会的人是不能得罪的，尤其是不能得罪仙女下凡的梅朵拉姆。更重要的是，梅朵拉姆的话似乎预示了草原的未来……嗨，草原的未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从以上的叙事话语中，所隐约透露出来的正是我们所强调着的那样一种潜隐主题的存在。在这样一种潜隐的主题中，读者突出感受到的，其实正是作家对于主流汉文化一种批判与反思立场的存在。

如果说迟子建、阿来、杨志军这几位作家更多地是以批判和反思的立场表现主流汉文化与原住民文化之间的文化冲突的话，那么，到了范稳的《水乳大地》中，作家对于同样的文化冲突持有的却是一种最终应该走向文化和谐的思想立场。只不过，这文化冲突到了范稳的小说中，主要是以宗教冲突的形式而表现出来的。因为从本质上说，宗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宗教从产生的那一刻起就与文化息息相关，宗教在为文化提供必要载体的同时，也受到了文化的诸种制约与影响。因此，在谈论文化概念时，我们实际上很难将宗教与之剥离开来，尤其是在反映边地原住民文化历史的边地文学作品中，情况就更是如此。不难发现，边地原住民的精神世界往往是与本地传统的宗教信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宗教情怀在民族历史的发展长河中，逐步演化成为一种带有强烈宗教意识的文化形态，浸润在边地原住民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这种源自于对大自然的敬畏感而产生的宗教意识，与汉民族的宗教观念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与汉族或者说主流宗教形态相比，边地原住民的宗教观念中更多地含有一种自然崇拜情结。在他们的心目中，亲近和敬畏大自然本身，便是体现自我宗教虔诚度一种极为重要的表达方式。这样，宗教、历史、自然，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独特文化之间难分难解的关系，当然也就成为作家们读解并取得对边地原住民文化的认同感时，不可能绕开的一个领域。而作家范稳所坚持的，便是这样的一种创作情形。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范稳关注的主要是宗教问题，而汉族文化的一大特点正是宗教精神的缺失，所以，在范稳的作品中，主流汉文化就很自然地被来自于西方的天主教取代了。

与迟子建、杨志军一样，范稳也是一位汉族作家，但由于他身处云南省这个紧邻西藏的边境省份，有更多机会与藏族人民进行近距离接触，再加上他对藏民族宗教文化历史近乎狂热的尊崇，所以在他的小说中，青藏高原的自然风貌、人文习俗、历史源流和宗教意识都能够特别贴切地粘合在一起。在《水乳大地》中，一共出现了三种宗教，藏传佛教、天主教和东巴教。古老的藏传佛教和带有原始气息的东巴教，可以说是这片雪域高原上土生土长的宗教形态，而由法国传教士传入的天主教则是外来宗教的代表。本土宗教与外来宗教教义以及所产生的文化土壤之间的极大差异，使杜朗迪神父和沙利士神父自来到这片土地开始，就面临着被拒斥和驱逐的危险。然而，在沙利士神父和教民的不懈努力下，天主教最终还是站稳了脚跟并扎下根来。最初，他们也试图通过与佛教徒辩论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宗教是世界上最好的宗教，杜朗迪神父甚至还设计从喇嘛手中获取了大片土地。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即推翻藏传佛教在藏民心中的宗教统治地位，并取而代之。但事与愿违，他们非但没有得逞，反而遭到了噶丹寺喇嘛及信徒的暴力反抗，杜朗迪神父也惨死于这场宗教冲突中。这件事使沙利士神父第一次深切地意识到，因信仰纷争而杀人是对宗教精神的亵渎与背弃，若想让上帝的福音真正降临到这片土地上，就必须学会与当地宗教和平共处。为了避免与本地宗教再次发生冲突，沙利士神父带领幸存的教民从澜沧江西岸迁移到了东岸，开辟了新的传教点。此后，虽然天主教与本地宗教尤其是藏传佛教之间也产生过各种各样的龃龉，但最终却都化险为夷，相安无事。这些摩擦不仅没有演变成流血冲突，反而因为几代神父的明智处理，使具有不同信仰的人们相互团结了起来。很显然，范稳在这里表达的是一种宗教和解、共生共荣的思想艺术取向。而宗教和解的前提却是宗教精神的趋同性和一致性，无论是藏传佛教、东巴教，还是天主教，虽然形式各不相同，但三者的精神本质却是相通的。首先，它们都产生于人类对大自然本能的敬畏感，因此具有了某种神性的特征。尤其是在对大多数藏人所信仰的藏传佛教的描述中，范稳运用了许多具有魔幻色彩的场景，来表现佛教信徒对大自然既亲近又敬畏的宗教情怀。其次，它们都以拯救世间苦难的苍生为根本目标。共同的精神特性为三种宗教的和谐相处奠定了强有力的思想基础，使它们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能够找到各自应有的座标，相互理解、相互尊重。

值得注意的是，范稳并没有以静止的眼光来看待表现西藏地区的宗教意识和宗教关系，而是将宗教放在民族冲突、部族争斗等因素所组成的广阔历史画面中，动态地呈现出来的。《水乳大地》的叙述时间跨度贯穿了整个20世纪。在其中，既有泽仁达娃与野贡土司两个家族的世仇家恨，又有藏族人与纳西族人之间的民族矛盾；既有国共两党厮杀搏斗的内战硝烟，又有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人为灾难；既有洪水来袭时，藏纳两个民族冰释前嫌、共同救灾的感人景象，又有安多德神父与六世让迥活佛握手言欢、化干戈为玉帛的欣慰场面。这种浑融博大的叙述手法的运用，就将神秘悲悯的宗教情怀、优美清新的自然生态和苦难艰辛的历史变迁有机地融为一体，大大开拓了文本的时空表现维度，使小说呈现出了一种斑斓多姿、气势磅礴的色彩。

综观我们以上所提及的这些边地长篇小说，可以发现，其中对于原住民文化与主流汉文化之间的文化交锋与冲突的思想艺术表现，的确给读者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虽然说作家们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表现的力度和深度还仍然有不小的提升空间，但值得引起我们特别注意的一点却是，这些作家们在自己的长篇小说创作中所显示出的基本思想探索倾向，明显地表现出了一种与世界范围内一些有影响的大作家趋同的特点。应该注意到，近几年来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些作家，比如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等，在他们的一系列作品中所集中思考探索着的正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与冲突的问题。阅读帕慕克业已被译为中文的那些作品，则不论是《我的名字叫红》，还是《白色城堡》，不论是《黑书》，还是《雪》，不论是《新人生》，还是那部名为《伊斯坦布尔》的自传，贯穿于其中的一条基本思想线索即是关于东西方文化关系深入的思考与表达。勒克莱齐奥的代表作《乌拉尼亚》中表现出的那样一种异常鲜明的反抗现代社会、不懈追求自然原始生活状态的基本思想立场，也同样给读者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无论是受到了这些西方作家的启迪影响，或者还是不同时空范围内的殊途同归，这些作家的这种总体创作走向都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我们希望这些作家能够在现有思考认识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对于不同文化之间碰撞与冲突问题的关注，能够在这一方面创作出更具思想艺术力度的小说作品来。

注释：

①王晓路等著《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3页。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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