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认为《丁庄梦》是我最好的小说。我始终认为在作家一生中，遇不了几次最好的小说题材。我遇到了，但我把它浪费掉了。”时至今日，阎连科还在检讨自己的《丁庄梦》。

　　2003年9月，阎连科来到河南开封尉氏县某艾滋病村，最先看到的是村边土墙上用白石灰刷的三个字“卖棺材”，看到村边墓地上的新坟。

　　村里有裸体行走的人，裸体是因为感染艾滋病皮肤起疮，因为痒痛无法穿衣。而那些裸体的人，没有人认为不正常。那里的人不看电视，不看书，不读报，不跟外界有任何联系。很多人家没有照明的电，也没有能够浇地的水，没有水浇地，就没有粮食。这里的人靠卖血为生，因为卖血可以换到现金，而卖粮只能换来白条。他们还偷东西，偷着砍伐树木转卖。这是一座绝望的村庄。

　　至今已去过艾滋病村10次，在艾滋病村的访问经历使阎连科写出他被称为“中国版《鼠疫》”的长篇小说《丁庄梦》。“平原上百里千里的村庄和集镇，都和丁庄一个模样，没有人，没有畜，可各村各庄的房屋都还在，树却都没了。房子都还在，门窗、立柜、箱子都没了，都改做棺材了。平原上光秃秃了，人畜绝尽了。”2005年8月，阎连科写完了长篇小说《丁庄梦》的最后一页。搁下笔，独自坐在书桌前，两行泪水长泻而下。

　　“我原来计划写一部非虚构作品，百分之百真实地记录这个村庄，用最真实、最朴实的文字写一本书。之后再写一部完全释放想象力的虚构小说。”阎连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阎连科原本想写一部极其疯狂的小说，一个国家的人全部都在卖血：“我原来想写靠卖血，让一个农民变成一个皇帝、一座村庄变成一个富有的国家的过程。我想过一个疯狂的情节：有一条像石油管道一样的血液管道，通到欧洲，通到美国，从无数人身上采来的鲜血流到那边去。你不听我的，我把阀门一关，你那个国家就彻底死亡。这是我在构思这部小说时让我极其疯狂、极其得意的情节。”

　　结果阴错阳差，“非虚构作品没写，我构想中最好的小说故事也没写。在写作中我退缩了很多，写出了今天我认为是相当温和、相当优美、相当有道德感的一部小说。所以《丁庄梦》其实对我来说是一次倒退，是对我写作才华的浪费。”阎连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长篇小说《四书》的写作被阎连科视为恢复文学想象力的写作。这部仿《圣经》体的小说以1960年代的黄河故道为背景，表现一代知识分子多难的命运。

　　2011年5月7日，赴美参加纽约国际文学节返京的阎连科接受了南方周末专访。

　　艾滋病：多谈点失误

　　南方周末：在你的小说《丁庄梦》中有对艾滋病村的场景描写，比如“卖棺材”、“坟墓”等等，这也是你看到的情景吗？

　　阎连科：是，就像我在《丁庄梦》写的那样：进村，村口就写着“卖棺材”三个字。在村头有一片坟地，还有个新坟。有人来检查，第一批查出八十多个，医生不敢告诉他们。后来就今天告诉两个，明天告诉两个，免得一下村里就慌了，告诉到第三四十个的时候，有一天晚饭时间，不知道谁家哭，这一哭，全村家家大放悲声，彻底的一次释放。哭了半个小时，说没声音就没声音了。从此开始，可能他们对死亡的恐惧和痛苦就因为这三十分钟的痛苦过去了。

　　南方周末：还记得第一次进村的时候吗？

　　阎连科：我第一次进村，迅速来了一个工作组把我们叫走，工作组组长是他们县粮食局局长，那时候粮食局驻到这个村里，名义是扶贫，实际上就是对这个村的艾滋病进行管理。工作组三个人，有一个是专门烧饭的，工作组其实很害怕，反问我们艾滋病的传染情况。

　　那个村庄几乎家家不用电，怕交电费，村里只有一台电视在村中间放着，晚上大家都在月光下看电视。完全回到1980年代初那种生活。还有一个村庄的粮食不够吃，因为没有劳动力种地。这个村庄不是36个重点照顾村，所以粮食不够，大量的家庭一天吃两顿饭。

　　我们建议工作组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个村地很多，但是没水，各家要从地下井里，一家一个井抽水浇地。当年柴油不停地涨价，买不起柴油就不能浇地，不能浇地就没有粮食，就是一个恶性循环。这个村没有动力电，只有照明电，我们从几公里外把动力电架过来，然后架到各家田头的井头上，买个小水泵，电通上，这就能解决浇地问题了，能浇地粮食也就够吃了。工作组听完就算，需要五万块钱，各家一台水泵，一家需要六七百块钱，三家合用一台，大概要多少钱。大概前前后后折腾去20万块钱。

　　南方周末：在村子里你住哪儿？有担心被传染吗？

　　阎连科：我们有两次住在村长家，村长家里比较漂亮。村长的两个弟弟是艾滋病毒感染者，村长就是当年卖血的血头，他有钱后当了村长。我问他弟弟，是不是卖给哥哥，他说：我卖给我哥，我哥会给我钱吗？我哥不让我去，我是偷偷到别的地方去卖。

　　还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小伙子从新疆出来打工，一路走着唱着，他说他没病，去县医院一检查有病，回来腿软得路都走不成了。我问他当年为什么卖血，他说他学习不好，在路上忽然碰到一堆人，叫他上车，就上车了，被一辆大卡车拉到医院，人家都卖，他也卖了一次，就染上了。

　　还有一个人，他娶老婆的时候，女方非要多少钱不可，只得去卖血。卖了血把她娶回来，还欠了很多债，又得去卖血还债，结果夫妻两个都有病了。

　　南方周末：现在你再去那个村子，村民会怎么反应？

　　阎连科：现在去得不多了，因为大家见你就希望你给些钱，你不能长期给他们以经济的帮助，也是不太去的原因之一。农民太没有依靠了，你去了都要拉住你往家里去，到他们家你就觉得应该帮助他们300或500元，但你没有能力一家一家都去坐，都去帮他们。

　　南方周末：河南为什么卖血这么猖獗？

　　阎连科：卖血那几年，我在开封一个医院当党委秘书，那时每天一卡车一卡车地拉着农民来采血。那时候，大家从来没听说过艾滋病。那里的医生经常对来卖血的人讲，不停卖、不停卖，总有一天要把你们卖成肝炎。其实，几乎所有的艾滋病人最后大都是肝炎；在成为肝炎患者后，才成为艾滋病感染者。当时有肝炎的人卖血反而贵一点，因为它有什么抗体了。今天政府反思当年河南卖血现象——政府现在在艾滋病上都给予无偿治疗，其实也是有“补偿意义”的。

　　南方周末：现在还有卖血的吗？

　　阎连科：很少有。有也都是合法的医疗行为。现在所有的地方都是用一次性针头。现在我们谈艾滋病，其实是谈如何关心艾滋病人，很少谈在艾滋病工作上有哪些失误。那么多村庄为什么没有医疗卫生学校的学生作为志愿者，去给村庄办一些培训班，讲一讲艾滋病的常识？我去的那个地方全当年是原来的赤脚医生，都六七十岁的人，只能看头疼感冒，也很难有基本的艾滋病常识。

　　“半年前，我家的鸡被毒死了，一个月前，我家的狗被毒死了，这一天，我也被毒死了……”血头儿子“小鑫”的旁白贯穿了影片《最爱》。“小鑫”的扮演者涛涛是一位艾滋病携带者。纪录片《在一起》片尾，涛涛忍不住哭了，郭富城为他擦眼泪。 （片方提供/图）

　　中国作家没参与老百姓生活

　　南方周末：现在怎么看《丁庄梦》的写作？

　　阎连科：《丁庄梦》的写作是在2005年。那时的念头非常清楚，我们知道1960年代中国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河南是最严重的，但是“三年自然灾害”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文学的记忆和作家的人格见证。艾滋病河南也是最严重的，但我不知道河南省的总体情况，甚至没有能力知道两个村庄以上的情况。我想我至少可以较为详尽地知道一个艾滋病村的来龙去脉，至少从文学的角度可以准确地告诉后人，某个村在我们经济发展的特殊阶段曾经发生过什么事。后来，《丁庄梦》出版引起争议后，我所做的事情就被人们所怀疑——你去艾滋病村的目的是什么？你写作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不就是为让它在海外引起关注吗？

　　南方周末：在你看来，中国为什么很少有作家以艾滋病为题材写作？

　　阎连科：是没有其他作家到艾滋病村去。我经常想，我们掌管文化、文学的部门每天都在提倡大家要体验生活。可有某种更深刻、复杂的生活到来时，大家就集体沉默了。没有其他的中国作家到艾滋病村去，也没有作协的领导支持大家去。大家知道的也都是通过媒体知道的；而媒体又只能把一些过滤的消息告诉大家。我觉得，中国作家从根本上说是不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或者说是不参与“老百姓生活”的。今天的作家包括我在内，都过的不是“老百姓生活”了。

　　我们为什么不是主动、自觉地去感受生活，老是被组织、安排去体验生活？比如“黑砖窑”、“毒奶粉”这样的事件，为什么没有作家去表达个人的看法？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这一代作家，甚至比我大的1950年代作家，比我小的1960、70年代作家，都是有问题的。在这一点上，真是人人要学习韩寒。我们并不是说韩寒就是一个多么了不得的作家，但是韩寒所呈现的公民的态度，是我们这些作家不能比的。我经常说，你可以指出韩寒写作中有无数的问题，但最了不起的是他具有独立精神、独有个性、独特的声音，还有他的公民意识，对公共生活的关注，都不是我们这代人所具备的。

　　南方周末：作家首先是一个公民。

　　阎连科：作家首先是一个公民，其次才是一个作家。你必须过一种常人的生活，关心常人的生活，才能写出不平常的小说。今天的中国作家，说心里话大多都不过“常人生活”了。比如日常生活中的残酷，是我们在北京完全无法想象的。

　　比如，我们村有四五个老人都有病了，觉得活着没意思，几个人一商量同时跳河死亡这件事——表面看，他们有的是没钱治病，有的是孩子不孝顺，因此他们每年冬天都坐在山坡下的河边晒太阳，然后商量商量着，就一个一个跳到河里去了。这种残酷的生活现实，在今天繁荣的社会里，从表面看是一层意义，而深入进去，有复杂的、内在的、更深刻的因素。这种更深刻的生活因素，才是我们生活的一种“内真实”，是生活的“本真”。

　　比如某佛教圣地，有僧人为了争当方丈而互相算计，A当了方丈而B没有当，A晚上回去时，突然有炸药包在他面前爆炸这样的事，表面看是极端的个案，而这其中却有着与我们今天的现实、文化、金钱、欲望密不可分的因素。它显示了现实和日常生活中的残酷、变异和最根本的特质。

　　南方周末：这是比小说更小说的情节。

　　阎连科：我一直说，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另外一种生活不被我们所觉察，这就是生活的变异和残酷。比如说，《丁庄梦》中写了那么一个具有道德感的老人，你不能说那个村庄就没有那样的人，但是你也会想到那个村里最好、最温和的人是那个医生；可当你知道你每次进村这个医生可能就去告密时，又知道这个医生要行医就得告密，不行医他一家就会失去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时，我们对这个医生、对生活本身能说什么呢？要相信，每个人身上都还有另外一个“我”，生活的下边还有我们看不见的生活。

　　南方周末：跟残酷、变异的生活本身比，文学其实已经抽象化了。

　　阎连科：我觉得至少文学还是应该把这种残酷和看不见的生活、人的另外一个“我”写出来。生活中没有那么多合理的、逻辑的现实给我们。我们在北京过着非常表面的生活。我们并不知道胡同里面的人的家长里短；不知道有权者的内心和他们背后的生活。所以，我们去体验生活时，是要思考谁去体验生活、体验谁的生活，以什么方式去体验生活。是我们“被生活”，还是我们“在生活”。

　　《四书》：疯狂的小麦

　　南方周末：除了《丁庄梦》，对残酷的描写还出现在《四书》的写作中，《四书》好像更残酷。

　　阎连科：在我看来，我不写那种东西就无法表达我内心对现实的感受。《四书》里有一个知识分子的深长忏悔，那个人是作家，他也是一个告密者。他的忏悔在我们中国当代文学中几乎没有过。作家在绝境中知道哪些人是吃了饿死的人肉而活了下来的，他把这些全都写在必须定期上交的揭发信《罪人录》的稿子上。可其他的知识分子知道他是告密者而没有谴责他——为此，他开始忏悔，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下来，煮一煮请那些饥饿的人吃。他认为他对这些人有罪。他看着人们吃他的肉心里无比轻松。甚至他对自己揭发过也是爱着的女人“音乐”，在她死去他把她埋葬时，他也把腿上的肉割下煮一煮，摆在她的坟前——我们河南叫“摆供”。这样的情节在小说中是残酷的，却也是诗意的，有着思考张力的。我觉得不写这些情节，确实无法表达我内心对知识分子的那种强烈的感受。

　　我希望我的想象有力量，它不光是想象的高远、丰富和奇特。想象需要有一种力量。我想要借助这种力量，达到某种思考的境地。写一个人的忏悔，俄罗斯作家可能会写一个人跪在俄罗斯的大地上，但对我，却只能是某种极端而生活的行为现实。

　　比如《四书》有一个情节，其中的一个孩子，像小法西斯一样，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在这个孩子的监督下劳动和改造。孩子说：你们不听我的话，我就搬来一把铡刀，由你们亲手把我铡死。结果他就果真把铡刀搬到一堆教授面前，希望不听话的教授像阎锡山部队铡刘胡兰那样把他的头铡掉。没有人敢去铡他时，孩子就说：“你们不敢铡我吗？那你们就大炼钢铁吧，你们就在每亩地上种出一万斤的小麦吧，让小麦的麦穗长得和玉米穗一样大吧。”结果，知识分子们就去大炼钢铁了，作家为了自由，就去真的找了一块地，把小麦种在皇陵上，用他的鲜血当水每天浇地，甚至把10个手指弄破，趁着下雨，满天挥洒自己的血液，让雨水落在小麦上，那些小麦穗就果然长得和玉米穗一样大，小麦灌浆时，他身上最后没血了，就把自己的动脉划开，让最后的动脉血流在麦根——在《四书》中，没有这样的情节，就无法表达我心里最深处对知识分子和中国历史的感受，无法表现我对文学的追求。

　　南方周末：《四书》完全是虚构吗？

　　阎连科：完全是虚构。《四书》的写法是天马行空，那个故事来得非常莫名其妙。前几年，我突然脑子里有一个念头，忽然想到有个人有一把枪，他见谁都把枪递过去，对人家说：“你开枪把我打死吧，你开枪把我打死吧！”——这个念头在故事逻辑上几乎是无法成立的，是这种东西挑战着我的想象。我就是希望把这种东西写出来。最后，就变成《四书》这本书。

　　南方周末：跟现实的复杂性比，跟现实的丰富性比，当今的文学显得疏离。

　　阎连科：生活中有太多变异、可怕的事情。比如“黑砖窑”事件，我们今天，所有的写作者，还会把它当成个案去看。这是河北的事，这是山西的事，这是河南的事。但是它实际上是中国现实生活中的一部分，它是我们今天中国现实生活的必然代价。

　　对于作家来说，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写作，不能脱离中国经验。我们说中国经验，不是简单地说一个旗袍、两根筷子那种感受，而是站在世界的角度去说的中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