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观涛教授，2008年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研究讲座教授，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后，受邀到台湾政治大学任讲座教授，并移居台北。现在和他的夫人，也是长期的合作者刘青峰一起从事大历史写作，以及数位人文研究。

　　20多年前，这两位中国学者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系统”这一假说，震撼了学术界，也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文化反思。这两位学者堪称中文学术界的“传奇夫妻”。金观涛和刘青峰从科学走向人文，对中国文化进行反思的时候，把自然科学的系统论用到文化研究上，他们希望给中国提供一个基于最新自然科学成果之上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他们在1980年发表了论文《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后来出版了专著《兴盛与危机》。超稳定结构假说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以及两三百年发生一次的王朝更替，是一个超稳定系统一体的两面。中国文化是儒家道德意识形态的长期延续，这套意识形态为社会制度提供正当性，所以中国汉代独尊儒学，到了清代康有为变法还是尊儒。儒家的道德意识形态对中国大一统提供了一个蓝图，这是其他文化所没有的。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结构不是静态延续的，一直改朝换代，可是因为道德意识形态是一个模板，当旧社会瓦解的时候，它又可以修复。所以，封建皇朝更替的现象，中国传统社会还是束缚在原有轨道上，这与儒家文化和中国传统道德意识形态是紧密相关的。这个论述提出时，给“文革”后呆板的学术氛围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给年轻的知识分子很大的启发，同时也引起许多学术上的争议。经过这些年，金观涛和刘青峰加强了古代史研究，把古代和近现代放在一起，越发觉得这个“超稳定系统”理论很有说服力。

　　金观涛教授近期在国内出版了《系统的哲学》、《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等书，并且在中国美术学院担任南山讲座教授，为博士生教授“中国思想史”的课程，至今已是6个学年。2010年法律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观念史研究》，这本书力图搞清五四新文化运动如何对西方现代思想重构，形成中国式的现代思想，并想在史学方法论上作出探索。表面上看，这些研究专业性极强，但都是指向80年代启蒙时期尚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1980年代，金观涛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兼任“走向未来”丛书和杂志主编，也是《自然辩证法通讯》编辑部主任，他的研究领域涉及历史社会学、哲学和中西比较文化几个方面，对当时的中国青年思想启蒙起了很大的作用，由他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是后来被称为20世纪中国的第二次启蒙运动的先声。丛书从1983年开始，至1989年，每年一批，先后共出版了84种，它用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我们过去接受的教育，把一代青年学子从过去对世界和历史的公式化说教中解放了出来。丛书不但启发了一代读者，而且培育了一代学者。这套丛书极大地影响了成长于1980年代的青年人，由于其向世界向未来的开阔视野与关于思想开放的开创探寻，丛书的意义值得重温。

　　早年经历以及思想准备

　　金观涛的父亲是杭州大学化学系教授，也许是受了他的影响，在中学时期，金观涛的整个兴趣都在自然科学上，把追求科学真理作为自己人生目标。1966年，“文革”开始时，金观涛正在北京大学化学系读书。越来越左的气氛在他心中引起不安和压抑，但他仍然不顾一切在读英文，埋头于科学报国的梦。也因为此，他被作为白专典型受到同班同学批判，很快成为这场运动的旁观者和思考者。

　　当时，北大已经出现了一股地下读书风气。金认为其原因是对“文革”的困惑，要质疑“文革”，其前提是恢复对思想的信心，这并不那么容易。当时根本找不到出路。也没有任何老师可以请教和询问。老师辈在“文革”中的软弱，给金观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开始，他曾重读《资本论》，并用《德意志意识形态》反思唯物史观。读完马恩全集后，在黑格尔哲学中差不多停留了近一年时间，被黑格尔哲学的深刻和宏大所迷住。在金的哲学探索中，那足以动摇他全部哲学信念的危机出现在1968年。金观涛发现黑格尔辨证法的自我矛盾，建立在自我矛盾之上的哲学思考什么结论都可以推出来。这次危机使他重新回到科学中寻找哲学的基础，最后，金观涛找到了《控制论》。一次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谈到《控制论》中反馈原理远比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说的“实践－理论－实践”深入，他的朋友希望他高度重视这一看法。于是金开始用系统论来建构哲学基础。

　　对金观涛说来，系统论重要的已经不是知识本身，也不是和某一门具体学科有关的真理，甚至也不是方法，他把它看做使哲学从困境中解放出来的武器并开始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反思批判。为了对几年来思想的转变作一个总结，金断断续续把思考的结果写成哲学札记，一直到1970年初才完成。

　　与刘青峰的认识带有某种传奇性。他们都是北大的学生，但大学的时候互相并不认识。1970年金被分到杭州当工人，刘分到贵州的一个县城中学做老师。之前金观涛写的关于黑格尔哲学批判的笔记在朋友们之间传开，后来传到刘青峰手上，他们便由此开始通信。一天一封厚厚的信，谈的都是人生经验和思想追求，这些书信后来成为刘青峰《公开的情书》的主要材料。

　　二人于1971年年底结婚。1973年刘被调到河南郑州大学，1974年金也从杭州调到那里。婚后不久，他们开始为启蒙做思想准备，写了《兴盛与危机》一书的研究提纲。二人共同研究、共同讨论，至今出书仍是如此。

　　“文革”后期，夫妇二人就经常和朋友交流，意识到中国将发生伟大的变革，也在思考他们自身如何投入到这场变革中。作为学者，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来改变人们的思想。1978年金观涛和刘青峰调到中国科学院，在《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当编辑。这个刊物的主编是于光远，实际主持的主编是李宝恒，从上海调来。几个人在一开始就决定不搞所谓自然辩证法研究，而将其变成一个科学启蒙的杂志。

　　早在1974年，“超稳定系统说”就已经有了初稿。 1980年初，二人的长篇论文《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在《贵阳师范学院学报》分两期发表了。这年夏天，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胡凡找到他们并请求写成专著，就是后来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一书。该书出版过程十分曲折，最后湖南人民出版社克服各种干扰，才于1984年出版。有人说这本书开启了中国的“三论”（即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热，特别是最早将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引入历史和社会研究领域。

　　1980年代初期“三论”的影响非常大，连文学研究也试图引入“三论”。今天有人将其归为“科学主义”，这不无道理。因为，中国每一次启蒙运动都高举科学旗帜，重新审视一切价值。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科学成为评判道德和反传统的利器。但80年代的“三论热”的意义，远远超过历史上的“科学主义”。历史上的“科学主义”在批判旧意识形态后会指向建构新意识形态。80年代的“三论热”却不是这样，它倡导深刻的反思意识，包括对科学技术自身的反思。在这个意义上，80年代的启蒙运动比以前深刻。

　　此外，系统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遗产之一。系统论使人们跳出决定论和常识理性的局限。而中国文化是建立在常识理性之上的，在80年代启蒙运动中，金观涛主张在科学理性之上重建中国文化，包括反思儒家思想和近现代革命传统，而继承系统论的遗产有助于做到这一点。他在《系统的哲学》一书中称之为辩证理性重建。80年代，在进行历史和社会文化方面研究的同时，金观涛还进行哲学的思考。1985年完成的《发展的哲学》、1986年的《整体的哲学》和1987年的《人的哲学》。《发展的哲学》发表在《走向未来》杂志第一期上，其余两本则属于《走向未来》丛书。

　　“走向未来丛书”

　　金观涛夫妇开始编辑出版“走向未来丛书”之前，当时整个民族似乎都在等待着什么重大的事件发生。同时代人纷纷估计中国的政局即将大动荡，有人还认为会发生战争。金观涛也感到时代正在召唤着他的儿女，一种意想不到的结局即将出现，中华民族即将开始在她近代史上一个史无前例的创造时代。果然，1976年后，这个伟大的时代开始了。

　　“文革”结束后，中国思想界异常活跃，年轻人更是兴奋莫名。金观涛常出席各种讨论会，那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很活跃，于光远创立了经济学“双周座谈会”，主要是讨论中国改革问题，王小强、王小鲁在那里编辑了《未定稿》，林春和李银河搞了一个“青年文稿”， 这种启蒙精神以及各式各样的学术活动感召了有共同的思想背景和追求的青年学者。会上可以遇到经济学及不同领域的年轻人，这些雄心壮志的年轻人在会中结识会下深谈。《自然辩证法通讯》也是个活跃的刊物，吸引了不少年轻人。通过这些会议和刊物，有共同理想的年轻学人组织到一块，为后来创办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集结了队伍。当时他们还定了一个原则，编委年龄以包遵信为界，他当年是45岁，比金观涛大10岁，以包的年龄为上限，基本都是年轻人，有科学院的贾新民、樊洪业，社科院的唐若昕，农研室的王岐山，中国妇女杂志的陈越光等。

　　丛书名称的敲定则是因为当时湖南人民出版社出了一套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该套丛书所收的是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亲往西方进行接触和交流的记录。这些记录是中国人第一次睁眼考察现代文明，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开始。最早，因出版金观涛刘青峰夫妇的《兴盛与危机》，湖南人民出版社希望由他们编丛书，和“走向世界”相对应，取名为“走向未来”。后来湖南人民出版社不敢出，才转到四川人民出版社。

　　当时出版控制得很严，没有通过出版社的三审，任何书都不可能出版。因为丛书的编委会是体制外的，没有终审权，那么他们是如何克服困难的呢？编丛书需要两个前提，一是青年学者为启蒙事业聚集起来，二是寻找挂靠单位。当时，他们建立了社外编委会，并通过挂靠某个行政单位获得终审权。整个1980年代的丛书热都基于社外编委会和出版社的合作。这是“走向未来丛书”的发明，后被各种丛书采用。

　　第一个挂靠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青少年研究所。当时，唐若昕在这个所工作，他介绍并安排“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会成员们与青少年所的副所长钟沛璋面谈。钟沛璋是老干部，他单刀直入地问这些年轻人要干什么？金说，他们要像新文化运动中的《新青年》一样，办丛书实现启蒙，钟沛璋一听眼睛就亮了。青少所另一位领导人叫张黎群，他曾在四川工作过，后来这套书在四川出版，与他很有关系。有了钟沛璋和张黎群的支持，“走向未来丛书”得以挂靠青少所，有了一个负政治责任的管理机构，就可以与出版社谈判了。谈判时，编委会要求有组稿权和终审权，四川人民出版社同意了。这一决定相当不容易，因为当时的出版体制不允许社外编委会决定出书，更不能异地编书出书。当然如果没有青少所作为挂靠单位，他们也不敢同意。

　　丛书的出版过程当然不可能一帆风顺，当时碰到了各种压力、干扰。除了被冠上“自由化”名头外，主要是来自于体制内的压力，即不让编委会挂靠。这次挂靠解决以后，整套丛书依然在不断的挂靠危机中度过的。当钟沛璋、张黎群一离开青少所，青少年所就开始害怕，解除社外编委的挂靠。这时，编委会不得不寻找新的挂靠单位。这相当不容易，因为大多数单位都不愿负此责任。这件事也让金观涛他们认识到：推动思想解放浪潮，必须作出制度创新。而当时能够突破困难，成功出版丛书，当然也不是光靠学者努力，更多的是社会的支持。事实上，1980年代启蒙运动的展开，是中华民族在经历了各种苦难和乌托邦幻灭后的一次大反思，这种历史性的反思绝不是仅仅靠知识分子和学者就能促成的。金观涛等人在办走向未来丛书时就意识到这一点，并把这种感受写在丛书的总序言里。他们想到了培根所说的伟大复兴，并用了一句马克思的话：“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未被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中国需要新思想，需要用启蒙运动来改造社会。直到今天金观涛仍然认为中国启蒙运动尚未完成，否则只有经济的发展，不会有政治改革跟人文价值的重建。

　　编委会一边忙于解决挂靠和出版社问题，一边开始运作。他们编委会的体制健全，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还有会计。他们制作工作简报，有严格的组稿、审稿制度。丛书审稿、编书过程，跟体制内出版社完全不一样。“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会相当民主，每本书稿，都是通过开会集体讨论通过的，即便对主编和编委的书稿也毫不留情。而且，不断地有新的优秀的年轻人介绍进来。整个编委会充满了理想主义精神，这也是整个80年代的气氛。在编委会，大家基本不谈钱，也不算经济账。这是个富有朝气的群体，差不多都三十多岁左右，有的甚至年纪更轻一点，大学刚毕业，甚至放弃了已有工作，满腔热忱地为丛书做事。开始丛书上还没他们的名字，后来慢慢成了骨干，当了编委，如王军衔、梁晓燕都是例子。

　　丛书出版后受到空前欢迎，各地争相抢购。当时书在四川一推出，把书店的柜台都给挤翻了。走向未来丛书封面简朴，采用黑白两色现代画，小开本，薄薄的，可以放在口袋里，这都成为了吸引青年人的地方。第一批书包括了金观涛的《在历史的表像背后》，是《兴盛与危机》的简写本。有刘青峰的《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这是探讨中国科技落后原因的。还有《激动人心的年代》、《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GEB—一条永恒的金带》等书，其印数不到三个月就跃至二十几万。有的书甚至卖到一百多万册。对当时的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从这套“走向未来丛书”选目中很难看出其中的内在逻辑：作者队伍，从内地到港台，到外国，应有尽有；选题也是五花八门，政治、经济，甚至还有美学、文艺理论，甚至各种边缘学科。实际上，这是因为编委会想给读者提供一个基于最新科学成果之上的哲学思考，以及多元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它有新思想，提供的不是纯学术、学科式的知识。总的来说，丛书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思想性，贴近时代问题；第二，多学科交叉；第三，既翻译西方的著作，也有中国学者原创的著作。有的还结合中国改革实际。这套丛书追求跨越学科限制、跨越古今中外，旨在思想启蒙，推动国人接受普世价值，走向全方位的现代化。

　　反思与寄望

　　从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再回望，所有为 “走向未来丛书”奉献力量的人都很珍惜那段日子，为在青年时代有幸参与中国这场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而自傲。

　　启蒙运动作为传统社会现代转型必经之途，存在着两个目标，一是引进现代普世价值，作为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正当性基础；二是在重新审视一切价值的前提下，反思传统，处理好传统终极关怀和普世价值的关系。西方的启蒙有两种形态，一种是苏格兰启蒙，另一种是启蒙与反传统共存的法国式启蒙。就如何完成上述双重目标，这两种启蒙运动的方式和进程是不同的，法国式启蒙运动对传统的处理不如苏格兰启蒙运动。

　　中国历史上有过两次伟大启蒙，第一次启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全面引进现代普世价值，完成了中国民族国家的重建。第二次就是80年代启蒙运动，它与体制内的思想解放相呼应，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没有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启蒙，今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是不可思议的。

　　中国第一次启蒙即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法国式的。其之所以没有完成，必须从它发生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其实，早在五四之前，中国在西方冲击下接受现代普世价值的过程已经开始。就在清廷实施新政到辛亥革命前后这十五年间，因实行把中国的儒家伦理跟理性分开的中西二分二元论意识形态，儒家伦理退到家族内部。这时，传统道德被认为是私德，在公共领域，必须引进现代普世价值，如人权和公德，其基础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显然，建立现代社会，普世价值仅仅停留在家族以外的公共领域是不够的，这时个人自主性亦是不完整的。即使如此，对现代普世价值的学习仍产生了巨大的进步。如中国当时学习西方宪政，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并经历了第一次现代化的高潮。由于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问题如社会中层上移，社会整合解体。社会整合危机使得中西二分二元论意识形态被否定，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的背景。

　　正因为否定中西二分的二元论，普世的现代价值才能进入到家族内部，中国出现全盘反传统主义和思想大解放，科学民主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从此，个人从家长制和传统有机体中解放出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中国第一次启蒙运动。但是，从思维模式上讲，中西二分二元论实现了终极关怀和理性的二元分裂，其结构是现代的。否定二元论结果是回到传统的一元论，中国在全面学习普世价值同时发生传统思维模式对普世价值的重构，形成了中国式现代价值，并用它们建立了新道德意识形态。五四后是新道德意识形态整合社会，故启蒙的任务没有完成。而1980年代的第二次启蒙是力图实现第一次启蒙未竟的事业，对道德意识形态进行反思，并把人从道德意识形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仍然没有解决现代普世价值和中国式现代观念及终极关怀关系问题。

　　金观涛和刘青峰持续至今的研究工作可说是80年代启蒙精神的承继。在“文革”中，夫妇二人就把反思中国社会和文化作为毕生的事业，也是他们学术探讨中永恒的问题。80年代他们把学术思考跟启蒙结合。启蒙中断了以后，思考并没有中断，他们仍继续有关超稳定系统的研究。三十多年来，他们已写了有关超稳定系统的三部著作，但这个思想探索过程对他们来说还远远没有完成。近二十年来，二人其实是顺着80年代提出的问题一步步往前走。1993年合著的《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在香港出版，力图重新勾勒中国近现代发展线索；2000年又完成《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第一卷。接着转入用数据库进行观念史探索，2010年法律出版社出版了金观涛的《观念史研究》，这本书力图搞清五四新文化运动如何对西方现代思想重构，形成中国式的现代思想，并想在史学方法论上作出探索。表面上看，这些研究专业性极强，但都是指向80年代启蒙时期尚未厘清的大问题。

　　中国这个伟大的民族，它的现代化和转型一定需要思想的巨变，需要对传统的再思考，需要有责任感的人来一起探索，中国应该经历跟西方一样的转型，并产生伟大的思想。正如金观涛所说：“我总觉得，回忆过去还是等更老一点时候再做吧，我们这一代人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去回答。”金观涛相信未竟的事业会最终兴起完成，并一直在努力，但同时他也对更多后来者们充满寄望：启蒙运动需要一代新人，需要充沛的精力，已不应当老一代人来推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