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在狱中呢？哈维尔的答案是：“我并未作出‘牺牲’，也不是开玩笑，我不是好惹事的人，不是与命运开玩笑，也不指望有某种明确的结果。我仅仅是在并非我所创造的条件下捍卫个性，力图做一个有责任心、有尊严的人。”

　　1979年5月29日，哈维尔被捕。这天凌晨五点钟，警察便开始行动，同时被捕的共十五人。这回警方针对的是“保护受不公正审判者委员会”（VONS），这是一个松散的观察小组，一年前由朋友们自发组成。它的主要工作是“监督那些因为表明自己的信仰而受到指控或被投进监狱的人们，或者那些警察和法庭滥用权力的受害者的案件的审理”。他们将这些案例搜集起来，打印成报告，送给官方和公之于众。及至被捕，小组成员一共提交了一百五十五份这样的报告[参见哈维尔《狱中书简》（Letters To Olga）英译本序言]。

　　哈维尔形容在监狱中的处境“如同缺了一条腿”，而他必须适应这种情况，与之相伴、相处，而不是去设想从前两条腿俱在时的生活如何。随着时间的流逝，当现实世界远去时，哈维尔开始沉浸到自己的思考中去。一年之后，他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一旦你到了这儿，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就不得不问这有没有意义，有什么意义？”

　　他发现这个问题只能从自身当中去寻找。“我越想越明白，最终决定性的回答不能从外在因素上找，因为外在因素依赖每天的信息，但没有任何一个信息能对这个问题给我一个答案。最后，我只能在自身中找到一个答案。” 所谓“外在因素”，包括他人的因素，他人的错误，他人的罪行。在哈维尔看来，这些都不能构成他行为最根本的那个理由。他的理由必须是自身的，而不是嫁接在这个世界的某些人身上。他不能从任何别人那里取得一个现成的生命意义，只有这样，他才能够独自承担起自身生命的重负，而不是推卸给任何人。

　　胡塞尔“视野”（horizon）这个概念在哈维尔这里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个人的“视野”是他所看到的世界，也是他的地平线，同时这个“视野”（地平线）是不断开放的、无限延伸的。之所以是开放的，因为总有未被感知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目前拥有的地平线，总是有限的。哈维尔所拥有的牢房这个“地平线”，妻子奥尔嘉拥有与朋友在一起的这个“地平线”，那位典狱长拥有牢房的钥匙这个“地平线”，它们都是个别的，因而是受限制的，哈维尔又将之称为“相对的”。而这种“相对性”的性质，并不是说其中的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来说是相对的，不是说一个人不同于另一个人造成了他们之间的相对性。之所以是相对的，是因为每个“相对性”处于与“绝对”的关系之间，是绝对造成了它们各自的相对性而不是其他。因而哈维尔又发明了“抽象的地平线”、“永恒的地平线”、“绝对的地平线”、“地平线的地平线”，来进一步说明居于每件事“之后”和“之上”的那个维度。

　　被哈维尔称为“抽象”、“绝对的地平线”的东西，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历史”或者“天”。它们揭示出存在于我们身后的和个人之上的力量。任何正在做的事情，都会有人在看，都在某个地方被审判，被记录下来，而这种记载我们的肉眼看不见，也是我们易逝的肉身所不能抵达的。但是正如遥远的地平线一样，它们形成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框架和视野，给这个世界提供参照和尺度，赋予这个世界中的事物以意义及性质，并无时无刻不在守护这个世界。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个地平线，没有这样一种约束，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这一套表述，连哈维尔自己都感到有些不习惯。他对妻子奥尔嘉说，“你看我是一个理性的人，怎么会变得相信人的灵魂不死？”也只有处在监狱那种极端环境之下，一个人才有可能释放他内心最深处的冲动和激情，不会觉得这徒然惹得别人耻笑。“甚至从孩提时代起，我就感到——如果我不生活在与我的地平线、与希望和意义之源之间这种持久而多重的紧张关系当中，我将不能成为我自己，不能成为一个人类成员。”同时哈维尔不愿意将这种体验，与那种崇拜神灵的感情混为一谈。“我拒绝将事情简单化。”他说。

　　“我的上帝（如果我被迫要谈到他，这是我十分不情愿的）——必定显得十分抽象、十分模糊，没有什么吸引人之处（更重要的，我与他的关系是如此困难和难以确定）。”对哈维尔适用的，未必对其他人也同样适用：“在某种意义上，我的上帝其特色在于，他是一位等待的大师，他这样做经常令我烦恼不安。” 他的上帝并没有给他提供一劳永逸的真理，反而始终让他始终处于探索及其带来的不安当中。

　　虚无主义这个东西，虽然是时代的总体气氛，但是与之作斗争，却是每一个人自己的功课。人必须为自己找到自己生命的根源和出发点。这是任何人不能代替的。

　　哈维尔称自己并不是哲学家，也没有构建一种哲学体系的雄心，他甚至反感那些现成的概念，认为它们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固化在里头，令世界丧失了她的神秘感，也丧失了偶然性。然而同时他又称自己如此热爱秩序，那种能够与神秘并存的秩序，它提示着神秘的存在。“没有某种秩序，神秘将是不可想象的，因为神秘和奇迹如若不偏离一个特定的秩序，又怎能表明它们自己，从而能够洞察‘更高的结构’所代表的未知领域、提供令人不安的深刻见解呢？”

　　那些狱吏们终于失去了耐心。典狱长（如今他在何方？）对哈维尔提出，他应该多谈谈他自己，而不是继续写这些让人捉摸不定的东西，它们看起来像是在思想犯罪的边缘。

　　哈维尔对这个要求作出了适度的讥讽。他绕着弯说，他不喜欢谈论自己这件事情，不喜欢“当众脱衣”的行为（指每封信都要经受严格的审查）。这就是他为什么放弃写诗而从事戏剧写作的原因。在戏剧中，他可以通过别人的嘴巴说话。他还说，当他试图回忆是否在什么场合下谈过自己，发现那都是在温柔女士的陪伴之下喝多了的时候，或者是在她们的耳边吐露秘密的时候——“反正是一些你不会批准的事情。”他对奥尔嘉说。没准他写到这儿非常得意，因为他知道这些信件要被奥尔嘉念给朋友们听，可以想见朋友们听到这句话时，哄堂大笑的情形。这会让他感到自己仍然在场。

　　当然哈维尔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所从事和所坚持的意味着什么。但是这并没有给他造成一种悲情、苦情的感觉。他知道如何适当地“削弱”自己，弱化自身，不要把自己弄成一个新的圣坛或者祭坛。尽管存在着这方面巨大的诱惑，而他的警惕心则更为敏锐强大。他不要把自己弄成居于别人之上，尤其是不要弄成居于自己之上，对自己的认知超过自己的实际状态。那同样是一种夸大其词和虚张声势，这是他对旧意识形态反感的起点。与自身保持一定的距离，把自己的位置放得低矮一些，这就需要一定的幽默和适度嘲讽的精神——不去嘲笑遥远的地平线，但是可以嘲笑自己这个人。所谓真实，应该包括这个人自己的真实在内。所谓生活在真实中，也包括生活在自己身上的真实当中。虚骄的做法并不能够为人们找到新的起点。

　　尽管有点为难（谈论自己），但是他不愿意放弃每周一封信的机会，它起码是精神俯卧撑。能够将自己的始终处于不定的精神状态描绘出来，未必没有意义。实际上一个作家，当他观察外部世界，其实是从观察自身开始。如果说他拥有丰富的人性知识，其中有一大半是关于他本人的人性知识。“情绪反复易变，抑郁与高兴交替出现。一些不愉快的琐事，捉摸不定的感觉，担忧或危险”，这是哈维尔最常提到自己的句子。还有类似“有点失常、有点魂不守舍、有点粗心、有点局促不安”。就这么一个人，他不会放弃任何一个讨价还价的机会——“据海森堡的研究，因为成为观察对象，物理世界粒子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便会出现改变”，意即当我们观察自己时，我们也会情不自禁地将自身加以变动。

　　他决心为自己列出一张“清单”。先是身体状况，后是精神状况。身体状况主要有三种：一、觉得正常，什么毛病也没有。二、有点小病或者略有不适。三、感觉不适，又查不出什么确切的毛病。这种状况最不好，因为它引起了情绪上的不稳定和跌落，乃至“觉得一切都古怪，我简直不是我自己了”。关于精神状况，他一口气给自己报出了十五种心情——“八种坏心情，七种好心情”，不知道他是根据什么算出来的。笔者冒昧地揣测，这种做法很像是某种滑稽模仿，故意运用那种官僚主义的体例及语调，看上去符合规范，像是给狱吏们的一件礼物，其实却在暗中发出诡异的笑声。

　　也许这点小把戏被狱方戳穿了，他们不允许他将八种坏心情编号、按照顺序写出来，这些狱吏的心思真的很难猜透。在他接连写了三个之后，就开始跳着写。“第八”在“第四”之前，“第六”却不知去向。阅读这些描绘，你不能不认为哈维尔是一个自我观察的大师，一个人对自己知冷知热，他才能够对世界与他人知热知冷。他能够恰当地反观自身，找出自身不大不小的比例，他也能够恰当地看待世界，找出眼前每一件事物的恰当比例。从他对自身的观察当中，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找出几分自己的影子。

　　第一种坏心情是“忧郁”。但是哈维尔的忧郁，并不是自怨自艾的那种，而是在体验到美好事物之后，又不能近距离抓住它的哀伤。“这是一种为美好的事物而喜悦、同时又为它如此遥远而悲哀的奇特的混合。”第二种坏心情是“紧张、恐惧和焦虑的状态”。这是一种对将要到来的事物感到不确定的那种感受，不知道要发生什么，因此而感到不安，注意力无法集中，想象种种灾难。包括在公共场合感到怯场。尽管他的行为从外表看不出来。第三种坏心情是“沉默和冷淡”，像是披上了一层盔甲，对外部事物采取漠然的态度。他同时认为这是一种自我保护，以免被凌乱庞杂的事情所淹没。

　　他分析最坏的心情，要数“陷入绝对的和完全的自我怀疑状态”（第八）。他会一下子觉得自己所写的那些戏剧一文不值，它们的全部缺点甚至被他自己排列出来展览。他厌恶自己动不动就感到发窘、不知所措，他也不喜欢自己的双下巴、眼袋等等。但是与他人不同的是，他能够接受自己的这种糟糕的一事无成的感觉：“我虚心地接受了自己毫无价值的感觉，我把这当做命运的安排。”他也认为每个人都会经历这种自我怀疑，尤其是那些希望把事情做得最好的人，总是先怀疑他们所做所为的价值。这也是一种自我批判。问题是这种怀疑不能“走火入魔”。

　　他如此这般解剖自己，有时候让人觉得他已经“脱离”了自己，他所谈论的是另外一个人。他谈起自己小时候的家庭，那是一个算得上养尊处优的资产阶级家庭，但是给他留下的却是一些不愉快的印象。那种将他与周围人分割开来的优越感，反而让他觉得自己“矮人一等”，成为人们眼中的异类。让他觉得这个世界也许不信任他，在背后嘲笑他。凭什么他要比别人拥有得更多？这让他觉得不快，是他日后对社会不平等及特权深感不满的根源。他不无幽默地讲了这么一件小事：因为被喂养得太好，哈维尔小时候是个小胖子，不能爬树不能翻筋斗也不能跨过一条小沟。一度，他同学的热门消遣就是拍他的胖大腿。

　　意识到自己身上存在的所有负面情绪，在某种意义上谈论这些负面的东西，其实也是对一路高歌的主流精神的某种对抗，其中包含了一种反抗，但是哈维尔并没有停留在这些情绪当中，并没有陷入一种自我瘫痪、自我陷溺，像一些冒牌的艺术家那样。与环境相隔离的这种疏异的感觉，也是日后促使他参与到人群中去、恢复自己在人群中位置的决心所在。

　　“说来也怪，我在某些程度上是绝对的坚定不移、不屈不挠、坚韧顽强、目标明确，我甚至可以大胆地说，我是不可摧毁的（你知道得很清楚，我会多么坚持自己的看法，这经常使得你烦恼，尤其是在一些无足轻重的事情上固执己见的时候）。”

　　一些能够分享哈维尔身上那些淘气幽默、分享他的焦虑烦恼荒诞感的人，未必能够分享他身上这种坚持的、坚定不移的特质。而这一面才更加能够说明这个人。一个人的心情是一回事，他的行动是另一回事。能够说明这个人的，不是他的心情他的感受，而是他的行为，他在这个世界上的行动，那些不可抹杀的东西。心情是飘忽的，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而行为却不能来回摇摆，变幻不定。顺便地说，在我们这个越来越倾向主观的年代，人们越来越看重一时一地的小心情，以此来判断自己，而不是以在这个世界上的行为。

　　哈维尔承认自己的生活中存在过许多奇特转折，甚至他从一个剧作家变成一个投身民主事业的人，这在他最初也没有想到，但是他仍然认为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是能够连贯起来的，从中可以找出一个明显的线索。在某种程度上，对一个人来说，没有比这更大的成功了。尽管世事变化，命运沉浮，他却没有因此而变得面目全非，而是始终保持某种连贯，用他的术语来说，便是“人的一致性和绵延性”。他在牢里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时，认为“有两点与我有关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第一，在所有那些曲折和转折背后的某个地方，存在着一个清晰的、贯穿始终的东西；第二，即使我有时候发现自己走错了路，无论什么原因，我也总是能够设法纠正自己的错误，回到自己最初应该站立的地方”。

　　从他自身的一致性出发，就事情对于他而言的意义来说，如何理解他在狱中的这件事情呢？他的答案是：“我并未作出‘牺牲’，也不是在开玩笑，我不是好惹事的人，不是在与命运开玩笑，也不指望会有某种明确的结果。我仅仅是在并非我所创造的条件下捍卫我的个性，以唯一可能的方式这么去做，力图做一个有责任心、有尊严的人。”

　　“人的尊严是不能用‘非我’获得的自由来衡量的，这只能用‘我’获得的自由来衡量。因此一个人随时随地都可以捍卫他的尊严。这不是一时的决定，而是一个恒常的决定，或者毋宁说，是一种‘存在的习惯’。正如每个人每天都有不去做逆来顺受的可怜虫的机会一样，他每天也有成为这种可怜虫的危险。现在事情已经很清楚，我处在这种地步，无论我愿意不愿意，为了捍卫我的尊严，我必须在这里度过一段时间。更重要的是，我如何度过在这儿的时间，即使在这里，准确地说就在这里，我也仍旧是我自己，我决不放弃自己的任何东西。”

　　哈维尔并不是一个身体十分强壮的人。在狱中，他经常感冒、嗓子疼、喉咙发紧。1983年1月下旬的一天他突然发起了高烧，监狱看守看到情况不妙，赶紧把他送到监狱医院。这个地方审查制度略微宽松一些，他得以给奥尔嘉写信通报病情。很快对他的再次声援在世界各地响起。某天晚上他正要睡觉时，一名医生和女官员来到他的房间，向他宣布撤销对他的判决，这意味着比他原来的刑期提前将近十个月结束。已经换了睡衣上床，哈维尔提出能不能在狱中再住一个晚上。对方说不可以，因为他现在已经是公民了。他当晚被转送至地方医院。当听到医生称呼他“哈维尔先生”，他一开始没有反应过来，后来意识到自己终于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