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疾风骤雨般的革命比起来，张謇温和的改良，更像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武昌军政府，武昌起义取得胜利后，由革命党人在湖北谘议局成立。图／fotoe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武昌渡口。晚八时许，状元实业家、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正准备沿江返回江苏，刚上船，突然望见，城里出了大事——

　　“武昌草湖门工程营火作，横亘数十丈不已，火光中恒见三角白光激射，而隔江不闻枪声。舟行二十余里，犹见火熊熊烛天地也。”——就在当晚，武昌新军于全国率先起事，推倒了清廷覆亡的第一块骨牌。

　　后世眼中，武昌首义打响推翻帝制的头枪，彪炳史册。可对于立宪派领袖张謇来说，亲眼目睹这一切，却太像是命运的嘲弄。

　　状元下海

　　一甲一名，张謇。

　　1894年4月，命运对张謇刚刚绽开一张笑脸。在慈禧太后六十寿辰特设的恩科会试上，张謇高中状元，被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职。此时的他，已四十有一。自1868年中秀才至今，他用了二十六年时间才进入体制中枢。对于自幼怀揣经世理想的他来说，实在太过漫长。

　　大魁天下，也并非张謇一己之力。1882年，朝鲜爆发“壬午兵变”，青年张謇作为幕僚，跟随淮军将领吴长庆率军入朝，崭露头角，深得京城清流派领袖、光绪老师翁同龢的赏识。为了提携，此次殿试，主考官翁同龢居然让人坐候张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的手中，匆匆阅过，就作出结论：“文气甚老，字亦雅，非常手也。”暗箱操作，落定了张謇的花魁。

　　相比之下，孙中山则没那么幸运了。同样在1894年，这位28岁的年轻人上书李鸿章，畅言改革，却被置之不理，随即变为了一名职业革命家，开始了一条与张謇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

　　进入体制难，在朝廷中有所作为更难。

　　1894年6月，也就是张謇夺魁后不到两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危机来临，慈禧依旧大办寿宴，弦歌不绝，没人敢去指责。7月22日，慈禧从颐和园移驾回宫，正值倾盆大雨，路面积雨盈尺。依例，文武百官，冠戴列队，跪地接驾，匍匐在地，衣履尽湿。而太后却高坐轿内，左顾右盼，意气洋洋。张謇顿时灰心丧气，自问“这种官，是有志气的人该做的么？”

　　1894年9月，张謇突然接到了父亲病逝的消息，只得循例离职，回乡守孝。次年3月，目睹刚刚签订的《马关条约》，张謇在日记中悲愤地写道：“和约十款，几磐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反思起朝堂上种种，“徒为口舌之争，不能死敌，不能除奸，负父之命而窃君禄，罪尤无可逭也。”

　　张謇很快将目光移向了实务。1895年底，在张之洞授意下，张謇开始在其家乡南通筹办纱厂，定名为“大生”，此二字源自《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

　　《厂约》开篇即说：“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

　　状元办厂，绝没有科举夺魁那般风光，为了招股集资，张謇四处碰壁，甚至于一度花光了盘缠，只得在上海报纸上刊登广告，于路边卖字三天。他曾苦涩道：“三载以来，謇之所以忍侮蒙讥，伍生平不伍之人，道生平不道之事，舌瘁而笔凋，昼惭而夜椣者，不知凡几。”1899年5月，纱厂终于开工。

　　可是，相对于政治变革，办厂还是显得安全许多。

　　摇摆的变法

　　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诏“明定国是”，“戊戌变法”正式开始。

　　张謇此时刚回到京城销假，起初，他也提出了一些改革方案，但仅限于经济、文化方面。而维新派“速变”、“全变”，甚至发动宫廷政变的主张，他极力反对，以为“药太苦，则吃药者愈不开口”。他一再奉劝康梁等人不要轻举妄动。那根若隐若现的红线，张謇比谁都看得清楚。

　　7月21日，正式复职的第二天，张謇再度以纱厂筹办未完，向翰林院告假，于变法关键时期，离开了纷扰的京城政坛。

　　果然，在顽固势力“保中国不保大清”的指责中，过于理想化的变革最终以“戊戌六君子”血溅菜市口收场。面对政治空气再度沉重，张謇也有些胆怯了：“读书识字之子皆自危矣。祸至真无日哉？”

　　历史很快做出了回答。

　　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沉疴已久的清廷付出了惨重代价。次年1月，被赶到西安的慈禧发布上谕，再度诏令变法，并令督抚以上大臣就此详细议奏。

　　张謇闻讯立即行动，他应刘坤一的邀请，写成《变法平议》，其中第一次出现了设置“议政院”、“府县议会”等字眼，矛头指向国家根本要害。

　　1903年5月，张謇应邀参观日本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七十余天里，详尽考察了实业、教育，对明治维新的美果赞叹有加。不久之后，日俄战争爆发，日本一开战便取得胜利。张謇立即分析道：“非必生人知觉之异也，一行专制，一行宪法，立政之宗旨不同耳。”

　　1904年春，清廷驻外使臣孙宝琦、胡维德等联名电请变更政体，张之洞、魏光焘等地方督抚也予以响应。朝野上下，君主立宪的呼声甚嚣尘上。不甘示弱的张謇也刻印了《日本宪法》，托人送达内庭。据说，慈禧在看后表态：“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

　　耐人寻味的是，日本宪政相对于欧美，于皇权的限制最小。显然，熟谙当权者心理的张謇，试图将风险降至最低。

　　此时的人们相信，只要立宪，大清的一切问题便能迎刃而解，屈辱的岁月便能一去不返。大清已经透支了人们太多的耐心，以至于它其实并没有多少缓进的空间，对此，张謇不可能不明白。

　　事实上，小心翼翼的改良已经被革命迎头赶上。

　　跑不赢的改良

　　庚子之变后，孙中山便否极泰来。他在回忆1901年惠州起义时写道，“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

　　1905年9月24日，清廷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在北京车站遭到革命党人吴樾的炸弹袭击，不得不改期缓行。张謇闻讯，认为“此必反对立宪人所为也，如此则立宪尤不可缓”。

　　为了推动立宪，张謇此前还主动给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去了一封信，希望他“成尊主庇民之大绩”。早年此两人均为吴长庆的幕僚，后因交恶而中断往来达二十余年。

　　只是，变革旧制，即便强如袁世凯，也有些束手无策。

　　1906年9月1日，清廷正式发布了预备仿行立宪上谕，消息传出，万众欢腾，一些大城市甚至张灯结彩庆祝。11月6日，新官制案公布，人们却发现，不但涉及皇室大权的要害部门纹丝不动，责任内阁全无踪影，相反，满人官员比重反倒更大，袁世凯的北洋六镇，也被陆军部尚书铁良收走了四镇，立宪派大失所望。同一个月，张謇参与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主张“与其多言，不如人人实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字里行间，颇多无奈。

　　1908年8月，清廷第一部宪法《钦定宪法大纲》颁布，第一条：“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杨度对此评价道：“政府宁肯与人民以一尺之空文，不肯与人民一寸之实事；人民与之争者，宜与争实事，而不与争空文。”

　　张謇自然懂得“争实事”的含义，1909年10月14日，他被公推为江苏谘议局议长，随即开始酝酿奏请朝廷速开国会——此时，清廷刚刚与日本缔结了出让东三省权益的新约，空气中弥漫着时不我待的紧迫。

　　两个月后，在张謇的倡导下，一个由十六省代表组成的国会请愿团向北京进发。此前一次讨论，张謇一个友人愤然说：“以政府社会各方面之现象观之，国不亡无天理。”张謇却反驳道：“我辈尚在，而不为设一策，至坐视其亡，无人理。”

　　不过，张謇显然太过一厢情愿。

　　次年1月，请愿团抵达北京，呈交了一张希望一年之内召开国会的请愿书。清廷先劝慰了一番之后，以筹备尚不充分为由，驳回请求。5月，第二次请愿发动，各省签名参加的已达三十余万人。载沣的上谕也更加严厉，称“毋得再行渎请”。10月，请愿团再度卷土重来。这一次的声势史无前例，直隶、河南、四川等地，都出现了千人游行示威的场面，奉天旅京学生赵振清、牛广生甚至割股写下血书。

　　迫不得已，清廷宣布提前于1913年召开国会。多数立宪派对此依旧不满，但张謇却心满意足地打消了亲自赴京的念头，以为“请愿有效，天恩高厚，感激涕零”。时间来到1910年底，张謇所能推动的改良，依旧太有限，历史已经向着他最不愿看到的结果加速前进。

　　1911年4月，清廷第一届责任内阁正式成立，13位内阁成员，皇族超过半数。这也意味着立宪派的诸般努力，化作泡影。自此，清廷人心丧尽。张謇痛彻心扉道：“政府以海陆军政权及各部主要，均任亲贵，非祖制也；复不更事，举措乖张，全国为之解体。”

　　这一年5月11日，张謇赴京途中，路过河南彰德，独自乘轿前往洹上村，与已经被载沣赶下野的袁世凯谈到深夜。二十八年未见，袁世凯在张謇眼中已“远在碌碌诸公之上”，袁世凯回张謇的话，则颇多深意：“有朝一日……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

　　六天后，张謇终于在北京见到了清廷最高当权者、摄政王载沣。席间，对立宪一事，只字未提。

　　五个月后，辛亥革命爆发。

　　狂澜既倒

　　1911年10月12日，张謇在安庆得到了武昌失守的消息。是夜乘船，“舟中避兵人极多，无塌可栖”，张謇只好在船上账房中将就了一宿。

　　对于革命，张謇一向好感不多。早在五大臣被炸事件发生时，他便认为“余以为革命之有异：圣贤旷世不可得，权奸今亦无其人，盗贼为之，则六朝五代可鉴”。将革命党称为祸乱华夏的妖孽。他曾在一次演讲中强调：“政体固应改革，但不可将国家之基础完全掀翻。”

　　首义四天后，张謇抵达南京，立即劝说两江总督张人骏发兵援鄂，并请他代为上奏，速定宪法。谁知，张人骏非但不派增援，对立宪也是强烈抵触。张謇在当天的日记中不由大骂：“其无心肝人哉！”

　　无论如何，张謇难以割舍承载了自己太多梦想的大清。

　　只是时局发展之快令人咋舌。到11月初，湖南、陕西、山西等地相继独立。清廷为了挽救时局，于三天内仓促修改宪法，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规定“皇帝之权，以宪法规定者为限”，却于事无补。张謇也认清了大势已去的现实：“曾未弥月，而响应已十二三省。人心决去，大事可知……舍共和无可为和平之结果，趋势然也。”

　　12月14日（旧历十月二十四日），张謇剪掉了发辫。当月日记题头，张謇写下了一行耐人寻味的小字：“此十月非可等例于前乎此之十月。”向过去的时光挥手告别。

　　南北议和开始后，凭借与袁世凯的私交，张謇斡旋于两派之间，最终促成袁世凯“逼宫退位”。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发布的清帝逊位诏书，更是由张謇代笔，寥寥数言，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平稳落幕。三天后，张謇看到逊位诏书，感叹道“此一节大局定矣，来日正难”。

　　诚然，清廷已亡，改良之路，谁来继续主持？

　　1912年1月2日，张謇接受了南京临时政府邀请，就任实业总长。一天后，张謇第一次见到了革命领袖孙中山，对其评价是“未知涯畔”，认为此人不着边际。未几，两人就因是否与日本人合办汉冶萍公司的问题闹翻，张謇坚决反对为筹款而引狼入室，苦劝无果，愤然离职。

　　在他心中，此时能够稳定大局的，唯有袁世凯。离开孙中山，他立即以在野身份为袁氏上台出谋划策。3月10日，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但是，袁氏当国，动荡依旧。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党魁宋教仁在上海车站遇刺，袁世凯成为最大的嫌疑人。张謇受命调停，力主该案应诉诸法律手段。他在给袁世凯的一封信中写道：“但求人人知觉中有‘国计民生’四字，彼此相谅，各让一步。”无奈，“二次革命”很快爆发，张謇指责革命派道：“沪上罔死之民之众，损失产业之巨，彼作难者何词以对吾民？”

　　到这一年9月，“二次革命”被镇压，和平再度来临。10月，年逾六十的张謇欣然就任国民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准备大干一场。

　　然而，他发现袁世凯变得越来越不可理解。

　　上台伊始，袁世凯先后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并改行总统制，大踏步走向复辟。张謇的失望与日俱增。他在1914年9月致友人的一封信函中写道：“世事政局，无可复言……人莫哀于心死，国莫哀于民亡。”他所期待的稳定发展的环境，始终不得。

　　1915年4月，袁世凯批准了张謇辞去农商总长的请求。8月，试图做最后努力的张謇面见袁世凯，力劝其悬崖勒马、放弃帝制。“陈是非、说利害，反复更端至两小时之久。”袁世凯就是不听。12月13日，袁世凯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的同时，张謇请求辞去水利局职务，终获批准。

　　1916年6月，在举国一致的反袁声浪中，袁世凯病死。张謇听到消息后，在日记里感叹：“三十年更事之才，三千年来未有之会，可以成第一流人，而卒败群小之手。谓天之训迪吾民乎？抑人之自为而已。”

　　这位自晚清以来立志改良中国的士子，被辛亥之后的一场场风雨冲刷得心力交瘁，已然太累了。当国务总理段祺瑞电邀其北上时，张謇断然拒绝。一生政事，至此告一段落。

　　回到家乡南通，那里还有梦想可以继续。

　　自治之殇

　　值得张謇欣慰的一件事是，自1899年艰难开工，大生纱厂一路走高，到1908年累计纯利达160多万两。此间他又创建了通海垦牧公司、同仁泰盐业公司等企业，利润直线攀高。富足的经济实力下，他在南通继续自己的改良梦。他曾对通海垦牧公司的股东们说：“借各股东资本之力，以成鄙人建设一新世界雏型之志。”后来，张謇将南通“地方自治”称为“村落主义”。

　　原本，偏居一隅的南通“十字街放个爆竹，全城听得见”，人口不过四万，没有机器生产。为了将步子迈得再快一点，大生向交通运输、酿酒、制铁、电话、印刷等行业四处出击，还哺育了南通大量的公益机构，包括240多所小学、6所专科学校、1座博物馆、1座图书馆、1个气象台、16家慈善机构等。经过张謇三十余年的经营，南通具备了现代化城市的雏形。

　　但是，张謇将改良社会的重担，肩负在一个企业身上，这无异于小马拉大车。过于随意的资金抽取，滥生的子公司、孙公司，使得表面辉煌的大生集团，实际千疮百孔。

　　最要命的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1915年离开政坛后，张謇依旧疲于应付袁世凯死后混乱的时局。1922年直奉战争，1924年的江浙战争及第二次直奉战争，均令大生损失惨重，张謇在一首诗中愁道：“太平在何时，今年待明年。”

　　由于唯恐遭到外界扰乱，张謇极力维持南通的封闭。五四运动爆发，他严令学生不得参与；为了防止资金外流，他甚至反对外地人在南通谋利。

　　1922年来南通调查的日本人驹井德三发现：“今江北一带，仿佛以张公为元首之国。”有知情者回忆，当时南通一些百姓，有了纠纷，往往不到县公署，而到张謇的哥哥张詧主持的农商两会去告状。张詧一见公事便批，批起来还洋洋洒洒一大套，大半凭意气行事。

　　然而，脆弱的自治，终究无法在时代的荡涤中保全。1922年，随着持续走红的纱布市场突然暴跌，积弊甚多的大生纱厂顿时一蹶不振。1925年，大生的债务达906万两，占全部资产的65.7%。这年7月，张謇被迫将全部企业交给债权人江浙财团接办，一生心血付诸东流。南通自治自此没了经济支撑，走向衰落。

　　此前，张謇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感慨万千：“謇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尤不幸而抱欲为中国伸眉、书生吐气之志愿。致以嚼然自待之身，溷秽浊不伦之俗。”

　　“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胡适曾这样评价道。

　　其实，最深的憾事，张謇心中早有定论——“一生之忧患、学问、出处，亦尝记其大者，而莫大于立宪之成毁。”不知道晚年张謇说出这句话时，眼前是否会浮现出1911年那个夜晚，武昌城中的熊熊大火。

　　1926年8月24日，张謇病逝。11月1日出殡，南通上万人前来送行。就在当天，南京国民政府的北伐军剑指南昌，与军阀孙传芳展开激战——革命至此方兴未艾。

　　改良一梦，恍若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