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器，圭璋也。”语出《左传·文公十二年》。大器未必晚成，一切有大才、担大事之人，均为大器。

　　学术文化之大器者，前有陈寅恪、王国维，后有顾颉刚、余英时。当一代大家年迈、老去，谁是下一个堪当大任的文化巨擘？这不是一个有如占星、卜算的游戏，而是一个严肃、认真的命题。“大器”访谈系列，不为树立，只为追寻—追寻那些在各自的学术文化生涯中独树一帜并坚守自我的人们。他们就是希望。——编者按

　　“我喜欢说笑，可是我太太讲：陈方正在他父亲面前好像变了一个人，老老实实，一句笑话也讲不出来了。”陈方正先生笑道。他的父亲陈克文（1898—1986）身后留下12册日记，记录八年抗战和国共战争期间在国民政府的见闻、特别是两度撤离南京的始末。2010年3月起，由陈方正先生编校的《陈克文日记辑录》在《万象》连载。前言中他介绍：陈克文生于广西岑溪县，广东高等师范毕业后加入国民党，“促成此事的是比他稍长的小同乡甘乃光。甘毕业于岭南大学，才华出众，深得左派领袖汪精卫器重，在党内扶摇直上”。因为这层关系，陈克文长期被视为汪派中人。直到1938年汪公开投向日本，陈克文才与其划清了界限。陈克文历任行政院参事、立法委员、短暂的立法院秘书长，长期负责实务使他得以从内部和中层来观察政府运作和众多政坛人物言行。《陈克文日记辑录》颇具历史价值。

　　1949年，陈方正一家在父亲带领下先后来到香港。后来父亲到圣保罗中学担任国文和历史教职，陈方正也在此就读。有一次，钱穆到学校来演讲，陈方正被派在前排做记录，虽然不大听得懂无锡口音，但他为钱穆的言谈和气度倾倒。后来陈方正读到钱穆的《国史大纲》和《历代政治得失》，对历史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也翻阅过唐君毅的《人文精神之重建》、牟宗三的《认识心之批判》、劳思光的《康德知识论要义》，更对他们主持的《自由学人》月刊深深入迷。当时父亲利用课余时间办《自由人》政论周刊，和这些学者大都稔熟，陈方正却从来没有想过和他们攀谈，向他们请教，“大概因为我比较笨，就像我们广西人。我爸爸是从乡下出来的，脑子不那么灵活，许多事情不会拐弯” 。

　　中学期间，陈方正兴趣广泛，英文学得很好。他的英文老师赖恬昌出身世家，父亲赖际熙是前清进士，即著名的“赖太史”，香港大学第一位中文教授。多年后，陈方正到了中国文化研究所，有机会与赖恬昌的大学同班同学刘殿爵合作编先秦两汉传世典籍逐字索引。他说：“刘殿爵晚年神经老是很紧张，消化因此不好，这和他做学问很严谨、很认真不知道是否有关系。刘教授终身不娶，他四兄弟姐妹都没结婚，是很奇怪的。赖先生说，当年在港大他们同班四个好朋友中，大家公认金应熙学问最好，刘殿爵第二，赖自己只排第三。赖先生为人豁达，他教我们英文是大而化之，很宽松的。他将近九十岁了，还天天自己上街，和朋友喝酒吃饭，真是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太难得了。”

　　1957年陈方正中学毕业，其后申请到全额奖学金，赴哈佛大学攻读本科。他从香港带了一口至少重三百磅的大木箱，装满科学、数学、历史、小说、诗歌、哲理书籍，八年后回港工作，又全都运了回来。陈方正自认在哈佛大学“一味以行军打仗的心情去攻读最艰深的课程”，后来他选择去附近的拔兰大（Brandeis）大学攻读博士，但此校所处的Walthm小镇闷得要死，于是陈方正跟从前哈佛大学的同学陈礼谦在剑桥合租房子同住，开一辆有十年历史的破车上学。1965年夏天，住在楼下的吴大峻带来一位哈佛教授介绍给陈方正，说那位教授上了围棋瘾，希望和他下棋。陈方正当时正为论文苦苦挣扎，推说没空。那位教授苦笑道：“论文嘛，我倒可以替你写的啊！”然后无奈离去。三年后，陈方正到日内瓦国际原子能研究中心(CERN)访问，不意和那位教授异地相逢，两人客中寂寞，下棋消磨了许多个黄昏。原来那人是197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共同得主之一格拉肖（Sheldon L. Glashow）。

　　1966年夏天，陈方正通过博士论文口试，随即回到香港，开始在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的教学生涯。1980年，他出任大学秘书长。1986年，任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陈方正认为从事大学行政是受父亲熏陶：“我从小看父亲起草公文、编目录和报表。他访客总带我去，他们谈公务，月旦人物，议论国家大事，乐此不疲，我这六七岁的孩子一句也听不懂，总是很不耐烦地跑来跑去。可是没有关系，他照样带我去。后来我才明白，这就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一种方式：听虽然听不懂，可是无形中会吸收很多东西。三十多年后马临让我去当秘书长，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但到了秘书处，我觉得一切都很自然，很容易上手，都不用怎么样学习，其实是小时候无意中跟爸爸学过了。”

　　“中国杂志办二十年就很难得”

　　陈方正：广西岑溪人，1939年出生于重庆，1949年随家人迁港，中学毕业后，1958年赴美深造，在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 及拔兰大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分别获得物理学学士及物理学博士学位。1966年返港，任教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并从事理论物理及高分子物理学研究。1980年出任大学秘书长，1986年出任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参与创办《二十一世纪》双月刊，负责建立“中国古代文献电子数据库”。2002年退休，2004年受邀出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竺可桢自然科学史讲席”。著有《在自由与平等之外》、《站在美妙新世纪的门坎上：陈方正论文自选集1984－2000》、《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等。

　　“前25年从政，后25年教书”

　　时代周报：外人从你父亲的日记中了解历史风云，那你脑海中的父亲形象又是什么样的？

　　陈方正：我父亲有个别号叫“用五”，他排行第五，又觉得一生要学以致用。他在家乡的大新小学毕业后，到县城的岑溪中学读书。当时广州的国民党派人沿西江往上游去宣传革命，父亲听了有点兴奋，也受“五四运动”感染。这时候他看到广东高等师范招生，完全免费，还包吃住，所以就心动要出来闯荡。我爷爷很早去世，祖母卖了不知多少担谷子，也许还卖地，这才给他筹到旅费，让他到广州应考。他很幸运，考取了，成为从我们那荒僻的桂珍村出外读书的第一个人。岑溪县在国民政府时代出了两个政界人物，最有名的是甘乃光，他做过国民党中央委员、广州市长，后来外放首任驻澳洲大使。其次就是父亲，他毕业以后入了国民党，因为是农村出身，就安排在农民部工作。

　　武汉时期，父亲和毛泽东一起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毛写过一封信给他，谈讲习所里面的人事问题。我问过他对毛泽东的印象，但不得要领，不知道是不想讲，还是不大记得了，因为那时他已经80岁了。北伐成功，定都南京，1935年，他进行政院任参事，管文书、后勤之类的事情。“七七事变”以后南京失守，他是政府撤退的最后几个人之一，大概是南京沦陷前两三个星期才走的，这在他的日记中有详细记载。可是他在1937年以前的日记都失陷在南京了，没能带出来，非常可惜。

　　撤退后，国民政府先去武汉，再去重庆，爸爸仍然在行政院做参事，没有变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整个交通安排由他负责，所以他又是最后走的人。抗战胜利是1945年8月，他1946年10月才回到南京。后来他不愿意继续留在行政院了，1948年行宪，他回到广西老家岑溪县竞选立法委员。我问过他：“这应该很容易吧？国民党当然是支持你的。”他说：“哪里，国民党一点都不支持我，我是一个人自己去，跟当地国民党所支持的人竞选。”他是很辛苦的，一同竞选的对手有汽车，到处拉票很容易，他没汽车，这位对手还很慷慨请他一同走。无论如何，他选上了立法委员。1949年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做代总统，这时他已经被拉出来做立法院的秘书长，只做了大半年。1949年10月左右，他在广州辞官，到香港来，没去台湾。那时他已经对国民党、对蒋介石都感到十分失望，后来李宗仁也跑到美国去了。

　　时代周报：唐德刚问李宗仁为什么不去台湾？李宗仁说，我在那里没有班底。

　　陈方正：从1925年到1949年，父亲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工作了25年，这是他的前半生。他到香港的时候刚过50岁，打算做点小生意谋生，结果彻底失败。他从来没做过生意，没过多少时候，半生积蓄都亏蚀光了，只好回到老本行：教书。他在1953年左右到圣保罗中学教书，一直教到1978年，也是25年。那时候我们极力劝他，结果他还是到80岁才肯退休。所以他的工作生命恰好分为前后两半：前25年从政，后25年教书。

　　求学时不知天高地厚

　　时代周报：我非常感兴趣，你在香港读完中学，直接考到哈佛大学读本科，而且拿了奖学金，这在当时的香港也很少有这样的例子吧。

　　陈方正：那时候大概很少，后来慢慢就多了。美国开头对香港学生兴趣不大，我那时候主要是受惠于前苏联发射了人造卫星，美国很紧张，要大量吸收全世界优秀青年帮他们发展科学，以赶上前苏联，这成为一个国策。其次杨振宁和李政道那时候刚刚拿了诺贝尔奖，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美国对中国人也刮目相看。第三个原因却比较微妙：当时香港有很多非常优秀的青年，但他们并不懂得怎样申请进入美国大学，更想不到人家居然会给奖学金让你去读书。我很幸运，因为父亲的老朋友何炳贤是在加州大学伯克莱校园毕业的，他两个儿子都已经在美国读书，所以他很熟悉申请的门路。

　　时代周报：当时哈佛大学物理学系在物理学界的地位如何？

　　陈方正：我的物理学老师里面后来得诺贝尔奖的最少有四五个人，即施温格(Julian Schwinger)、兰西(Norman Ramsey)、格劳伯(Roy Glauber)、庞德(R. V. Pound)、基尔拔（Walter Gilbert，但是他改了行，得的是化学奖）等。可是当时已经得奖的，好像只有布列兹曼（Percy Bridgman）和佩塞尔（Edward Purcell）。我修过格劳伯、佩塞尔、基尔拔等三人的课。当时物理学的中心不知道是否仍然在芝加哥大学，但是费米已经去世，而哈佛正在急速冒起。

　　时代周报：听说你还修人文学科的课？

　　陈方正：对，我野心很大，第一年就已经修三年级的数学、二年级的物理学，所以学得很快。我一直对人文兴趣很大，高中的时候胡乱读过不少哲学方面的书，当时友联出版社出了一套很好的杂志，叫做《自由学人》，可惜只有两三年就停刊了，记得余英时在里头也有文章。那杂志好极了，介绍西方的哲学、历史学、各种思想、各种大学者的传记，我看得津津有味。历史方面我念的是欧洲19世纪外交史，那是近代史最重的一门课，老师朗格(William Langer)是个德国人，对一次大战前欧洲外交的情况可谓了如指掌，演讲炉火纯青。另一门是康德的“纯理性批判”，我一点背景都没有，就去修了，而且拿到不错的分数。老师记得是刚毕业不久的吴尔夫（Robert Wolff），他很自豪，把自己的师承一直追溯到康德本人。此外我还修了佐敦(W.K. Jordan)教授的英国17世纪史，讲清教徒革命，讲英国大转变的枢纽。那时候我不知天高地厚，专挑最难的课来上，搞得很紧张。

　　时代周报：当时有没有想以物理学作为终身研究？

　　陈方正：我当时很不成熟，觉得什么都可以做。实际上，物理学博大精深，是一门没有止境的学问，要有成就得一辈子钻在那里。大部分人天赋相差不远，努力一点，读书多一点，或许际遇好一点，那么成就可以稍微多些。当然，杨振宁不一样，他的确是天才，我跟他熟了以后就清楚知道，他的头脑绝不是我们比得上的；丘成桐虽然不熟，一定也一样。物理学那么博大精深，像我们这样聪明才智的人运气好，可以有重要发现，运气不好，也可以及格，但前提是必须一辈子钻进去，浸淫在里面，不能够心有旁骛，还想做别的事情。

　　杨联陞，斯人独憔悴

　　时代周报：在哈佛大学的时候，你跟余英时先生已经很熟了？

　　陈方正：他家里去过好几趟了。当时中国留学生都是孤家寡人，精神上比较孤寂，到周末总要聚一下。余英时父母在那里，有个家，地方也很大，大家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时代周报：当年哈佛大学名师云集，你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大家？

　　陈方正：奎因（Willard V.O. Quine）很有名，我去听过他的数理逻辑导论，可是我跟这没缘，听半个学期就作罢了。1958年我刚到哈佛就见了费正清。第二趟见面已经是30年后，当时我已经离开物理系到中国文化研究所来工作，1987年回哈佛进修，碰上费正清80大寿，他们为他办了一个盛大庆祝酒会，于是躬逢其盛。我刚到哈佛的时候也见过杨联陞，费正清那酒会他也来了。然而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他踽踽独行，几乎没有人认识。后来我特地去看他，他带了个三明治一个人在办公室吃，真令人心酸。余英时跟他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杨联陞的时代，歧视仍然很普遍；到余英时的时代，风气就大变了— 当然，与他们师徒二人背景、学风不同，也不无关系。陈世骧和赵元任在伯克莱，夏志清在哥伦比亚大学，李方桂在华盛顿大学听说都过得很好，可是哈佛、耶鲁比较保守，仍然是白人世界，杨联陞一直不能够吐气扬眉。我还见了洪煨莲，记得他没有抽烟斗，因为刚刚患大伤风，讲话很不清楚。

　　时代周报：你在哈佛大学生活过得愉快吗？

　　陈方正：其实并不很愉快，觉得太孤独了。来往的人虽然不少，书也读得可以，可是精神上没有寄托。因为我跟杨振宁或者再早一辈的留学生不一样，那时的留学生全部都打定主意，学成就要回国，没有人留在美国，留下来工作机会不多，也难融入社会（后来时局大变，他们很多人反而留下，是另外一回事）。我那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凡是去的人都要留下来，几乎绝无例外。只有我是打定主意要回来的。所以我的心态、人生观跟别人不一样。

　　时代周报：怎么一去就这么想？

　　陈方正：不知道。我总觉得做中国人就应该回香港来做事情。我很坚定，从来没有怀疑过这决定。1997年之前，或者是中英正在谈判的时候，很多人都很害怕，都要走。有个中学同学问我：“方正，你做好移民的准备了吗？”我说：“没有。我已经给了我的孩子选择的机会，他们去外国之后也没回来。他们有他们的选择。我自己觉得没有什么需要跑的。”他很吃惊，说：“哎呀，你对自己太不负责任了！”现在看来，我的选择似乎也没错。此外，坦白讲，我也并不那么喜欢美国。当然，美国有非常令人喜爱的地方，在那里可以学的东西太多了，可是我不觉得那是我的国家。我在那里始终觉得是外人，精神上飘飘荡荡，不痛快。所以我的博士论文答辩考完以后，几乎立刻就回来了。

　　《二十一世纪》一办二十年

　　时代周报：后来你怎么在马临做校长时期任香港中文大学秘书长？

　　陈方正：马临是1978年做校长，1979年要我替代杨乃舜，做大学秘书长。那时候我对行政兴趣不那么大，本来很不愿意，但他一再坚持，我看在老朋友份上（我一到中大就在联合书院和他同事，那时书院的理学院很小，大家经常见面聚会，前后十几年了），盛情难却，终于觉得也不妨一试，就同意了，结果一下子做了6年。

　　时代周报：1986年到中国文化研究所任所长，重要的工作有什么？

　　陈方正：我到研究所主要做了两桩事情，一是编辑先秦两汉古籍索引，那是和刘殿爵合作的；后来又和饶宗颐合作编出土文献的索引。第二件事情就是出版《二十一世纪》。

　　时代周报：先秦两汉古籍与出土文献的索引怎么做起来的？

　　陈方正：刘殿爵向来就很想编一个先秦典籍的索引，但用人手和卡片来做很困难，也做不好，从前很多人做过，做得都不完整，也有很多错误，所以必须用电脑做。我1986年到中国文化研究所，1988年和刘殿爵向香港的“大学资助委员会”申请研究经费，第二年就批准了— 那时才刚刚确定资助学术研究的制度，我们的计划是第一批获得批准的。此后15年里面，我和同事们申请得到的做文献数据库的经费一共大概有1500万元之多。先秦两汉所有的传世典籍一共有60多本书（汉代的大部头历史著作除外，那当时已经有索引了），共900万字，我们全部做了逐字索引，这些典籍里的任何一句话都可以根据其中的单字查出来。但 《说文解字》的古字太多、太复杂，最后没有做出来。

　　到1996年，北京的李学勤来演讲，他的一句话触动了我：甲骨文的发现，完全改变了中国人对古代历史的观念，现在竹简帛书的发现，特别是帛书的发现，也要改变我们的历史观念。这样我就想到传世典籍做完了，就应该开始做出土文献的索引。从那时候起，我就和饶公饶宗颐合作做竹简帛书、甲骨文、金文的数据库和索引。其实饶公年纪大了，他挂帅总其成，实际工作主要是他的助手沈建华和我们聘请的客座研究员曹锦炎来做。沈是上海博物馆老馆长沈之瑜的女儿，她非常刻苦，非常有冲劲和毅力，能量大极了，真可谓以一当十。

　　时代周报：《二十一世纪》是怎么办起来的？

　　陈方正：这本刊物从1990年初开始筹备，当年10月底出版创刊号，这就是《二十一世纪》，现在已经庆祝过二十周年了。那时金耀基兄负责大学行政，很忙，杂志的发展主要由我们其他三人推动，但我基本不管日常事务，负责实际工作的是另外一人，她才是全职编辑。我们几个人办这杂志的理念很一致：首先，要开放，不要搞宗派，各种观点兼容并蓄；第二，强调思想性，以文科为主，但也要推动学术多元化，像科技、艺术、经济、法律等等都要逐步发展；第三，坚持文章的原创性。我们这些想法、做法得到了很多人支持，可以说是得道多助吧。现在中国学界很多名人例如秦晖、金雁、谢泳、许纪霖、崔之元、王绍光等当年都还很年轻，都曾经在《二十一世纪》发表文章，而渐渐为人注意。我想，我们的确抓住了一个机遇，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时代周报：在中国，一个杂志能办二十年，很不容易。

　　陈方正：你这句话令我很感慨。英国的《经济学人》从19世纪中叶办到今天，每周一期，没有停过；美国的《科学美国人》也是19世纪中叶办到今天—虽然中间经历了许多沧桑变化。此外像《自然》、《科学》这些专业杂志也都是一个半世纪了。而我们中国的杂志办二十年就觉得很难得。不过，也不要忘记，任鸿隽、胡明复、赵元任等9个留美学生在1915年创办《科学》杂志，几年后它搬回上海，此后一直出版到1951年，这“老《科学》”前后有三十多年历史（在1957-1961年间还短暂复刊）；而且，它在八十年代中复刊，出版至今又三十多年了，这是所谓“新《科学》”。这本杂志虽然命途多艰，中断两次，但再过几年也就满一百周年了。我们祝它长命百岁，也要以它为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