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灏1953年入读台湾大学，深受殷海光的影响，对自由主义思想有深切的认识。在纪念殷海光逝世40周年暨雷震先生逝世3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张灏作了《殷海光先生的理想主义道路》的主题演讲，刊载于2010年1月出版的《思想》第14期。张灏从美国学者罗素·雅各比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与萨依德的《知识分子论》谈起，两本书的中心意思都是对当代知识分子发展趋势表示不满，认为知识分子已失去应有职责与功能，对政治社会没有理念与关怀，不能发挥批判的意识。而Public Intellectual是本着理念与知识，走入公共空间，面对时代的问题，真诚而勇敢地发言与介入。张灏认为殷海光面对现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危机，不断地提出自己的看法，热烈地参与当时的各种政治社会的活动与讨论，终生把他的知识与理念，投入公共空间。

　　1959年，张灏负笈美国，在哈佛大学，张灏遇见了余英时、杜维明等人，接触了一些现代儒家思想，渐渐走出五四反传统主义的思想框子。他说：“我听到余英时先生的名字，就去找他，从此变成朋友。在私谊上，在学问上，我视他为老大哥，一直到现在。”

　　在哈佛大学的中文图书馆里，当张灏看到画报上用祁连山上的雪灌溉山下沙漠的照片，激动莫名：“这使我开始有一种政治上归宿的感觉，原来我们的国家是这样一回事，这是我从前不晓得的事情，对我震荡很大。”几年后，“文革”爆发，张灏的思想又转向了。他说：“假如我有什么思想的话，跟我生长的时代和处境很有关系，我生长在20世纪中叶的大动乱时代，使我产生各种情绪：希望、失望、兴奋、消沉、困惑、恐惧等等。我念书的方向，思想上的方向，做学问的方向，都跟20世纪的大动乱很有关系。20世纪的大动乱，我从记忆中有幸可以体验到，这对我一生治学有决定性的影响。”

　　史华慈指导博士论文

　　留学生涯中，张灏深受中西思想激荡，研究领域为中国思想史，特别是近代思想史，先后获哈佛大学硕士、博士学位。在哈佛的教授中，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对张灏影响颇深。张灏回忆：“我叫他班老师。我的博士论文是他指导的。他是一个怪人，挺随便，教书并不是挺认真。我有些问题去找他谈，他有兴趣就谈，没有兴趣，五分钟就出来了。他写东西有深度，起初我的西方思想和中国思想的背景都不够，受他的影响并不是太大，后来越来越大，他某些有深度的看法，我越来越觉得有道理。总的来说，他的学风，思想的路数，对我有很深的影响。他认为做学问最重要的就是要抓问题，不能轻易下结论，外面时髦的理论、名词、观念，仅备参考而已，要有自己独立综合的看法，不能做死学问。班老师的文章是一种盘旋性、辩证性的分析，他的思想绵密，细致而深刻。在美国的中国学界没有一个人到达他这个段数。他为人是不慕荣利，所以他在美国的名气并不是那么大，但是他确有独到深刻的地方。他对我的‘幽暗意识’兴趣很大。那是一个大怪人，博学深思，很多人博学而不深思，很多人深思而不博学。1999年，我从香港经过波士顿，去看班老师，谈了两三个小时，没想到一别没有多久，他就去世了。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冥冥之中有天意。”

　　张灏的博士论文是研究梁启超，后来形成《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一书。张灏特别关注1895年以后到五四时期的历史：“五四不是中国近代思想转型的起点，而是1895年，中日战争以后。因为我比较熟悉五四以前二十年思想的发展，就觉得不能从五四开始。中国的大变化是从1895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认为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能用，对传统的怀疑和质问要在更深的层面上进行，也就是由‘用’深化到‘体’的层面，这样一来，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正当性就动摇了，因此思想开始剧变。1895年是中国的意识形态时代开端，各种主义出现了，新的观念来了，中国政治基本秩序的危机开始了，思想转型随之产生突破。”

　　对人性黑暗势力的正视与省悟

　　张灏由此而提出“转型时代”的观念：“很多人讲转型时代是在明清，我觉得明清是有很大的变化，可还是在传统以内。明末已有新的思想变化，但是不足以言整个传统转型，因为转型必须是核心的价值与世界观受到震荡而解体，这是其一。第二，在1895年以前，思想即使有变化，也大多限于官绅阶层的少数人。1895年以后，中国新的文化媒体出现了，新的报纸、杂志、学校，还有新的学会、商会、社团、政党组织大量出现。在此之前，这些社会文化上的新生事物是不存在的。新思想文化得以散出去了！我认为文化转型是在1895年以后开始的，这是我多年研究的总结。”

　　上世纪60年代初，基督教思想家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到哈佛大学客座讲学一年。尼布尔以阐扬基督教原罪观念与西方民主思想发展的密切关系闻名于世。张灏为他的盛名与论旨所吸引，就去旁听他的课。但听课很不顺利，因为那时西方思想史的背景不够，张灏常常不得要领。即使如此，尼布尔在课堂上讲的一些话，当时不得其深意，却落在张灏的记忆中。特别是尼布尔的一句名言：“人行正义的本能使得民主成为可能，人行不义的本能使得民主成为必需。”这是张灏的“幽暗意识”的思想源头之一。

　　1966年，张灏在哈佛大学博士毕业，从1968年到1998年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任教。1998年起任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多年来，张灏的研究与教学的重点是晚清思想史。在海外辽阔的学术天地与思想视野中，张灏渐渐形成多年治学的中心问题：如何探索时代大风暴的思想根源与背景？张灏的思考结晶之一便是名著《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1982年，张灏提出“幽暗意识”的观念，在学术界影响深远。所谓“幽暗意识”是发自对人性中与宇宙中与始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省悟：因为这些黑暗势力根深蒂固，这个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圆满，而人的生命才有种种的丑恶，种种的遗憾。张灏探索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认为中国传统也有着“幽暗意识”，不是一味乐观，但对人性缺陷和阴暗面的警觉和批判，则不如西方精神传统强烈和直接，因此对政治权力的看法也受到限制，是开不出民主宪政的重要原因。

　　2010年11月，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第三届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邀请远在美国华盛顿的张灏担任讲者，两次学术讲题分别是：《传统儒家思想中的政教关系—一个历史的考察》、《中国现代史上思想的激化》。在讲座期间，张灏先生接受了时代周报的专访。

　　低调乌托邦意识

　　时代周报：你的《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在中国学界很有影响，关于“幽暗意识”的问题，我们在2007年探讨过，几年来你对“幽暗意识”有没有新的研究和阐述？

　　张灏：“幽暗意识”是一个我常常想的问题。我也联想到别的问题，那就是幽暗意识带来对人的悲观的看法。假如顺着幽暗意识一直想下去的话，人似乎没有什么希望。那么，人的希望在什么地方？中国人自1895年后，为了寻找希望，开始做“未来之梦”。梦是很美丽的，也是很危险的。可是，人也不能没有梦，没有梦的话，跟其他动物没有分别。顺着这个思路，我开始思考幽暗意识与人的希望，也可以说与理想主义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对于我而言，这个问题因为近年出现的Public Intellectual这个观念而益加迫切。

　　在当代西方提出Public Intellectual，主要是因为现代化发达的社会，很多人都是知识分子。大学毕业生在先进国家满街走，可以说是很普通的。假如大学生就算知识分子的话，那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一些忙着职业、忙着生活的人，没有理想，没有社会责任感。甚至在高等学府也是这样，大家都忙着升迁，忙着写专业论文，没有从前像罗素、萨特这些人关心社会，走入公共空间，本着他们的理想，发挥批判意识，所以要提出Public Intellectual这个观念，以别于一般的知识分子。因此，就Public Intellectual而言，最重要的就是有理想，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关怀。放在中国近现代的脉络去看，中国的问题不是有无Public Intellectual，而是Public Intellectual如何安排理想？因为，大致而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1895年以后登上历史舞台以来，就承袭了来自儒家传统的经世理念，有着强烈的理想主义倾向。再加上他们从西方近代文化特别是启蒙思潮，吸收了激进的人本中心意识，使得他们本有的理想主义有着极端化、乌托邦化的趋势，从而忽略了幽暗意识所要求对人性负面的警觉，以致理想泛滥成灾。但这并不代表，从幽暗意识出发就一定要无条件地反对乌托邦主义。因为在我看来，乌托邦主义有两类：一种是高调的、建构型的乌托邦意识，认为人定胜天，人力无边，透过政治的运作，发挥出来建造一个完美的理想社会，指日可待。另一种是低调的指标性的乌托邦意识，认为乌托邦理想的实现性是很低的，它就像天空中的北极星一样，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但就人类群体生命的发展而言，它可以指示一个大方向，作为人类希望的寄托与努力的指标。因此，从幽暗意识出发，这后一种的乌托邦意识是可以肯定的。展望人类的前途，这两种意识相辅相成，相互为用，都有它们的价值。这些想法，是我近年来低调自由主义的一个发展趋向。

　　时代周报：台北《思想》第14期上刊发了你的《殷海光先生的理想主义道路》，殷海光先生去世几十年了，他的思想在当今的学术文化界还会产生影响吗？

　　张灏：我那篇文章就是讲他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从早期高调的自由主义过渡到英美型的自由主义的一个指标性的人物。殷海光先生真要讲学问的话，中外学问是不多，但是衡量殷海光不能用这样迂腐的看法，这用英文来说是miss the point。殷海光可能没有什么我们所谓的很多现代中外学问，但他是指标性人物，也就是说在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发展中，20世纪下半期，在海峡两岸，他是一个代表型人物。我在那篇文章里谈到殷海光一方面还有理烈的理想主义与乌托邦思想，另一方面他走的是英美的自由主义道路，而不是20世纪初期由欧陆来的卢梭、黑格尔、马克思这一流派的激进主义的自由民主观，那是因为他师承的思想背景关系—金岳霖、罗素、海耶克。因此，他的自由主义并不完全放弃乌托邦，这就似乎和美国自由主义大师罗尔斯（John Rawls）提出的“现实的乌托邦”有些暗合，是很有意义的。

　　时代周报：现在好像是大陆研究殷海光的人比台湾和香港都多。

　　张灏：台湾现在去中国化，2004年殷海光基金会找我去演讲，谈现代的自由主义，没什么人来，一个大礼堂四五十个人，寥寥可数。大陆这个社会有很多人在追问“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所以对殷海光这种指标性人物还有兴趣。殷海光是20世纪下半期Public Intellectual的先驱人物。他是从少年时代、大学时代就走入公共空间，面对国家、面对社会发言。不是所有读书人都是Public Intellectual，很多人读书完全是“书中自有黄金屋”，很多人念书都是随波逐流，这个问题提出来，我觉得很有意义。在西方提出Public Intellectual的问题就是提醒大家，因为现在是市场挂帅，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专业知识分子，以谋生营业为主，不算Public Intellectual。因为他们只干自己的活，在大学教书的人真正关心的就是怎样升迁，怎样拿永久任期，到底对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有多少关怀？西方人至少从20世纪下半期开始自觉没有多少人关怀，所以要提出Public Intellectual来有别于一般知识分子。

　　蒋经国走的是开明专制

　　时代周报：你如何评价蒋经国的开放党禁报禁？

　　张灏：蒋经国他们走的是所谓的开明专制。梁启超他们老早就提出来了，陈天华、孙中山后来也跟着谈，这个模式当然有其借鉴作用。台湾最初也是蒋氏父子铁腕统治，后来蒋经国才慢慢走出这开明专制。民主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所谓的人民参政，另一部分是人权保障。台湾在这两方面都做得很有成绩，尤其是后者，因此民主今天在台湾已经是上路了。在落后地区谈搞民主的话，最初稍微有点脑筋就知道民主不是好搞的。中国的文化传统、社会太复杂了，所以当初有开明专制的看法是很自然的，问题是以后怎样走出开明专制？但这个难题是需要面对的，不能再拖了，民主化需要开始稳健地走出去。我也同意不要一窝蜂的民主，我不是一个喊“民主万岁”的人。民主也有异化，有危险，任何一个东西只要经过人手，都可能被异化、被不相关的东西侵蚀。民主化是很难搞，但不能不搞，不管多困难，要走这条路。民主的起步从这里开始，每个人都有人权的保障。台湾的个人自由、个人人权是没有问题，怎样进一步有意义地参政？这个问题美国这些先进的民主国家也仍然在面对：国会议员当选以后被财团买了，违反法律等等问题多了。

　　时代周报：目前美国普遍的舆论对中国的经济崛起怎么看？

　　张灏：美国这个国家很现实，我听说比尔·盖茨参观中国的经济建设，他们的印象很深刻。整个西方现在被中国经济发展震撼是没问题，因为认为中国居然能够有这样的进步，在经济建设方面，有很多经济学家、观察家关注中国经济很好的现状，他们也有人看到隐忧。

　　时代周报：法制是不是在“幽暗意识”里面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张灏：在西方，民主自由与法制是不能分开谈的。透过幽暗意识，西方人很早就认识到权力这个可怕的怪兽，只有法制才能把它控制住。例如，美国的开国之父（founding fathers）在这方面很了不起，在构想未来国家的时候他们真是高瞻远瞩，知道民主处理危机可能是很慢的，但是民主正视权力的可怕，美国开国之父讲清楚了：我们的制度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可是我们头一个关怀就是把权力的怪兽控制住，然后再用权力做别的事情。我们做别的事情很可能没有开明专制快，开明专制是厉害的，如果政治第一，有些政策正式通过了，全国就马上实施，这一点是不错的。但是另一方面，权力的怪兽到现在还在肆虐。所以，我觉得中国人在“幽暗意识”这方面还需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