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夫的作品中描摹了时代背景下的无数死亡，理解了死亡与黯淡，就理解了他的充沛与活力 本刊记者 吴虹飞 实习记者 徐萌 张晶晶 “痛哭流涕，一宿未眠”，作家章诒和如此描述自己读野夫作品后的感受。“今天，当我们的文人艺术家都争做‘圣洁天使’的时候，野夫的文字却来扮演魔鬼，发出凌厉的和声、另类的光。”“那独立之姿，清正之气，令我心生庄严。” 她读的是野夫自费印制的书《尘世.挽歌》。 她要认识他。 2008年5月下旬，章诒和在北京见到为四川罗江县地震募捐的野夫，他的举止介于“文人”、“工人”之间。不顾其他在座朋友，她一把把他拉到自己的身边，高声说：“我是你的粉丝！” 2009年，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把“当代汉语贡献奖”颁发给野夫。 2009年，中国台湾和香港出版野夫散文自选集，分别为《江上的母亲》和《拍剑东来还旧仇》。一位学人在序里写道，“如果我的记忆没错的话，从《别梦依稀咒逝川》开始，土家野夫从深夜的孤独里抬头，开始了他独特的散文言说。这个深夜必以酒引睡的酒鬼，这个‘一流的朋友、二流的情人、三流的丈夫’，做过警察、囚徒、书商，一直在汉语写作的边缘地带寂寞地生活，能以《汉书》、《离骚》下酒的风流才子，为我们谱写了一系列的挽歌。” 2010年大陆新星出版社出版野夫散文集《尘世.挽歌》，很快畅销断货。 同年，在第十八届台北国际书展上，因为台湾版的《江上的母亲》，野夫获得台北“国际书展非小说类”大奖，是中国大陆首位获得该奖的作家，由萧万长亲自颁奖。 如那位学人所说，野夫的文字里，揭示了太多的“死亡之气”。当范冰冰等美艳优伶赫然成为杂志头条，一个喧嚣又扭曲的娱乐时代尘埃落定，自由作家、浪荡才子野夫的文字更是落落不合，成为少数人的读品。 野夫原是一名警察，在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政治处当差，他曾进修于武汉大学作家班。在思潮暗涌、光彩夺目的80年代，在校长 也许是际遇相似，所以被 父亲在他出狱半年前，癌症不治而亡。1995年，野夫出狱，他发现母亲“一生的坚强荡然无存，虚弱得像一个害怕孤独的孩子”。十天之后，68岁的母亲、曾经的“右派”留下遗书，和关于家族自述的几十万字，投江自尽。 “整整十年了，身寄北国的我仍不敢重回那一段冰冷的水域，不敢也不欲去想象我那投江失踪的母亲，至今仍曝尸于哪一片月光下......”（《江上的母亲》） 悲情家族 野夫本名郑世平，1962年生于湖北恩施利川县西流水村，“土家人，重情义”。野夫的外婆为江汉平原上的大家闺秀，幼时读过私塾。民国初年，野夫曾外祖父东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修习法科8年，回国后任职甘肃高等法院院长。野夫的外公名叫刘纪律，当时是黄埔八期的士官生，据说做过蒋介石的侍卫官，日本投降后以少将军衔驻守武汉，却停妻再娶。野夫的母亲于是改名换姓，不复相认。1948年，外祖父在恩施赴任期间被人伏击而亡，次年武汉易帜，其母投身革命大学，分往恩施土改剿匪，邂逅野夫的父亲，一名乡绅之子。1957年，野夫母亲因为“军阀女儿”的身份，被自己敌视的亡父再次连累，成为右派。 野夫在《地主之殇》里，记述了他的父系家族在土改中遭遇的惨祸：其祖父是土司后裔，因为有数十亩薄田成为“地主”，最终在酷刑下，自缢身亡并被曝尸；大伯横死、二伯劳改，服刑几十年，大伯和二伯的妻子一夜之间双双自杀；父亲是一个煤矿的矿长，曾参与土改、剿匪，在文革中遭批斗，至死都将家族的灭门之祸隐忍不言。 文革期间，父亲戴着高帽子游街，家门口被人用歪把子机枪堵住，窗上贴满了打倒的标语。母亲在供销社做会计，靠微薄的收入供养一家老少，还要带着患上肺结核的野夫到县城里求医。两名姐姐失学，姐弟三人基本由外婆抚育长大。古街静寂，不通电，夜里沿河的一座座土家族吊脚楼里点起油灯。野夫便在这种柔和的光线里，在外婆讲述《二十四孝》的晚上，度过动荡的童年。 这一代人是喝狼奶长大的，日后的“善良与慈悲”固然由知书达理的外婆濡染，却也与童年亲见的暴力相关。革委会主任的儿子在幼年野夫面前高喊“打倒地主儿子”，野夫往自己的玩具枪里塞满石灰，对着他的眼睛狠狠一枪。母亲低声下气地四处道歉，父亲铁青着脸准备实施家法。野夫辩解说：“他喊口号侮辱我。”父亲默然。最终只说了一句：“去睡吧。” 他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新的孩子王，打架斗殴，无所不能。“文革”结束，1978年野夫考上湖北民族学院，贵为“读书人”，却依旧是打群架的好手，挥挥手兄弟们就无声拥至。据说，现在身上还留着当时的刀疤。野夫这个笔名，出自唐代诗人刘叉的《偶书》：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 在大学里，野夫成立“剥枣诗社”，开始了诗歌创作，此后几年他保持着“地下写作”的身份。1985年，他23岁，成为湖北省青年诗歌学会常务理事。1986年，经武汉大学中文系主任提点，野夫得以插班考入他心目中的圣殿——武汉大学中文系作家班。之后他组建了湖北省“后现代诗人沙龙”，结识了很多意气相投的“兄弟”。易中天就是野夫当 在那个特殊的岁月，易中天每次从厦大返汉，必然到起义街55号探视野夫。1995年，野夫穷困潦倒，准备当书商，易中天就把已经签约某社的书稿，即后来的《闲话中国人》交给野夫出版。不料印制粗糙，只售出几千本。1996年，野夫把版权交与另一名编辑，重新包装为畅销书。易中天见他逐渐上道，又把第二本畅销书授权给野夫，即《中国的男人和女人》。因此在野夫的眼里，易中天是“重情重义”的人。 落拓江湖 我们最初提到的，他那一生坎坷、刚烈决绝的母亲，在清贫和某种自知的困境中，怀着尊严与母爱，投江自尽。“她要用她的自沉来唤起我重新上路，给我一个无牵无挂的未来。”惟向秋风坟上哭，苍山日尽寒灰起。以一种这样的方式结束生命，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也是儿女无法释怀的惩罚，却让人不得不反思整个时代的冷漠与推诿。 《江上的母亲》一文不足五千字，讲述了其母一生，用情深挚，落笔有一种独立凝重的气节，既没有沉溺悲痛的不可自拔，也没有无限放大的悲天悯人。母亲前半生的刚强，娓娓讽刺那段历史的冰冷与教条，最后长江口的艰难一跃，足以令人感概万千。寻母期间，野夫只身来到武汉下游的阳逻镇码头租住，先到派出所，派出所客气地说，这墙上多少寻人启事，我们根本顾不过来。一个失去母亲的儿子，只能凭着一叶小舟，独立江湾、逡巡寻母。江面每日果然都有浮尸，他都要靠近查看，生怕错过了自己的母亲。这样许多天后，他又上溯回武汉，终于无果而终。你不能想象，那一刻是怎样痛彻肺腑，而物转星移，这又如何转化为心头的一道隐痛的疤痕。 1995年，为母亲砌好衣冠冢，野夫飘零北京打工，成为最早的民营书商之一。 第二年，野夫责编了第一本书稿《垮掉的一代》，读到金斯堡纪念他的母亲的长诗《祈祷》： 钥匙在窗台上 钥匙在窗前的阳光里 孩子，结婚吧，不要吸毒 钥匙就在那阳光里....... 34岁的野夫在北京紫竹桥的月夜下大放悲声。 从《野兽之美》到畅销书《水晶头骨之谜》等，野夫总共策划责编的书目不下500种。王朔早年与一名朋友对谈，由那位朋友点评人物，王朔捧哏，聊出一本文化批评。此书的经手人便是古道热肠的野夫。问到书名，野夫说，就用迅翁的一句打油诗《美人赠我MENG HAN YAO 》。当时王朔正在出版的热点上，最后的几十万版税，王朔悉数给了与之对谈的落魄的朋友。野夫寻思着，王朔帮的人可能是许多人避之不及的“病人”，这样的云天高谊，那些骂他是痞子的正人君子，到底几人能够？ 野夫干过许多职业，教师、教研员，党委宣传干事、警察、卷烟厂设备采购员、、书商、编辑、编剧等，还做过很多小生意，都赔得血本无归。卖过衣服，印过名片，做过油炸早点卖，摆过书摊，还合伙开过挖沙的厂。 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民营书商，毫无疑问，野夫是其中的佼佼者，既能立足于世，又结交了不少狂朋良伴。 在京当书商期间，他当起了“活雷锋”，资助了不少贫困的在校大学生。他说，他的理想就是组建一个文化书院，免费吸收一帮贫穷而有慧根的子弟，传道授业，让他们不再为衣食而忧。野夫40岁那年的 锦绣十年，忽如云烟。他的朋友们，或者是“粉丝”，倾向于把他描述成一个酒色财气、癫狂不羁、接近侠客、疏狂的人，仿佛一种“才子综合症”。他也自认为是一个老混混，说自己厌烦中规中矩的人生，因为这个时代多数人活得很压抑。 时至2006年，快意热血的野夫结束了自己的第二段婚姻，“净身出户”，去往云南大理，租赁民宅，以写作为生。一度多省热播的电视剧《父亲的战争》，出自野夫之手。作为编剧的营生，他坦言“只是手艺活，除开换钱它狗屁都不是。” 罗江县自救 罗江建县只有十余年，是与四川德阳、绵阳几个重灾区接壤的一个小县，相去汶川直线只有八十多公里，距离北川地界更近，开车约一个小时。 2008年地震之前，当地领导邀请野夫去写一个历史剧，他发现罗江城乡统筹“做得不错”，提议写乡村调查，于是留下调研。“罗江很小，人口二十多万，经济不穷不富，是一个很适合做社会学田野调查的县域。” 刚开始调研就发生了地震。“那一刻我在镇政府里，和大家一样，夺路而逃；每个人的惊恐都是一样的。在这一点上我非常理解范跑跑的行为。” 罗江灾情排名全国第21名，也算灾区，而又不在国家救助的重点范围之内。面对陡然间失去所有财产的灾民，野夫留下来共度患难。他被聘为县政府顾问，参与灾后重建工作。区县政权是国家政治最前沿的单元，直接面对农民，维护基层秩序。“在这样的危难时刻，正好是观察基层政权运作现状的机会。”罗江县地震直接经济损失116亿，政府不可能全部“买单”，必须官民携手自救。野夫拍摄了大量图片，回到北京为罗江对口募捐。“我的一些朋友为罗江捐助了190万现金和大量物资。” 地震之后第九天，罗江在发放救灾物资时，因为“官员私分救灾物资，而百姓无人救助”的传言，意外引爆了一次近万人的群体事件，躁狂的人群“砸了警车，打了警察和官员”。若政府采取任何强势手段来干预，都难以占据道义优势。于是县委和政府迅速号召所有的老师找学生、家长找孩子、厂长找职工、居委会找居民，所有干部上街分散人群，解释真相。 由于当地官员处理得当，没有酿成更大的悲剧。野夫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解剖的“基层政权的危机应对”案例：在非常时期，某个官员的错误处置，加上传言，可能造成某种程度的骚乱。 “几十年来，农民和基层政权都在进行一种无形的‘博弈’，甚至都要精于算计才行，谁要失算一步，就要蒙受损失，甚至常常是双输。如何双赢，才是一个大命题。” 他追踪调查地震之后，面对接连发生的一系列民间冲突和官民冲突，试图解读引发社会不安的深层次原因，先后写出了3个调查报告，《治小县若统大国》、《废墟上的民主梦》和《余震绵延的大地》，当时连载在《天涯》杂志上。日后他准备结集一本名为《大地生民——中国基层政权运作现状的观察与忧思》的书，试图继续探讨乡村社会问题。 一个民族的道统，在近几十年来是破碎和断裂的。一旦面临大的危机，必然涌现种种不堪现象。“比如救灾的牛奶来了，无论受灾与否，很多地方都要人人均分一杯，否则便会扯皮吵架。这种表面的公平，掩饰了同情心的缺失。古代维持乡村教化的是礼俗、族规、乡村艺人的说唱，那时人们多有荣耻心。但今天家家有电视、天天有文件，传统道德反而每况愈下。” 悲情援助固然是善举，却并不能持久保证灾民的未来。随之而来的各种矛盾和自杀率，也会是重新的伤害。于是当地的主官提出了一个精神重建的想法，与野夫合作制定了一个“精神重建计划”，包含重建乡村民主、礼俗、道德等等。“我们选择了一些村组进行社会实验，如选举村组议员、定向代表、救灾评灾等等乡村大事，完全交由议员开会决定，村组干部只是负责落实执行。这样很快化解了一些乡村冲突和官民矛盾，至今这些制度还能持续。” 野夫聊发少年狂，因地制宜组织“乡村戏剧”，试图给参与者创造一种道德氛围，让大家回归到一种古老的道德共识里。他说服县广电局，组织了一批热心的农民，培训他们写独幕剧，培训他们表演，培训电视台人员导演摄制剪辑。讲本地故事，说本地方言，一个故事一集，在县电视台播放。“基本不需要花钱，就能弄出系列独幕剧——《罗江故事》。播放之后，收视率很高，得到许多街谈巷议的好评。” 农民剧组独立摄制完成了十几集这样的独幕剧。“农民演员走在街上，成为了当地百姓的明星。”2008年在杭州召开国际传媒大会，其中之一的独幕剧获得了抗震救灾纪实片一等奖及最佳导演奖。 章诒和之所以敬佩野夫，是因为他不仅是一个优雅朴实的自由写作者，还是一个富于激情的“行动派”。野夫自认继承的是晏阳秋、梁漱溟的“乡村教育”的传统，组织乡村实验戏剧，为社会改良聊尽绵薄。 “当然乡村戏剧对人心的潜移默化，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他每年回访罗江，试图有所建言。 “罗江一直致力打造中国幸福县，四川省多次在那里召开现场会，对他们的成绩给予表彰。应该说，罗江这几年撇开单纯的GDP不谈，比邻县进步要大。我也拉了一些企业家朋友，在个别村组进行扶助和奖掖，鼓励他们继续完善村组民主自治模式。” “基层政权和老百姓的矛盾，无处不有，其根源肯定与60年来对农民的歧视性政策相关，很多东西，如民众的劣根性，是历史包袱。这个时代不可能随便打乱重来。任何时候我都愿意站在弱势者立场，但并非全然否定基层政权。” “知识分子该怎么办？坐而论道当然可以，骂娘干瞪眼也可以。”他说，不只是坐在书斋批评，而是走进社会底层参与改良，希望城市中人了解乡村的真实现状，算是略尽匹夫社会责任。“我希望我们的子孙不再生活在我们曾经的生活苦难里。” 他满意这种落拓不羁的活法，“不富不贵，自由自在。自我流放在自己的祖国，浪子一样的穿州过府。无求于时代，无愧于人生。” 平头，小眼睛，有些内敛。他的文章和人是一样的，并非伶牙俐齿，却率直真诚，不太掩藏好恶。他仿佛是一个古代人，但又穿着现代的夹克和笔挺的牛仔裤。“内心的真诚所要抵抗的，只是这个时代的无耻。”野夫在数次采访中直言，“所幸牢狱生涯并没有毁掉我。”在这个乡愿和犬儒社会里，野夫认为“吾道不孤”。 只是，时常想起去世的父亲，想起那些毁掉家族的痛楚，如何最终在父亲心中化为沉默，他又如何隐忍走完其痛楚的一生？到了夜深人静，49岁的野夫必然是要饮酒的，酒至微醺，他才能安然入睡。 他不敢梦见母亲。 |
吴虹飞：野夫——向死而生
时间:2011-05-17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吴虹飞 实习记者 徐萌 张晶晶 被查看: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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