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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虹飞:野夫——向死而生
时间:2011-05-17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吴虹飞 实习记者 徐萌 张晶晶 被查看:

 

 

  野夫的作品中描摹了时代背景下的无数死亡,理解了死亡与黯淡,就理解了他的充沛与活力

 

  本刊记者 吴虹飞 实习记者 徐萌 张晶晶

 

  “痛哭流涕,一宿未眠”,作家章诒和如此描述自己读野夫作品后的感受。“今天,当我们的文人艺术家都争做‘圣洁天使’的时候,野夫的文字却来扮演魔鬼,发出凌厉的和声、另类的光。”“那独立之姿,清正之气,令我心生庄严。”

 

  她读的是野夫自费印制的书《尘世.挽歌》。

 

  她要认识他。

 

  20085月下旬,章诒和在北京见到为四川罗江县地震募捐的野夫,他的举止介于“文人”、“工人”之间。不顾其他在座朋友,她一把把他拉到自己的身边,高声说:“我是你的粉丝!”

 

  2009年,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把“当代汉语贡献奖”颁发给野夫。59的公告上写着:“野夫在古体/当代诗歌、散文、小说等领域均有建树。”“文章承接古风,呼应民国,延续20世纪80年代,经过了20世纪90年代的磨洗,在21世纪的今天愈发珍贵。”

 

  2009年,中国台湾和香港出版野夫散文自选集,分别为《江上的母亲》和《拍剑东来还旧仇》。一位学人在序里写道,“如果我的记忆没错的话,从《别梦依稀咒逝川》开始,土家野夫从深夜的孤独里抬头,开始了他独特的散文言说。这个深夜必以酒引睡的酒鬼,这个‘一流的朋友、二流的情人、三流的丈夫’,做过警察、囚徒、书商,一直在汉语写作的边缘地带寂寞地生活,能以《汉书》、《离骚》下酒的风流才子,为我们谱写了一系列的挽歌。”

 

  2010年大陆新星出版社出版野夫散文集《尘世.挽歌》,很快畅销断货。

 

  同年,在第十八届台北国际书展上,因为台湾版的《江上的母亲》,野夫获得台北“国际书展非小说类”大奖,是中国大陆首位获得该奖的作家,由萧万长亲自颁奖。

 

  如那位学人所说,野夫的文字里,揭示了太多的“死亡之气”。当范冰冰等美艳优伶赫然成为杂志头条,一个喧嚣又扭曲的娱乐时代尘埃落定,自由作家、浪荡才子野夫的文字更是落落不合,成为少数人的读品。

 

  野夫原是一名警察,在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政治处当差,他曾进修于武汉大学作家班。在思潮暗涌、光彩夺目的80年代,在校长刘道玉老师易中天的潜移默化之下,这名写诗作赋、广交弟兄的警察只需稍稍迎合,其政治前途未可限量。

 

  也许是际遇相似,所以被章诒和先生引为知己。28岁的野夫脱下警服,穿上了囚衣,坐了4年半的牢,血色青春变成沉痛的伤口。

 

  父亲在他出狱半年前,癌症不治而亡。1995年,野夫出狱,他发现母亲“一生的坚强荡然无存,虚弱得像一个害怕孤独的孩子”。十天之后,68岁的母亲、曾经的“右派”留下遗书,和关于家族自述的几十万字,投江自尽。

 

  “整整十年了,身寄北国的我仍不敢重回那一段冰冷的水域,不敢也不欲去想象我那投江失踪的母亲,至今仍曝尸于哪一片月光下......”(《江上的母亲》)

 

  悲情家族

 

  野夫本名郑世平,1962年生于湖北恩施利川县西流水村,“土家人,重情义”。野夫的外婆为江汉平原上的大家闺秀,幼时读过私塾。民国初年,野夫曾外祖父东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修习法科8年,回国后任职甘肃高等法院院长。野夫的外公名叫刘纪律,当时是黄埔八期的士官生,据说做过蒋介石的侍卫官,日本投降后以少将军衔驻守武汉,却停妻再娶。野夫的母亲于是改名换姓,不复相认。1948年,外祖父在恩施赴任期间被人伏击而亡,次年武汉易帜,其母投身革命大学,分往恩施土改剿匪,邂逅野夫的父亲,一名乡绅之子。1957年,野夫母亲因为“军阀女儿”的身份,被自己敌视的亡父再次连累,成为右派。

 

  野夫在《地主之殇》里,记述了他的父系家族在土改中遭遇的惨祸:其祖父是土司后裔,因为有数十亩薄田成为“地主”,最终在酷刑下,自缢身亡并被曝尸;大伯横死、二伯劳改,服刑几十年,大伯和二伯的妻子一夜之间双双自杀;父亲是一个煤矿的矿长,曾参与土改、剿匪,在文革中遭批斗,至死都将家族的灭门之祸隐忍不言。

 

  文革期间,父亲戴着高帽子游街,家门口被人用歪把子机枪堵住,窗上贴满了打倒的标语。母亲在供销社做会计,靠微薄的收入供养一家老少,还要带着患上肺结核的野夫到县城里求医。两名姐姐失学,姐弟三人基本由外婆抚育长大。古街静寂,不通电,夜里沿河的一座座土家族吊脚楼里点起油灯。野夫便在这种柔和的光线里,在外婆讲述《二十四孝》的晚上,度过动荡的童年。

 

  这一代人是喝狼奶长大的,日后的“善良与慈悲”固然由知书达理的外婆濡染,却也与童年亲见的暴力相关。革委会主任的儿子在幼年野夫面前高喊“打倒地主儿子”,野夫往自己的玩具枪里塞满石灰,对着他的眼睛狠狠一枪。母亲低声下气地四处道歉,父亲铁青着脸准备实施家法。野夫辩解说:“他喊口号侮辱我。”父亲默然。最终只说了一句:“去睡吧。”

 

  他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新的孩子王,打架斗殴,无所不能。“文革”结束,1978年野夫考上湖北民族学院,贵为“读书人”,却依旧是打群架的好手,挥挥手兄弟们就无声拥至。据说,现在身上还留着当时的刀疤。野夫这个笔名,出自唐代诗人刘叉的《偶书》: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

 

  在大学里,野夫成立“剥枣诗社”,开始了诗歌创作,此后几年他保持着“地下写作”的身份。1985年,他23岁,成为湖北省青年诗歌学会常务理事。1986年,经武汉大学中文系主任提点,野夫得以插班考入他心目中的圣殿——武汉大学中文系作家班。之后他组建了湖北省“后现代诗人沙龙”,结识了很多意气相投的“兄弟”。易中天就是野夫当时的老师,对他青眼有加,两人亦师亦友,过从渐密,诗酒同招。

 

  在那个特殊的岁月,易中天每次从厦大返汉,必然到起义街55号探视野夫。1995年,野夫穷困潦倒,准备当书商,易中天就把已经签约某社的书稿,即后来的《闲话中国人》交给野夫出版。不料印制粗糙,只售出几千本。1996年,野夫把版权交与另一名编辑,重新包装为畅销书。易中天见他逐渐上道,又把第二本畅销书授权给野夫,即《中国的男人和女人》。因此在野夫的眼里,易中天是“重情重义”的人。

 

  落拓江湖

 

  我们最初提到的,他那一生坎坷、刚烈决绝的母亲,在清贫和某种自知的困境中,怀着尊严与母爱,投江自尽。“她要用她的自沉来唤起我重新上路,给我一个无牵无挂的未来。”惟向秋风坟上哭,苍山日尽寒灰起。以一种这样的方式结束生命,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也是儿女无法释怀的惩罚,却让人不得不反思整个时代的冷漠与推诿。

 

  《江上的母亲》一文不足五千字,讲述了其母一生,用情深挚,落笔有一种独立凝重的气节,既没有沉溺悲痛的不可自拔,也没有无限放大的悲天悯人。母亲前半生的刚强,娓娓讽刺那段历史的冰冷与教条,最后长江口的艰难一跃,足以令人感概万千。寻母期间,野夫只身来到武汉下游的阳逻镇码头租住,先到派出所,派出所客气地说,这墙上多少寻人启事,我们根本顾不过来。一个失去母亲的儿子,只能凭着一叶小舟,独立江湾、逡巡寻母。江面每日果然都有浮尸,他都要靠近查看,生怕错过了自己的母亲。这样许多天后,他又上溯回武汉,终于无果而终。你不能想象,那一刻是怎样痛彻肺腑,而物转星移,这又如何转化为心头的一道隐痛的疤痕。

 

  1995年,为母亲砌好衣冠冢,野夫飘零北京打工,成为最早的民营书商之一。

 

  第二年,野夫责编了第一本书稿《垮掉的一代》,读到金斯堡纪念他的母亲的长诗《祈祷》:

 

  钥匙在窗台上

 

  钥匙在窗前的阳光里

 

  孩子,结婚吧,不要吸毒

 

  钥匙就在那阳光里.......

 

  34岁的野夫在北京紫竹桥的月夜下大放悲声。

 

  从《野兽之美》到畅销书《水晶头骨之谜》等,野夫总共策划责编的书目不下500种。王朔早年与一名朋友对谈,由那位朋友点评人物,王朔捧哏,聊出一本文化批评。此书的经手人便是古道热肠的野夫。问到书名,野夫说,就用迅翁的一句打油诗《美人赠我MENG HAN YAO 》。当时王朔正在出版的热点上,最后的几十万版税,王朔悉数给了与之对谈的落魄的朋友。野夫寻思着,王朔帮的人可能是许多人避之不及的“病人”,这样的云天高谊,那些骂他是痞子的正人君子,到底几人能够?

 

  野夫干过许多职业,教师、教研员,党委宣传干事、警察、卷烟厂设备采购员、、书商、编辑、编剧等,还做过很多小生意,都赔得血本无归。卖过衣服,印过名片,做过油炸早点卖,摆过书摊,还合伙开过挖沙的厂。

 

  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民营书商,毫无疑问,野夫是其中的佼佼者,既能立足于世,又结交了不少狂朋良伴。

 

  在京当书商期间,他当起了“活雷锋”,资助了不少贫困的在校大学生。他说,他的理想就是组建一个文化书院,免费吸收一帮贫穷而有慧根的子弟,传道授业,让他们不再为衣食而忧。野夫40岁那年的61,他组织了十几位同龄诗人共同庆祝,名为“四十岁的儿童节”,据说现场群裸如赤子,一醉方休。

 

  锦绣十年,忽如云烟。他的朋友们,或者是“粉丝”,倾向于把他描述成一个酒色财气、癫狂不羁、接近侠客、疏狂的人,仿佛一种“才子综合症”。他也自认为是一个老混混,说自己厌烦中规中矩的人生,因为这个时代多数人活得很压抑。

 

  时至2006年,快意热血的野夫结束了自己的第二段婚姻,“净身出户”,去往云南大理,租赁民宅,以写作为生。一度多省热播的电视剧《父亲的战争》,出自野夫之手。作为编剧的营生,他坦言“只是手艺活,除开换钱它狗屁都不是。”

 

  罗江县自救

 

  罗江建县只有十余年,是与四川德阳、绵阳几个重灾区接壤的一个小县,相去汶川直线只有八十多公里,距离北川地界更近,开车约一个小时。

 

  2008年地震之前,当地领导邀请野夫去写一个历史剧,他发现罗江城乡统筹“做得不错”,提议写乡村调查,于是留下调研。“罗江很小,人口二十多万,经济不穷不富,是一个很适合做社会学田野调查的县域。”

 

  刚开始调研就发生了地震。“那一刻我在镇政府里,和大家一样,夺路而逃;每个人的惊恐都是一样的。在这一点上我非常理解范跑跑的行为。”

 

  罗江灾情排名全国第21名,也算灾区,而又不在国家救助的重点范围之内。面对陡然间失去所有财产的灾民,野夫留下来共度患难。他被聘为县政府顾问,参与灾后重建工作。区县政权是国家政治最前沿的单元,直接面对农民,维护基层秩序。“在这样的危难时刻,正好是观察基层政权运作现状的机会。”罗江县地震直接经济损失116亿,政府不可能全部“买单”,必须官民携手自救。野夫拍摄了大量图片,回到北京为罗江对口募捐。“我的一些朋友为罗江捐助了190万现金和大量物资。”

 

  地震之后第九天,罗江在发放救灾物资时,因为“官员私分救灾物资,而百姓无人救助”的传言,意外引爆了一次近万人的群体事件,躁狂的人群“砸了警车,打了警察和官员”。若政府采取任何强势手段来干预,都难以占据道义优势。于是县委和政府迅速号召所有的老师找学生、家长找孩子、厂长找职工、居委会找居民,所有干部上街分散人群,解释真相。

 

  由于当地官员处理得当,没有酿成更大的悲剧。野夫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解剖的“基层政权的危机应对”案例:在非常时期,某个官员的错误处置,加上传言,可能造成某种程度的骚乱。

 

  “几十年来,农民和基层政权都在进行一种无形的‘博弈’,甚至都要精于算计才行,谁要失算一步,就要蒙受损失,甚至常常是双输。如何双赢,才是一个大命题。”

 

  他追踪调查地震之后,面对接连发生的一系列民间冲突和官民冲突,试图解读引发社会不安的深层次原因,先后写出了3个调查报告,《治小县若统大国》、《废墟上的民主梦》和《余震绵延的大地》,当时连载在《天涯》杂志上。日后他准备结集一本名为《大地生民——中国基层政权运作现状的观察与忧思》的书,试图继续探讨乡村社会问题。

 

  一个民族的道统,在近几十年来是破碎和断裂的。一旦面临大的危机,必然涌现种种不堪现象。“比如救灾的牛奶来了,无论受灾与否,很多地方都要人人均分一杯,否则便会扯皮吵架。这种表面的公平,掩饰了同情心的缺失。古代维持乡村教化的是礼俗、族规、乡村艺人的说唱,那时人们多有荣耻心。但今天家家有电视、天天有文件,传统道德反而每况愈下。”

 

  悲情援助固然是善举,却并不能持久保证灾民的未来。随之而来的各种矛盾和自杀率,也会是重新的伤害。于是当地的主官提出了一个精神重建的想法,与野夫合作制定了一个“精神重建计划”,包含重建乡村民主、礼俗、道德等等。“我们选择了一些村组进行社会实验,如选举村组议员、定向代表、救灾评灾等等乡村大事,完全交由议员开会决定,村组干部只是负责落实执行。这样很快化解了一些乡村冲突和官民矛盾,至今这些制度还能持续。”

 

  野夫聊发少年狂,因地制宜组织“乡村戏剧”,试图给参与者创造一种道德氛围,让大家回归到一种古老的道德共识里。他说服县广电局,组织了一批热心的农民,培训他们写独幕剧,培训他们表演,培训电视台人员导演摄制剪辑。讲本地故事,说本地方言,一个故事一集,在县电视台播放。“基本不需要花钱,就能弄出系列独幕剧——《罗江故事》。播放之后,收视率很高,得到许多街谈巷议的好评。”

 

  农民剧组独立摄制完成了十几集这样的独幕剧。“农民演员走在街上,成为了当地百姓的明星。”2008年在杭州召开国际传媒大会,其中之一的独幕剧获得了抗震救灾纪实片一等奖及最佳导演奖。

 

  章诒和之所以敬佩野夫,是因为他不仅是一个优雅朴实的自由写作者,还是一个富于激情的“行动派”。野夫自认继承的是晏阳秋、梁漱溟的“乡村教育”的传统,组织乡村实验戏剧,为社会改良聊尽绵薄。

 

  “当然乡村戏剧对人心的潜移默化,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他每年回访罗江,试图有所建言。

 

  “罗江一直致力打造中国幸福县,四川省多次在那里召开现场会,对他们的成绩给予表彰。应该说,罗江这几年撇开单纯的GDP不谈,比邻县进步要大。我也拉了一些企业家朋友,在个别村组进行扶助和奖掖,鼓励他们继续完善村组民主自治模式。”

 

  “基层政权和老百姓的矛盾,无处不有,其根源肯定与60年来对农民的歧视性政策相关,很多东西,如民众的劣根性,是历史包袱。这个时代不可能随便打乱重来。任何时候我都愿意站在弱势者立场,但并非全然否定基层政权。”

 

  “知识分子该怎么办?坐而论道当然可以,骂娘干瞪眼也可以。”他说,不只是坐在书斋批评,而是走进社会底层参与改良,希望城市中人了解乡村的真实现状,算是略尽匹夫社会责任。“我希望我们的子孙不再生活在我们曾经的生活苦难里。”

 

  他满意这种落拓不羁的活法,“不富不贵,自由自在。自我流放在自己的祖国,浪子一样的穿州过府。无求于时代,无愧于人生。”

 

  平头,小眼睛,有些内敛。他的文章和人是一样的,并非伶牙俐齿,却率直真诚,不太掩藏好恶。他仿佛是一个古代人,但又穿着现代的夹克和笔挺的牛仔裤。“内心的真诚所要抵抗的,只是这个时代的无耻。”野夫在数次采访中直言,“所幸牢狱生涯并没有毁掉我。”在这个乡愿和犬儒社会里,野夫认为“吾道不孤”。

 

  只是,时常想起去世的父亲,想起那些毁掉家族的痛楚,如何最终在父亲心中化为沉默,他又如何隐忍走完其痛楚的一生?到了夜深人静,49岁的野夫必然是要饮酒的,酒至微醺,他才能安然入睡。

 

  他不敢梦见母亲。

(责编:Ye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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