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郝先中收集了相当多关于“废除中医”论的资料。这篇文章介绍俞樾的主张。他的叙述试图解释俞樾是怎样由于长子妻女都因病辞世，长女婿病死，次子又抱病而成废人，而在老年“意气颓唐，衰病交作”的情况下，对中医失望愤怨，写下了《俞楼杂纂》中的《废医论》，后来因为自己得病不得不服药求治，又写下了《医药说》，两者观点综合，即“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结论，这大约也就构成了近代“废医存药”思想的滥觞。

俞樾 废除中医 《废医说》 《春在堂全书》 废医存药

俞樾被认为近代中国主张废除中医的第一人，他提出“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观点。俞樾(1821－1906)字荫甫，号曲园居士，是清末著名的国学大师，著有《春在堂全书》。他在治经之余，对中医药学也有所研究，且能处方治病。在《春在堂全书·读书余录》中，有“内经素问”篇四十八条，乃俞氏校读《素问》所做的札记，也是他用考据学方法对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进行“探赜索隐”、“辨讹正误”的结晶。[1]基于对中医的理解，为他的“废医存药”思想的产生埋下理论的根苗。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两篇论著《废医论》和《医药说》中。

1、《废医论》 1879年，俞樾开始撰《俞楼杂纂》，凡五十卷。在第45卷中专列《废医论》[2]，全文共分七个篇章，七千余字。以下逐一略述其义。

本义篇：俞樾以《周礼》、《春秋左传》、《史记》等古书为证，追述古代中国“医卜并重”甚至“重卜甚于医”的传统。他认为,《春秋》中有巫短龟长之说，世人渐“重巫而轻卜。”故东汉以后“卜日益衰灭”，而医犹盛行，到了唐代，“李华遐叔遂有废龟之论，此论出而卜竟废。唐宋以来医犹盛行，卜则否矣。”俞樾认为，既然与医并重的卜可废，那么“卜可废医不可废乎？……曲园先生本遐叔废龟之论，而为废龟之论”。

原医篇：纵论神农本经不见先汉史籍，断言医道未必出自神农仙圣，否定《内经》的权威地位。俞樾列举并考察先汉以来的农家、阴阳家、五行家、杂占家、经方家、神仙家92篇有关神农氏的典籍，发现其中并“无本草之名”，因此断言“本草之书不出于神农，”而出于六国时扁鹊之徒子仪。俞樾“惧世人不察，以为医道之传由古仙圣，未可议废，故略具本来。”他认为《灵枢》和《素问》并不是古代真正的医学著作，只不过是与“《容成阴道》、《风后孤虚》、长柳占梦之方，随曲射匿之法同类”的占卜星象之书。否定了中医最早的经典著作《内经》的医学性质。

医巫篇：俞樾认为“世之人争言医矣，然而未知医也，夫古之医古之巫也”。他首先依据《素问·移精变气论》得出“古无医也，巫而已矣”。又据《世本》、《山海经·西经》、《大荒·西经》等古籍论证医巫本为一体。“称医为巫，古之遗语也，夫医字亦作毉，古之遗文也。”“古之医巫一也，今之医巫亦一也，吾未见医之胜于巫也。”得出“巫可废而医亦可废”的结论。

脉虚篇：他认为，“医之治病，其要在脉”，而脉象则不可凭信。俞樾援引《周官》、《素问》、《史记·扁鹊传》里关于脉象的相互矛盾的分析，批评扁鹊言脉“功在一时，罪在万世”。他的结论是：“昔王充做《论衡》有龙虚、雷虚诸篇，曲园先生本此而做脉虚之篇，脉虚之篇成，而废医之论决。”

药虚篇：以本经为据，鞭笞中药的灵验。子仪认为，药有上中下三等之分，“上药养命，中药养性，下药治病”。俞樾据此分析，上药且不足于练形、中药且不足以养性，“独执区区下药欲以夺造化之权，操生死之柄，不亦惑乎？”又称神农本草历经数代增补，药性杂乱，坊间混淆。指出：“医之所以治病者药也，药则不可恃，脉虚、药虚,斯医亦虚矣，曲园先生所以愤然而议废医也。”

证古篇：文中列举周公、孔子重巫不重医的事实，借古讽今。指出：“今之世为医者日益多，而医之技则日益苟且，其药之而愈者乃其不药而亦愈者，其不药不愈者，则药之亦不愈，岂独不愈而已，轻病以重，重病以死。”

去疾篇：俞樾武断地认为，人的疾病的产生是由于邪恶之心所致。“夫人之病由心生也，心者气之帅也，气者人之所以生者也。善养生者，长善心而消恶心。善心为主，四体从之，其气和调而畅达，足以御风雨寒暑之变，故其为人也不病，虽有病也不死”。“不善养生者，消善心而长恶心，恶心为主，四肢达之，其气缪戾而底滞，非但不足御风雨寒暑之变，甚者挟吾心而妄行为狂易之疾，故其为人也恒病。”

他最终的结论是“医之不足恃，药石之无益”。治疗疾病的唯一途径是“长其善心消其恶心”。

2、《医药说》 在《废医论》里，俞樾曾对中药大加鞭挞。到了晚年，不幸的家世和悲凉的生活逐渐改变了他对中医尤其是中药的看法。一首病起口占诗流露出他其时的心态：“景沪桑榆病是常，原非二竖故为殃，不能坚执废医论，反自营求却疾方。徒使人间留尤物，恐劳泉下盼归艎，最怜儿妇清晨起，苦为衰翁药饵忙”。[3]此时，体弱多病的俞樾也不得不营求“却疾”之方，依赖药物苟延残喘。为补“废医论”之失，俞樾又作《医药说》[4]一文。

《医药说》篇幅短小，不足二千字。但改变了《废医论》中关于“药虚”的立场。提出“余固不信医也，然余不信医而信药，于是又有医药之说”。 在论述中医和中药的关系时，俞樾认为：“药之始，固出于医，然此等医皆神而明之，非世俗之医也。余亦岂敢谓世间必无良医？然医之良不良，余不知也，必历试而后知焉身岂可试乎哉？”又称古人对药物的信任多取决于医家的信誉，“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因为“医者，卖药之家也，故必三世之后，人皆知其药之善，然后感服之”。他认为当世庸医充斥，良医有限。多数行医者“皆不知医，苟求一舆之值，一饭之资而已，而以治人之疾，名为行善，实则作孽。”因此“不如多购各处名药以施人”。

这里，其不信医而信药的态度十分明朗。 俞樾曾提出“药不可恃”的观点。对此，他在《医药说》里的解释是：他后来所信的药“非医生切脉处方杂书药，十数种或数十种合而煮之而饮也，药乃丸散之类也，丸散之类由来已久矣。”为了证明丸散之类成药的可信，俞樾列举了许多古代文献，肯定古代流传下来的丸、散、丹、膏类药物的成效。他对成药的发端和运用，有着这样的推理：“原药之所以自起，盖天生五谷所以养人，人可常服，其余百果、草木则皆不可以常服，故亦不可以养人，然其性有与人之疾宜者。生民之初，皆食草木之实，遇有风雨、隐晦、寒暑，不时之疾病，食一草一木，忽然而愈，始犹不察，继而惊异，转相传告。或暴而干之，屑之为末，或合数种为一，以水和合之，此丸散之名所以始也。”

俞樾自己对成药的配制也有一定的兴趣，称“余每配合所谓普济丸者数十料。又于京师、于广州、于上海买膏、丹、丸、散，无虑数十种。有求者，问所患而与之，往往有神效。”他对“京师之同仁堂、苏州之沐泰山堂、杭州之药种德堂”以及其亲家开办的致和堂等著名药铺也十分推许。《废医论》和《医药说》基本涵盖了俞樾的医学观点，即“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结论，实际上构成了近代“废医存药”思想的滥觞。

3、废止中医思想的根源分析 对于俞樾“废医存药”思想动机的考察，有多种说法。论者多半相互援引观点，而未作深究。[5]笔者最倾向的一种观点是，家庭的不幸成为俞樾愤而议废医的直接原因，而晚年的病弱和无助又是促成他撰写《医药说》的重要动机。

俞樾19岁与姚夫人成亲，二人一生恩爱，伉俪情深，育有二男二女。然而，这个本该幸福美满的家庭因为一连串的病患而蒙上悲凉的阴影。大约从1860年开始，疾病和灾难就接踵而至。先是大女婚后不久，丈夫便突然病故，1864年遗嫁王氏。1866年次子祖仁又染重病，几近成废。1872年，时任福宁太守的俞樾的长兄俞林又愕然病逝。不幸并未就此停息，而是愈加疯狂的袭扰这个家庭。最让俞樾遭受重创的莫过于姚夫人的去世、长子早亡和次女绣孙的突然病逝。1879年四月，夫人姚氏病故，先生“奉其柩仍至俞楼，悼亡歌哭，有‘月到旧时明出，与谁同依栏干’之感”。[6]他将夫人归葬杭州右台山。自己在墓侧筑室三间，和夫人日夜相守。惓惓之情，不以生死有殊。从此以后，他“精神意兴日就阑衰，著述之事殆将辍笔矣”，唯“杂记平时所见所闻，以销暇日”。[7]1882年俞樾作《双齿冢志铭》：“内子姚夫人遗有堕齿一，藏之至今，十有五年矣。余去年亦堕一齿，乃合而厝之俞楼之后，文石亭之前”。[8]又作《双齿冢诗》：“他日好留蓬颗在，当年同咬菜根来。残齿零落存无几，尽拟相从到右台。”[9]表达了对亡妻的无尽思念。

1881长子绍莱在任直隶省北运河同知时英年早卒。两子一死一废，未能继承父业不说，给俞樾带来的创痛不可谓不深。1882年俞樾最疼爱的小女绣孙又突然病逝。绣孙聪颖超群，十岁能诗，深得老父钟爱。子女相继命丧，尤其是小女病逝以后，俞樾悲伤交加，几近崩溃。俞樾一连写下15首催人泪下的悼亡诗。“一病原知事不轻，尚疑未至遽捐生。如何抛却青春婿，竟去黄泉伴母兄。”“生后零丁事事非，二男六女痛无依，呢喃一队梁间燕，母死巢空四散飞。”“老夫憔悴病中躯，暮景如斯可叹无。去岁哭儿今哭女，那教老泪不干枯。”[10]这些诗句无不清晰地表达了俞樾的悲怆之情。妻离子散，哀歌阵阵，很难想像一个花甲老人能够承受一连串的打击。他在《哭孙妇彭氏》一诗中写到：“老夫何罪又何辜，总坐虚名误此躯，泡梦电云十年内，鳏寡孤独一家俱，自知佳世应非久，竟不忘情亦大愚，转为痴儿长太息，从今谁与奉盘盂。”[11]流露出人生的哀叹和无奈。

造物弄人，命途多舛。百般不幸频频照临，家境的灾难，中医药的无助，使俞樾不得不哀叹人生噩运，怀疑甚至迁怒中医。在经受接二连三的重创之后，俞樾步入情感生活的低谷，在撰写《俞楼杂纂》时已感“意气颓唐，衰病交作”。[12]在这种对生活几乎失去信心的无奈心态下，作者有感而发，专列“废医”一章，“愤然”提出废除中医中药，是情绪化的自然流露。

4、“废医存药”论的学术影响 俞樾的《废医论》着重从古文献中撷取例证研究中医药理论，“仅仅从考据角度，从古书到古书，由文献到文献，而对古今医药的实践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则难免会形成违背科学的错误观点，得出荒谬的结论”。[13]

可以说《废医论》基本上是一篇带有书生之见的不通之论。他的基本主张是“卜可废医不可废乎？”“曲园先生所以愤然而议废医也。”后人批评此文医理不懂，逻辑不通。且“涉于考据者，凡古籍记载不一即指为妄而议废。全文七篇几无一篇立论确实者，故其谬一望而知，不烦一一纠正。”[14]尽管在后来的《医药说》，俞樾意识到“废医”理论的错误性，提出“医可废，而药则不可尽废”的矛盾观点，但俞樾终究是第一个提出废除中医的学人。作者发难之时甚至没有想到，他的上述观点成为近代废除中医和废医存药思想的渊源，留下了许多挥之不去的负面影响。几十年以后，“废中取西”思想汹涌成潮，中西医论战烽烟迭起，俞樾的思想和文字也成为欧化派考证上的依据，时至今日，社会上鄙薄和轻视中医中药的思想仍然若隐若现。

俞樾的“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论点对于他的后学有不少启发，章太炎是俞樾的得意门生，他精通医学，留下不少医学论著。他的《论五脏附五行无定说》，否定五行学说，主张完全废弃。章太炎没有强烈的废医倾向，但他在日本讲学期间影响了一批留日学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思潮的领军人物余云岫。后者持有大量废医言论，1917年，余云岫在《学艺》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第一步》一文，写道：“要晓得阴阳、五行、十二经脉等话都是谎话，是绝对不合事实的，没有凭据的，……中国的药品确是有用的。”[15]在余云岫的叙述中，虽然断定中医立足于阴阳五行的哲学式空想之上，但他认可了中医的实际疗效，他提出将理论与事实分离，从而摒弃中医理论，研究中医的药理，以科学的实验的药物学方法，对中医的处方做分析研究。看得出，他对于中医的药物作用，基本秉承了俞樾《医药说》的观点。基于这一分析，他得出中医理论必须废除，中医药物可以研究的结论。1926年，余云岫在《三三医报》上又发表《旧医学校系统案驳议》一文，再次援引俞樾的废医之论：“其药之而愈者，乃其不药而愈者也,其不药不愈者，则药之亦不愈”。余云岫“把此文中稍可取法者借用无遗，如他论中医不可因历史久远而保存，即将医巫并称，完全是曲园旧套。余氏论中医脉诊之不可信则袭取曲园及郑观应两家之说而成”。[16]从章太炎辟五行为“汉代纬候之谈，可以为愚、不可以为哲”之论以及“金元以下……不免弃六朝唐宋切实之风，而未忘五行玄虚之说为本”，[17]到余云岫否定唐宋以后中医学的诸多论点，我们可以隐约看到其中的师承关系。

郝先中，历史学博士，皖西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