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立宪运动的最早推手固属梁启超，但正如笔者曾指出，梁本人在首倡立宪时，亦依违于立宪与革命之间。促使梁启超最后放弃革命的因素固然不少，比如来自老师康有为的迫压，来自现实因素的各种考量。但就其思想资源而言，促动梁任公改辙易道，不得不提及一个被任公称为“平生风谊兼师友”的人物，他就是广东嘉应黄遵宪（1848年－1905年，字公度）。

　　今人提起黄遵宪，一般都是和“诗界革命”联系起来，所谓“我手写我口”《人境庐诗草》等，这是一个文学史上的黄遵宪。但，黄遵宪的面相是多元的，在诗人、教育家、外交家之外，还有一个未必是政治家但却极具政治思想的维度。该维度所包含的政治智慧不为今人所熟，但对立宪初倡时的梁任公，其作用有如拨乱反正的路标。

　　黄的思想不但影响了梁，而且在清末最后一代士绅中（如严复、康有为等），亦有相当突出的代表性。清末立宪最后归于失败，黄遵宪的思想亦隐而未彰。这是一笔久已忘却的历史遗产。

　　“君民共主”的政体选择

　　黄遵宪是梁启超的前辈，比梁大25岁，但他们是忘年交。这之间的过从还要从清末立宪前的戊戌维新说起。1896年3月，梁启超从北京到上海，“始交公度”。不久即在黄捐助并参办的《时务报》任撰述（即今天的主笔）。这是维新派开办的一份报纸，力主变法。梁启超也是从这里开始自己漫长的笔政生涯。次年秋，梁离开《时务报》，转赴湖南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此时黄遵宪已调任湖南按察使，佐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按熊希龄说法：“延聘梁卓如为教习，发端于公度观察。”

　　《时务报》和时务学堂都是戊戌变法的前奏。梁启超在时务学堂讲学时，因为“醉心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惹怒湖南顽固乡绅，向京都告发，以致成为戊戌党祸发生的缘由之一。戊戌之后，康梁分别逃离海外，黄遵宪在上海亦面临被捕之险。幸亏由于日本公使的干预（黄曾使日任参赞），清廷只是将黄削官革职，放归故里。

　　前期，黄对梁只是提携后学，奖掖才进。黄对梁的思想产生影响，主要是在他们的交往后期，即在戊戌失败之后、立宪展布之前，直到1905年黄去世为止。时黄在嘉应，梁在日本，维系他们之间联系的，便是隔洋飘海的书信。几年下来，他们的信函往来累达十多万字，是20世纪中国早期思想史的上好材料。

　　1902年左右，正是年轻的梁任公趋于激烈之时。黄在该年5月给梁的信中披露自己对中国政治的看法：“二十世纪中国之政体，其必法英之君民共主乎？”继而又曰：“胸中蓄此十数年而未尝一对人言。”黄氏表白，有其当时的背景。

　　20世纪中国第一个十年，在取法西方上，有不同的路径选择。有人主张走美国共和之路，如革命党；有人主张效法英国的君主立宪，如黄、康、梁。前者倡革命，后者主改良。在黄看来，美国共和政体殊不合中国民情。适于当时中国的，是英吉利而非美利坚。因此，英，还是美，摆在中国精英面前的这第一次政治选择，正如十多年后，英美，还是苏俄，成为中国精英们的第二次选择；它们不仅事关当时，更事关整个20世纪。

　　如果一段历史的头开错了，就会形成一种惯性，继续下去。不幸中国这100年来的历史，正是如此。

　　黄遵宪认为清末的政治改革当师法英国，是君民共主而非单边的君主或民主。鸦片战争后，睁开眼睛看西方的士绅们，将欧美国家分为三种，一为君主之国（如俄罗斯），一为民主之国（如美国），一为君民共主之国（如英国）。中国在两周时代有类于君民共主，周天子除王畿外，对四海之内的国土并没有直接而具体的管辖权，而是权力层层下放，形成周天子和各诸侯国之间的分治或共治。自秦汉以降，国家政权紧缩为皇权，从而形成君主专制。清末即这种专制的最后一个朝代。它的政治改革有两个方向，要么是美国式的民主，要么是英国式的君民共主。清末士绅大体不看好美国而是英国，盖在于美国搞共和，是因为它原本就没有君主。

　　另外，美国从移民开始即自治，100多年下来，国民养成了民主的习惯，所以他们可以共和立国。中国不然，其国情异于美国而同于英国，甚至比英国有更长的君主传统。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国民民智不开，无以形成面对国家公共事务的能力。因此，中国应该效法英国，在不推翻君权的前提下，走开明专制的道路，逐渐培养民智民德民力，从而实现立宪框架下的君民共主。这是一条改良的道路（改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为当时大多数士绅所接纳。

　　民智先导的民权路径

　　就黄遵宪而言，他之赞同中国学英不学美，更有其个人的特殊经历，那就是他拥有出使日、美、英和新加坡的外交生涯。黄1877年秋至1882年春出任大清国驻日公使参赞，时间有四年多。1882年调美国旧金山任总领事，至1885年秋卸任，时间又是三年多。1890年元月至1891年8月随薛福成出使英伦，后离英又转任新加坡总领事至1894年。十多年的外交经历极大地丰富了黄遵宪的政治眼界，使得他在中国走什么路的问题获有个人直接经验上的发言权。

　　1902年5月的信中，针对梁任公民权革命的激情，黄以自己的精神演变为梁现身说法：“仆初抵日本，……明治十二三年时，民权之说极盛，初闻颇惊怪。既而取卢梭、孟德斯鸠之说读之，心志为之一变，以谓太平世必在民主。然无一人可与言也。及游美洲，见其官吏之贪诈，政治之浊秽，工党之横肆，每举总统，则两党力争，大几酿乱，小亦行刺，则又爽然自失。以为文明大国如此，况民智未开者乎。又历三四年，复往英伦，乃以为政体当法英……”这种由美而英亦即由民主而君民共主的思想转向，黄遵宪拳拳苦心，一再析与任公听。

　　这是1904年7月初的信：“……既留美三载，乃知共和政体万不可施于今日之吾国。自是以往，守渐进主义，以立宪为归宿，至于今未改。”至于“近年以来，民权自由之说，遍海内外，其势长驱直进，不可遏止，而或唱革命，或称类族，或主分治，亦嚣嚣然盈于耳矣。而仆仍欲奉王权以开民智，分官权以保民生，及其成功则君权民权两得其平。仆终守此说不变，未知公之意以为然否”。

　　在民权开启的时代，还主张保留君权，是黄遵宪不开化吗？非也，这是一种基于现实考量的政治智慧。

　　用民权推翻君权，是法国大革命的道路，它所导致的几十年的社会震荡，为晚清士绅所不取。法国和英国一样，也是君主国度，本应学英，但却法美，结果酿成大乱。在黄、康、梁那批士绅眼里，它是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反面之例。因此，黄遵宪在1902年11月给梁启超的信中表示：“公之所唱民权自由之说，皆是也。公言中国政体，征之前此之历史，考之今日之程度，必以英吉利为师，是我辈所见略同也……中国之进步必先以民族主义，继以立宪政体，可断言也。”

　　这里的民族主义或国族主义不能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望文生义，它所对应的概念不是我们今天的个人主义，而是传统专制框架中的皇族主义。从皇族主义到民族主义，即建立现代形态的民族国家，其要义在于建构立宪政体，用以限制皇权。在这个意义上，黄遵宪颇担忧梁启超一度鼓吹“革”字当头的破坏主义，认为在民智未开的情况下，以革命取代改良，受害的还是民众。因此在该信中，他委婉地表示：“然读至冒险进取破坏主义，窃以为中国之民，不可无此理想，然未可见诸行事。……以如此无权利思想、无政治思想、无国家思想之民而率之以冒险进取，耸之以破坏主义，譬之八九岁幼童授以利刃，其不至于引刀自戕者几希。”

　　从这个比喻可以看出，在黄遵宪那里，民智先于民权，这是一个过程：“仆以为由蛮野而文明，世界之进步，必积渐而至，实不能躐等而进，一蹴而几也。”紧接着黄遵宪例举两三年前刚发生过的义和拳乱，所谓“神拳之神，义民之义，火教堂，戮教民，攻使馆之愚，其肇祸也如此”。黄的疑问是“以如此之民，能用之行革命、类族、分治乎”？这里类族即民族，分治即自治（黄遵宪也许不知道，愚昧无以自治，但革命就要利用愚昧）。

　　为避革命，黄的策略是“尊王权以导民权，以为其势较顺，其事稍易”。（同上信）清末时代，只要不革君主的命，传播西方知识或学说，都在政府不管之列。那个时代有着令后人甚至今人难以想象的自由。如果不在这种自由的条件下重教开智，让民众识字，培育民间自治能力；那么，即使通过革命夺得政权，民众也不会用；何况政权可能落入专门代表民众也利用民众的野心力量手里。

　　和革命党不同，清末最后一代士绅殊不赞成以革命获民权，而是主张开民智以导民权。这是一种稳健的政治理性。因此，对当时革命党一味在学堂鼓动风潮，黄遵宪在给任公的信中流露出不满：“仆所最不谓然者，于学堂中唱革命耳。此造就人才之地，非鼓舞民气之所。”民气易鼓，但民智难开。若民智未开而民气却鼓荡起来，那注定是历史的劫难。

　　“二十世纪之中国，必改而为立宪政体。”这是黄遵宪的断言，信心满满。果然，1905年黄遵宪逝世之后，清末从民间到朝廷，都卷入到立宪运动中来，其潮头势不可挡。以致我们如果可以评估20世纪中国立宪史，清末这十来年比之其后，是世纪立宪仅有的“黄金十年”。但，历史无常，这十年以君主立宪始，竟以共和革命终。于是，共和革命开启了一个动荡不已的世纪；立宪却成了一道不断推迟完成的作业，直到今天。

　　附：黄遵宪逝去之后，梁任公为其撰“嘉应黄先生墓志铭”，读来动容，不妨恭录于此：“某以稚龄，得侍先生。惟道惟义，以诲以教。获罪而后，交亲相弃，亦惟先生咻噢振厉，拳拳恳恳，有同畴昔。先生卒前之一岁，诒书某曰：国中知君者无若我，知我者无若君。”

　　作者为南京晓庄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