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摘要：我想对中国来说，这是件好事，毕竟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很大一部分。其次，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崛起给其他国家带来了希望，中国的例子是可以再次发生的。你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在包括印度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具有非常大的影响，从中我们能学到很多东西。

印度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由于对福利经济学以及发展经济学的突破性贡献，荣获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是社会选择理论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早在70年代初，就凭借其福利经济学、伦理学和收入分配理论而蜚声海内外。

近日，阿玛蒂亚·森出席了在韩国仁川举办的亚洲经济共同体论坛，约1000名来自各国的政府官员、企业经理人和学者们与会。会议围绕 “共同创造同一个亚洲”的主题，探讨了在后危机时代亚洲的角色和任务。期间， 《韩国先驱报》就该主题采访了阿玛蒂亚·森。

新兴中等强国的价值

记者：我们注意到,在欧共体社会组织中，小国也能扮演一定角色 ，我们称之为“中等强国外交”。因此我们认为，韩国在探讨和制定亚洲经济共同体规则当中，也能起到一定的重要作用。对此，您怎么看？

阿玛蒂亚·森：我完全赞同您的看法。需要补充的是，仅是您所说的“中等强国外交”是不够的，同时也要是基于理论的外交，就像您提到韩国在经济上得到了巨大快速的发展，这使韩国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地位。从这方面来说，世界各国要向韩国学习的还很多。所以，我认为不能只强调成为一个中等强国。但是我同意韩国将起到重要作用。

记者：G20的领导人已经商讨了如何着手从后经济危机中恢复的问题，我们想了解发展问题和韩国在G20中的作用。韩国在发展问题上主动提出了“韩国人的首创精神”（Korean Initiative），我们愿意同世界分享我们在提高政府发展援助方面的独特经验。您认为我们能提供什么样的发展经验呢？

阿玛蒂亚·森：我想有很多。众所周知，G20关切的大危机后来在2008年得以解除，G20伦敦峰会对阻止危机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但世界已经变了。我们必须面向未来，在这个语境下，我们希望韩国的经济发展是成功的，除此之外，非常重要的是，经济发展的同时不能加剧经济上的不平等。1997-1998年的危机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没有足够的社会保障和安全网，结果会多么糟糕。人类发展必须是全面的，而不仅仅是发展经济。所以，韩国可以向世界提供很多发展经验。

记者：有些观点认为，21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您也可能看到了中国的迅速崛起，或许中国的迅猛发展本来也可以有消极和积极的方面。对此您怎么看？中国崛起对所谓的亚洲世纪或者西方国家有负面影响吗？

阿玛蒂亚·森：我不认为有消极的一面。我想对中国来说，这是件好事，毕竟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很大一部分。其次，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崛起给其他国家带来了希望，中国的例子是可以再次发生的。你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在包括印度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具有非常大的影响，从中我们能学到很多东西。

关于消极的方面，有一个观点我不太赞同。这个观点认为，中国力量的壮大和中国不愿调整币值可能会加剧美国的经济困境。我个人认为这个分析不怎么好，中国或许对美国经济稍有影响，但影响绝不大，我想是美国对人民币增值期望过高了。

美国经济的多数问题是由于储蓄率不足导致的，这是难以置信的。事实上，数十年来，美国的储蓄率几乎是零。如此责怪中国似乎有些不公平。

我听说过的另外一个消极方面是这样的，事实也可能确实如此，就是亚洲内部国家之间的权利平衡问题，尤其是东亚各国之间，这取决于中国人在面对韩国，面对日本，面对其他国家时如何扮演他们的角色。

超越东西方二分法思维

记者：去年，在论坛辩论期间，有三个热议话题：第一个是21世纪的资本主义，第二个是大国之间的大妥协，第三个是西方世界与东方世界的重要对话。本次对话是在东西方不同价值标准的背景下展开的。您认为我们能为西方世界提供什么价值观吗？

阿玛蒂亚·森：尽管有人不同意，但我并不认为我们在向东方世界提供什么非常特殊的东西。

我认为，人们不应该寻找唯一性。各个国家的政治并不是种族政治，而是全球政治，人类因为新奇和不同的经验而活跃。亚洲人占世界人口的60%，相比人口少得多的非洲或欧洲而言，亚洲有大量的经验。实际上，我不主张把韩国的经验变成亚洲智慧然后向世界其他地区输出，我认为我们应该使它成为“全球智慧”，虽然有时清楚，有时不甚明晰，但是人们一直在以各种形式追求“全球智慧”。这是一个全球对话的时代，这是一个平等交换、合作让步的时代，我们有能力在“全球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分享我们的认知和理解。我们不仅依赖自己的、也要依赖来自欧洲和非洲的许多认知和理解。

如果不能使我们所在的区域优于其他地区，就必须有富裕的经济才能让世界更好地倾听我们的声音。但如果以“亚洲人是智者，你们欧洲人最好听我们的”开始，那亚洲将不会有任何听众。

记者：阿玛蒂亚·森教授，很多韩国人是基督徒。有些人认为那些基督徒所信仰的西方价值观念胜于亚洲的价值观。

阿玛蒂亚·森：我不认为有亚洲价值观这种东西，人权比亚洲价值观更重要。这个观点是我新近出版的书籍的根基，在书中我就强调了并没有所谓的亚洲价值观这一观点，而这个观点将引导批评者们继续跟进关于这个主题的辩论。

记者：您是个真正的世界主义者。

阿玛蒂亚·森：不，我认为事实上所有的价值标准都存在于不同国家，也存在于不同时期中。当曼德拉在他的农村公社提出公共理性的重要性时，他谈到了民主政治，对全世界来说，那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智慧，但却不是非洲价值观。

我们都在寻求一个普遍有益的价值。各种法则之间有分歧，是因为人类生活有不同的经验，当韩国、中国、日本的印刷经验被发现后，就迅速传遍了全世界；你看到在中国如何制造铁索吊桥，看到中国的计时器，这些经验就会风靡全球；十进制在印度生发，继而流传到了世界各地。这些都不是特定的韩国、中国或者印度的价值标准，而是科学形式的普遍成就。这些成就发生和呈现在一个地方，但都传播到了别的地方。

亚洲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向欧洲和美洲学习，但值得回味的是，自从西方世界对亚洲刮目相看以来，亚洲却回过头说，“我们是优胜者。”我认为亚洲要注意抵制这种态度。

【原文刊登于[韩]《韩国先驱报》/文 魏策策/编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