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虎上将”，一个听来颇有传奇色彩的称谓，但在“高饶反党联盟”出现的1954年，“五虎上将”就是“高岗反党集团骨干分子”的另一种说法。

　　1954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张秀山、第三副书记张明远、组织部部长郭峰，曾任东北局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秘书长马洪，时任东北局秘书长赵德尊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

　　然而，二十几年后，伴随着共和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当年的“五虎上将”重新被任命到省部级领导岗位上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五虎上将”是如何出现的?他们的命运为什么这样大起大落?

　　“五虎上将”称谓的由来

　　1955年3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中这样写道：“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认为党中央政治局对参加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活动的向明、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陈伯村等同志的处理是正确的。”而当年东北地区高干会议向党中央建议撤销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一切职务的文件，也没有“五虎上将”的名称。

　　既然正式文件中并没有这个提法，那么是谁首先使用并使之流传开了呢?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与东北地区高干会议向党中央的建议和党中央的批复有两点不同：一是赵德尊的排序由位列最后提到第三;二是在“五虎上将”之外，又多了一个“陈伯村”。

　　带着这些疑问，笔者拜访了当年“五虎上将”之一的赵德尊。他在回答我们的疑问时说：“东北高干会议期间的一天晚上，周某(东北军区副政委)到我家，很同情地与我谈话，让我如实地把与高岗的事情讲清楚。我当时看他很亲切，就把我到北京时高岗对我说的对刘少奇的三点不同看法说了，也说了在高岗休假期间我们在杭州吃饭的事情。但他过后就在大会上作了揭发，说我在北京捎回来了高岗的三封信，实际上就是高岗对我说的三点不同看法。他在大会上揭发我们时用了‘五虎上将’这个名称……周某揭发后，对我的揭发批判开始升级，说我跟着高岗跑，反对刘少奇，而反对刘少奇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就是反党。这样，我的问题就严重了，我也从‘五虎上将’的第五名，上升到了第三名。”在此之前，“五虎上将”的另一位当事人郭峰也明确告诉我们，首先使用“五虎上将”名称的就是东北军区副政委周某。

　　而曾任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的陈伯村之所以“上榜”，是因为在东北地区高干会议期间，一些人说陈伯村对高岗言听计从，担任副部长时忠实地执行了宗派干部政策。当这些材料反映到中央后，在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时，陈伯村就继“五虎上将”之后榜上有名了。

　　“张、张、赵、马、郭”的大起大落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后，“五虎上将”虽然还被称为“同志”，后来的命运也没有像被定为“饶漱石反党集团”成员的潘汉年、杨帆那样凄惨，但他们也遭受撤职、降级、下放的处罚，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重新改变了命运。

　　张秀山

　　“五虎上将”中，实际上只有张秀山一人是扛枪打仗出身。他是高岗的陕北老乡，与高岗的关系也最久远。他加入共产党后，被派到军阀部队去搞兵运。在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张秀山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浴血奋战，曾经被敌人的子弹击中肺部却奇迹般生还。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他先后担任中共绥德特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副部长等职。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展开了争夺大东北的历史性决战。1945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抽调精兵强将组成干部团并与两个步兵团一道组成东北支队，由张秀山任政委，黄永胜任司令员，创建东北根据地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又任命张秀山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组织部部长兼东北局秘书长、东北局党校校长。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张秀山兼任东北军区副政委，他三次入朝，亲临前线，解决志愿军所需的物资装备问题。

　　张秀山被撤职批判后，于1954年12月下放辽宁省盘山机械农场，任第一副场长。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张秀山才被任命为国家农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同时兼任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

　　岁月的磨难并没有使张秀山丧失革命意志，他以更加勤奋的工作来抢回失去的时光。为了“三北”防护林工程的顺利实施，他多次率工作组深入腾格里沙漠、毛乌素沙漠、黄河河套等地调查研究，召开现场会议，为新时期农业工作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96年8月2日，张秀山因心脏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张明远

　　张明远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2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副秘书长兼组织部第一副部长，不久升任东北局秘书长。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担任东北军区后勤司令部政委和中朝联合铁路运输司令部政委，为抗美援朝的后勤保障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2年后，东北局的工作重心转向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张明远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等重要职务，成为东北局的重要领导成员。由于张明远工作能力强，高岗比较欣赏他的才干，他与高岗必然会有较多的接触。在1954年“高饶事件”中，张明远被撤销了党内职务，于1955年1月分配到中国科学院任办公厅副主任。张明远精神上非常郁闷，正如他后来在申述材料中所言：“在对我个人进行处理的过程中，东北局没有正式向我谈过组织决定依据及结论的具体内容，没有给我看过有关的材料，也没有问过我对这样的处理有什么意见;本人未在处分决定上签字。”“对自己究竟犯了什么‘反党错误’，何以受到如此严重的处分，一直不清楚，也一直想不通。”

　　虽然“一直想不通”，但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张明远还是在新的岗位上勤奋工作。“文革”结束后，张明远于1979年被调到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任副主任，分管机关党委和行政业务工作，后又担任了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92年12月24日，张明远因病逝世，享年92岁。

　　赵德尊

　　赵德尊是“五虎上将”中唯一的健在者。1935年，尚在清华大学读书的赵德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并曾任中共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抗战爆发后，赵德尊先后担任中共晋冀特委组织部部长、中共晋中地委副书记等职务。1945年，他在延安出席了中共七大。1950年3月，赵德尊被任命为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1953年4月，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 农村工作部部长，后兼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秘书长。

　　一路升迁的赵德尊仅仅当了半年的秘书长，就在东北地区高干会议上成了被批斗的靶子。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叙述道：“那时的我，党内经历不多，经验也还很稚嫩，只记得别的什么错误都可以承担，反党的罪名是怎么也难以接受。一时间，两眼发黑，觉得天昏地暗。自己检查“宗派情绪”等都过不了关，会后，睡了一天一夜。最后心里想：已发生的就发生了，也就过去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就是……好在只是撤职、降级处分，没有开除党籍。我从六级降到十二级，到东北制药厂任经营副厂长(在党内据说控制使用)。”(赵德尊《赵德尊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文革”结束后，赵德尊于1979年2月担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并于1983年4月再次当选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直到1985年9月离职休养。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95岁高龄的赵德尊还缴纳了两万元特殊党费支援灾区。

　　马洪

　　马洪是“五虎上将”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也是后来最活跃的一位。1936年，16岁的马洪在山西参加了牺盟会，并于1937 入党，后入中央党校学习。1939年春的一天，毛泽东来马列学院作《中国革命战争与战略问题》的报告。兴奋的马洪请毛主席题字，毛主席听到马洪说自己爱看报，就提笔写下了“看报有益”四个字。当毛主席听到马洪说特别喜欢读书时，又挥笔写下了“读书是好的，毛泽东”几个字。马洪汇报了工作情况后，毛泽东第三次提起笔，写下了“工作着是美好的”。毛泽东的教诲给马洪以巨大的鼓励。1939年夏天，马洪被马列学院评选为“延安模范青年”，接受了毛主席亲自颁发的奖章。解放战争时期，马洪历任平泉县县长、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秘书处处长等职，并撰写了不少调查报告和理论文章。

　　1947年冬高岗到冀察热辽视察工作时，发现了马洪的才干，将他调到东北局。马洪先后任政策研究室主任、东北局委员、副秘书长等重要职务，成为高岗的重要助手。高岗进京后，马洪随同前往，任国家计委委员兼秘书长。马洪最终成了“五虎上将”中的一员，被撤销党内职务。1954年10月，马洪被下放到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任副经理 ，但他的理论才干并没有随着职务的下降而被人们遗忘。1956年6月，马洪被调到新组建的国家经济委员会政策研究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洪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兼党委书记，后又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顾问等重要职务，参与了党中央和国务院一些重大政策的研究，为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作出了重要贡献。2007年10月28日，马洪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郭峰

　　郭峰排在“五虎上将”的最后一位，但又是有关高岗的著述中被提到次数最多的一位。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毛泽东在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结论时，提到饶漱石说过“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心”，这就是“高饶反党联盟”的证据之一。

　　事实上，当年调郭峰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并非高岗的特殊关照，而是党中央的决定。1953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后，饶漱石在与郭峰谈话时说，中央已经决定，近期调各大区组织部长到中央组织部工作。因为东北解放得比较早，基础也比较好，经济建设有成就，管理搞工业的干部也有经验。所以，决定调你来负责管理工业部门的干部。

　　东北地区高干会议结束后，郭峰向组织上写过一份关于高岗的材料，说：“总的说，在政治上我是完全拥护他的，对他的领导作风方面从我每次参加东北局会议及个别谈话中的给我的印象当时一般是好的……而对其报喜不报忧，愿听好不听坏，吹嘘自己，个人突出也是不满的。但是由于自己误认为他一贯是执行中央路线的，中央、主席甚至斯大林同志对他又是那样器重(当时不了解是他的吹嘘、谎骗)，加上他对自己的器重，有时还作不适当的表扬鼓励，吹吹拍拍，也就助长了自己的个人主义的发展，对他的一些毛病、不满也就有所原谅，认为是一般性的问题(对其生活腐化当时是不知道的)，终于陷到他反党的宗派圈子里。”

　　1954年9月上旬，郭峰被撤销党内职务，来到旅大机械五金总厂任副厂长。工作之余，郭峰无法忘记“五虎上将”这顶扣在头上的帽子。然而，即使他怎样反省，也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成为“反党”分子。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郭峰也与“五虎上将”中的其他人一样，重新得到了重用。他先后被任命为中共辽宁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兼沈阳市委第一书记，于1980年11月担任了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

　　1995年，郭峰在八十寿辰之际，赋诗一首，总结了自己80年来的历程：

　　每忆八十历历程，如磐风雨奋然行。

　　牢房战地英雄气，水远山高坎坷情。

　　筋骨几番经烈火，肝肠数度铸忠诚。

　　每思壮士牺牲志，何计生前身后名。

　　2005年4月13日，郭峰因病逝世，享年90岁。

　　1979：“五虎上将”几乎同时安排省部级领导岗位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虽然“五虎上将”不得不一次次地检讨、“认罪”，但他们在苦闷、彷徨、震惊的同时，并没有承认自己是主动地参加了“高饶反党联盟”的活动，只是承认自己“头脑简单”，上了当，受了骗。有人甚至不惜“用流血的办法”来证明自己的忠诚。

　　《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公布后，中共辽宁省委派人前往张秀山、郭峰、赵德尊所在的沈阳、旅大、盘山等地，调查了解他们在公布决议后的思想动态，并在报告中说：“中央公布这一事件，并且指出了他们的名字，是有些出乎他们意料的，因而感到精神压力很大，思想负担沉重。他们一方面表示中央的处理是正确的，拥护中央的决定。另一方面仍从个人打算，顾虑多端。张秀山同志当从收音机中听到广播后走到办公室以沉重的声音向史景源(场长)说：高饶问题中央已经公布了，并将我们这些人也公布了，这回算是臭名远扬了。赵德尊同志在这一事件公布后，也骤然消沉。以前是业余时间经常打球，公布后两三天时间内不再与别人接触，并说我的精神很痛苦，像伍子胥，并且唠叨着说，我对人生问题不感兴趣，我很希望党能用流血的办法考验我，为党流尽最后一滴血。”

　　“他们也是一般地承认错误，但对参加反动联盟的错误本质以及所造成的损害没有足够的认识。他们一般认为这是头脑简单，是受骗……如张秀山同志与党委书记谈话中说，‘高岗谈话竟假借毛泽东名义，说毛泽东同意他的意见，少奇同志如何，搞来搞去，把我这头脑简单的人骗了。’而赵德尊则表现得更不够老实，除用所谓‘流血的办法’来考验外，对组织的工作分配不满，过去曾向林枫同志要求作中学教员，这次说‘我连加减法都不会，对经济工作不感兴趣，不如让我上前线，当一个战士’”。

　　党中央于1979年恢复了“五虎上将”的工作，他们几乎同时被安排到省部级领导岗位上予以重用。虽然他们也重新焕发了青春，以加倍的努力来弥补失去的时光，但他们仍希望党中央能够对当年的那段公案有一个正式的说法。1992年，张秀山向中央递交了《我的申诉》。1997年12月，张明远向中央递交了《申诉材料》。赵德尊在《赵德尊回忆录》一书中，就他与高岗的关系作了申明。郭峰在2004年11月，向中央递交了关于高岗问题的见证材料。马洪也曾经就“高饶事件”问题向胡耀邦作过口头陈述。

　　历史是凝固的过去，还原与面对真实的历史，终究是我们应尽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