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2月26日清晨，远在纽约的何频急告好友天健遽逝，听闻噩耗，一时惊讶失语，缓过神来，还是难以置信，赶紧致电清华首届政治系主任张小劲教授，他说天健住院已经一个月了，看来这事有点影踪而不像谣传了。太太提醒我通报一下Andy（黎安友），我打开手机，合上，摩挲犹豫再三，还是不忍心传递这样的消息，尤其是对Andy，我深知他对我、天健和他几位大陆博士生的关爱，一如大家都不忍心告诉天健的慈母，不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残酷。隐隐地期望过去的几十分钟真的只是一场噩梦。

　　尚未来得及梳理心绪， 当天下午，家母终因脑淤血救治一月无效而仙去。

　　一日之内， 失去一位可尊敬的兄长和深爱的母亲，冥冥中，头重脚轻心情极为恍惚沉重。对慈母，作为长子深感未尽孝道，内心多的是一份内疚； 对天健， 作为兄弟扼腕叹息，更感伤的是他和吾辈未竟的学术使命。

　　十多年前， 在纽约哥大留学时结识天健。 论年龄， 我小天健十五岁， 但因师出同门，天健对我这个学弟格外体恤照顾。其实，他当时已在杜克大学教书， 因为家人仍在纽约居住，彼此便有了许多机会在不同场合见面共同参加学术活动。习相近的缘故， 我们一开始就很投缘， 共同的天性、追求让我们每次见面都相谈甚欢。

　　今天怀念天健，首先是敬佩他的为人。好人如好画，一幅好画必先有其神彩； 好人如好诗， 一首好诗也必定有它的神韵。天健天性豪爽却又诚恳朴实。 很多年后我才逐渐体会到，这可能是他们这些虽然与我们身处同样年代，但因经历过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一代知青所特有的练达和大气。

　　有次聊天，他告诉我自己在1969年就下乡到了河南滑县。还没来得及在广阔天地接受什么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就被安排做了当地的赤脚医生。 我挺好奇地问他被选中的具体原因， 他当时淡然一笑， 说"就是北京知青呗"，在当地人看来， 大城市来的， 能读高中， 素质都应该是很高的了。 他被匆匆忙忙安排学习了一些医学基础知识， 跟着当地医生看了两三个月病，然后就开始独立救死扶伤了。在当时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他在几年内究竟给多少老乡看过病，看过什么病，救过几条命，我们直到现在都不知细情。 不过， 从他说自己给老人做过肿瘤切除手术、给难产妇女接生过孩子， 我能想象在在那个特殊年代， 恐怕生活的残酷容不得这些年轻人多想。天健当时也只有十八九岁， 严格意义上来说还是个懵懂少年，但命运让他就像刚招入伍的战士一样， 还没经历广场检阅就直接上了战场。他们当时不仅要为自己争取生存，还要为别人的生命承担责任。所谓生活， 更多的可能是从适应这种没有准备的命运开始的。而这种年少的经历、跌宕的生活，让他一直对中国底层民众的生活改善、权利维护充满使命感， 他对中国人、中国穷人的关心和爱是真真切切的。做了教授后，又由衷地爱护年轻人。

　　红色知青的经历，让天健在闯入资本主义社会中也大有作为。 绍光有次在我们一起参加的纽约研讨会上动情地回忆说，他们来美国的时候，一个同学还以为要积攒些全国粮票， 然后换成"世界粮票"在美国用呢。的确， "居长安， 大不易"。 天健为了在纽约生存下来， 一边在哥大读书，一边开上了出租车。 我本人来美后也面临同样的生活困境，也在纽约开了两家超市，认识了不少来自五湖四海、各种肤色的顾客， 想想天健早我几年就穿梭于纽约的大街小巷，心底里自然就把他视作了异域生活的先知。

　　天健后来当然不开出租了， 不过一个共同的好朋友、同在清华工作的加拿大教授贝淡宁（Daniel Bell）回忆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天健在北京有次和他两人同乘一部出租车， 小贝竟然惊奇地听到天健在电话里跟他做医生的同学一起谈论了一个脑科手术的细节，传授他的经验。小贝开始听得莫名惊诧， 但后来向我深深地感叹到像我和他这样在求学上顺顺利利的学者是难以真正了解的天健这一代精英从上山下乡到洋插队的复杂人生。也许正是这样的知青命运，让天健在生活中事事通达， 赢得了朋友们的尊重。 

　　知青的经历对天健来说是弥足珍贵的。 那是一种对青春的怀念。 未必有张艺谋的《山楂树》那么纯美， 但绝对是内心珍视的一段特殊岁月。 2003年夏，天健带着自己还上初中的女儿回到曾经插队过的河南滑县。那次， 他是美国人要拍的一个《上山下乡》纪录片的主角。他和女儿途径上海时， 我还记得专门请他们吃了川菜。 天健一边哈着气， 说上海川菜也太辣了， 一边像喝高了酒一样， 兴致勃勃地回忆了在滑县的蹉跎岁月。 谈及乡村建设特别是当时举行的农村基层选举时，他更是忘记美食， 娓娓道来各种选举轶事。 实话说， 虽是学政治学出身， 我听着他讲中国农民的政治直觉和投票行为， 不由一边佩服他对问题剖析的深刻， 一边自惭对中国农村政治知识的匮乏。他的女儿咪咪开始对父亲为什么对中国的乡下有那么浓厚的感情并不理解，更无奈父亲要带她回贫困的乡下去实地忆苦思甜；但是多年之后，她却满怀深情地把跟父亲回乡的经历写成了一篇动人的美文， 立志要为中国的新农村建设做志愿者，并被父亲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录取。 我有幸拜读这篇文章，又交待爱子一定要细读，内心明白，天健自己的经历和看中国社会的视角，已经影响着生活在中国和美国的下一代了。 

　　天健参与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很多重要、神圣甚或神秘的事件，虽没有扭转乾坤的伟绩，受政治学专业的特殊性的影响，他也没有同当量的经济金融学家、IT精英、科学功臣的公共影响力，但我们知道，他必然会是未来中国年轻人捧读当代政治正史、野史时，书香中不时跳跃出来的令人肃然起敬的大学者。

　　天健身上， 有种大俗大雅的结合。 他为人不求客套， 但绝对真诚。 有时让人觉得跟他在一起， 也有"盗梦空间"的交错心境。 他虽身为美国著名大学教授， 但似乎无法抛弃喜欢穿海蓝衫、春秋裤、喜欢集体生活、喜欢结交各种朋友的那种"北京知青"文化和习惯。 记得我回国定居后， 有一年正好他在国内调研，而我刚好要和家人去美国度假，天健主动地把纽约家里的房门钥匙和车钥匙在上海交给了我，千叮咛， 万嘱咐， 让我不要浪费钱住宾馆，直接做他们在纽约家里的主人。在纽约生活过那么多年，还不忌讳把车、把房交给朋友，这是何等的慷慨和胸怀。

　　我恭敬更带从命地和妻儿在天健的家住了几天。 他的家， 在留学生中算是豪宅， 但是印象最深的， 却是他的"于物知足， 与学知不足"的家居的凌乱和书斋里的整洁。天涯过客，学术旅人， 不知多少人受天健邀请， 曾借住过他纽约的私宅。 对于天健和他的夫人，这样的乐善好施和助人以乐，已经成为一种"天经地义"的生活方式。这样的朋友，相信在现实世界中已是凤毛麟角， 如果真有， 友谊已然超越了亲情。他把我当兄弟的这份真情，今生今世只有在梦里温暖了。 

　　天健慷慨给予，却不喜欢麻烦朋友。有一次， 我在上海寓所附近的上海老站餐厅请周阳山夫妇聚餐时， 居然撞到他和召琪也出现在同一餐厅。当时我对他破口责骂， 抱怨他为什么来上海也不打个招呼。 天健被我说得十分脸红尴尬， 不得不道明了原委： 原来，他那次利用假期去上海， 居然是带着夫人在上海装修建材市场转了个底朝天，最后搞了一集装箱建材运回了纽约。他的房子需要翻修， 客厅和厨房的一些门柜和厨具， 干脆从上海订购了。 天健把自己的比较经济学理论活学活用， 据他说至少节省了自己十万美元，又给中国创造了就业和财富。听了他的话， 看看他装修民工般的衣着举止， 真是令人忍俊不止，他当时身穿一件土色夹克， 腰间别着大卷尺，完全是工人阶级的本色。 连召琪都绘声绘色地形容，在建材市场，每一个卖家都把天健当成了替她打工的跟班， 以为他是本地的建筑包工头。  我们一起取笑他时，他万般得意自己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完成了所有的采购任务，第二天就可以安心去做学问了，没耽误事；并且迅速将话题从装修转到台湾民主，和阳山讨论了起来。时过多年，天健当时被我们取笑而自我沉醉老生淡定的活脱脱的形象，依然经常回放在脑海里。

　　天健在北京的家我也常去造访。 去年夏秋交际， 天健电我， 说云汉兄正巧在京， 盼能一起茶叙。匆匆赶到他在学院路附近的家，他和云汉正在畅谈国事。 彼时的天健， 热情地给我倒上了好茶， 然后不拘小节地在沙发上不断变换姿势， 谈兴浓时， 脱鞋上炕般地在沙发上盘起了腿，没有丝毫杜克大学教授的尊贵，完全是延安老农的朴实。那可能是一种在插队时养成的习惯，仪态完全散漫，可是我和儒雅的云汉都未在意， 因为他对时政的分析实在精彩。天健也只有在保持这样的姿势的时候，我们听他谈中国农村的选举才觉得更为温馨。  

　　怀念天健，其实也是怀念他"天人合一"的境界，敬佩他在自己熟悉的中国农村领域，把学问做得非常认真， 有时甚至是顽强。

　　应该说， 天健虽是知青出身， 却能在北大毕业后远赴大洋彼岸，实属不易；美国那一大片土地曾毫不留情地吞噬了大批中国劳工的生命，同时，它也培养了天健这样一批批爱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学术精英。

　　作为文革后中国第一代留美学生，天健能在国际学术界树立影响， 和他在中国研究领域做出的贡献有很大关系。 他的成名作是1997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北京的政治参与》英文专著，曾被多所美国高校列为中国研究领域的必读著作。以政治文化为主题， 他后来又相继出版了《中国人的政治态度与政治行为的带际差别》、《中国农村民主》及《当代中国农村宗族与乡村治理：跨学科的研究与对话》等多部学术著作。他的学术专长在政治文化、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与村民选举，但是他的学术之路走得异常辛苦。应该说， 天健不是心高气傲、 博学过人的才子，不是踏雪无痕、妙语惊天下的学术巨匠。他有的， 是一种对自己信念的坚持， 一种把个人学术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的不懈探索。 "天道酬勤"， 天健付出的学术心血， 让我们看到了他的皇皇巨著。其实， 我们这一代人中， 已经没有了一言九鼎的大思想家， 下一代可能也一样。 学人能够在大的社会环境下坚持摸索前行，痴情不改， 实在是每个人的个性使然。 天健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仍然承担着迎接国家大变革的学术使命，民族的复兴， 需要我们"铁肩担道义"，不怨不悔， 尊重自己的学术， 执着自己的追求。

　　因为知青经历， 所以天健在治学过程中，特别注重脚踏实地， 特别注重实证调查。从1990年代初起，他率先在国内开始做公民政治参与调查，开一代风气之先， 后来，他又跟进更新， 再次以大规模调查获取数据，这在政治学领域浮躁、空谈之风盛行、学商渐趋一体化大的背景下尤为可贵。

　　为了真实反映中国政治现状， 他曾远赴山东、河北、河南， 深入不少农村地区， 调查中国村民投票的实际情况，研究经济发展是否会促进基层民主之间的关系。 他的发现颇有新意， 例如， 不少地区农民在选举中支持在职的村干部， 原因是这些干部让他们少缴税， 或者是这些干部以个人的钱财来造福乡里，修路、办学，赢得了选票。经济发展到底是加快还是延缓民主政治发展的进程，尚无定论。天健的这些调查结果， 让不少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也觉得新鲜。 因为我们毕竟对中国农村知之甚少。 因为不了解， 有人对他的调查表示出怀疑，也有人公开反对，认为他美化了并不成熟的基层选举。

　　其实， 不管有多少争议， 谁也没有否认， 天健代表的这一代人，在插队的青春期，内心便经历了复杂的现实洗礼。改革开放后，中国发生的沧海桑田的变化， 又让身处海外的他们在重新认识中国的时刻遇到了新的心灵冲击。如果说， 我们的父辈知识界思潮中的主旋律是"启蒙与救亡"， 那么在今天中国追求现代化和民主化， 知识分子复杂的内心世界的变化不仅带有较一般的民族主义感情更为深沉的理性，也带有强烈历史感与责任感的忧患意识。 可惜的是，现实世界的混沌，同样造就了政治学者的困惑、浮躁和不安。 这些新时代的因素， 是中国的转型发展的产物。

　　有次争论， 我跟他详细诉说我看到的上海某个地段强制拆迁遇到的民众抗议。 他却提醒我， 为什么民众会抗议？是不是他们可能觉得通过向上反映事实， 可能会引起政府的注意， 从这个角度上讲， 民众是不是对政府还有一些信任？ 如果政府能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或者给予抗议者丰厚的补偿，后果是不是可能反而会引起这些百姓拥护和赞赏？ 天健说这些话的时候语调很平静， 他提醒我要从政治文化的复杂性角度， 仔细思考中国社会转型期出现的新问题， 以及其中渗透的民族特性。天健绝非红朝墨客，他看问题平实却有激情。

　　我后来才慢慢体会到，天健的学术言行，其实不是他主观臆想的产物， 而是亲身经历社会之后的思想、情感与精神的体现。这些观点也许不够全面，这些观点一定具有流动的性质，因为其背后的中国情感、理性思维，一定会随着中国自身成长而变化。这些变化宛如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下呈现出不同状态的沙丘， 如果学者们不深入研究沙丘之下支撑着的实质的、具体的东西，那么一阵风刮来，沙丘马上就会成为平地，学者的成果也就无法经受历史的考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天健"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在不唯书， 不唯上的独立思考中，我们作为学术后进确实能感悟到他那种特立独行的风范。

　　当然， 他的这份独立，也招来了前后左右不同观点的直接攻击。台湾曾经拒绝给他签证，美国和中国大陆也对他观察良久；激进主义者严厉批评他的温和，现实主义者批判他的浪漫。就好似白色，最简单也最复杂，天健的白色透明曾让很多政治机构琢磨不透。

　　尤记最后一次见面是去年8月25日，为了陪孩子玩，我和何频泡在一起多时略显话题重复后，他找来了一干好友，选了可口的湘菜馆，继续为我庆祝结婚20周年和易兄的中年添子。好酒好菜有了，好友有了，话题呢？孟玄兄兴奋地报告"天健在纽约！"，这简直是比美酒还刺激的信息，何频乐坏了，因为孟玄摩拳擦掌要"干掉天健"。驱车前往法拉盛，天健已经在餐馆门口恭候，我及时禀报"孟玄要干掉你"， "干就干呗，他不了解中国。"从政治改革到中美外交，孟玄的炮弹一发接着一发，对着天健，直至酣醉。天健还要扶他一把拉他一把地将他安全送回家里。

　　就好似班上最敦厚的小胖子，总是最受欢迎也最受欺负；天健就是我们政治学学者圈里的胖子，宽厚仁慈。他总是笑着接招，甚或掏钱买酒请客吃饭直面挑战、讨伐。

　　这一份酣快淋漓的学术嬉闹从此离我们远去，现在，他在天上看着我们，等着我们，再要把酒尽欢，路竟是变得那么遥远。

　　天健走了， 活着的人还在忙忙碌碌。 如果说天健的英年早逝让我们有什么感悟的话， 那么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他以生命的代价，让我们看到了他学术上的"血染的风采"。

　　天健的欣赏的学术哲学是"踏踏实实地做一点事情，就要多研究点问题，少谈一些主义，因为谈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现在存在的问题。" 中国现存的政治问题是什么？仔细思考和理解天健在这个时空下为什么具有这么强的问题意识时， 我们发现， 自己没有他途可寻，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天健的名字已经告诉了我们： 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天健在前两年利用学术休假的机会，回到北京，担任了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并兼北京办公室主任。 在此期间，他对国内的学术环境不是没有抱怨，但是他依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清华，选择了和他同样潇洒、同样热心的小劲兄一起组建政治系。 他们两位是清华重建政治系的精神领袖。不止一次， 在和他的多次交谈中， 他谈到了正在筹办的民调中心、选举中心。可惜，英雄出师未捷， 后人泪流满襟。今年是清华的百年校庆，天健参与创建清华政治系的历史贡献，清华政治系将对中国政治改革的深远影响，若干年之后，学术界和公众一定都会明了。

　　"故人情可见，何用送行诗"。 文字上的哀思， 对天健来说可能没有太大的意义。看到先前去世的好友蔡定剑的公子曾撰文表示： 将来中国如果有真正的选举的话，他会烧一张选票在蔡定剑的灵前。我知道，天健研究的也是中国的选举，一张选票也将会是国人、年轻人对一个爱国的、呕心沥血的政治学者最诚恳的回报。

　　以天健的个性， 我相信这是他最想要的东西；再见他之前，这也是我们的人间使命。天健在天上看着，我们清华同仁一起努力，让天健含笑玉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