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极端政治的历史密切地跟西方世界的自由主义右派和社会主义的“左派”思潮联系在一起。这些思潮之间的你来我往构造了今天世界的形成。吉登斯试图通过在这两者之间寻求一种中间道路来对这个受到极度伤害的世界加以拯救。这种努力的结果会使得这个社会更加趋向于宽容和有活力，并且会使得我们有可能去避开一些不必要的全球风险。

　　关键词：极端政治； 吉登斯；中间道路； 全球变迁

　　极端主义是一种在西方世界兴起的思潮，它们可能以自由主义的面目被标榜为右派；也可能是以社会主义或国家主义的面目而被表征成为“左派”。但是这样一种分类也不是确定性的，在我们开始关注于极端政治的属性和未来的同时，极端政治本身也在发生着一种改变，原来是右派的自由主义，在一定的条件下可能会转变成为社会中的“左派”，反过来也是一样，在这个意义上，极端政治就跟思想与知识的生产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我们需要重新去思考西方曾经的极端政治如何在今天能够使其自身融化到一种新的全球意识形态之中去，并且不断地发挥着自己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曾经的“左派”和右派之争，在今天可能已经改变了自身原有的处境，相互转换着自身的立场，以应对社会处境的不断变幻。而英国的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Giddens）站在主位的立场上对此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以冷静的观察和思考去审视这种极端政治的社会后果，他向我们明确了，对于极端政治的当今形态的流变，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形态的转变的分析，在其中更可能隐含着一种人们生活与思维方式的转变。

　　新自由主义的自我转化

　　可以这样说，今天的世界一直是在纠缠于各种政治理念的选择之中，并为这些选择的结果所左右着。在这些多重的选择之中，最为核心的还是“左派”与右派之争。而在此过程中，寻求社会稳定的右派的势力从来都是占据上风的。但是，政治上的右派并非是一个固定不变的观念，在一个国家的不同时代，右派本身的含义可能都不一样。

　　在吉登斯看来，今天的所谓右派实际就是指新自由主义，而新自由主义俨然与传统意义上的右派的保守主义之间又有着一种根本性的区别。最初，西方的保守主义传统强调对于社会传统的持守，强调对于过去所遗留下来的生存智慧的传承，但是，今天的新自由主义追求的则是基于资本积累与流动基础之上的市场的不断扩张，进而带动经济领域的不断扩张，最终带来的可能是一种极端主义立场影响下的社会变迁或转型。

　　在此意义上，在西方社会中，原来被看成是右派的新自由主义者，一下子可能转变成为引领社会思潮的激进的“左派”，而原来是“左派”的，却需要通过采取保守的策略才能够保留住原有福利国家所持续留存下来的公共利益，因此由于对社会既得利益的追求和维护而一下子可能使自身原来的“左派”身份转变成为右派。①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当下自我转化出来的“左派”，其对于传统从来都是怀有敌意的，它寻求借助市场的手段来革新掉这些社会传统。在这里，是市场的推动力以及本身就带有攻击性的个体主义将这两者合并在一起，并且在“为了发展”这一合法性目标之下，传统被毫不留情地铲除掉了。在新自由主义对市场化的追求中，一种与之密不可分的城市化以及全球化也在悄然地发生着。②

　　但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新自由主义又并非是完全脱离开传统的，很多时候是借助传统来获得其自身的合法性，比如在民族、宗教、性别以及家庭问题上，它又是亲近于保守主义的，即骨子里还是保守主义。这种不是很稳定的混合的保守主义形态，使得保护传统变成了一种新形式的原教旨主义。之前，为了使社会有秩序而保卫传统的原教旨主义强调的是借助传统来实现一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而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原教旨主义，其一方面在不断地扩展市场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另外一方面也在维护着一些传统的价值观念，但是，这些价值观念的混乱恰恰可能是由于强调市场理念的新自由主义的深入人心而引发的，比如因市场观念所带来的家庭伦理的衰落。

　　而与新自由主义直接相对的则是强调社会福利的社会主义的政治。这是一种建立在控制论模型（cyberneticmodel）之上的社会建构模式，换言之，此种社会强调人为地对社会的运行施加某种干预和调控，具体而言就是强调通过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来使社会和谐并有机地运转。这是一种机械式的下级对于上级的安排加以服从的制度，其中个人的自我反思性能力控制是在一种相对比较低的水平上。①相对于以福利国家理念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思想，最初是以保守主义开端的新自由主义的思潮在今天的西方世界有更为强劲的影响力。新自由主义相比之前的保守主义更加灵活多变，实际上在民主口号下的新自由主义在“左派”和右派之间也确实很难划分出一个边界。

　　存在的矛盾与中间道路的选择

　　吉登斯自己选择了介乎于左和右之间的一条中间道路，这是跟他对于马克思的“矛盾”概念的非功能论的解释密切相关的。1972年，法国学者莫里斯·戈德利埃曾经撰文讨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提出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的命题，认为这根本是一种“功能上的不相容性”。②尽管吉登斯对于戈德利埃所给出的精彩论述多有赞许，认为其试图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矛盾”概念给出一个更加清晰的说明，但吉登斯随之也一以贯之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对功能论者的论述持彻底批判的态度。吉登斯向来对于马克思思想中的矛盾概念的功能论解释持不以为然的态度，他认为，不应该仅仅从功能论的立场出发去考虑问题，在这一点上要坚决地去反功能论。③可以说，对于马克思的矛盾概念的非功能论的解释，也使得吉登斯最终选择了介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一条中间道路，或者是其后来所谓的第三条道路。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时，会强调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如何构成了社会转变的驱动力根源。在社会的结构属性上，马克思指出了私人占有与社会化生产之间的内在矛盾，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变得异常突出。当然，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论述并非是吉登斯最想去加以重新阐述的，他的根本目的是在于借用马克思的矛盾概念来为社会理论寻找到一个新的生长点。他因此而提出了“存在的矛盾”这一概念来回应之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主张。吉登斯认为，存在的矛盾不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而是今天整个人类所承受的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不协调的关系。

　　由于受到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的影响，吉登斯认为，作为此在（Dasein）的人，源自于并消失在其所存在的世界之中，即自然界之中。但是，由于人的自我意识，作为有着一种自我反思性能力的行动者，其存在便是对于无生命存在的一种否定。在传统的社会中，特别是依照自然的形态与节律而生活的社会中，处理和表达此种存在的矛盾的机构是宗教、巫术与神话。在那样的社会之中，我们并无法分别出来这些机构跟日常生活之间的不同。特别是在部落社会中，神话在调节着人的存在的矛盾，借助大量的神话，人被理解成为源自于自然的一部分却又不等同于自然的存在。人的这种存在的矛盾性借助神话而得到了表达与排解，即神话“作为‘非个人的故事讲述’，通过乱伦、性以及生与死这样的主题，神话把作为世界的组成部分的时间和存在与此在的限定的时间性联系起来”。④

　　而在没有太多阶级分化的部落社会中，人类存在的矛盾是通过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来加以表达的。而与这种做法不同的是，在阶级分化的社会中，这种存在的矛盾的表达是通过一种外在化的机制来得到体现的。具体地说，“此种外在化就是国家”，即借助于超越于个体之的国家来实现的，吉登斯由此而进一步提出如下的一种看法，他认为，“在部落社会除外的所有社会中，国家就是人类社会组织的矛盾性格的核心”。①

　　在阶级分化的国家中，国家会人为地将城市与乡村区分开来，而人的存在的矛盾会集中体现在城乡关系之中。在以农业为本的国家中，两种对立形式的社会组织交织在一起，一种是乡村社区，另外一种是以城市为基础的制度。在这样的社会中，存在的矛盾并非是专门表现在经济上，其也有着与部落社会一脉相承的存在的矛盾，声称是代表整个社会的国家的主张，其不过是一种政治上的主张，在此意义上，国家以宗教的形式来缓解人们对于存在的矛盾的担忧。传统国家的皇帝、国王以及储君所宣称的是代表着神或上帝的意志，并凭此合法性来担任统治者的。这不是一种虚饰的权力支配，它是社会权力的一种表达方式，并为国家所独占。②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本来的矛盾性关系经由宗教式的表述而被改写成上下一体的国家与社会的系统。社会的矛盾尽管会以社会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基本上都属于是一种社会内部的矛盾，而且并非经常地发生。即使是发生社会的冲突，也多属于是矛盾的时空边缘性的体现，即发生在社会的边缘，这种矛盾的时空边缘性的特性将不同的社会类型连接在了一起，与此同时，还会进入到它们自身的内部构成中去。由此而成了一个社会之中多种矛盾交织重叠在一起的状况。阶级分化社会的出现预示了一种结构性的矛盾，这种结构性矛盾，其动力机制要比单纯部落社会所构成的内部社会系统更加具有能动性。全球化、风险社会与失控的世界

　　正像吉登斯所指出的那样，全球化在影响着我们生活的转型。③伴随着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曼哈顿两座摩天大楼受到恐怖主义者的飞机撞击而轰然倒塌，全球化就已经不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社会现实。而2008年下半年开始的美国金融风暴以及对于全世界经济的影响，其中不仅包括欧洲，也包括亚洲、非洲等国家和地区，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以及由全球化所带来的风险已经不再是一个什么虚拟的未来时的想象，而是实实在在地影响并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一种力量。

　　吉登斯对于全球化概念的讨论超过于许多对全球化发展持保守态度的理论家。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吉登斯对于全球化的问题便有很深入的探讨。在他看来，完全可以把全球化定义为是“世界范围内社会关系的致密化”，由这种致密化而使得一些发生在远距离的事件在影响着一种地方性的生活，甚至可能完全受其所左右。与此同时，全球化社会关系的发展，尽管在一定意义上消除了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民族主义的情感，但是与地方性的或者区域性相联系的民族主义的情感反而会因此而得到加强。④

　　不仅仅是基地组织，也不仅仅是伊斯兰世界，反美和反对西方的情绪是遍布于世界各地的，今天所有的贫穷地区，似乎都笼罩在一种仇视西方的情绪之中，西方的政策被看成是导致这种贫穷与不发展的一个根源。⑤这一点也并非没有什么依据可言，非洲今天的贫困跟西方长期殖民的影响不无密切的关联。此种情绪迁移到了新的对于全球化的抵制当中。1999年12月30日在西雅图召开的世贸组织的会议受到了抵制，这标志着一个新的对于西方仇视的开始。自此之后世界许多城市对于全球化的抗议都体现了这样一种仇视西方社会情绪的延续。这里，我们真正应该去问的问题却是：究竟什么是全球化？

　　在吉登斯看来，全球化标示着一种社会的转型，在此转型之中，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受到这种转型的影响。但是就是这样一种转型，一种表现为全球都在受到其影响的转型，据吉登斯的判断，在20世纪80年代的后期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词汇，但是却在之后的瞬间传遍了整个世界。全球化的一个最为简单的解释就是我们现在都生活在一个世界里，并且其可以切实地为人所感受到，正像2008年在北京召开的奥运会的主题所宣称的那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在以前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2008年底美国金融风暴在全球的蔓延不能不让人意识到这个世界的同一性和相互的连带性，也不能不让人清楚地意识到，梦想也可能会变成梦魇。这是一种新的极端主义者的对于世界图像的构想，其与之前的怀疑论者对于传统民族国家的维护以及地区贸易的强调形成了一种观点上的对立。极端论者会强调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强调金融和资本流通的全球化趋势，极端论者也会意识到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广泛使用，金钱的流动不过成为电脑屏幕上的一个符号的数字传输，互联网技术的发达使得这种传输很容易地实现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这种当下世界经济的形态在世界经济的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计算机的普及使得个人与这个世界的联系不再是直接的感受，而是间接地触摸按钮和敲击键盘。只要基金、银行乃至公司的操盘手、数以万计的独立投资人轻轻地按动鼠标，大量的资本就会在一个瞬间从世界的这一端传输到世界的另外一端。①这样快速的传播速度，其出现的年代离我们今天也不过只有20几年。现在据说每天在国际的金融市场上是有上万亿的美元在快速地从一个国家传输到另外一个国家，从一个区域传输到另外一个区域。

　　但是，也正像吉登斯所指出的那样，不论是对于全球化持怀疑论的观点还是持激进主张的人，都单单是把全球化当成一个经济的问题来看待，但是在他看来，恰恰全球化就不只是一个经济的问题，更应该说，全球化乃是一种政治的、技术的以及文化的问题，当然也是一个经济的问题。②从19世纪中叶英国曼彻斯特的肖像画家摩西（SamuelMorse）通过电报传输了世界上第一张画像，到1969年人们开始使用卫星来传输各种的信号，再到1999年在通讯传输领域彻底取消摩西发明的摩西码（Morse Code），这中间也不过是一个半世纪的光景，但是，我们异地传输技术已经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今天的即时电子传输不仅改变了信息传递的速度，最为重要的是，也改变了我们生活的场景。今天的我们，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他们熟悉赵本山这样的电视演艺明星可能甚于熟悉自己的邻居。这种状况肯定是跟传输技术的改进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电视这种新的媒体，改变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及其范围。我们似乎一下子变成远视眼了，通过这些新的传播技术的发明，我们看得更远，知道得更远，我们熟悉自己生活以外的事情远胜于对自己身边事情的熟悉；我们关心远在异地的同胞胜于远在身边的亲戚；我们关心美国的股市远胜于身边的物价。这就是今天世界发展的状况或结果。

　　更为重要的是，全球化也意味着一种全球风险的不可避免。据说，生活在欧洲中世纪的人们并不知道有风险这一概念，并且，吉登斯相信，其他的文化在那个时代也一定不存在这样的一种观念。③出现风险的概念是跟欧洲16和17世纪的探险家联系在一起的。这个英文词汇也是经由西班牙语或者葡萄牙语而进入到英语之中，其意味着在没有海图标记的水上航行。④这个词汇一开始多是指一种空间上的风险，后来才转用到时间上，即广泛地应用在银行和投资这类需要投资者计算的行当上来。后来再进一步用在所有那些不确定的情境之中。风险的概念最为重要的是跟概率与不确定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一说到风险就是一种没有十分把握的不确定，是要冒一定风险去做出的一种决策。而在今天，风险不仅是一个出现频率极高的概念，而且开始用来指涉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社会。在此意义上，风险取代了既有社会理论中秩序的概念而成为一种社会学理论建构的核心。贝克的“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的“风险社会”概念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生长出来的。⑤

　　“风险社会”的概念不仅是一种对于当下时代的准确概括，它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启示我们今天需要去做的实际事情。这一切都跟知识界的发明创造密切相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仅创造了新的知识，我们也在不断地造就社会中的各种新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正在使得这个世界变得失控，因为我们越来越多地远离那些有着自我参照系统的知识领域，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抽象系统，这使得我们对于它们的控制变得愈加困难。而这也许是值得为之担忧的。

　　拯救世界的良策与走出极端政治

　　吉登斯对于极端政治的厌恶源自于20世纪60年代他在美国所感受到的各种极端政治对于社会秩序建构的破坏性影响。这些被吉登斯称为“幽灵”的极端政治，寻求要在社会中实现“真正的自由”的理想，到头来只不过是一种乌托邦的空想而已。⑥

　　单就思想史的发展脉络而言，政治极端主义（political radicalism）最初是跟欧洲社会主义者的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极端主义者多是以一种跟过去决裂的革命者的面孔出现的，他们寻求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划定一条分界线，界限的两边相互不发生任何的联系。而且，极端主义不是像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带来社会的变迁，而根本是要去控制这种变迁以使其不断向前演进。①

　　应该说，所有的极端政治都有此控制社会变迁的雄心，这种雄心也确实曾经带来了世界性的变化以及政治制度的变革。不过随着1989年前苏联的解体以及柏林墙的被推倒，人们对极端政治的未来都持一种否定的态度，对社会主义的未来持不乐观的预期，这些都在引领着人们对极端主义政治持一种批判的态度。而这种批判的态度反倒使原来反对社会主义的极端主义的保守主义又转变成了一种新的极端主义，而社会主义倒因此而似乎一下子蜕变成为一种新的保守主义了。

　　这种新的保守主义体现在对于既有的福利国家制度的维持和保护上，因为这些制度越来越受到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侵蚀而趋向于自身的解体。另外，这种新的保守主义也在通过新的社会运动，诸如女性主义、生态保护、争取和平、人权以及最近的气候变化等，来重新界定自己变革社会的努力，并逐渐从原来宏大的控制历史变迁进程的努力中退缩出来，进入到对于社会状况近期改进目标的追求上去。那种掌控未来发展的宏大目标受到了20世纪后期诸多不可控因素的打击，原来所信奉的“人们越是对于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物质世界了解得越多，他们就越是能够控制这个世界”的信念已经被颠覆或逐渐瓦解，人们不再去相信知识的增长可以使自己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现实的不确定性以及各类风险出现的可能性都启示了“左派”力量对于未来构想的不可能性，我们处在了一个失控的世界中。世界似乎是有意在跟人的智力开着一种玩笑，我们越是想着要通过知识以及对于人们社会生活的改造来创造出尽可能多的确定性，我们就越加深入地被卷入到一种对于未来以及社会生活的不可预期性之中去。②

　　在传统变得不是很确定的后传统秩序之中，人们活动的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传统秩序下的活动范围，这种活动范围的扩展又跟专家知识向社会的蔓延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不像传统社会那样，专家知识是被限定在一个小群体的范围之内，比如家族。在后传统的社会中，专家知识不仅高效而且会快速地向社会中的外行人领域蔓延，并影响到这些人群的日常生活，电脑的普及足以说明这样一种倾向。

在吉登斯看来，这些都是建立在一种社会的高度反思性基础之上，由此而使企业有更大的自主运行的灵活性。这种社会高度的反思性也使得传统的科层制以及整体的政治领域运行模式在发生着一种根本的改变，原来为增进组织运行效率而建构起来的科层制权威，在面对今天高度反思性而造就的人为的不确定的发展迅速的社会时，这种科层制权威已经显得有些尾大不掉，无法再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了。今天旧的科层制组织的生存状况，正像吉登斯所说的那样，已经像一具冰川季时期的恐龙一样在逐渐地消亡，而在政治的领域中，国家也不再将其公民看成臣民，以消除腐败为理由的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使政治组织得到不断地重构，人们越来越对于正统的政治运行机制表现出不满，这些都建立在人们越来越感受到的日益增加的社会反思性，这是现今社会的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③

　　与此同时，极端政治在发展的进程中也开始从最初极端的对立和隔阂走向一种共同面对与相互融合，今天的气候变化成为“左派”和右派共同的世界问题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④其所要共同面对的就是对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而言都具有挑战性的世界性的共同问题，这些问题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就是随着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所引发出来的环境资源枯竭问题，这不再是西方自身发展的问题，而成为世界发展的问题；而极端政治所面对的另外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吉登斯一直在强调的由现代性的反思性所造就的各种人为的不确定性的问题。这种人为不确定性的增加使得这个世界遭受到了一种极度的伤害，而不论是站在哪种立场上的人士都有责任要开始去对这样一个受到伤害的世界提出一种拯救的规划。

　　在这一点上，吉登斯更为积极地去看待新世纪以来所出现的这些新的社会现象。他特别提出，今天的人们要有一种新的中世纪精神，应该勇敢地去面对外在于我们的强大力量，他的一句口号式的语言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度受伤的世界之中，这个世界需要有极度的拯救。”⑤吉登斯为此种拯救提出了如下6点良策：首先，必须要对受到损害的社会团结加以修补。这需要有选择性地对传统加以保护，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要有某种新的“传统的发明”。这是面向全球的一种修补，这种修补的核心是将个体与群体再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也使个体与国家联系在一起。为了能够实现这样的目标，重新评价当今社会个体主义的本质在吉登斯看来就变得极为重要。因为在新自由主义的主张之下，个体主义曾经被赋予了一种极高的价值，它的核心是一种自我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个体行为方式，不过在今天具有高度社会反思性的时代里，一定程度的自我独立是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来的根本，除此之外，还需要有更多可能的相互之间的互惠与依赖。这其中的一种途径就是一种积极的信任的建立，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对于他人、个人以及社会的责任的回归。吉登斯强调，此种“积极的信任”是一种需要去赢取的信任，而非来自于既有的社会地位或者性别角色的关系之中。并且，积极的信任容纳了个体存在的自主性，并且，这是在当今社会中建立起稳固社会团结的力量来源。①

　　第二点，必须要正视吉登斯所说的生活政治的出现以及其对于我们现实生活的影响。在吉登斯看来，“左派”所一直追求的解放是一种人自身自由的获得，这种解放的含义后来被不断地扩展，并可宽泛地界定为是一种从束缚当中的挣脱，如从传统的束缚中挣脱出来，从专制的权力中挣脱出来，从物质条件的束缚中挣脱出来等等。因此，解放的政治是一种使得个体行动获得自主性机遇的政治，人们因此而有了一种自我选择的自由。但是，生活政治与此则不同，它不是关乎一个人的生活机遇的政治，而是一种有关生活方式的政治，在这个意义上，如何生活不再是一种习惯或习俗，而是转变成为一种不得不去追随的反思性对象。②可以说，这种政治是建立在一种选择之上，在纷繁复杂的有关一个个体以及整体的人类该如何生存的问题上，每个人都需要有人自身的决策参与其中。

　　由此而引出的第三点，即吉登斯所谓的生成政治（generative politics）的问题。此一政治生存的土壤就是有着高度反思性的社会之中，人们相互之间依赖于积极的信任来建立起一种社会关系。这是把国家与社会中的反思性动员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空间。生成政治是在现代国家的职能因为新自由主义的主张而降低到最低限度之后而激发起个体或者群体去做一些事情，或者是让事情发生（make things happen），而非被动地去等待事情发生。这也是一种积极主动地去捍卫公共领域的政治，但是不是如传统做法那样有意地将国家与市场或者国家与社会直接对立起来。此一政治的基础在于不论是在政府机构之中，还是在各类社会团体之中都要去建构一种积极的信任，这是最为重要的。尽管不能说生成政治是一种万能药，但是它的根本仅仅是提供物质条件以及组织框架，而对于生活政治的决策权而言，这终究还是掌握在老百姓自己手里，对于这样一种生成政治而言，这可能是当今以及未来解决贫困以及社会排斥等社会问题的最为有效的途径之一。③

　　第四点是社会对于极端的民主化形式（radi-cal forms of democratization）的进一步需求，这样一种民主会更加强调对话，即采取一种对话民主（dialogic democracy）的形式。而在此之前的民主，则更多地会强调民主作为一种民众利益表达的渠道，它是由利益的代表性来得到体现的；但是，还有一种民主，其所要求的基础是公共空间的创造。从理论上而言，这种民主主张，所有的争论不是通过既有的权力形式而是通过此一公共空间，也就是通过在此空间中的对话而得到解决的。后面这一民主形式就是吉登斯所谓的民主的民主化的一个重要组成步骤，而所谓的“民主的民主化”无非就是以民主的方式去表达民主的生活，这种民主的方式中最为核心的就是对话和沟通，而伴随着这种对话民主的加强，民主的民主化历程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对话民主会首先在某些情感性的领域得到推进，比如在私人生活领域中的亲情、恋情和友情上，对话民主都会得到强劲的发展。吉登斯将此称为“情绪的民主”（democracy of the emotions）。这是通过讨论以及交换观点来增进和保持相互之间积极的信任以及私人关系，这其中并不借助于某种武断的暴力权力，一切都在良性的交流与互动中展开。而这种个人之间关系的对话民主的良性发展，为更为宽泛的社会关系中作为一位公民应该具备的义务以及责任提供了一种个体认知上的比照，进而通过自主群体以及社会运动来推进整个社会对话民主的发展。

　　此类社会运动都属于一种群体声音的表达，这种表达对于增进地方性的以及全球的社会活动的反思性能力有所助益。吉登斯认为，在当今的世界中，社会中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或者归属于某个自愿性的团体中，而非属于某个政治党派成员。这种趋势使得这些团体所主张和实践的民主精神能够得到体现，先前曾经被忽视的或者是采用传统方式来加以解决的社会议题，现在会通过对话的形式而得到解决。甚至政府机构对于事情的界定，人们也可以就此提出质询，进而给出一个公允的解决。①这是一种带有全球趋势的民主化运动，这不是通过国家或者国际机构，而是通过各种不同团体的互动与对话来实现的。

　　如果是这样，作为第五点主张，吉登斯认为，有必要从根本上去重新思考福利国家的制度，特别是在面对全球范围的贫困而言，一种反思显得尤为必要。②许多保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通过对福利国家的保护来抗拒新自由主义的市场泛滥。不过，新自由主义者对于福利国家的批评也是极为尖锐的，因为今天的福利国家制度似乎在整体上消减了贫困，但对于如何去平衡进而去均衡社会大范围内的收入与财富的再分配并没有什么特别显著的效果。另外，福利国家的科层制已经变得越来越走向一种僵化与不讲人情，而福利依赖所导致的失业人口的大量增加也必然使得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变得异常有社会大范围的吸引力。而解决这样的社会问题的途径可能不再是一种由上而下的利益分配，而是尽其所能地去消除两极化的倾向。不过，今天吉登斯所谓的“人为的不确定性”使得福利国家制度的改革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从源头上而言，福利国家制度的发明在于克服可能落在每个人身上的不幸，但是，吉登斯试图提出一种积极福利的概念，借此来使得人们更加去关注于把自我的自主性跟个人的以及集体的责任能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③

　　第六点是关于暴力问题的。在吉登斯看来，不论是社会主义者还是新自由主义者都未能对暴力的问题提出比较切适的政治理论，原来的右派主张更加强调暴力对于一个社会以及人类生活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以及与生俱来的，因此，许多的社会都会发展出来一些基本的处理因为价值观差异而引起的社会冲突的解决途径。

　　吉登斯将解决社会冲突的途径归为如下4种：其一是地理上的隔离，即在不发生接触的情况下，人们相互之间的差异性的文化就可以同时存在而不会发生冲突，因为发生此类冲突的基本条件没有了。所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矣。其次是采取退的方式，一方忍受不了另外一方的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就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来避开或者退出，以此来避免双方冲突的发生，古时的隐士大约是此种化解相互冲突的典范。④第三种是比较积极的对话，即通过对话来化解因为文化差异而造成的各种误解，这是一种有助于冲突双方增进交流和理解的冲突化解途径。在这一点上，吉登斯用“更好地理解他人导致更好地理解一个人自身，或者一个人自己的文化”这样的语句来表达这种对话的交流，⑤而费孝通后来是用“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样的排比句来表达同样的意思。⑥第四种解决冲突的办法就是直接诉诸武力或者暴力。前两种化解冲突的方式在今天已经是变得越来越少用了，伴随着交通以及传媒的发达和普及，地理隔离在今天已经变得不大可能；退出的做法对于个体也许还可以偶尔适用，比如一对男女无法生活在一起便会寻求通过法律上认可的离婚来加以解决。而对于后两种途径，即对话和暴力，吉登斯显然是更加鼓励由积极的对话来消除相互之间的冲突以及由此种冲突所导致的直接暴力。而这可能是避免当今世界范围内原教旨主义升级的惟一一条途径了。

　　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存在着各种各样极端的原教旨主义，人们为了一种自我的独立而一味地坚持一种主张，并拿出全部精力去捍卫这种主张。比如大男子主义的“性别原教旨主义”，其认为男性对于女性的支配和暴力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在吉登斯看来，即使是这样的一种极端的主张也是可以通过更多的自我理解和交流而得到化解的。这种办法也适用于以一种剑拔弩张的姿态呈现出来的文化的原教旨主义上面，对于此种姿态就可以通过对话和沟通来取代暴力的使用。⑦以上便是吉登斯的社会学对于传统政治上的“左派”和右派之间极端主义政治的一种折中的主张，或者他所谓的“中间道路”的选择。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