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新一代党的领导人座谈时，真诚地提出，“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以后再宣布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现在看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党和国家不利。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

　　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辞去他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身体力行地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在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中、对于保持党和国家稳定起了关键作用。随着相关档案的解密，邓小平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始末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是指干部终身担任领导职务，不受年龄、健康、任期等条件的限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在我国过去虽然没有明文规定过，但实际上是存在这种现象的。这种状况使党员、群众不能对干部进行有效的推荐、选举、监督和罢免。

　　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是封建主义残余在干部制度上的一种反映，对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和党内政治生活民主化危害极大。它造成了权力过分集中，妨碍党的集体领导制度的贯彻执行；造成了领导班子老化，不利于新生力量的选拔和成长；更不利于群众实行有效的监督。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是干部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中共十二大以前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实际上存在着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这也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许多共产党没有解决好的一个重大制度问题。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废除这种存在严重弊端的制度进行了不断的努力。

　　1980年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丧失工作能力老同志不当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候选人的决定》。决定指出，为了使出席中共十二大的代表和大会选举的中央委员会中，有相当比例的年富力强的同志，使党的领导机构能够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繁重任务的需要，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长期连续性，中央决定，凡年事已高，丧失工作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同志，不能当中央的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会候选人。这是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职务终身制和逐步更新领导班子的一个重要步骤。

　　1982年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建立了老干部离退休制度，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首先从企业中开始试行领导干部任期制，并逐步推广到党政机关职能部门。此外，还建立了辞职、免职、奖惩等制度。这些都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中共十二大建立了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性机构。

　　倡导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实现干部退休制度，是邓小平一个重要的贡献。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拨乱反正和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逐步展开，新中国成立以来因历次运动遭受迫害的干部纷纷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由于从“反右运动”到“文革”结束持续了近20年，原来的年轻人早已进入中年，中年人也变成了老年人。面对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繁重使命，我国干部队伍存在以下两个方面问题：一方面，干部队伍严重老化，力不从心；另一方面，因无位子，年轻干部又上不来。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为解决干部系统吐故纳新、新老交替而创造的一个过渡性的组织形式。邓小平提出设顾问最早是从军队开始的。

　　早在1975年7月14日，邓小平就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了在军队设顾问组的问题。他指出：“设顾问是一个新事物，是我们军队现在状况下提出的一个好办法。设顾问，第一关是谁当顾问，第二关是当了顾问怎么办？”“顾问组的组长，不参加党委，可以列席党委会，好同顾问组通气。其他待遇不变，但是配汽车、秘书要变一变。”“顾问也有权，就是建议权。顾问要会当，要超脱。不然，遇事都过问，同级党委吃不消。设了顾问，究竟会有什么问题，等搞年把子再来总结经验。”当时，邓小平提的顾问制度并未完全行得通，虽然道理大家都明白，但却没人愿意当顾问。后来，由于邓小平再次被打倒，设顾问的事情便被搁置。

　　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出来工作，在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后，就着手解决组织路线问题。一次，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讲道：“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急需培养、选拔一大批合格的人才。这是一个新课题，也是对老同志和高级干部提出的一个责任，就是要认真选好接班人。老干部现在大体上都是60岁左右的人了，60岁出头的恐怕还占多数，精力毕竟不够了，不然为什么有些同志在家里办公呢？为什么不能在办公室顶8小时呢？我们在座的同志中能在办公室蹲8小时的确实有，是不是占一半，我怀疑。我们老同志的经验是丰富的，但是在精力这个问题上应该有自知之明。就以我来说，精力就比过去差得多了，一天上午、下午安排两场活动还可以，晚上还安排就感到不行了。这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

　　邓小平接着说：“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把老同志都陆续请回来了，并且大体上恢复了原来的或者相当于原来的职务。这样，我们的干部就多起来了。把老同志请回来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正确的。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缺少一批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的干部。而没有这样一批干部，四个现代化就搞不起来。我们老同志要清醒地看到，选拔接班人这件事情不能拖。否则，搞四个现代化就会变成一句空话。”邓小平清醒地看到顾问制度只是一个出路，要真正解决问题不能只靠顾问制度，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

　　从1980年起，邓小平即开始做退休的准备工作。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透露：“中央正在考虑再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名称还可以考虑），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这样就可以让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同时，也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更加精干，逐步实现年轻化。”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指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主要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

　　1981年，华国锋辞职时，党内外一致要求邓小平出任党中央主席，甚至连一些外国领导人也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了此种愿望。邓小平力排众议，推荐年轻的同志主持党和国家领导工作。7月2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刚落幕没几天，邓小平便又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提到设顾问委员会以容纳一些老同志的设想，并说：“这是为后事着想。”1982年1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要老同志让路，让中青年干部上来接班的问题时，把它比喻为“一场革命”，并疾呼：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真正考虑成熟并下定决心设立顾问委员会是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夕。1982年2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柬埔寨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时说，干部老化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1982年9月6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新党章的第三章第22条里明确了中顾委的组成原则和职能作用：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中共十二大上，邓小平出任过渡形式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会上，邓小平说：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个新东西，是根据中国共产党实际成立的，是解决我们这个老党、老人实现新旧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老同志退出一线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顾问委员会就是这样一个组织。

　　1985年，美国前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访华。当基辛格走进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时，精神矍铄的邓小平身着深灰色中山装，面带笑容地迎上前去同他热情握手。邓小平对基辛格说：“博士，你好。咱们是朋友之间的见面。你大概知道我已经退下来了。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制度，中国现在很稳定，我也放心。”

　　基辛格说：“你看起来精神很好，今后你在中国的发展中仍会发挥巨大的作用，正像你在过去所起的作用一样。你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我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在需要的时候，我还要尽一个普通公民和党员的义务。你现在不当国务卿了，不也还在为国际事务奔忙吗？”

　　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前，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人共同约定“一齐退下来，而且是一退到底。即退出中央委员会，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也要求‘全退’”。后来，经过中央政治局反复讨论，并征求多方意见，决定邓小平、陈云、李先念3人“半退”，即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但仍担任一定职务。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陈云担任中顾委主任，李先念担任全国政协主席；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全退”，即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三老“半退”、四老“全退”的带动下，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又有一批老干部退出第一线的领导岗位，增选为中顾委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的顾问委员会委员，一批年轻干部走上了一线领导岗位。

　　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京召开。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标志着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建立。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把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等人请到家中，商量他退休的具体事宜。

　　邓小平在家里对江泽民等人说：“退休是定了，退了很有益处。”邓小平耐心地解释：“如果不退休，在工作岗位上去世，世界会引起什么反响很难讲。如果我退休了，确实不做事，人又还在，就还能起一点作用。”

　　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作政治交代时讲了一番话，他说：“我过去多次讲，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我已经慢慢练习如何过退休生活，工作了几十年，完全脱离总有个过程。下次党代表大会不搞顾问委员会了，还是搞退休制度。我退休的时间是不是就确定在五中全会。犹豫了这么几年了，已经耽误了。人老有老的长处，也有老的弱点。人一老，不知哪一天脑筋就不行了，体力到一定程度也要衰退。自然规律是不可改变的，领导层更新也是不断的。退休成为一种制度，领导层变更、调动也就比较容易。”邓小平与新一代党的领导人座谈时，真诚地提出，“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以后再宣布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现在看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党和国家不利。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

　　对于退休的方式，邓小平说：“来个干净、利落、朴素的方式，就是中央批准我的请求，说几句话。”他一一地看着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诚恳地嘱咐：“我的退休方式要简化，死后丧事也要简化，拜托你们了。”

　　对于退休时的职务交代，邓小平说：“军委要有个主席，首先要确定党的军委主席，同时也要确定国家军委主席。”他加重了语气，一字一句地说：“我提议江泽民同志当军委主席。”同一天，邓小平郑重地向政治局呈上了请求退休的报告，要求实现“全退”。邓小平终于说服了中央常委。政治局决定，将邓小平退休问题提交十三届五中全会讨论。

　　1989年11月9日，邓小平办公室主任王瑞林来到邓小平身边，向他讲述了正在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的情况，重点汇报了全会关于他退休问题的讨论情况。通过汇报，邓小平得知许多同志对自己恳求退休表示理解，这使他很高兴，如释重负地说：“总之，这件事情可以完成了！”

　　1989年11月，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表决，接受了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消息传来，一直在家等候的邓小平如释重负，即刻驱车前往会场。在休息厅，江泽民趋前一步，激动地握住邓小平的手，建议第三代领导人以及在场的杨尚昆等老一辈革命家一起合影留念。在会议大厅，邓小平亲切会见了中央3个委员会的委员以及列席会议的代表。掌声中，邓小平激动地说：感谢同志们对我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我的退休请求。衷心感谢全会，衷心感谢同志们。

　　1989年11月1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正式会见了最后一批外宾。站在屏风旁边的邓小平，容光焕发，同来访的中日经济协会访华团的日本客人一一握手。当着几十位日本客人、几十位中外记者，邓小平向他们、也向全中国、向全世界宣布：“日中经济协会代表团将是我会见的最后一个正式的代表团，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

　　邓小平说：“退就要真退，这次就要百分之百地退下来。我今后不再代表集体、党和国家领导人见客人，要体现真正退休。”他接着说：“今后有些朋友来中国，可能不见不礼貌。我可以去客人住地拜访，谈友谊，谈非政治性的事情。要让党、政、军领导放手工作，我不插手。这对他们的成长和工作很有必要。”

　　在谈到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时。邓小平说：“江泽民同志是一个很有本领的人。作为知识分子，他比我知识多，当然经验比我差一些，但经验是可以锻炼出来的。他今年63岁，有这个领导班子我很放心。”接着，他又谈到了治理整顿和发展中日友好关系问题。

　　1992年，邓小平视察中国南方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重要谈话，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经验，从理论上回答了一些重大问题。以这次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97年召开的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邓小平理论，指出这一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并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