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

袁世凯誓词

 “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达国家于安全完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此志愿，率履勿渝。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辞职，谨掬诚悃，誓告同胞！”

共和还是帝制，始终是摆在袁世凯面前的两条路。他以共和梦始，以帝制梦终，这不仅是一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个国家的悲剧。

1912年2月12日，外有革命党施压，内有袁世凯逼宫。隆裕太后和清帝颁诏退位。

退位诏乃是立宪派领袖张謇所拟，其中说到：“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

袁世凯审阅过诏书，又在末段增了一句：“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制嘎然而止，中国进入共和时代。

■誓词

在清帝退位后第二天，袁世凯即通电南京临时政府赞成共和：“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疆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2月14日，孙中山正式辞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并举荐袁世凯；2月15日，南京参议院全票选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至此，清廷和南方的革命党人都把政权交给了袁世凯。

袁世凯兴致勃勃，2月16日下午，他把海军上将蔡廷斡叫至官邸，让蔡为他剪辫子。（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

然而在仅仅两天前，蔡廷斡还在抱怨袁世凯太“顽固”，他对《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循说：“袁世凯讨厌至极，他连辫子都不肯剪掉。”（莫里循《清末民初政情内幕》）。

等到袁世凯的辫子一掉，蔡廷斡就把这个“独家消息”告诉了莫里循。袁世凯的副官唐在礼目睹了整个剪辫过程，他观察到：“在剪的时候，袁自己不断哈哈大笑，谈话中显出异乎寻常的高兴。”（唐在礼《辛亥前后我所亲历的大事》）这种极其开心的表现，在袁世凯的一生中都非常少见。

3月10日下午3时，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仪式在北京石大人胡同前清外务部公署举办，袁世凯宣誓效忠民国：“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勿渝！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谨掬诚悃，誓告同胞。”

蔡元培代表南京参议院接受袁世凯的誓词并代孙中山致祝词。袁世凯谦虚作答：“世凯衰朽，不能胜总统之任，猥承孙大总统推荐，五大族推戴，重以参议院公举，固辞不获，勉承斯乏。愿竭心力，为五大民族造幸福，使中华民国成强大之国家。”

早在革命党人与清廷相持不下时，黄兴就以南方民军司令的名义致电袁世凯，把袁比拟为中国的华盛顿。如今帝制既倒，共和初建，时人对袁世凯更是倍加推许。1912年5月，有记者问孙中山：“先生让总统之位与袁世凯，是由于个人之意乎？抑以为如此更换更有益于国家乎？”得到的答复是：“两者皆是。因袁君鼓动共和久矣。”

■约法

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同时，袁世凯也不得不经受时人质疑的目光。时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芮恩施这样描述袁世凯的剪辫：“蔡将军用力一剪，就把袁世凯变成了一个现代人。但是袁世凯的内心并没有从此发生很大变化。”

在临时大总统就职仪式上，当时以记者身份在场的梁漱溟即觉得袁世凯对如此庄重的典礼根本不重视，“既不蓄须，亦不修面，着军人旧服装，殊欠整洁，显然蔑视此一重大典礼”；

莫里循对此也有着类似的记录：“袁世凯入场，像鸭子一样摇摇晃晃地走向主席台，他体态臃肿且有病容。他身穿元帅服，但领口松开，肥胖的脖子耷拉在领口上，帽子偏大，神态紧张，表情很不自然。”

袁世凯则很快感受到临时大总统之棘手难当。1912年3月11日，也就是袁世凯就职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孙中山在南京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采用法国式责任内阁制，袁世凯遂依法于1912年3月13日任命唐绍仪为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并负责组阁，外交、内政、陆海军、财政和交通等实权部门均由陆征祥、赵秉钧、段祺瑞等袁派人物一手控制。

这本来堪称袁世凯的私家内阁，但从唐内阁成立的那一天起，在用人、财政、遵守《临时约法》规定的总理附署权等问题上，袁、唐二人就不断发生冲突。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大总统虽为国家元首，但由于实行责任内阁制，内阁代元首对国会负责，大总统就成了空有其名而无权的虚职。于是袁为抓权，唐为履职，二人争个不休。袁派的总长们在请示时则都是直接找总统，如财政总长熊希龄在与六国银行团交涉外债时就几乎事事请示总统，而目无总理。钱借到了，指派用场，总统照例不顾总理。唐绍仪的内阁总理干不下去，只好辞职。

但是，袁世凯的苦衷比唐绍仪一点都不少，在就任临时大总统一年后，他在一份文件中“谨述甘苦”：“为国民一言：夫用人实行政之本，而国务院为大政所从出。本大总统为国择能，尤深兢业，遵据《约法》，必须求同意于议会……而国会纷争，议案丛脞，累日不能决一条，经月不能颁一律。律文既缺，何所遵依？而国家作用，一旦不能滞停，政府措施，触处动成违法。以云责任，更安取裁？”

什么事儿都办不成，让袁世凯对《临时约法》的意见越来越大，他开始向往“无论政体如何解决,总期权操自我。”（《张广建致邮传部电》，《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

南方的激进革命党人一直在检举袁世凯有“帝制自为”的野心，唐内阁倒台后，眼见着袁世凯开始超出《临时约法》规定的范围揽权，这种质疑的声音更为明显。

袁世凯则在1912年6月24日发表公开电为自己辩护。“当共和宣布之日，即经通告天下，谓当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见于中国。就职之初，又复沥忱宣誓，皇天后土，实闻此言。”

孙中山此时也为袁世凯做解释：“故余信袁之为人……见天下事均能明彻，而思想亦很新。不过做事手腕稍涉于旧，盖办事本不能全采新法。革命起于南方，而北方影响尚细，故一切旧思想，未能扫除净尽。是以北方如一本旧历，南方如一本新历，必新旧并用，全新全旧，皆不合宜。……故袁总统今日实处于嫌疑之地位，作事颇难，其行政多用半新旧之方针。新派以其用旧手段，反对者愈众，其今日欲办之事，多方牵制，诚不易于措施也。”（孙中山《在上海国民党欢迎会的演说》1912.10.6）

■摇摆

外界对于袁世凯的质疑并非完全是捕风捉影，做了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对于共和制的兴废，的确正处于摇摆之中。

1912年秋天的一天，顾维钧在向袁世凯报告了他和英国公使关于西藏问题的会谈情况后起立告辞，但袁世凯让他稍待，要和他谈话。

袁世凯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像中国这样的情况，实现共和意味着什么。顾维钧就说，共和这个词的意思是公众的国家或民有的国家。但袁世凯认为中国的老百姓怎能明白这些道理，当中国女仆打扫屋子时，把脏物和脏土扫成堆倒在大街上，她所关心的是保持屋子的清洁，大街上脏不脏她不管。顾维钧就说那是自然的，那是由于她们无知。但是，即便人民缺乏教育，他们也一定爱好自由，只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去获得自由，那就应由政府制订法律、制度来推动民主制度的发展。袁世凯就问，那会需要多长时间，不会要几个世纪吗？顾解释说时间是需要的，不过应该用不了那么久。

 “我们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顾维钧在回忆录里说，“我提这段谈话的意思是想说明袁世凯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它形式的政体优越。他的统治越来越趋向恢复帝制，保持旧的制度，使自己高高在上。他不只是不了解共和国需要什么或民主如何起作用，看来他根本没有实现共和或民主的愿望。”

对共和制不了解的又何止是袁世凯呢？孙中山对此也只能感叹说：“今中国国民四万万，其能明了了解共和之意义，有共和之思想者，尚不得谓多。”

全国上下唯有一片抱怨之声。人们发牢骚说共和政体让社会崩溃，“民国不如大清”，就连报章上也开始鼓吹说“共和政体不合国情”。

■独裁

如何说之前袁世凯对共和政体还是尚存疑问，那么，在“二次革命”过后，他就愈发觉得共和制不适于中国了。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遇刺身亡。3月23日，孙中山从日本赶回上海，一怒之下，不待法庭审理宋案，即开始兴兵讨袁，民国打响了第一次内战，双方交锋不足三月，“二次革命”即烟消云散，孙中山逃亡日本。

袁世凯则在1913年10月10日就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当天著名记者黄远生看到的是一个志得意满的袁世凯，他“精神甚矍铄，音吐甚朗，军服灿然”。不过袁世凯正在把他共和誓词甩到一边。在场的国会议员韩玉辰清晰地记得，袁世凯竟然不是到国会去宣誓就职，而是安然坐在太和殿的御座上举行就职典礼。念誓词“余誓以至诚，遵守宪法，执行大总统之职务，谨誓”时。“袁先高声读‘余’，继读‘誓以至诚’，其声微弱几不可辨，又高声读‘执行大总统之职务’，洪亮有力，读‘谨誓’二字，声复低沉。”

时未期月，袁又在11月4日发布解散国民党令，之后又解散国会。袁世凯向芮恩施解释他为何这么做：“这个国会并不好，因为它大部分是由缺乏经验的理论家和年轻的政客们组织起来的。他们要干涉政府，也要使一切事情都通过立法手续。他们真正的任务是要通过一部永久性的民国宪法，但是他们在这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袁还对芮恩施以很当真的口气说：“我们传统的习惯和你们西方的根本不同，我们的事情非常复杂。我们不能稳妥地运用你们抽象的政策观念”。

他接着做了一个比喻：“中华民国是一个非常幼小的婴孩，必须加以看护，不叫他吃不易消化的食物，或服用那些西医所开的烈性药物。”芮恩施在他的使华手记里写到，袁世凯一直在“津津有味地重复说着这个比喻，目光炯炯地在我和其他客人方面搜索着同情或保留的表情。”

袁世凯一步步走上了从终身大总统到皇帝的独裁道路。1914年5月1日，袁世凯正式废除了《临时约法》，公布《中华民国约法》，人称“袁记约法”，共10章68条。该约法规定大总统任期改为10年，不限制连选、连任，并可推荐“接班人”，使袁世凯成为终身总统，还可以传子。

但又何止袁世凯开始心仪独裁呢？二次革命后远遁日本的孙中山痛定思痛，总结失败原因，认为自从同盟会被改组为国民党之后，蛇龙混杂，纪律全无，不堪当革命大任，必须毁党造党，于是他开始组织“中华革命党”，每一党员入党时，皆须各立誓约，加盖指模，声明牺牲自己，服从孙先生为唯一领袖。此举当时即招致多方非议，认为这将造就一个极权政党的独裁党魁，但是孙中山分寸不让，还训导“同志”说：“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

 “袁记约法”则取消了立法机关对大总统的弹劾权、国务员对大总统发布命令的副署权。规定“大总统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

至此，袁世凯的两次就职誓词都已烟消云散。接下来的事情世人皆知：袁世凯来了一场失足的皇帝梦。他为此起了一个“洪宪”的年号，意为“伟大的宪政时代”，但是迎接他的是众叛亲离，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孤独和懊悔中去世，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在昏厥复苏之后，微息微叹之间，向榻畔侍疾的徐世昌说：“他害了我。”“他”是谁？世人只能猜测。

无人能收拾袁世凯留下的烂摊子，中国进入军阀混战时代。1913年，当芮恩施初到中国的时候，他对共和在这个国度的扎根还保有信心，“中国有着可供民主种子生长的肥沃土地，但是五千年所形成的文明不是一下子就能摧毁的。中国毕竟是一个古老的君主国家，而共和政体却是相当突然地加到它身上去的。所以它现在仍然处于调整的时期。”

但是当他观察到中国历年来因这些“调整”而经受的痛苦和迷茫之后，在1919年离开中国前，他已经换了一种心境，在《使华手记》里忧心忡忡地写道：“倘使中国现在在信心上感到失望，那么，它在精神发展和政治发展上的这种幻灭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而我们在太平洋彼岸将看不到一个和平的工业化的并同情我们理想的国家，面对的却是一个受着残酷控制的实利主义的庞大军事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