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秘密——阿桑奇的理想(2)

B项目的痕迹，准备动身去机场。阿森格还没有收拾行李和梳洗，头发乱作一团。他还在打媒体通稿。琼斯多蒂尔过来帮他，他说，“能不能我一边打字你一边帮我理发？”“不，你还在工作的时候不能理发，”她说着去沏茶。阿森格还在继续打字。

　　琼斯多蒂尔应阿森格的要求给他剃头，期间停下来问道：“如果你被捕了，会跟我联系吗？”阿森格点了点头。与此同时，贡格里吉普把阿森格的东西塞进一个包。他已经把钱付给了房东。盘子洗干净了，家具挪回到原本的位置。大家挤进一辆小车，房子恢复了当初的空寂。

　　（二）

　　阿森格这个名字来自“阿森”，这是十八世纪初定居在澳大利亚星期四岛上的一个中国移民的名字，后来他的后代搬到了澳大利亚大陆。阿森格母亲的祖先于十九世纪中叶从苏格兰和爱尔兰来到澳大利亚寻找耕地；阿森格开玩笑说，他的流浪癖来自遗传。他的电话和Email地址经常改变，他那难以捉摸的兴趣和喜欢隐瞒生活中细节的作风经常令周围的人抓狂。

　　阿森格1971年出生在澳大利亚东北海岸的汤斯维尔城，更准确地说，他是在家庭动荡的情况下出生的。在他刚过完周岁生日后，他的母亲（姑且称之为“克莱尔”吧）与一个戏剧导演结了婚，两人合作做些小的作品。他们经常搬家，住过新南威尔士靠海的拜伦湾附近，库克船长的指南针曾在那里失灵的马格内特岛。他们都是坚定的新派人士。(17岁的时候克莱尔就烧掉课本，骑着摩托车离家出走)。后来他们在马格内特岛上的房子付之一炬，是因为克莱尔用来打蛇的来复枪弹夹爆炸了。

　　阿森格告诉我说，“在我童年这段时期，大多数时候跟汤姆·索耶一样。我有自己的马，自己建造筏子，去钓鱼，钻矿井和隧道。”

　　阿森格的母亲认为，正规教育会对她的孩子灌输一种对权威的不健康的尊重，会阻碍他们的学习意愿。“我不愿毁灭他们的灵魂，”她说。到阿森格14岁的时候，已经搬了37次家，这使他无法接受不间断的教育。他有时在家自学，也参加过函授班以及跟随一些大学教授进行非正式的学习。但大多数时候他都是如饥似渴地自己找书来读。他回忆道：“我总呆在图书馆里，一本接一本地看，特别注意引文中提到的书，然后找来读。”他的词汇量很大，但直到后来他才学会那些单词该怎么读。

　　阿森格八岁的时候，克莱尔离开了她的丈夫，开始和一位音乐家交往，他们有了一个儿子。这段关系充满了狂风暴雨，据她说，那位音乐家后来变得很暴力，于是两人分开了。因为争夺阿森格同母异父兄弟的抚养权，克莱尔觉得受到威胁，担心他夺走自己的儿子。阿森格记得她当时说，“现在我们得消失了。”从11岁到16岁，他一直跟着母亲东躲西藏。

　　奔波中，克莱尔曾在一间电器行对面租房。阿森格会去这家商店，在一台Commodore 64电脑上写程序，直到克莱尔搬到一个更便宜的地方，用省下的钱为他买下这台电脑。很快他就能够破解那些当时非常有名的软件，找到开发人员留下的隐藏信息。“人与电脑互动时的那种有条不紊对我很有吸引力，”他说，“就像是玩象棋。”阿森格喜欢那种局外人的生活。后来他在谈及年少时的一位朋友时，曾这么写道：“我们都是聪明、敏感的小孩，我们与主流的亚文化格格不入，我们怒斥那些融入者为不可救药的大笨蛋。”

　　16岁的时候，阿森格拥有了一台调制解调器，他的电脑成为了一个入口。那是在1987年，网站尚不存在，但电脑网络和电信系统已初具雏形，形成了一个电子世外桃源，供那些具备了必备技术的青少年肆意纵横。阿森格自称门达克斯（Mendax），这个名字取自古罗马诗人贺拉斯所说的“splendide mendax”，意思是“高尚的虚假”，他为自己赢得了“可以闯入最安全网络的高级程序员”的美誉。他加入两名黑客，一起组建了一个名叫“万国颠覆” （International Subversives）的团体，他们闯入了欧洲和北美的计算机系统，其中包括美国国防部和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网络。在他与作家赛利特·德累福斯（Suelette Dreyfus）合著的《地下》（Underground）一书中，他描述了黑客亚文化的黄金法则：“不要损坏（包括崩溃）你所侵入的电脑系统；不要更改那些系统中的信息（除了修改日志掩盖自己的踪迹）；分享所获得的信息。”

　　在这段时间阿森格爱上了一个16岁的姑娘，有那么一小段时间，他离开母亲和那个姑娘住在一起。过了几天，警察登门造访，“他们没收了我所有的电脑设备，”他回忆。他说这次袭击是来自州警察，“原因是某些冒险者吹牛声称我们从花旗银行偷出了50万美元。”阿森格没有受到起诉，他的设备也被归还了。“从那时起，我就认为做事更谨慎才是上策。”之后他和女友去了墨尔本，阿森格发现她怀孕之后，便一起搬到克莱尔附近住下。阿森格18岁的时候，两人举行了非正式的婚礼，不久他们的儿子就诞生了。

　　他还是经常从事黑客活动。在“万国颠覆”的成员意识到当局对他们的活动产生了兴趣之后，数字探险变得越来越刺激。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对该小组展开了一个称之为“气象行动”的调查，而这些黑客设法对调查进度进行了监视。

　　1991年9月，在阿森格20岁那年，他侵入加拿大电信公司北电（Nortel）在墨尔本的主终端。通常，阿森格是在晚上入侵电脑系统，但这次，一名北电的管理员也在系统里。预感到自己可能被抓住，阿森格试图用幽默的方式与他搭讪。“我已经控制了系统，”他写道，但没有给出自己的名字。“多年来，我一直在这个阴暗的角落挣扎。但现在我终于看见了光芒。”那名管理员没有回应，于是阿森格又发送了一条信息：“在你的系统里玩得很开心。我们没有捣乱，甚至还做了些改进。请不要通知澳大利亚联邦警察。”

　　“万国颠覆”对北电的入侵，使“气象行动”的调查取得了关键性的进展。联邦调查者们调查了电话线路，试图寻找黑客们使用的是哪里的电话。调查小组的负责人肯·戴对我说： “朱利安是这伙人中水平最高、最藏而不露的一个。他有利他主义的动机。我认为他的所作所为是因为受到‘天下不应该有秘密’这一信念的影响。”

　　《地下》中描写阿森格愈来愈担心被捕：“门达克斯梦见警察随时都来袭击，他梦见脚步声在他门前响起，黎明前的黑暗中，荷枪实弹的警察在凌晨五点闯进他家后门，”后来他把自己的磁盘藏在一个蜂房里，这才稍微松了一口气。

　　因为担心被捕，到了十月份，他的状态已经非常不好，几乎不吃不睡。他的妻子带着年幼的儿子离开了他。29日晚上 11点半，警察终于来了，此前他一直拨电话，但只能听到话筒中的忙音。肯·戴敲开了他的房门，说：“我想你是在等我吧”。阿森格受到了31项指控。等待审判期间，他患上抑郁症，还跑到医院住了一段时间。他试着与母亲住在一起，但几天之后，他就跑到附近的公园睡觉去了。他住在丹德农国家公园茂密的桉树林中，蚊子把他的脸叮得伤痕累累。就在那段时间，“你内心的声音平静下来了，”他说，“内心的对话由一种说话的渴望所驱使，但如果周围没有别人就没有用处。我不想说得太像佛教徒，但就在那段时间，‘自我’的形象在内心消失了。”

　　有关部门花了三年的时间，才把阿森格及其“万国颠覆”的其他成员送上法庭。肯·戴告诉我，“当时我们这个电脑犯罪小组刚成立，政府说‘你们要形成一种威慑力量’。好吧，要想造成威慑，就得起诉，我们利用朱利安和他的小组达到了这样的效果。”北电的一个电脑安全小组起草了一份事故报告，声称他们的黑客行为造成了十多万元的损失。其中主要一项指控描述阿森格无法无天的行为时说他，“就像万能的上帝一样为所欲为。”

　　因为政府的过激反应，阿森格面临可能达十年的监禁，他买来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的小说《地狱第一层》（The First Circle），是关于知识分子在古拉格监狱的遭遇。他读了三遍，后来他写道：“它和我的经历是多么相似。”他认为，“只是进去看看”的黑客行为是没有受害者的犯罪行为，他想推翻对自己的指控。但团体中的其他人想和政府合作。“法官说，‘犯人起立’，当时没有一个人站起来，这是对人格的考验，”他说。最后，他承认了25项指控，另外6项指控被撤消了。最后宣判的时候，法官说：“除了聪明的好奇以及，那是怎么说来着——在各种电脑上获得‘冲浪’的乐趣之外，没有证据表明有什么其他问题。”阿森格受到了唯一处罚就是向澳大利亚政府支付一笔数额不大的赔偿金。

　　在案件的进展过程中，阿森格与母亲一起，为了获得儿子的抚养权采取了行动。这项法律行动要比他的犯罪案件来得艰难。他们认为孩子的母亲及其新男友危及了孩子的安全，他们想限制她的监护权。但州立儿童保护机构——卫生与社区服务局却不这么认为。后来案件的细节并未公开，澳洲家庭法院的记录一直无法取得。但1995年，一个议会委员会发现卫生与社区服务局“其基本原则在很多案件中发生了偏差。”当这个机构认为孩子生活在安全的地方时，并没有立刻出示证据。就这样监护权之争演变成国家的政治斗争。

　　克莱尔告诉我， “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压制人民的庞大的官僚机构。”她和阿森格以及另外一位活动分子组建了一个名叫“父母对保护儿童的调查”的组织。在与卫生与社区服务局开会的时候，“我们进去进行偷偷地录音。”他们的调查组织利用澳洲自由信息法案从卫生与社区服务局取得资料，他们还向保护儿童工作者散发传单，鼓励他们说出内幕，为他们创建的“中央数据库”提供信息。“你们可以匿名，”一份传单上写着。后来一个工作人员把机构的重要内部文件泄露给了他们。阿森格告诉我说，“他们内部有持不同看法的人当我们的线人。”

　　1999年，经过三十多次的听证会以及上诉后，阿森格与妻子达成监护协议。克莱尔告诉我，“我们经历了高度的紧张，我认为尘埃落定之后自己得了创伤后精神紧张性障碍。就像是刚从战场回来。你无法与正常人进行正常的交流，我确定朱利安的创伤后精神紧张性障碍从来没有接受过治疗。”她说，阿森格的头发从那以后就从深棕色变成了灰白色。

　　阿森格觉得筋疲力尽。他骑着摩托车穿越了越南。为了尽最大努力挣钱抚养儿子，他做各种工作，甚至做过电脑安全顾问。他进了墨尔本大学学习物理。他以为，破解宇宙背后的秘密法则会带来智力刺激，打消黑客行为的冲动。但事实并非如此。2006年，他在博客上描述了一次澳洲物理学会组织的会议，“900个职业物理学家出席会议，这个组织是由恐惧地哭泣着的因循守旧者把持，他们有着极其低劣的人格。”他逐渐明白，人类的斗争并非左派或右派之争，并非信仰和理性之争，而是个体与机构之争。作为卡夫卡、凯斯特勒和索尔仁尼琴的“弟子”，他认为机构等级制度破坏了真理、创造力、爱和同情心，“保护网”——这是他最喜欢说的一个词——扭曲了人的心灵。他起草了一份标题为《阴谋即统治》的类似宣言的东西，试图将图论（graph theory）运用在政治上。他写道，不合法的统治本质上就是阴谋，它是官员们“暗中合作、致力于损害老百姓”的产物。他认为，当一个政权内部的沟通渠道中断后，同谋者之间的信息流动一定会萎缩，在这种情况下，当信息交流趋近与零的时候，阴谋就会终止。揭秘是信息战的工具。

　　这些想法很快就演变成了“维基揭秘”网站。2006年，阿森格把自己关在墨尔本大学附近的一栋房子里开始工作。他很有创意地把网站的工作流程表画在墙上和门上，这样就不会忘记了。厨房里有一张床，他请来背包客们来到学校和他同住，报酬是帮他建设这个站点。“他根本不睡，”一个当时同他合住过的人说，“他也不吃东西。”

　　根据目前的运作流程，瑞典网络服务提供商PRQ.se提供网站的主机托管，这家公司可以承受法律压力和网络攻击，并坚持客户的匿名。提交的材料首先经过PRQ，然后送到维基揭秘位于比利时的服务器上，再然后送到“另一个法律上较为友善的国家”，在那里它们将从“终端机”上删除，储存在其他地方。这些“终端机”由一群极其隐秘的工程师进行维护，他们是维基揭秘的高级祭司。其中一人通过加密的聊天方式告诉我说，哪怕是阿森格和维基揭秘的其他公共成员“也不能进入到这个系统中的某些部分，这不仅是保护他们，也是在保护我们”。整个流程乃至提交的各种文件都被加密，传输一直以经修改的Tor网络匿名方式进行，这种方式可以保证网络传输以极为隐秘的“虚拟管道”进行传送。

　　维基揭秘的计算机每时每刻都在传递着许多假的提交文件，用以掩盖真正的文件。阿森格对我说，这个系统仍然有不足的地方，但比“任何一个银行网络都要安全得多”。

　　网站开张之前，阿森格还必须向潜在的捐赠者表明网站是可信赖的。维基揭秘的行动分子之一拥有一台服务器，作为与Tor网络的接入点。上百万份秘密文件经由它传输。当时行动分子们注意到来自中国的黑客使用网络搜集外国政府的信息，他们开始记录这些黑客的行动，这些资料中中只有一小部分后来在维基揭秘中被公开，但这最初的部分为维基揭秘奠定了基础。就这样，阿森格终于可以说，“我们拥有从13个国家收集的一百万份文件。”

2006年12 月，维基揭秘发布了第一份文件——由索马里反对派领导人谢赫·哈桑·达赫·阿威斯签署的一份“秘密文件”，这也是从中国黑客通过Tor网络传送的信息中找到的。这份文件声称将对政府官员处以死刑，因为他们雇佣“罪犯”来袭击他人。阿森格和其他人都无法确认这份文件的真实性，但他们觉得他们的读者会使用网站上同维基百科（Wikipedia）类似的用户编辑功能来分析这条消息。他们公布了这份秘密决定，并附上了长长的评论：“这是不是一位与本·拉登走得很近的穆斯林好战分子发表的一份大胆宣言呢？抑或是美国智囊聪明的抹黑行动，意在破坏索马里政局联盟的团结，并达到操纵中国的目的？”

后来这份文件的真实性永远无从知晓。然而关于维基揭秘的新闻却迅速传播开来。几周后，阿森格飞往肯尼亚参加世界社会论坛，这是一个反对资本主义的会议，他在会上展示了维基揭秘网站。“他收拾行李可真逗，”当年和他同住的人说，“有人来接他，问，‘你的行李呢？’他跑回屋子拿起一个水手的口袋，抓起一大堆东西扔进去，其中大都是袜子。”

阿森格在肯尼亚呆了几个月，通过电话和网络随时和朋友们联系，但对自己的行踪却始终语焉不详。他的一个朋友说，“当时的情形就是：‘朱利安在哪儿？’大家总是很难找到他，他总想藏起来。”

（三）

复活节的早上，从格里茨加塔大街上的那栋房子到冰岛国际机场花了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 which is situated on a lava field by the sea。在航站楼，阿森格背着一个蓝色的破双肩包，里面放在硬盘、电话卡和多部手机。贡格里吉普同意一起去华盛顿，为发布会帮忙。在给他办完登机手续后，柜台工作人员对阿森格说：“抱歉，我没能找到你的名字。”

“真有意思，”阿森格对贡格里吉普说，“记者会上玩得开心。”

“不会吧，”贡格里吉普对工作人员说，“我们有订单号。”

阿森格说，“已经确认过的。”

工作人员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知道，”她说，“但预订信息显示你的票取消了。”

两人交换了一下眼神：是不是某个政府机构在扰乱他们的计划？阿森格焦急地等待着，后来发现是他买了票后忘了确认付款。很快他又买了一张票，两人一起飞到纽约，然后坐捷运列车赶到华盛顿。那会儿已近凌晨两点。他们上了计程车，阿森格不想透露酒店的具体位置，只告诉司机去酒店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

“我们现在到了虎穴，”贡格里吉普说，计程车驶过马萨诸塞大道，驶过无数外观平庸的建筑。阿森格说：“没什么老虎的气派嘛。”

天亮几个小时后，阿森格站在全国记者俱乐部的讲台前，准备向前来出席记者会的40名记者播放《附带谋杀》。他穿着棕色的休闲西装、黑衬衣，系着一条红色的领带。他为观众播放影片，不时按下暂停讨论各种细节问题。影片播完之后，他又播放了“地狱火”导弹袭击时的视频——看到导弹击中建筑，观众中的一个女人倒吸了一口冷气—— 并宣读了派遣到伊拉克的那两名冰岛记者发回的那封电子邮件。

素材画面和经过编辑的画面都放在“维基揭秘”为此专门建立的网站，以及YouTube和其他视频网站。在新闻发布会结束后没过几分钟，他就应邀到阿拉伯半岛电视台在华盛顿的分部，用半天的时间接受了多个访问；那天晚上，MSNBC也做了长篇报道。《时代》周刊及其他主流报纸都进行了报道。仅在YouTube上，《附带谋杀》的点击量达到了700多万次。

被问到这份视频的时候，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显然被激怒了，“这些人可以把任何想放的东西放出来，而且永远不用负任何责任。”这段视频是“以管窥豹地看待一场战争，”他说，“完全不顾前因后果。”军方发言人也说，在占领伊拉克的行动中没有任何违规行为。

开始的时候，媒体的反应采用的都是阿森格的解释，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随着越来越多的评论人士加入进来以及军方提出了它们的观点，阿森格越来越有挫败感。大多数报道并没有把焦点放在“地狱火”导弹袭击或者那辆面包车上面，而是集中在遇害的记者身上，以及士兵如何在合情合理的情况下把照相机误认作火箭炮。在Twitter 上，阿森格指责盖茨是“说谎者”，还要求媒体“不要再有倾向性地叙述了。”

在某些方面，阿森格对新闻行业更感到愤怒。“一个只知道追逐官方消息的懦夫，报道充斥着站在官方；立场上的东西。”他有一次这么说道。维基揭秘一直与传统新闻行业保持着复杂的关系。2008年，网站公布某瑞士银行的秘密文件遭到起诉后，《洛杉矶时报》、美联社和其他媒体都发表声明表示支持，该银行后来撤回了起诉。不过，贡格里吉普有天晚上在“掩体”里告诉我，“我们不是媒体。”他认为维基揭秘是新闻来源的促进组织；他说，在这个网站的框架里，“消息来源不必再依赖能否找到新闻记者，不必担心记者是否会对他的文件感兴趣。”

虽然阿森格声称他要做科学性的新闻，但他向我强调，他的使命是要揭露不公，而不是提供客观的事件记录。2006年，在一次调查中，他写道：“我们的首要目标是中国、俄国和中欧那些高压政体，不过我们也希望帮助西方国家那些希望将政府和公司的不义或不法行为公之于众的人们。”他认为，一场披露秘密的“社会运动”能够“令许多依重隐藏真相的政府倒台——包括美国政府”。

阿森格不认同传统媒体的那些限制。在他最近公布的军事文件中，包含一些士兵的社保号码，在“掩体”的时候，我问他如果掩去这些细节，是否会让维基揭秘的使命打折扣。他说，某些公布出来的内容有可能伤及了无辜的人——“如果你愿意，就叫它‘附带伤害’好了，”——但他无法对每份文件中的每个细节进行评估。或许，将来某天研究人员调查不端行为的时候，那些社保号码会很有用；通过公开这些信息，人们可以公开地做出判断。

一年半以前，维基揭秘公布了一份2004年的军方旨在阻止中部教育区受到袭击的电磁设备试验结果。这份文件披露了这些设备的功能以及士兵可以操纵它们入侵通讯系统，这个信息是叛乱分子可以利用的。维基揭秘披露这项信息的时候，军方已经开始使用更新的技术，但有些士兵还仍然在使用这些设备。我问阿森格，如果他知道资料的公布有可能给某人带来杀身之祸，他是否会扣下这些资料。他回答说，自己已经制定了“伤害最小化政策”，在公开文件之前，会接触那些名字在文件中提及的人，向他们发出警告，但在有些情况下，维基揭秘的成员难免“手上沾血”。

维基揭秘的一个成员告诉我，阿森格的剪辑原则一开始令她很不舒服，但当她渐渐了解他的立场，她开始明白他没有不公正地伤害任何人。当然，这种伤害无法轻易评估。

当初寻找董事会成员的时候，阿森格曾与史蒂芬·阿福特古德（Steven Aftergood）进行过接触，后者为美国科学家联合会打理一份电子通讯刊物，他也曾发表过几份敏感的文件。阿福特古德拒绝了邀约。“对于一份既敏感，又与当前的争议话题没什么关系的技术文献，我的编辑倾向是要谨慎，”他说道，“但我在他们身上没有看到那种保持怀疑的态度。”

阿福特古德还告诉我，信息的过度保密是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这不仅损害了公民的利益——他们应该有权利接触政府记录，也损害了保密系统本身。当太多秘密需要保守时，就很难知道哪些秘密是重要的。如果美国军方依据《资讯自由法》把阿帕奇直升机上拍摄的录像提供给路透社，或许就不会出现一部名叫《附带谋杀》的影片，也就不会有这个公关噩梦。

当我打电话给美军情报事务发言人李·帕克奈（Lee Packnett）中校时，他显得很激动：“我们不会让维基揭秘合法化。”“是你们媒体把我们卷入关于维基揭秘的争辩之中。你们可以去问别人，这不是军方的问题。”他认为《附带谋杀》已经过气，维基揭秘带给军方的这些广泛的反智主义的反对意见也会随之消失。“它已经消失了，”他说。

公布《附带谋杀》后，维基揭秘收到了20多万美元的捐赠，4月7日，阿森格在Twitter上写道：“新闻媒体有了新的盈利模式：尝试改变吧。”其实就在冬天，他还因为没钱运转以及技术调整的缘故让网站转入半关闭状态。阿森格远比自己所表现出来的要实际得多，他一直在找专家详细审查维基揭秘那冗杂的资料库，并把资料分发给志愿者去进行分析。5月底，网站的全部资料又恢复上线了。不过，网站仍处于早期建设阶段。阿森格还在寻找合适的方式，不仅去管理网站，也能让读者们对这些神秘的资料产生兴趣。

2007年，他公布了上千页军方秘密文件，都是关于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的采购行为。他和一个志愿者花费数周时间做了一个搜索数据库，研究美军的采购代码，给购买的物品加上价格——其总价高达数十亿美元。数据库为所有采购品分门别类：机枪、悍马车、点钞机、卫星电话……阿森格希望新闻记者们好好研究这份文件，但是没有人这么做。“我非常愤怒，”他说，“这是一份多么有趣的揭秘文件：那么详细地揭示出美军武力在阿富汗和伊朗的结构。结果什么反应也没有。”(责编：Ye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