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企业家谈社会价值重建

编者按：2010年10月17日，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两岸绿色经济发展论坛暨三届二次会员大会”在台北召开。在“绿色经济发展论坛”上，台湾统一集团总裁林苍生、台湾信义房屋董事长周俊吉、万科董事长王石、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美通无线总经理王维嘉等嘉宾围绕“企业家责任与绿色经济”主题各抒己见。论坛没有囿于技术性问题，而将目光放在了更为深远的华人社会价值重建之上，与本刊的“文化重建”宗旨遥相呼应。

几位企业家的出身、教育、创业背景各异，极具代表性地展现出当代华人企业家的不同经营理念与风格。王石、王维嘉可称为“西化派”代表，强调拥抱普适价值，甚至直接采取“拿来主义”，力图以“简单逻辑”来破解中国纷繁复杂的棋局。冯仑、周俊吉或可简称为“国粹派”的代表，坚守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以仁、义、礼、智、信为基础构建企业责任，并作为社会价值整体重建的基石；而陈东升则深受社会主义传统的浸染，承认集体主义、英雄主义意识形态对这一代大陆企业家的影响，并对60年来的历史充满温情的理解。作为企业家前辈，林苍生则超越三种俗世传统的争论，从他的“身心灵”理论来阐释未来企业社会责任的愿景。

本次论坛不是学术意义的理念探讨，但其中蕴含的问题却极具意义，它是华人企业的代表性人物对未来社会价值重建的集中表达，其典型性绝不亚于文人学者的规范表述。

王维嘉：台湾人为何更“自在”

我一直在想：我们大陆人和台湾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想答案可能是两个字，即台湾人比大陆人更“自在”。比如，大陆餐馆里有很多服务员，如果这个餐馆每天军事化管理，他们的笑容是装出来的；但如果没有军事化的训练，表情就是恶狠狠的，觉得“我凭什么伺候你”？但是在台湾，从他们放松的体态和表情看，你会觉得他很喜欢做这件事情，比如永康街上小豆腐摊的老板，收工以后把锅台地面洗得干干净净。当你看到他很安然、很自在的时候，去吃他的食品，就不会担心他往里投毒或者放地沟油。

原因何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台湾没有中断过，即使蒋介石统治时期也是提倡儒学，提倡孔孟之道，他本人又是基督教徒，西方的宗教和中国传统的儒释道在台湾这里都得到充分的发挥，一般的老百姓就可以在这些宗教里得到身心安顿的地方。

而在大陆，本来五四运动之后孔孟之道剩的就不多，到1949年以后就彻底归零了。中国文化就像一个几百个G的大容量硬盘，1949年就是格式化的过程，幸好蒋介石带走一张光盘，存到了台湾。

五四运动把两千多年来孔孟之道的精神庙堂彻底砸碎了。从1949到1978年，我们生活在革命铸就的铁房子里。到今天为止，我自己的话语都出不了“对立统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套体系。我们想挣脱这种话语体系，但已经很困难了，因为它已经融入到我们的血液里面。

从1978年后，这套铁房子也被解构了，今天大陆的中国人是站在精神废墟之上。1930年代，胡适先生从西方输入的东西在大陆并没有扎下根来。在过去30年中，中国人最信仰的，其实是“黑猫白猫论”。但这只是一个临时庇护所、一个简易房、一个违规建筑。

但是，我个人对这种精神状态并不悲观。在过去十几年当中，中国企业家已经开始在上下求索。就像民营经济可以从零发展到占GDP的70%一样，这种精神上的追求，也许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完成，但只要我们不断苦苦求索，一定能够把精神庙堂重新建造起来。而且我相信，重新建造起来的，一定不是三字经、弟子规、汉服之类，而是在地球村、互联网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既有全球普适价值、又有自己特色的东西。

如果要开药方的话，可能显得太肤浅，但我个人认为，可能其中有五分是传统的普适价值——自由、法治、人权；有三分是新的普适价值，就是环境，把外部性变成内部性，如何使“少”就是“多”，这是传统资本主义所没有的价值。另外还有两分就是传统的孝顺老人等孔孟之道中影响中国人家庭生活的东西。无论如何，我们这么大的一个族群，一定可以通过探索，找到一个自在的生活方式，盖起一个新的精神庙堂。

王石：改革开放，就是人性的解放

这次会议的官方纸袋上写着“少就是多”，提倡新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在现代建筑领域，“少就是多”是建筑大师密斯·凡·德罗提出的口号，我相当信服这句话。作为企业文化的概括，万科的第一句话就是“做简单”，不做复杂。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常复杂的，人际关系也是非常复杂的。“简单”，这就是在复杂的社会转型环境下我的人生哲学。做人是这样，做企业也是这样。

这次开会，吴敬琏先生在欢迎宴会上表示，现在中国社会的现状，一个是浮躁，一个是焦虑。我就来谈谈吴先生提到的这两个现象在我身上的表现。

先说焦虑。作为企业家，焦虑的第一个问题是生存，其次是发展。到了发展问题解决的时候，可能就要考虑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它的社会意义何在。作为我个人来讲，正处在介于发展和为什么这样发展两个问题之间的转型期。

吴先生所说的焦虑，在我身上是非常明显的。要焦虑企业怎么走下去。但同样是焦虑，选择路径可能不一样，这就带来“道”的问题。我的道义是什么？首先是简单，在洋与中、古与今之间选一种简单的方法，我的逻辑很简单，现代企业制度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产物，那么我就采取拿来主义。当然，我骨子里还是中国人，也没留过洋，骨子里肯定有很多中国传统的东西，但是我不会迷惑，就是拿来主义，因为主观上一结合，可能就会显得非常复杂。

其次，我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一次人性的解放。所谓个人主义概念，第一是最起码的尊重生命和生存权，第二是选择权，第三是机会均等权，第四是尊重隐私权。如果问这四点是哪里来的？答案很简单，就是拿来的，我的逻辑就是这样。

谈完焦虑问题，我们再来看看浮躁。2006年我写了本书，叫《道路与梦想》，在这本书结尾，我写了一段话，说万科今后不会再有什么故事了，因为它已经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发展了。而伟大的公司是没有故事的，比如可口可乐。

当然，我不认为万科已经是伟大的公司了，因为它还没有进入世界500强，怎么可能伟大？但当时认为它已经接近伟大了，所以就没有故事了。但是到了2008年，万科就差点没背过劲去，“拐点论”和“捐款门”，都是构成政府、媒体、同行关注的两个很重要的事件，怎么会没故事呢？经历之后我才发现，万科的故事刚刚开始，离伟大还远着呢，才做了这点事就觉得很了不起，登登山，游山玩水，再参加阿拉善，万科就很伟大了？这种心态不是浮躁是什么？

试看万科的销售收入，2004年是73亿，2005年是110亿，到2006年是220亿，2007年是520亿。这么成倍地向上翻，质量能保证吗？当市场行情非常好的时候，我们忽略质量，消费者也忽略，因为买了房子就涨价。但是突然之间，你成了众矢之的，尤其是准业主买了房子马上就损失15%的时候，他们就来找你。我当时非常清楚，万科的问题，不是同行对你侧目，也不是地方政府要找你毛病，而是你的质量能不能过关。我心里清楚，其实质量是过不了关的，因为发展太快。

但是，我们最后过关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同行全不降价，结果价格杠杆作用体现了，尽管我们的质量有些问题，但万科还是好卖。这样，准业主就不好挑刺。实际上我知道，抢着买你的房子，不是因为质量好，而是因为同行还是高高架着，不肯降价，而万科降价了。所以，2008年的过关，调侃地说是“大部队掩护万科撤退”。但是，像2008年这样大部队掩护万科的机会，不可能再来了。所以在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到底是速度第一还是质量第一？是利润第一还是质量第一？我非常清楚，我们一定要把质量放在第一位。

如果我们和台湾企业家相比较，可以看到从接待的细致性和逻辑性上讲，即使我们不浮躁、静下心来做，要达到台湾的水平，还得二三十年时间。所以先不要谈意识形态，先从质量上做，把一个“道”的问题变成一个“术”的问题，这个差距还是相当大的。所以，我们要认真学习台湾企业家好榜样，更现实一些。

冯仑：传统价值观给人生配备GPS

去年我花九天时间在台湾骑脚踏车环岛的时候，大陆有两位骑手，台湾有九位。我们发现在这九天当中，大家经常没有话讲，其实语言都是相通的，不需要翻译。第一天，大家可以讲讲公共话题，第二天，讲讲媒体八卦，第三天还能讲什么？一天24小时，除了有不到10小时休息，其他时间全都在一起。据我观察，开始的时候，我们还坐在一起休息，后来不自觉地，大陆和台湾的朋友就自动分开了，但没有任何矛盾和不愉快。因为再往下相处，时间久了，词汇量找不到了，我说的词汇，他们不兴奋；台湾朋友在一起说笑的时候，我也不兴奋，因为我不知道有些词是什么意思。

传统社会的结构和精神世界的信仰，带来的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昨晚我找了一些80后90后，谈得很好玩，也问他们一些问题。比如，大陆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收入差距、环保、以及民族冲突、腐败问题等；台湾也有类似问题，比如房价，但是表现的态度非常不同。这种态度不同的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台湾媒体平时总在骂，已经宣泄掉了，他的义愤已经减少很多。而大陆很多东西是被和谐不让讲，所以私下讲的时候就很激烈。另一方面，台湾宗教信仰多，人就有敬畏，于是有内省、检讨自己。而大陆有十亿人脑子里是空的。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就无敬畏，总是在说别人不好。在大陆任何事情都可以怪别人，比如说没有赚到钱，怪官倒，怪开发商，怪老板为富不仁，总是在说别人，这个差距，我觉得非常之大。

再举一个例子，我和王石去爬台湾玉山，有个大姐带路。两三天时间里我们一路走，也谈房子的事情。她说没有买房，带着三个小孩现在租房住了十几年，问以后买不买呢？她说没有能力的话，目前这样就好了。从来没有听到她说第一开发商如何，第二政府如何，第三媒体，第四父母等等。

所以，我觉得所谓价值观这件事情，大陆差二十年，现在需要一个整体上的价值重建过程。台湾在威权时代，也是泛意识形态的，当年连月饼上面都写着意识形态的口号。后来经济发展之后，逐步地由泛意识形态变成意识形态的世俗化，世俗的经济欲望发展之后，就开始消解这些严肃的东西。

价值重建有三个渠道，一是从民间的庙里，通过宗教去慢慢重建，大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信教，在自己心里修个庙。第二种是通过国家主导的教科书来进行，做公民教育，这种价值重建要一代人时间才能完成。第三种重建就是今天这样，各种各样的人吵架，吵架没有结论，但这也是个重建的过程。经过这样的重建，我个人认为会回归到类似今天台湾这样一个状况。

最后我讲一个小故事。我有一个干儿子，初中没考上，人生无追求，他父母很着急，我就把他送到台湾人在大陆办的一个读经学校。这个读经学校很艰苦，睡硬板床，不许用手机，每天早上起来跑步，然后开始背经，背到嘴麻木，成为下意识为止。现在他已经把四书五经全都背下来了。现在，这个孩子两眼放光，上了国际学校，他的目标是牛津大学。

这种差别究竟在哪里？就是传统价值观会让人去思考人生方向，让人生有一个GPS，有方向感。从传统生发出来的价值观，吸收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理念，这就是未来社会主流的价值重建。

周俊吉：从仁义礼智信到企业管理中的传统智慧

三四年前阿拉善在香港开年会的时候，题目也是叫做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我当时讲的第一句话，有必要重复一下：企业家不应该捐款给环保团体，包括阿拉善在内，不应该帮助弱势组织——除非在运营过程中已经善尽了自己的社会责任。要不然，一方面制造污染，排放废水废气，一方面捐款给阿拉善。这是在做什么？买赎罪券？一方面虐待自己的劳工、童工，一方面又说帮助了很多的弱势团体，这样做是欺世盗名。

所以，企业家善尽社会责任其实是有两个圈的：一个是内圈，它对企业的顾客、就业者和股东能够善尽责任；第二个圈是对外部的社区、大众以及自然环境善尽责任。如果我们在这上面没有想清楚的话，觉得企业就是创造利润，就是赚钱，那很可能就是一个奸商；但如果照顾到顾客与消费者，没有同时照顾到企业的员工，很可能就是血汗工厂。

如果这三点都做到了，是不是就够了？还是不够。比如说，电动游戏商店开在小学旁边，它的顾客和员工都很开心，股东也很赚钱，可是我相信这是对社会有不良影响的。必须把这两个圈都要考虑到，这才是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我个人才学有限，我只敢讲儒家传统和企业社会责任。儒家思想的源头当然是孔子，可是孔子尽管学问很大、弟子众多，但他当时没有在哪一个国家有影响力。真正的影响力，是到了董仲舒游说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之后。董仲舒其实就是把儒家的东西简化了，谈三纲五常，谈天人感应。天人感应我们今天存而不论。而至于“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谈论的是种从属的关系。这个部分现在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但是“五常”其实现在还是非常好用，我们企业现在就是用这个来经营。

所谓五常，就是五个被认为永恒不变的人伦——仁、义、礼、智、信。首先，仁者爱人。仁指的是两个人，不可能只看到你自己。另外一个人可能是客人、同仁或者真正的爱人。你要关心你的客人、同仁和社会大众，了解他们的需求。“义”者，宜也，从《论语》上讲，“义以为质……信以成之”，“义”是本质，“信”是来完成“义”的。“义”的本质，就是该做的事情，正当的事情。而“礼”是什么？就是礼仪、礼貌、礼节。我们知道这个人挨饿，也想给他饭吃，但不能说“嗟！来食！”给他，而要恭敬地、有礼貌地给他。在企业经营上，礼就是程序，就是规则。你要把程序规则订立好，内外有节，事情就容易去完成。“智”就是明辨是非，我们了解了前面三条，还是要在不同的情境下去辨明是非。最后，“信”就是说到做到，人言为信。

“仁义礼智信”造就了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的稳定，人与人之间不会那样敌视。用这样的道理来经营企业，不管是哪个行业，都应当去关心我们的同事、客人和股东。用“仁”来开头，找对了一些该做的事情，用合乎程序、合乎礼节的方式来做，在不同的情境当中去明辨是非，把这样的事情能够说到做到，这就是“五常”。把这样的五常应用到现代社会，这就是我对今天这题目想要说明的。

陈东升：红色文化孕育了我们的集体主义与英雄主义

现在是一个多元时代，每个人的出身、背景不一样，他的观点就不一样，这是社会最大的进步。我和王维嘉不同，如果用三句话概括我，就是“毛主席的好孩子”、“邓小平的好学生”、“江泽民的好战士”，可能维嘉不太喜欢这样的语言，但我们的确是这样走过来的。

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其实是集体主义的极致。我们太缺乏个人主义，所以，改革开放后个人主义兴起，而个人主义的极致也是不对的，就是罪恶的资本主义。所谓一个好的融合文化，就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相结合。但我们这些大陆企业家受的教育，就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

我做企业时，嘉德扫地的老太太，我都送她股份；泰康大概一千人都有股份；我的家族企业宅急送里，也有两百个高管给了股份。这三个企业上市，也可以给社会造就几百个几千个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因为我从来没认为我是一个资本家。我做这三个企业，也是要做个试验。我下海的机会成本是部长，因为我那些哥们儿今天都当了部长，但我并不想当部长。我会赚点小钱，比如十个亿放在腰包里。现在大陆也有很多富豪，买私人飞机、买游艇。而我的骨子里像巴菲特，汽车从来不贴膜，手机号码20年不变。

我们其实挺质朴、挺关注社会公益的。维嘉可能觉得不好，但我是受毛时代教育长大的。那时我们年纪小，文革的冲突我们没有遭受，只看到哥哥姐姐当红卫兵，很羡慕。红色文化在我们骨子里，是很有浪漫精神、英雄主义精神的。我为什么要把陈逸飞的《黄河颂》买下来，因为觉得就是我的写照——集体主义、浪漫主义、英雄主义。我今天就在实践这样一个理想。

刚才维嘉批判五四运动和中国革命，但这是个历史进程，没有那些，就没有今天。所以，我从来不去批判所谓的历史。历史是没有假设的，走过来也就走过来了，但我们在前人的基础上可以把未来做得更好。我们为什么选择了市场经济的道路？就是因为计划经济走不过去。我们选择了今天，就是因为过去不好，但过去不好，不等于完全黑暗，全盘否定过去是我所不赞成的。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我们都在探索，此后就是全盘西化。而全盘西化又有两条路：一条是胡适的路，一条是陈独秀、李大钊的路，中国最后走的是后者。所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其实是兄弟党，都是列宁党。蒋介石实际上是建立了一个以私权为基础的党国，而毛泽东推翻了它，建立了一个公权的党国，邓小平又不完全地反过来，建立了混合制的党国。

现在中国思想界的一个热门命题，是有没有“中国模式”。我认为如果说有中国模式，那就是国家市场主义的胜利。但国家市场主义的胜利是不是终极模式？我认为不是。今天我们要把国家市场主义，变为社会市场主义。我这里说的“社会”，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人民，是所谓的“公民社会”，是宪政。

林苍生：资本主义解放人欲，中国文化管制人欲

台湾是整个中国国际化的一个代表地，好比去意大利的时候，我们会去看西西里岛，所有的文化都集中在那里。台湾也同样汇聚了中华文化、欧洲文化和美国文化。最大的区别是西西里有一大堆黑手党，而我们都是白手起家。所以，台湾这个地方有它得天独厚的条件。

我个人对“华人企业”有很深的感觉，也一直在想，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跟西方传统有什么区别？资本主义不过是几百年历史，而中华文化则有几千年历史。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独步天下，能被所有人迅速吸收，是因为他们利用了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只手就是人的欲望。但是中国人更厉害，我们在这只“看不见的手”产生之前，就已经产生了许多约束欲望的东西，这就是所谓“修身养性”。

日本从“大化革新”到“明治维新”期间，它的文化受到中国的深刻影响。“大化革新”把中国唐朝前的心性文化带到了日本，而“明治维新”则把最新的科技带到了日本。所以，日本事实上先有中国的文化，后有新兴科技，这个次序非常的重要。

我们从欧美引进的东西，都是资本主义的方法，其中是否有崇洋的心理，或者其他利害关系的因素，我们可以去思考，整个社会和经济环境面临这么巨大污染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重新反思。

中国的理学到了宋朝变成“诚意正心”，后来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套理论到了日本，但日本人不知道“格物致知”。“格物致知”是人最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一定要配合大自然的作息来改变我们心性的运作。如果心性的运作不顺随大自然，一定会出问题，所以理学就有一点僵硬，没有活泼的生命力量。所以，日本文化也有一点僵硬，缺乏“格物”，去配合自然的生命力量。

我们可以从中华文化的源流里面，从“格物致知”到今天的“平天下”，把自己的使命做一个很好的定位。这才是华人企业家与非华人企业的区别，因为这是我们历史的遗产。

我们地球可以分为看得见物质的能量和看不见物质的能量，以及一个更看不见物质的能量。第二个看不见物质的能量，是爱因斯坦的光线能量，第三个能量，则是比光线更小的重力波的世界。历史上很多人把后者当成灵魂、心灵等概念。每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的身心灵，就好像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身心灵一样，国家也有它的身心灵。

人的大脑分为左脑和右脑，左脑比右脑大的人，占88%，右脑比左脑大的，占9%，只有3%的人生下来左右脑是平衡的。88%左脑占优的人，他们在事业上的逻辑观念很清楚。考试第一名的人，绝对都是逻辑观念非常好的人。所以，教育本身也都是针对逻辑好的人，而艺术家这样非逻辑性强的人，往往就被边缘化。而非逻辑包含了情感、艺术、音乐等等。这个社会为什么越来越畸形发展？因为逻辑是可以累积的，所以社会文明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进步，但就像吴敬琏先生说的，文明越进步，人性就越退步，就是这个原因。

大陆因为它的社会背景，让所有群众在大家要生存下去的一个环境里面去竞争，它的逻辑性就越来越强。逻辑越来越强的时候，竞争就会越来越激烈，激烈到变成斗争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人性了。我们怎样在经济富足之后，转成为精神的富足，转成为文化的富足？因为，如果没有转成为文化的富足，就一定会变成暴发户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