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吴晗这个名字，如今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联想到他的《海瑞罢官》所引发的政治风波。这一符号性事件确实浓缩体现了他一生形象的许多方面：既是一个史学家和文人（海瑞又在他最熟知的明史领域），又卷入政治风浪；他的史学论著经常隐含政治批评倾向（所谓“影射史学”），而最终遭难也是因为《海瑞罢官》被认为别有所指。他一生徘徊于书斋与政治现实之间，两者彼此纠结难解，以至于在回顾他一生的治学时，不得不同时将他的政治关怀也考虑进来。

　　作为史学家的吴晗

　　吴晗一生专治明史，一度被视为国内一流的明史专家，为一时所重。然而时至今日，他的相关论著，即便不能说是被明史学界所遗忘，但显见其后续影响力不能与黄仁宇等诸家比肩，个中原因除了学术思想变迁之外，不能不说与其时代遭际和个人思想密切相关。

　　纵观其一生，真正心无旁骛、埋头于学术的时期主要仅是在1930年代初的五六年。当时他还是清华大学史学系的学生，深受胡适影响，被一致公认是“胡适的信徒”，他自己也以胡适的格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为座右铭，写在自己毕业照上。

　　这一时期他常年泡在图书馆里，搜罗、研读、抄写各种原始史料，以至于一度对图书馆学和藏书史产生兴趣。《江浙藏书家史略》就是当时从各种方志等著述中辑录的历朝（尤多明清）889位江浙藏书家的小传，上下两部分分别发表于1932和1933年。当时他还不过二十三四岁，全书体例相当传统，一律用文言写成（这是他一生著述中唯一的一例），主要致力于考校、订正，类似于一本周密的工具书，与他后来的治学取向形成极为鲜明的反差。

　　几年的冷板凳坐下来，使他的治学有了扎实的根基，1930年代初他所发表的几篇明史论文（包括从《金瓶梅》看明朝的社会政治经济现象等），均以其详密求证和全新角度为人称道。他极重视基本功的自我训练，他也是国内学者中较早挖掘《明实录》、朝鲜《李朝实录》这两本卷帙浩繁著作的原始史料价值的，当时一度想从中找出满清发迹之前的早期建州史，复原那一段被清朝湮灭篡改的历史真相。他重写建州女真史的愿望终其一生也未能实现，但他从《李朝实录》中抄录的建州女真史料确实大大便利了后人治学。

　　学界已注意到这颗新星的升起，1937年，年仅28岁的吴晗被任命为云南大学文史教授，两年后又到西南联大任教。然而此刻已是山河破碎的抗战时期，面对内忧外患，吴晗在政治上日趋激进，这一时期他事实上已没有心思潜心作纯学术的研究，写的历史杂文中往往夹杂对现实政治的影射批判。

　　当时张荫麟主张写历史课本时要以通俗已晓的文笔写历史，不重考证、不引原文，受此影响，吴晗日后的史学论著基本不再出现早年那种典雅艰深的纯学术论文风格。此外，颠沛流离的生活，以及照顾重病妻子（其妻袁震患骨结核，体质极弱）所需的医药费，迫使他为生计奔波。后来成为他代表著的《朱元璋传》，事实上是1946年他看在稿酬的份上答应写的约稿——因为当时讲定的稿酬几乎相当于他半年多薪水。

　　《朱元璋传》是吴晗流布最广的著作，他在二十年里写了四次，如今至少有11个版本。此书的历次改写典型地折射出他在各个时期的政治思想和治学理念的变迁。最早的版本中他曾以超阶级态度叙述元末红巾军首领彭莹玉，“认为他功成身退，赞叹不绝，认为革命是可以半途而废，无须革命到底的”（《朱元璋传》自序）。对此书毛泽东在1948年、1954年两次提出意见，认为彭莹玉不会回避斗争、吴晗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朱元璋不该写那么坏。毛的批示对他修改著作影响甚大，他也确实努力接受唯物主义历史观，但对朱元璋的批评却并未作太大调整。

　　据吴晗自称，他在1946年的最初版本中“由于当时对反对统治蒋介石集团的痛恨，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故给朱元璋以“过分的斥责”。他当时已带有浓厚的影射史学倾向，但却并未领会到毛的深意，事实上与蒋相比，毛与朱元璋的共同点更多：对知识分子的严厉控制、分离下属机关以使大权独揽、直接对最高统治者负责的组织严密的特务机关……凡此等等，毛都比蒋做得更彻底，而在历代开国君主中，只怕也以朱元璋与毛最相近似，甚至在太子朱标与毛岸英早死这一点上也一样。1949年前后的社会气氛使得每个人都自动以一种影射史学的心态来解读他人文字，这也就难怪据说江青看到《朱元璋传》中写明太祖严厉禁止后妃干政时，大为不快，以为吴晗是意有所指。

　　此书的修改也标志着吴晗在向唯物主义史观的彻底转变。在1930年代初写的《江浙藏书家史略》中他还将义和团事变直称为“拳匪乱”，而在《朱元璋传》中则试图以当时的政治正确性来重新评估农民起义。为此他不得不解释朱元璋的转折：即从一个“好”的农民起义军首领，向地主阶级立场的转变——而其标志是朱元璋公开斥责红巾军为“妖寇”、“妖贼”。虽然他对明太祖钳制、屠戮知识分子严厉批评，但却又流露出一种奇怪的对知识分子的敌视：他认为朱元璋政权的“变质”，正是由于起义队伍中混入了李善长、刘基等“地主”后开始的，甚至变质过程的加速也导因于此。

　　《朱元璋传》是吴晗一生最用心的著述，改动也最大，史料甄别搜罗甚勤，至今仍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但却缺乏对历史人物和传统的“理解之同情”。对科举制的态度就是典型：他以一种启蒙主义的观点严厉抨击科举制使得“进步的思想被扼杀了，科学的发展停滞了”（对明太祖的《皇明祖训》的批评也类似：“束缚了限制了此后政治上的任何革新，阻碍了时代的前进”），八股文“严重地起了压制新思想、摧残科学、文化进步的有害作用”，这遮蔽了他对科举制的客观认知，正如我们在看待巫术在原始社会机制（institution）中的作用时，不能也不必把谴责当作唯一的态度。

　　像那个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吴晗有着严重的启蒙情结，这使他对人的解放和历史进步具有极大的信心，并矢志去促成之。1949年后他写的历史杂文被辑录为《灯下集》、《春天集》、《投枪集》、《学习集》等四种，其中鲜明地表示出历史研究的工具性价值：“学习历史、研究历史的目的何在呢？是古为今用。”（《厚今薄古和古为今用》）有时他自己也被这种倾向所误导，以至于认为只要“人”从家族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贪污就可以根绝——这实在是一种令人瞠目的观点。并将谈迁《国榷》秉笔直书建文年号奇怪地理解为是“逃避现实斗争，同情改革失败的统治者，这也是封建时代，有正义感而又骨头软弱的读书人的悲哀吧”。

　　不过身为历史学家，他又强调坊间普遍误解几千年来中国政体都是君主专制，乃是一种错误认识；将过往历史“讲成漆黑一团、一无是处”也是“违反历史实际的有害偏向”（《灯下集》）。这话出自一个一贯严厉批评君主专制、指责明太祖在政治控制和科举制下“造成绝对服从的、奴性的官僚”的人之口，确实有些不同寻常。1949年后，他与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都曾检讨自己1940年代“以写历史作为影射、批评蒋介石的做法是不科学的，认为那样做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是不可取的”（《朱元璋传》苏双碧序）。

　　尼采曾说，历史的用途有三种：纪念的、怀古的、批判的。吴晗的史学在后期明显表现为强烈的批判倾向。在明史的领域内，他的兴趣主要集中于政治史，而对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着墨甚少，外交史、生态史及历史地理几乎没碰过。他的认知兴趣主要是批判取向的科学探究，用哈贝马斯的话说，这立足于社会生活中“权力”这个向度，具体表现为一种解放性认知兴趣，其批判意图正在于“借着对于权力关系的批判性洞察，而体验到一种解放”。他无法将历史学视为一门价值中立的学科，也无法将历史事件客体化来考察，他的史学研究正证明了所有事实或观察本身是“渗透理论的”（theory-laden），并受人们自身的观念架构所形塑，吴晗的问题在于他不大能意识到自己所蕴含的价值偏见，并试图将理论工作为现实目的服务。

　　毕竟是书生

　　由《海瑞罢官》奠定的吴晗形象主要是一个受害者：一个受现代文字狱牵连的知识分子，被无辜拿来为文革祭旗。然而现实远比这一观感复杂，吴晗悲剧性的一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他真诚地贡献自己的力量，最终却在事实上伤害了他人，而自己也家破人亡。如果不是与政治现实纠结这么深，他原本在学术上应该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1931年胡适致函吴晗：“请你记住，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训练自己作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两周后22岁的吴晗回函，称“上次先生所指示的几项”，读后真是“光耀所及，四面八方都是坦途”。此语甚可见吴晗性情之一斑：他坦率而真诚，却有一种极端倾向；他一生经常反对权威，却又对另一些权威五体投地地拜服——他这里对胡适所说的话，很像是他将来对毛泽东的态度。

　　当时他以旺盛的精力投入治学，两耳不闻窗外事，1932年春在杂文《过去种种》中且嘲笑学生进城搞爱国运动是“一窝蜂”、“赶时髦”；另一面，他也痛斥不抵抗政策，谓“翻开任何国任何朝代的历史看，找不出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丧心病狂的政府”。1937年抗战爆发，对他造成严重的心理震动，他此后发表大量以历史为题材的杂志，借古讽今，被称为“战斗的历史科学的一支骑兵”。吴晗在《自传》中说，1941年起他对蒋介石“政权由不满发展到痛恨了，讲历史一抓到题目就指桑骂槐，也开始参加一些政治性的社会活动了，走出书房，进入社会了。”他当时四处演讲，“同三十年代相比，吴晗前后判若两人”（《吴晗传》廖沫沙序）。时人称闻一多和吴晗“两个书生，两个战士”、“一个是鼓手，一个是炮手”、“一头愤怒的狮子和一只凶猛的老虎”。

　　在整个1940年代，吴晗深深卷入政治漩涡，其程度之深，态度之日趋激进，令胡适感叹“吴晗走错了路，可惜了”——此语传到吴晗耳朵里，导致他最终决定与老师割袍断义。1946年夏，他回到义乌老家，恰闻县长朱文达在村民代表大会上说：“思想自由是可以的，在脑子里肚子里，看不见；言论自由却绝对不可，绝对不可！”这一切都导致他逐步而坚定地左转，而这与其说是出于对中共的爱，不如说是出于对蒋政权极端的恨。事实上，他在自传中说，1948年11月他第一次抵达解放区时极为不适，“初到解放区，当听到专政、拥护共产党、毛主席万岁等等，就很不习惯，心里想：这些好是好，可又何必搞这套形式？”但他很快就“想通了”，事实上他当时也已无法抽身。

　　在《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一文中，他回忆在1940年代初曾和闻一多在昆明相约，“等到民主政治实现，便立刻退回书斋，去充实自己，专心著作。”当时在他看来，“有了共产党领导，中国有办法了，我们自认为可以功成身退了，天下事不与我相干了，可以退回书房，随心所欲去钻牛角尖，翻古书，自得其乐了。”然而受党的教育，他很快认识到这是错误的，因此当1951年罗尔纲问他能否摆脱行政工作，再从事明史研究时，他坦言相告：“不能。组织要我做什么，我就得做什么。”（罗尔纲《怀吴晗》）

　　组织上给他的安排是任北京市副市长，分管文教。他对此极为认真投入，繁忙的工作占用了他绝大部分时间，而且还唯恐脱离了群众，那样“搞久了，我不也要成为‘官僚’了吗？”故青年教师和学生要见他，向他请教，他从不拒绝；工厂机关的青年团要他去做报告，只要能腾出时间，他也从不推辞。在1949-1957年间，他几乎没写什么文章，更不必说专心的学术研究了。

　　1957年是吴晗生命中极关键的一年。这一年3月，在经过1948年来多次申请后，他终于被获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正是反右运动前夕。历时这么久终于入党，其心情的激动可想而知，这位新党员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下决心干得更好。他热烈响应大跃进，从这一年起又写了大量杂文、论文及剧本，决心以此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以一种极其振奋的心情盲目投入到大跃进的热潮中去”（《吴晗传》）。但由于平时事务太多，这一时期写的大多都是极浅白的杂文，而无法沉下心来作纯学术研究。

　　这种爆发的政治热情，与他对党和毛主席的一贯无限信赖相结合，使他在反右派斗争中冲在第一线。1957年7月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向右派猛烈开火。《吴晗传》中承认，“吴晗这个发言通篇措词比较激烈，上纲上线较高，发言集中批判了章伯钧、罗隆基，并把一些本来是工作上的分歧也上纲为恶毒攻击，同时在这篇讲话中还点了其他许多人的名，说他们是‘小集团’。”“吴晗在反右派斗争中，无疑是积极的。”

　　他当时根本不可能料想到，未来有一天他本人也被打成右派。他以一种几乎难以置信的知识分子的单纯，保持着对党和毛主席无条件的信任。即使在自己亲弟弟和妻妹被划为右派后，“他也坚信党和毛泽东的反右派斗争是对的，劝告他的亲属要好好改造、脱胎换骨。同时，他自己还积极投入到激烈的反右派斗争中去”（《吴晗传》）。罗尔纲1964年夏受批判后亲朋绝迹，在运动最高潮时，吴晗夫妇登门造访，“他说批判是好事，检讨使人进步。他因写道德继承问题被批判，写了九次检讨才得通过。要我好好地写检讨”（罗尔纲《怀吴晗》）。在一次发言中，他甚至谈到武则天镇压反对派是完全合理的：因为“这是专政的手段，是政治斗争所必须的。为什么只许别人打倒她，而不许她打倒别人！只许别人专政，而不许她专政！”（《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逻辑之蛮横令人侧目。

　　该如何解释这样一个悖论呢——一个在1932年就写出《胡惟庸党案考》的卓越史学家，23岁便已认识到朱元璋“赋性猜嫌，深恐遭知识分子所讥刺”，他起事时礼贤下士是“装”出来的，及至大事已定，便“屡兴文字狱”，为何在一场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中却表现得如此令人侧目？这可能还是与吴晗偏激、缺乏独立人格的性情有关。1945年他便在《论中立》一文中指出：“民主和反民主之间无中立，绝对没有中间路线。‘抚我则厚，虐我则仇’，在人民的辞典中，没有中立，也没有中间路线这一个名词。”他曾回忆1940年代中在昆明时，“当时，我们有一个自己的判断是非的标准，凡是共产党作的一定是好事，国民党干的一定是坏事。”（《拍案而起的闻一多》，载《春天集》）这种非黑即白、强调政治上的绝对正确，而不重视追求独立精神的倾向，正是造成他坚信自己和党反右派都是正确的思想根源。

　　与其他任何人一样，吴晗身处于一个由个人生活史决定的情境之中，抗战时期的经验限制和约束了他的思想，也极大地牵制了他的精力，使得他在1940年后，事实上除了《朱元璋传》之外，再没有其他值得称道的论著，学术生命过早地结束——个人认为他论述中最有价值是其《读史札记》，但其中不少篇什甚至是他1930年代初学生时代所写。正因此，当他1965年因《海瑞罢官》而遭到严厉批判时，我想他内心不仅无比苦涩，更主要的是怎么也想不通。1996年丁一岚祭奠三家村时谈及吴晗，“大概您直到最后也没有弄明白，‘海瑞罢官’的要害究竟在哪里！”

　　虽然后半生深深卷入政治，但吴晗在整个气质上仍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如果他真的退回书房，专心于学术，未始不能达到更高的治学成就。他的一生，在明史学者、杂文家、民主斗士、北京市副市长等诸多身份之间来回摆荡，消耗了大部分的精力，以至于早年许多明史研究的理想至死也未能实现；而其政治倾向更是严重影响了他的理论观点和历史哲学。知识分子应该要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因为他最终还是得依靠它来获致精神上的自由。

　　吴晗年表

　　8月11日诞生于浙江义乌县吴店乡苦竹塘村。父吴瑸珏，曾任警佐，可算本村首富；母蒋三英吴晗是其长子。

　　在省立金华中学毕业后回本村椒峰小学教初小，国文、算术等均由他一人任教。

　　此前在中学期间因吸烟、打麻将，受学校处分，差点被开除，未婚妻因此而退婚。

1927年18岁

　　请求父亲设法让他继续升学（此前曾想去黄埔军校未果），其父因经济困难而坚决不允，父子爆发剧烈争吵，吴晗在大雨滂沱之夜离家出走，一周后才致函父母说要去天台山当和尚。后受亲友劝阻，改考入杭州之江大学预科，母亲闻讯后立即变卖了结婚时陪嫁的珠花，加上宗祠的补助，一并寄给吴晗。

　　在之江大学停办后进入上海的中国公学，开始听胡适的课。

　　首次给胡适写信，谈自己对法显《佛国记》的研究。

　　8月至北平，因英文成绩不好而未能入燕京大学。次月由顾颉刚介绍，到燕京大学图书馆作馆员。

　　春，著成《胡应麟年谱》，这是其最早的明史研究。

　　7月，考北京大学，国文、英文均满分，而数学零分，未能录取。随后考清华，成绩仍如此，但被清华史学系破格录取，成为该系二年级插班生。

9月，史学系主任蒋廷黻面见吴晗，建议他专攻明史；同月胡适亦建议他成为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这一时期胡适的治学对他影响至深。

　　年初，致函胡适及发表杂文，表达对九一八事变后国事颓唐的愤慨和痛苦。

　　上半年写就《胡惟庸党案考》，这是其明史研究最初的成名作。

　　今年及下一年写成《江浙藏书家史略》

　　1934年25岁

　　8月从清华大学史学系毕业，留校任助教；毕业前夕父亲病逝。

　　下半年，受朋友梁方仲委托照顾袁震。袁震也在清华史学系上过学，大吴晗三岁，大四时因肺病退学。两人结识未久，袁震病情加重，被确诊为骨结核。吴晗乃以请袁震姐姐袁溥之抄《李朝实录》的中国史料为名，每月补助她们姐妹40元。在长期照顾中与袁震渐生情愫。

　　6月发表《关于东北史上的一位怪杰的新史料——<李朝实录>中之李满住》，这是他建州女真史研究的第一篇重要文章。

　　1937年28岁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事变前已接受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的聘约。9月抵昆明任云南大学文史系文史教授。

　　应邀参加云南省文化界抗敌协会成立的座谈会，会谈由沈雁冰组织，这是他卷入政治之始。

　　挚友张荫麟抵昆明，住吴晗家。张氏史学风格后来对吴晗产生较大影响。

　　春，袁震在病情好转后，由姐姐袁溥之、妹妹袁熙之陪同，一同抵达昆明。

　　此时吴晗母亲、弟弟、妹妹均已到昆明，其母原本日夜盼望这个未来媳妇，及见其体质极弱，且不能生育，大惊之余坚决不同意这一婚事，母子爆发争吵。最终其母屈服。10月，吴晗与袁震完婚。

　　1941年32岁

　　对政治现实的不满增强，曾途径重庆到曾家岩看望董必武。

　　1942年33岁

　　2月，在西南联大的讲堂公开谴责孔祥熙，支持联大学生倒孔的游行。

　　10月，张荫麟在遵义浙江大学病逝，吴晗悲痛不已。

　　1943年34岁

　　开始编写《从僧钵到皇权》一书，此即《朱元璋传》最初的雏形。

　　7月，经潘光旦等介绍，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正式涉足政治。在各处集会上严厉抨击当局。

　　1944年35岁

　　本年在各种政治、社会场合演讲的频率大幅度提高。

　　9月，在民盟全国代表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45年36岁

　　春，协助联大地下党员秘密成立民主青年同盟，并协助成立秘密印刷厂，翻印毛泽东等的著作。

　　9月日本投降后，继续抨击蒋政权的内政，全力推动民主运动，积极反对内战。

　　1946年37岁

　　林同济约写《朱元璋传》，谈定稿酬一万元，相当于当时吴晗半年薪水。

　　5月，与袁震飞重庆，住民盟总部。白天积极参与各团体反内战机会，晚上赶写杂文抨击当局。

　　6月初，与袁震飞抵上海，暂住弟弟吴春曦家。6月末回义乌老家，再次激起对政治现状的极端不满。

　　7月，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先后被特务杀害。闻讯后悲痛欲绝，自此与当局决裂。

　　8月中与袁震飞抵北平，任北平民盟主要负责人。

　　11月，清华正式复课，吴晗讲授《中国通史》。其在清华的住所旧西院12号，是中共地下党的联络站。

　　12月，发生沈崇事件，吴晗主持民盟北平工作，抗议美军。

1948年39岁

　　夏，绕道天津前往解放区。11月抵达解放区，对所见事物多有不适应。在西柏坡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毛还认真阅读了其《朱元璋传》。12月，第一次递交入党申请书。

　　本年《朱元璋传》正式由三联书店出版。

1949年40岁

　　1月，毛泽东致函吴晗，表示同意其入党申请，“惟实行时机尚值得研究”。

　　1月底，北平解放，参加解放军的入城仪式。几天后接管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被任命为清华文学院长、历史系主任等职。

　　11月当选北京市副市长。当时曾有“功成身退”的想法，不愿当政，但在周恩来劝说下，欣然就任。

1954年45岁

　　4月，开始修改《朱元璋传》

　　1955年46岁

　　2月，当选北京市政协副主席。

　　4月，《朱元璋传》修改完毕。

　1956年47岁

　　2月，《读史札记》由三联书店出版。

　　下半年与郭沫若等联合给国务院打报告，要求发掘十三陵；同年国务院决定先发掘明定陵。

1957年48岁

　　3月，经张友渔等介绍最终获准加入中共。

　　6月，全国开展反右派斗争，吴晗积极参与其中。

　　7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上纲上线猛烈抨击罗隆基、章伯钧等人。同月，吴晗亲弟弟吴春曦被划为右派。

1958年49岁

　　12月，当选民盟中央副主席——而他本人在上一年却已加入中共。

1959年50岁

　　4月，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开始研究海瑞。同年6月、7月接连写成《海瑞骂皇帝》、《论海瑞》，受到好评，11月乃开始着手写历史剧《海瑞罢官》。

1960年51岁

　　9月，杂文集《灯下集》出版。

　　11月，当选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

　1961年52岁

　　6月，杂文集《春天集》出版。

　　10月，开始与邓拓、廖沫沙合撰“三家村札记”，直至1964年中。

　　11月，《海瑞罢官》出版，并由北京京剧团演出。

　1964年55岁

　　2-4月，再次修改《朱元璋传》。

1965年56岁

　　2月，《朱元璋传》出版，4月，江青扬言要批评此书。

　　11月，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撰文抨击《海瑞罢官》，指这一新编历史剧是为在庐山会议上被罢官的彭德怀翻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12月，吴晗被迫就此作检讨及自我批评。

1966年57岁

　　5月10日，姚文元再次向吴晗发难，指“三家村”猖狂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

　　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点名指吴晗是“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7月之后，开始被揪斗、毒打。

1967年58岁

　　年初，全家被扫地出门，轰到城南一隅。

1968年59岁

　　3月，被逮捕入狱。4月，其妻袁震被送进劳改队。

1969年60岁

　　3月18日，袁震被迫害至死。

　　10月11日，吴晗在狱中死去，死因及骨灰下落至今不明。

1976年

　　9月23日，吴晗养女吴小彦在粉碎四人帮（10月6日）前夕在精神病院自杀。

1979年

　　7月，中共中央批准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彻底平反。

　　9月14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吴晗、袁震举行隆重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