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胡耀邦一九八零年对我说,华国锋不是造反派、政治新贵,而是逐级上来的老同志;希望华仍留在中央七常委内,每人一票,要“彻底的民主制,彻底的集体领导”。胡耀邦的这一政治设计影响今天九人常委制。 编按:围绕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与中共前主席华国锋的关系,各种传言一直不断。尽管胡耀邦力保,但华国锋仍于八二年六月下台。胡耀邦长子、全国政协常委胡德平根据当年日记,撰文说明真相,标题为编者所拟。 三十年来社会流传两句话:“耀邦不愿动华国锋”。“耀邦不愿动华国锋,主要考虑是怕自己来接。”这二句话是真的。 但为何胡耀邦不愿动华国锋呢?胡耀邦基于什么考虑而“怕自己来接”华的职务呢?人们对历史问题,总是希望能透过层层真实的现象,看清问题的真相和本质。为此,历史学不但要掌握大量的史料,而且还要对这些史料提升出观点、结论来,那怕是带有情感性的倾向,也不排斥,只要在历史问题的研究中,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联系能趋于最大的一致。本文想对上述史料再做些补充和说明,从而进一步探讨,胡耀邦当时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背后的思想活动是什么,即真实史料蕴含的历史真实性。 八人帮由来与影响 这两句话产生的背景是:一九八零年下半年,党内和社会上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舆论,认为华国锋在打倒“四人帮”以后,犯了严重错误,如宣扬个人迷信,坚持“两个凡是”,影响老干部的解放使用,要对“洋跃进”负责,甚至一些党内老同志还指责他是“文革”中的造反派。有的同志对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毛远新和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毛主席遗体身边的八人合影竟一时糊涂定性为“八人帮”。总之党内外的舆论非常复杂,其中相当一部分意见是对的,一部分则缺乏分析,一小部分则是极端的情绪之词。但形成的主流意见则是华国锋中央主席的位置应该变动一下。如何处理这个尖锐问题,人们期待着党中央的决策。 对华国锋功过的评论,不是本文的主题。本文是想根据我当时的日记,对这两句话作一注释,以防歧义。当然更多的也是想为胡耀邦当时的思想理念和他作为一位政治家的道德人品,也作一个注释,以备历史的查询。 人类的历史是客观的社会进程,历史不能复制,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历史科学。历史科学若不建立在真实的史料之上,不是用史论结合的方法,而是想用“以论代史”的方法说明历史,那就只能深陷在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沼中,那么历史的挽歌就不能引起人们伤痛,而历史的颂扬也不能唤起人们的信心。 一九八零年年末,随着党内对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反对声音的高起,胡耀邦又成为接替他的主要人选,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我说的“此职”,即指党中央主席之职。我之所以说父亲现在是他“最具有优势的时候”,是因为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生产目的大讨论,平反党内外大量冤假错案,为“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摘帽之后,那时的政治局势,是上有老一辈领导人掌舵,下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父亲又是中央常委、党的总书记,这种条件正是他为党为民服务做事的大好时光,华国锋同志即便不做主席,也应当由老一辈领导人,如邓小平、陈云担当才妥。 耀邦同志之所以不赞成动华国锋主席的职务,还有他一些更深的想法,他认为动华而引的人事变动,不是一件小事,甚至还是一步险棋。他说:“新的考虑,我认为是步险棋,我、赵、胡都不太同意,但想的也并不完全一致。……把人事放在第一位,不是把原则放在第一位,不行!”(同上) 胡耀邦和赵(注:是赵紫阳无疑)、胡(注:应是胡乔木)的想法不完全一致,那么胡耀邦有些什么想法呢?他说:“我想设一个主席团,我在主席团中占据一个很不突出的角色。我也认为我在主席团中也不合格……在这样的位置上多做工作。” 当月二十七日晚,父亲和军队干部谭友林谈话完后,又找我谈话,提醒我和德国一名历史学者交往的言谈举止要多加注意。借此机会,我又问他“有关党的领导还有无更改的希望,……我不希望它成为现实。”父亲似乎高兴了些,他的谈话,我是这样记录的: “他说还有希望,没有最后定,还可以再做工作。他认为最后(注:“后”字应为“好”)搞主席团制,职务都是主席,制度是常委(制),每个人都是一票的关系。我们索性在最高的领导中,彻底的民主制,彻底的集体领导。”( 说到他本人,胡耀邦接着说:“我只是其中之一,七分之一,这样我可以做更多的工作。”(同上) 大家知道,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只有六位常委,那第七个人是谁呢?不言而喻,在胡耀邦的构想中,非华国锋莫属。 为了实现这一构想,我知道他找了很多党内的同志讨论此事,直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前,他都为此构想努力。他对进入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也坦承表明了他“可以做更多工作”的心愿。 胡华曾在湘潭共事 当时,胡耀邦对华国锋之所以有这种态度,还有一段宝贵的历史原因可供参考。即一九六二年年底至一九六四年上半年,胡耀邦和华国锋共同在湖南湘潭地委工作,共同领导了那里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 两人不论职位的高低,合作得很好。他们都认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对广大农村干部与群众的一次教育运动。评论运动合格不合格的标准,主要是看紧张的干群关系能否得到正确处理,农业生产能否有一更大发展,农村社会能否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局面。两人还都以毛泽东的学生互相勉励,一九六四年春,两人和湘谭地委的部分同志还集体上了一次井岗山,到了黄洋界和“朱毛”当年生活过的居处。这一期间毛泽东还亲临长沙两次,找他二人座谈“四清”问题,并牢牢记下华国锋的名字。 因此,对华国锋在党中央主席位置上的去留问题,胡耀邦对华也有批评,但他不赞成说华是:“文革”中的造反派,也不赞成说华是“坐飞机”上来的。他说:“国锋同志是一九三八年参加工作的老同志,也应该说是一个老同志了。国锋同志也是一级一级上来的,确实是由区的工作,县的工作,地委的工作,省的工作到中央工作的,有同志说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我个人觉得这么说不妥当。”(见《胡耀邦思想年谱》五百五十一页)胡耀邦对以上的评述并不是全部内容,现在历史也要对胡的评述再做评述,但胡对华历史的介绍我认为还是公正的,因为对华认识的这一底线,有很多人并不认同,否定这些,我认为对党的事业非常不利。对历史人物作客观公正评价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 胡德平小档案 四二年生于延安,湖南浏阳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文革中受被整肃父亲的牵连,在校内遭迫害。六八年下放农场,七二年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八四年调中共中央整党办公室,八六年至一零年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副部长,九三年至今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现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