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留给历史的，似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一个是写了《背影》、《菏塘月色》这样经典名作的白话散文大家，另一个是毛泽东亲定的“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1]的“现代伯夷”。我知道，这两重形象一个代表着朱自清的早年，另一个象征着他的晚年，但我依然被他们之间的巨大反差所疑惑。我总是想寻找两者之间的某种关联，不想以习以为常的“转变”二字简单地搪塞过去。

　　在他去世前八个月，朱自清曾经写过一篇《论不满现状》的杂文，在最后谈到象他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的现实境遇：[2]

　　早些年他们还可以暂时躲在所谓象牙塔里。到了现在这年头，象牙塔下已经变成了十字街，而且这塔已经开始在拆卸了。于是乎他们恐怕只有走出来，走到人群里，大家一同苦闷在这活不下去的现状之中。如果这不满人意的现状老不改变，大家恐怕忍不住要联合起来动手打破它的。

　　象牙塔与十字街头，在现代中国话语中，是两个众所周知的隐喻。朱自清当了二十年的清华资深教授，是标准的塔中之人，象他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潮流，推动着他走向十字街头，加入扭秧歌的人群？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内在驱力，促使他改造思想，自觉地从“知识阶级的立场”到“人民的立场”？以前的研究多是从时代的外部因素分析朱自清的“转变”，但我以为，朱自清的“转变”是内在的，有其自身的思想背景，那就是从五四时期播下的民粹主义种子。

　　理解了朱自清的民粹主义思想背景，就理解了他的“转变”并非突如其来，也就可以理解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变得日趋激进，理解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实际上从四十年代末就已经悄悄地开始。

　　一、五四时期的民粹洗礼

　　在现代中国知识群体之中，有两类影响比较大的知识分子，一类是自由知识分子，另一类是民粹知识分子。这两类知识分子，并非实际意义上的思想或政治派别的划分，而仅仅是一种粗线条的类型学意义上的区别。顾名思义，他们分别受到了现代中国两种极有势力的社会思潮的影响，一种是自由主义，另一种就是民粹主义。这两种思潮，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就几乎同时出现在中国，深刻地影响着知识界的思想政治取向，主导着知识群体的分化。

　　民粹主义思潮在中国虽然不象俄国那样有比较独立的、充分的发展，但依然有其不可忽视的潜在动能。民粹主义（POPULISM）亦可翻译为平民主义，从广义的角度看，是指“与农村小生产者在现代化中面临的问题相关的众多运动和理论。这类运动常常把农村生活中的社会传统理想化，想在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和官僚社会主义两极之间走一条温和的中坚道路。”[3]按照顾昕的研究，中国的民粹主义，与世界各国的民粹主义一样，具有知识庞杂性的特征，有无政府主义的劳动主义、卢梭人民主权论式的民主思想以及俄国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民粹主义者们寻求通过社会改造，以建设一个社会公正与平等的新秩序。中国的马列主义在诞生之时也受到了民粹主义的知识滋养。[4]不过，民粹主义在中国始终没有发展成一种独立的、有着自己鲜明旗帜和主张的社会思潮，而是作为一种隐性的、又相当普遍化的精神要素，深深地渗透到除自由主义之外的众多流派与群体之中，比如李大钊、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鲁迅、郭沫若等左翼激进知识分子、梁漱溟、陶行知、黄炎培等乡村改革派，以及一大批温和的、具有本土色彩的平民知识分子。

　　朱自清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民粹知识分子，比较确切地说，他应该属于具有民粹倾向的自由知识分子。朱自清出身北大，他是新潮社的成员。五四时期北大的两大学生社团新潮社和国民社，前者比较具有自由主义色彩，后者更多民粹主义倾向，但在当时这两大思潮都是属于西方的新学，一般知识分子都同时经受了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双重洗礼，他们暂时没有能力将二者加以选择和区别，因此新潮社的成员在五四时期也往往具有朦胧的民粹倾向。比如在《新潮》第一期上，罗家伦就发表文章，认为二十世纪的浪潮将是俄国式的社会革命，它将使民主战胜帝王、平民战胜军阀、劳工战胜资本家。[5]朱自清也是这样。因为对新文学、新文化的兴趣，朱自清参加了新潮社，但他与国民社的成员尤其是邓中夏的关系也不错。在民粹主义的思潮鼓荡下，1920年3月北大成立了以国民社为骨干的平民教育讲演团，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自觉心”。新潮社的一些成员也参加了，朱自清更是成为其中的活跃分子，担任讲演团的第四组书记，到城里和郊县四处作讲演，向平民大众解释“平民教育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纪念劳动节”、“我们为什么要求知识”等等。[6]

　　五四时期的青年学生是激进的，新潮社的激进表现在文化变革上，而国民社的激进表现在社会改造上。但朱自清却是温和的。与他一起编过《新潮》稿件的孙伏园后来回忆说：[7]

　　佩弦（朱自清的字号——引者）有一个和平中正的性格，他从来不用猛烈刺激的言词，也从来没有感情冲动的语调。虽然那时我们都在二十岁的年龄。他的这种性格近乎少年老成，但有他在，对于事业的成功有实际的裨益，对于纷歧的异见有调解的作用，甚至他一生的学问实业也奠基在这种性格。

　　温和的不仅是性格，还有他对各种主义和流派的宽容和兼容并蓄。在这一点上，朱自清很象他的老校长蔡元培先生。无论对中国的文化传统还是西方新文化，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民粹主义，朱自清都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加以吸取。作为一个诗人、散文家和学者，朱自清的知识结构是庞杂、多元的，因而也具有多种发展的可能。即使以后新文化运动分裂了，知识分子分化成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两大阵营，朱自清依然与各家各派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不仅仅因为是性格的中庸，更重要的是他思想底处的杂色——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兼而有之，因此，无论与后来成为激进的革命者邓中夏，还是与新潮社的其他自由主义成员都可以找到部分共同的语言。他是一个在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边缘行走的知识分子。

　　1925年，朱自清经新潮社的好友俞平伯的推荐，回到北京，进入清华中文系教书，一直到死都不曾离开过清华。清华、北大、燕京等北京的高等学府长期以来是自由知识分子的大本营。在这些国立或教会大学里任教的教授们，大都从欧美留学归来，享受着优裕的工资收入，呼吸着自由的学术空气，很容易形成一种自由主义的思想氛围。这样的环境，对于朱自清来说，自然是很感亲切的，也对他起到了某种潜移默化的作用。不过，在清华园里，居于主流位置的是那些留学西洋的“洋教授”，而象朱自清这样没有啃过洋面包的“土教授”，即使是北大名牌出身的，也总是有点被人看不起。反过来说，朱自清他们也看不惯那些“洋教授”身上的贵族味。他的清华中文系同事、东南大学毕业的浦江清，因为讨厌徐志摩一类西化教授的“滥情”与“肉麻”，甚至提议办一个杂志，名曰《逆流》，意思是“以打倒高等华人、建设民族独立文化为目的”，“逆流者，逆欧化之潮流也”。[8]朱自清对此应该也有同感。

　　虽然身在自由主义的大本营北京，但朱自清的心似乎还是与南方近一些。二十年代初，当他在上海、江浙一带教书时，认识了一批真正称得上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叶圣陶、郑振铎、夏沔尊等。这些朋友都是江浙人，有着江浙知识分子特有的理性和宽容。他们象朱自清一样，都是新文学的热心鼓吹者，写得一手漂亮的白话散文。他们接受过五四新文化的洗礼，但传统文化的根基也很深，无论对中西之学，都取平和的一视同仁态度。大概都不曾出洋留学，与土地的关系比较密切，他们身上都没有一般自由知识分子那种精英气，反而多了一股源于本土的平民气息。作为民粹知识分子，正如一个叶圣陶的研究者所说：他们“没有鲁迅的深刻与峻急，也没有鲁迅的深广忧愤与深层苦痛；不像郭沫若那样热情奔放慷慨激昂，也不像郭沫若那样阿从时尚苦心应变。”他们所体现的人格更是一种传统儒家的君子人格，追求的是“精神世界的自然和谐、个性气质的恬淡平易、人格建树的稳定完美”。[9]可以说，这是一群温和的民粹主义者，朱自清无论从文化个性还是精神气质来说，都与叶圣陶等人十分相契，他与他们几乎是一见如故，成为终身的挚友，而且在风云变幻的几十年岁月中，始终保持着差不多同步的人生轨迹。

　　可谓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朱自清与身边的那些自由知识分子的距离，要比上海这批温和的民粹知识分子要隔膜得多。原因无它，就是因为朱自清与叶圣陶等是同一类人。试看他的那些脍炙人口的散文名作，无论是《背影》，还是《荷塘月色》，不都透露出作者那一份对自然与泥土的依恋，以及对平民质朴品格的感叹？这些都是在胡适、徐志摩等自由知识分子那里所读不到的，却与江南的民粹风格十分吻合。身为清华的教授、自由知识群体中的一员，朱自清实在有点与众不同。他的民粹主义的另一面性格，将成为以后走向激进化的最重要潜因。

　　二、风暴前后的“那里走”

　　现代中国是个不断激进化的年代，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总是在象牙塔与十字街头之间苦苦挣扎。朱自清本来的梦想是为人生而文学和教育救国，但时势却让他在书斋中无法坐稳，艰难地一步步逼出象牙塔，来到街头。

　　在朱自清的一生中，曾经有两次走上街头，第一次是1925-1927年的大革命期间，他被溅了一身血，惊恐地逃回了塔中。第二次是1945年以后，他再也没有回去过，一直到死。这一变化基本符合大多数同道的人生轨迹——中国知识分子的民粹化与激进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期间起起伏伏，直至四十年代后半期才得以最后完成。

　　北大毕业以后，朱自清本来有自己明确的人生目标，写自己的诗，作自己的文，教自己的书，继续那五四开始的启蒙航程。然而，上海的“五卅”和北京的“三·一八”两场大屠杀却打破了人生的平静。“五卅”血案发生的时候，朱自清还在风景宜人的白马湖教书，当他听说南京路上血流成河的消息，竟然一反往常的冲淡平和，疾笔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血歌》，短促的、跳跃的句子如同狂风、急雨、鼓点，冲击着他的心灵。那天以后，朱自清便失去了往日的安宁。还有更震撼的经历在后面等着他。回到北京没有多久，就发生了“三·一八”惨案。那天朱自清也跟着清华的队伍去执政府请愿。万万没有料到，迎接他们的竟然是枪管子里射出来的子弹！且看他事后写的回忆：[10]

　　我生平是第一次听枪声，起初还以为是空枪呢（这时已忘记了看见装子弹的事）。但一两分钟后，有鲜红的热血从上面滴到我的手背上，马褂上了，我立刻明白屠杀已在进行！这时并不害怕，只静静的注意自己的运命，其余什么都忘记。全场除劈拍的枪声外，也是一篇大静默，绝无一些人声……

　　在这一片死的静默之中，朱自清第一次感到了恐怖，感到了黑暗的无涯。他的年轻学生、早上还微笑着向自己打招呼的韦杰三君，倒在了血泊之中，再也没有醒来。朱自清悲愤地继续写道：[11]

　　这回的屠杀，死伤之多，过于五卅事件，而且是“同胞的枪弹”，我们将何以间执别人之口！而且在首都的堂堂执政府之前，光天化日之下，屠杀之不足，继之以抢劫，剥尸，这种种兽行，段祺瑞等固可行之而不恤，但我们国民有此无脸政府，又何以自容于世界！

　　悲愤之余，朱自清感到的是一片虚无，文化启蒙、教育救国的梦想在血的恐怖面前无情地幻灭，他感到无路可走，但又不想回避，只能严肃地问自己：[12]

　　死了这么多人，我们该怎么办？

　　朱自清暂时找不到答案。他茫然了。南方的国民大革命如火如荼，不少知识分子在暴力与恐怖面前，纷纷放弃了启蒙，南下投身革命的洪流。但朱自清依然在徘徊。早在两年以前，他北大时期的好朋友邓中夏就提醒他“不要坐在暖阁中做新诗”，“须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13]虽然，朱自清敬佩革命者的勇气（他还专门为邓中夏写过一首热情洋溢的颂诗），但他明白自己只是一介书生，在暴力面前，会“胆小”和“手颤”，他不满自己内心的懦弱，但又没有革命的勇气。朱自清是真诚和严肃的，他不会为自己的懦弱辩护和开脱，他只是不断地暗自拷问自己的良心，不断地思考，却始终不愿付诸以行动。作为民粹主义者，朱自清在道义上觉得邓中夏这些革命者是对的，但作为自由主义者，他在理智上还有一些想不明白的地方。不明白，就不愿盲从。理性的执着阻止了他成为一个激进的革命者。

　　等到大革命失败，朱自清就更想不明白了。1927年以后的那些日子里，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民粹主义者，都陷入了彷惶的境地。在万般无奈之中，原来的新潮社朋友俞平伯，追随其老师周作人，加入了闲适派行列。但朱自清学不会那样地超然，他的内心还有余热，还有良知，他的处世态度要严肃得多，他不想自我欺骗，自我麻醉，更不想游戏人生。虽然想不明白，朱自清还是痛苦地在思考，竭力想在一团思绪的乱麻中理出一个头绪。这就是他在1928年写下的《那里走》。

　　正如文章的标题所表明的，朱自清在历史的大转折关头似乎一下子被抛出了原有的轨道，失去了应有的自信。实际上，朱自清原本就不太自信，他的信仰常常陷入虚无。象朱自清这样一代知识分子，因为在新文化运动中接触了太多的“主义”，而且继承了五四的怀疑精神，并不肯轻易地接受或皈依某一种信仰，他们对一切信仰都敞开着门户，反而显现出内心的无着落与空虚。五四以后，不少知识分子都有类似的信仰虚无感，朱自清似乎更甚，他在二十年代初写下的许多优美的、忧伤的诗歌散文，正是这种心境的真实写照。比如，1922年写就的散文《匆匆》就流露得很充分：[14]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够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

　　这不是一般青年人怀春的惆怅，而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信仰上的虚空。因为虚空，没有什么可信仰，朱自清只能持一种算不得信仰的信仰，即他所谓的“刹那主义”：既不惆怅过去，也不忧虑将来，只是平平凡凡地将眼前刹那的事情做好。[15]当然，这仅仅是一种生活哲学，并不能解决价值的终极关怀。终极关怀的缺席以及随之而来的激情之匮乏，成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一个普遍性的精神病症。相形之下，充溢着热烈的信仰，拥有火热的理想，正是激进的民粹主义者所特有的，它不仅吸引了广大青年，而且也令朱自清羡慕不已。直到步入中年的时候，他还格外羡慕茅盾，羡慕茅公的有主张，有信仰，而且是始终如一的信仰。[16]

　　然而，处于虚无中的朱自清依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五四留下了太多的精神乌托邦，尽管它们缺少深刻的终极关怀作为根基，但依然是美丽的、动人的。就象叶圣陶小说《倪焕之》中的那个主人公那样，朱自清依然希翼着启蒙的前景，希翼着文化能改变一切。但是，这一切蓝色的梦，都被血腥的暴力打得粉碎，在他还没有想明白投身革命的时候，革命又流产了。本来，自己不过是一个同叶圣陶一般的“悲观的理想主义者”，一个不自信的“寻路的人”，“只是想在旧世界里找些新路罢了”，[17]如今，连路都没有了，你究竟往那里走呢？

　　朱自清悲哀地意识到，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阶级冲突中，自己作为“知识阶级”中的一员，已经成为一个“多余的人”。之所以“多余”，乃是因为已经不合时代。朱自清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当时十分流行的历史唯物史观对他不可能不发生影响。他是相信历史进化论的，进而也相信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时代总是在进步，而个人的悲哀往往在于滞留在过去：[18]

　　这十年中，我们有着三个步骤：从自我的解放到国家的解放，从国家的解放到ClassStruggle；从另一方面看，也可以说是从思想的革命到政治的革命。……在第一步骤里，我们要的是解放，有的是自由，做的是学理的研究；在第二、第三步骤里，我们要的是革命，有的是专制的党，做的是军事行动及党纲，主义的宣传。

　　这两种精神的差异，也许就是理想与实际的差异。

　　朱自清在这里发现了五四以来的“时代”变化，从新文化运动（自我的解放）一变为爱国主义运动（国家的解放），再变为ClassStruggle(阶级斗争）。对于象朱自清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只有启蒙时代才是属于他们的时代。只有在那个时代中，知识分子作为民众的精神导师，才能获得足够的历史自信和独立意识。然而，启蒙的时代很快就过去了，先是爱国运动的狂热，随后是激烈而残酷的阶级斗争。一旦“思想的革命”被“政治的革命”所替代，个人的解放、思想的自由和学理的研究就统统失去了意义，替代它们的，是集体的奋斗、行动的纲领和主义的宣传。那么，在这样一个不再是启蒙、而是行动的时代中，知识分子的位置何在？

　　朱自清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年轻而狂热的新一代行动者崛起面前，象他这样的文化启蒙者似乎真的“多余”了。朱自清不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无从拒绝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因而也对知识分子的独立秉性发生了怀疑。在大革命失败前后，在左翼知识界出现了一股“打倒知识阶级”的反智主义潮流，要求知识分子“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根性，”，“努力获得阶级意识”，与“‘龌龊’的工农大众”打成一片。[19]朱自清显然受到了这股潮流的压力。他不赞成“打倒知识阶级”，却不得不接受知识阶级已经灭亡、新生的阶级已经成长起来这一事实。他失去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原本所具有的那份自信，甚至连自己的判断是否正确也无从判定。一种浅薄的阶级分析观念，使得他陷入了相对主义的迷惘之中：[20]

　　我们的标准建筑在我们的阶级意识上，是不用说的。他们是，在企图着打倒这阶级的全部，倘何有于区区评价的标准？……他们有他们评价的标准，他们的阶级意识反映在里边，也自有其理论上的完成。我们只是诅咒，怨毒，都不相干；要看总Struggle如何，才有分晓。不幸我觉得我们Struggle的力量，似已微弱；各方面自由的，自私的发展，失了集中的阵势。他们却是初出柙的猛虎，一切不顾忌地拼命上前肉搏；真专制的纪律将他们凝结成铁一般的力量。

在“我们”（知识阶级）与“他们”（革命阶级）的比较之下，朱自清发现了“我们”的微弱、正在“向着灭亡走”。既然看清了“历史的法则”，朱自清不由得不问自己：

　　“我为什么必得跟着？为什么不革自己的命，而甘于作时代的落伍者？”[21]

　　为此他反反复复地拷问自己，解剖灵魂，最后得出了痛苦的结论：

　　我解剖自己，看清我是一个不配革命的人！这小半由于我的性格，大半由于我的素养，总之，可以说是运命规定的吧。……我在PettyBourgeoisie（小资产阶级——引者注）里活了三十年，我的情调，嗜好，思想、论理，与行为的方式，在在都是PettyBourgeoisie的，我彻头彻尾，；沦肌浃髓是PettyBourgeoisie的。离开了PettyBourgeoisie，我没有血与肉。我也知道有些年岁比我大的人，本来也在PettyBourgeoisie里的，竟一变到Proletariat（无产阶级——引者注）去了。但我想这也许是天才，而我不是的；也许是投机，而我也不能的。在歧路之前，我只有彷惶罢了。

　　在这段真挚而悲哀的的内心表白之中，朱自清表现了他全部的痛苦和矛盾。在理性层面，他已经成为民粹主义的俘虏，失去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那种自我肯定和自我尊严，他不得不接受知识分子也是一种阶级（属于PettyBourgeoisie），而且是“灭亡的阶级”的民粹思潮，但在情感和行动的层面，朱自清却不象一些同道那样，不顾一切地追逐时代，投机革命，昨天还是PettyBourgeoisie中的一员，今天已经摇身一变，成为坚定的Proletariat了。朱自清愿意跟着时代走，愿意进步，反逆流在象他这样深受进化论影响的知识分子看来，是大逆不道的。但他与别人不一样的是，在追逐进步的同时，他还有内心的真诚，还有自己的良知。他不愿做违背自己个性、自己爱好的事情。早在大革命高潮的时刻，就有朋友来找他，劝他加入革命党，可以做些革命的宣传事务。但朱自清却以“性格与时代的矛盾”而婉拒了，他觉得自己“还是超然的好”。[22]

　　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说到底也是个性与爱好的立场，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以知识良知为基点的独立立场，它并不天然属于任何阶级，甚至自身也不成为一个独立的、固定的阶级，用卡尔·曼海姆的话说，是“自由漂浮的”。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就具有这样的秉性。但1925年以后政治斗争的狂热逼迫知识分子必须在不同的阶级或利益集团之间进行选择，这种“知识分子有机化”的过程，使得五四时期原来一大批传统的、自由的知识分子，成为有机的、党派的知识分子。[23]朱自清虽然承认这一“知识分子有机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但在行动上依然顽强地抗拒自己被政治或党派“有机化”。朱自清是异常矛盾的：在思想层面，朱自清逐渐受到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普罗意识等民粹时潮的影响，再也无法在理性上自信，但在行为层面，他仍然固执地坚守五四知识分子的自由立场，希翼保全自己的独立不羁之身。

　　然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党派的斗争是那样地激烈、那样地残酷，朱自清想要洁身自好，拒斥被“有机化”，惟有逃避一途。逃避也有不同的路数，可以如魏晋名士一般花天酒地、享乐人生，也可以象周作人、俞平伯那样躲到闲适的文学中去。但生性严肃的朱自清宁愿选择第三种逃避：隐入国学的象牙塔中。在他看来，“国学比文学更远于现实。担心着政治风的袭来的，这是个更安全的逃避所。”。几乎有点自嘲地，他说自己终于找到了要走的路：[24]

　　胡适之先生在《我的歧路》里说，‘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我想套着他的调子说；‘国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这便是现在我走着的路。至于究竟能够走到何处，是全然不知道。

　　是的，全然不知道。朱自清在万般虚无之中，只能这样“找一件事，钻了进去，消磨了这一生”了。[25]

　　三、中年人的“无话可说”

　　当朱自清躲在清华的象牙塔中，一头扎进国学的故纸堆时，还刚刚只有三十岁。但他已经以“中年人”自称了。在朱自清的感觉中，中年人最痛苦的，莫过于“无话可说”了：[26]

　　许多人苦于有话说不出，另有许多人苦于有话无处说；他们的苦还在话中，我这无话可说的苦却在话外。我觉得自己是一张枯叶，一张烂纸，在这个大时代里。

　　“多余的人”还可以悠然自得，而“一张枯叶”、“一张烂纸”却是彻底的绝望，而且是对自己的绝望。这样的心态岂止是中年，几乎已经与步入暮年无异了。为什么会“无话可说”？朱自清心里很明白：“这年头要的是‘代言人’，而且将一切说话的都看作‘代言人’；压跟儿就无所谓自己的话。”[27]朱自清既然不愿意被“有机化”，被看作别人的“代言人”，而在那个时代里又没有自我表达的空间，所以他只能陷入失语的状态。他是诗人，却不再作诗；他是散文大家，也失去了抒情的心境，整天只是伏在故纸堆里，消磨光阴。对于一个以文字为生的知识者，一旦落入失语，又是如何的痛苦！

　　象朱自清这样的中年人心态与失语症，在三十年代几乎成为清华、北大教授的通病，学术的象牙塔成为他们冬眠的最好山洞，即使是“一二九”学生的呐喊、“七七事变”的炮声也没有将他们惊醒。对于塔外的时世变幻，朱自清不是不关心，只是与五四时期比较起来，少了一点年轻人的激情，多了一份中年人的理智。朱自清在整个三十年代的政治立场，既非保守，也不激进，只是一种基于超然的温和。对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开始是认同的，特别到西安事变和抗战爆发，更是无保留地支持。然而，到1943年以后，情况慢慢发生了一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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