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2年出版题为《超级帝国主义：美国世界霸权的来源和基础》的“具有震撼性的煌煌大作”以来，迈克尔·赫德森博士在国际金融领域赢得了显赫声名。这部具有开拓性的作品被哥伦比亚大学的特伦斯·麦卡锡（Terence McCarthy）誉为“本世纪最重要的著作之一”，然而，它在美国许多地区并不受欢迎。其原因之一就是，赫德森使用了政府统计数据和全球资本流动来阐释美国是如何利用外债控制和剥削全世界的。

在过去的三十年，这位密苏里大学的著名经济学教授一直是加拿大、墨西哥、拉脱维亚和俄罗斯政府的顾问，而在赫德森研究所工作期间，他还是美国白宫、国务院和国防部的顾问之一。

2008年美国经济危机之后，华盛顿的政治话语一直聚焦于中国人民币的币值重估。本·伯南克、蒂莫西?盖特纳等美国主要经济决策者和美国学界精英，一直将美国经济问题归咎于中国外汇储备的积聚。奥巴马政府向中国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要求中国推动人民币升值和采取弹性汇率。作为一位前国际收支平衡经济学家和一位希望“看到全球裁军发生于一个多极世界而非单极世界”1的美国人，赫德森博士毫不犹豫地加入辩论，反对华盛顿不断向中国提要求的“解决方式”。

于是，2010年3月15日，赫德森博士致信中国总理温家宝，概述了若中国不希望通过回流美元资产和积聚美国国债，继续其当前控制汇率的政策，她可以做出的选择。

中国的选择之一是让人民币升值，但这并不像华盛顿所作的错误断言一样，会影响美国对华国际收支逆差。赫德森指出，美国国际收支逆差是结构性问题，并不会因为人民币对美元价值的改变而变化。

造成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军事支出和海外军事基地的建立。自奥巴马总统执政以来，这一点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他进一步升级了阿富汗战争，并在巴基斯坦发起了另一场冲突。当中国成为美国跨国公司受欢迎的外包目的地后，美中贸易赤字更加恶化。在资本账户方面，美国公司不断增加在华投资，以最低价收购中国本国工业，从而进一步加重了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另一方面，美国对冲基金经理“正在抛弃美国经济，将关注点转向中国，以追求更高收益，发一笔外汇横财。”1因此，华尔街金融投机商蜂拥进入中国，“试图迫使中国提升人民币汇率。外资流入中国的银行——特别是那些美国、英国或其他外国公司控股的银行，这使得外币在中国泛滥。”1中国中央银行将“最终出现亏损（以人民币来计算），如果人民币对其所持有的美元、英镑和欧元升值的话。投机商和其他持有中国资产的外国人将免费享有一次货币升值之旅。”正如赫德森所称：“美国的战略是大肆收购中国资产，以获取每年20%或更多的收益，而中国又会把这些美元以仅仅1%的利率（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回流给华盛顿和华尔街，并且为美国承担许多私人投资的损失。”1

事实上，投机资本的流入已经使中国的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同时加大了其货币供应量。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将最终迫使中国购买更多的美国国债，从而为奥巴马解决融资难题。此外，货币供给的增加将导致中国经济出现更高的通货膨胀，最终形成金融和房地产泡沫，就如同1985年《广场协定》后的日本一样。

由于《广场协定》，日元对美元从360：1升值至80：1，然而，这并未给美国对日贸易逆差带来任何显著的影响。2与之相反，日本只是积累了更多的外汇储备，而美国消费者则在进口品上付出了越来越多的钱。同样，自2005年以来，中国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超过21%，但“中国的贸易顺差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增大。”1 赫德森认为：“鉴于贸易格局积重难返，对人民币的重估需要有量子式的跃进，才能大规模减少中国的贸易顺差。小打小闹的重估不能满足美国外交家的要求。除非重估范围巨大——人民币接近于升值40%左右——否则，中国的贸易顺差不会减少，反而可能增加。”1

同样，基于压力，日本在1985年“放松信贷，刺激国际收支的流出，以恢复‘收支平衡’”。1其最终结果却是“金融泡沫，产业竞争力脱轨，银行系统债台高筑。”1

自1990年以来，日本经济一直停滞不前，房地产市场因为债务而成为一潭死水。赫德森博士建议，中国“应当尽一切努力，避免重蹈这种政策的覆辙。为了避免如今正在扼杀西方经济的那种不必要的债务重负，中国应该把债务杠杆率降到最低，并且限制银行系统制造信贷购买现有资产的能力。尤其必须严格限制境外银行分支机构，使其不能帮助母国在中国进行货币投机，或从中国经济榨取金融收益。”1

更不祥的是，华盛顿所要求的人民币升值“实际上就是要求中国损失其持有的美国国库券，就如同日本损失了总计数千亿美元一样。”3而最令人不安的是，作为一个处于债务支付困境的负债国，美国总是采取这种铁腕手段以逃脱其应尽义务。在国际金融史上，这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对中国国家尊严的真正践踏。

鉴于日本之前的经历，中国不应当接受人民币升值的做法。赫德森博士所提议的另一种选择方案就是，使用中国的外汇储备，收购外国资源和资产，从而维持中国国际收支平衡。遗憾的是，在这方面，中国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海外投资经历并没有呈现出任何希望，就像2005年收购优尼科案一样。优尼科是一家独立的大型石油生产商，具有相当大的海外投资，它是中国公司的收购目标。尽管对于优尼科公司的股东来说，中国公司的报价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它还是遭到了美国国会和美国民众的强烈反对。结果，对于首次在美国进行公司收购一事上，中国公司经历了一次耻辱性的败战。后来的一系列事件清楚地说明，中国公司甚至不可能购买西方跨国公司的哪怕一小部分股份。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澳大利亚矿业巨头力拓矿业集团少数股份的收购。力拓矿业集团董事会已经与一家中国公司达成了协议，而在喧嚣的公众压力之下，它又拒绝向中国出售其股份。澳大利亚是一个极度依赖于向中国输出资源的国家，但澳大利亚政治家“不愿意向中国出售土地和资源”。4显然，选择在西方投资，对于减少中国过高的外汇储备，具有的潜力有限。

诚然，在美国金融危机的紧要关头，一家中国公司得到允许，能够投资购买黑石集团和摩根士丹利等金融公司的少数股份，但遭受了巨大的亏损。更重要的是，这种交易即便投资获利，更不用说遭受巨额损失了，对中国经济也没有可取之处，因为它们是美国金融体系的组成部分，只对美国金融资本有利。

除了在西方国家进行投资之外，中国在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始实施投资于资源开采领域和基础设施项目的计划。但是，中国的商业活动一直受到西方的严密监视。而且，为了试图阻扰中国的商业活动，津巴布韦、苏丹和伊朗等国都遭到了西方的制裁。这些国家采取独立立场，并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5

因此，赫德森博士认为，最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利用过剩的外汇储备，以账面价值收购美国和其他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这种收购将引发与华盛顿的对抗，中国对此不应该感到害怕。即使就算美国政府反对，“采取反华措施，中国也不过是对美国出招的反应，而非擅自行动。中国肯定会得到有同样遭遇国家的支持，因为美国把她们的对外投资政治化。”1这应该是更加现实可行的一种选择，因为美国如今是一个负债国，中国具有监管其本国境内企业的主权权利。“在贸易、投资和信贷政策等方面，国际法长期以来一贯支持东道国。”1

    由于海外军事开支和制造业领域的投资崩溃，美国已成为一个消费国，具有大量的国际收支赤字。在许多经济学家看来，“美国的经济结构是有史以来最令人担忧的。对一个发达国家来说，这是可耻的。”6尽管如此，华盛顿主要经济决策者和多数美国学者依然将美国经济问题归咎于他们所谓的中国“储蓄率过高”。令人震惊的是，在事关数十亿中国人和中国未来命运最重要的国家大事面前，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对这种不公平的指控竟然保持沉默，并对该问题提不出任何可行的解决办法。这与赫德森博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在信中毫无保留地向中国总理温家宝提出他的看法。赫德森博士指出了事实真相和全球经济现实，他也许不会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人物，甚至可能成为华盛顿政治圈里不受欢迎的人。然而，赫德森博士作为一位高度正直的人士，直言不讳地声张社会和国际正义，而为世人所认可，我们应当祝贺赫德森博士的勇气以及他为这场辩论所作的贡献。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决策者是否有智慧和勇气，听取赫德森教授的适时建议，在中国实施这种政策，造福于中国人民。改变政策方向的第一步就是规定，应立即停止中国民族工业的被收购和外国直接投资，尤其是要叫停对银行业的收购和投资。

注释:

1.    Hudson, Michael: “Dollar Hegemony and the Rise of China”, Michael-Hudson.com, July 12, 2010.

2.    Wall Street Journal Editorial: “Tagging the yuan as a scapegoat is unfair”, March 18, 2010.

3.    Fekete, Antal E.: “Floating Exchange Rates: Scheme to Embezzle the Dollar Balance of Surplus Countries”, Asia Times, July 6, 2010.

4.    Saefong, Myra P. Kennedy, Simon: “Rio Tinto rejects Chialco deal to sell stock”, Market Watch, June 5, 2009.

5.    German-Foreign Policy: “Contested Gulf”, September 9, 2008.

6.    Richebacher, Kurt: “U.S. Consumer Spending”, The Daily Recko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