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下午，经国先生病情突然恶化，吐血而去，举国震惊。英九当时在总统府第一局工作，忙着准备安定政局、治丧及新总统继任等幕僚作业，无暇伤心难过，直到午夜时分，公事暂告一段落，我瘫坐在椅上。过去六年追随经国先生的种种才猛然涌进脑海，一时悲从中来，突然想到从没有跟经国先生单独合照过。

　　我确不曾向经国先生请求合照过，但他留给我们的早已远远超过一张照片，而是一幕幕珍贵的历史景观。于今距离那一刻已是十几载春秋，台湾经历了许多变化，政局起伏，政治人物几度春风、黯然，唯一没有改变的是经国先生所受到的历史评价。十五年来，在任何一个“谁对台湾贡献最大？”的民调中，经国先生始终高居第一。台湾人民对经国先生高度的崇敬，其实包括了怀念过去以及期望未来两种情绪。我追随六年，有责任对他的施政就观察所得做一较完整的评析，以更深刻认识我们共同走过的路，从而思索今后继续成功的途径。

　　蒋经国时代

　　一九七二年，经国先生接任行政院长，成为国家实质掌舵人。当时内外环境艰困，但也是一个不畏艰险、无惧失败、力争上游、逆势奋斗的时代。当年，中华民国对外关系出现空前挑战，中苏共的武装冲突导致美日萌生联中共制苏共的思维，国际战略局势发生根本的变化。再者，一些开发中国家，右翼军事政权腐化无能，使得红色势力继续以理想主义革命的火种熊熊燃烧，这都使得中共的国际地位大幅提升，包括取得联合国席位，邀美国总统尼克森访问大陆，与日本建交等。无论我们如何忿忿不平，一连串的断交接踵而来，一波波的羞辱已不可免。

　　但大环境也非毫无希望。即使台海紧张依旧，经二十年发展，台湾已顺利完成土地改革，推动了进口替代出口扩张，并实现了初期的资本累积，创造了一套能鼓励生产并且合理分配的机制，稳住经济，且具备更快速发展的条件；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内部也培育一批专业清廉的政务官员如严家淦、尹仲容、李国鼎、孙运璿等前辈，以及许多经验丰富的优秀文官。他们知识广泛，眼光前瞻，能为国家未来二十年规划宏伟的发展蓝图。此外，尽管中共国际地位提升，但其前景也非无限。尤其民国二○年代曾在苏联当过红军军官的经国先生，亲身经历了史达林的大整肃，并见识到在计划经济下苏联人民一贫如洗的惨况，他比谁都清楚，文革狂热下的大陆人民必有梦醒的一天。

　　第一个战略选择：改善人民生活

　　因此，他作了一个重要的战略选择，那就是我们与中共的竞争不在于军力大小或邦交国多寡，而在于生活方式的良窳：谁能改善人民生活并开创发展典范，谁就能在全体中国人以及全世界中，证明自己存在的正当性。这 场竞争，如果输了，我们将沦为负面的历史记忆；赢了，将扭转大局，反败为胜。手中的资源既有限，就应集中在我们能主动掌握的强势领域中。依这战略，台湾在外交上采较低姿态，争取长期的和平环境，以全力发展经济。一九七三年，推动十大建设，厚植国力。这计划预定五年完成，需大量举债，其可行性曾遭质疑，但他坚持跨出这一步。即使遇到石油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衰退，也不曾放缓脚步。

　　他上山下乡，结交民间友人，探求基层百姓甘苦；另一方面，他放手让阁员们发挥长才，大胆制定有远见的政策。尽管他常被视为“政治强人”，但是他的首长并非唯唯诺诺之徒。经国先生担任总统时，身为行政院长的孙运璿先生丝亳不减高瞻远瞩、独当一面的本色，从来就不是经国先生的幕僚长。

　　台湾的希望岁月

　　促成这种清明政风的领导风格，重点并非“强势”，而是“正直”与“明辨是非”。也就是说，他以亲民简朴的作风为基础，设定明确的发展目标，实践公平正义的是 非标准。今天回头看，整个一九七○年代是台湾史上的希望时代，不仅物质建设飞跃进步，整个社会更是同心协力，因为在一九七○年代包含了太多人参与奉献的共同记忆。这包括了“三冠王”凯旋归国的狂欢，搭上国光号巴士驶上中国人第一条高速公路时的自豪感，郑丰喜《汪洋中的一条船》的励志人生，林怀民舞出了生命乐章，黄春明、陈映真、王拓等“乡土文学论战”中强烈反殖反帝的民族情感等等，而中坜事件与美丽岛事件则凸显本土政治反对力量的隐隐胎动，为日后政治改革的催生。

　　到了一九八○年代初，这种精神元素继续澎湃不止，揭开更新的一页：新电影的诞生、罗大佑的黑色叛逆、龙应台的野火批判、杨宪宏的环保主张、詹宏志的出版雄图 等等，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让台湾逐渐成为全世界华人的文化中心；而从“党外公政会”的出现到民主进步党的成立，更反映出本土反对力量的进一步凝聚与升 级，台湾政治多元化的趋势也日益明显。此外，林义雄母女命案、陈文成命案与江南命案等三大命案以及十信弊案的连续发生，再度提升了政治改革的迫切性。而同一时期，对外贸易大幅扩张，经济也连续出现两位元数字的高成长。财经首长正以无比的决心创造高科技产业的大环境。他们奔走说服金融集团贷款给那些雄才大略却阮囊羞涩的年轻梦想家，并相信有朝一日后者成为全球科技产业的巨人时，台湾才能不断迈进。

　　台湾经验与大陆改革

　　毫无疑问，这应属于全体台湾人民，并非经国先生一人之功，不过他的领导确实协助创造可贵的时代精神，让每一个人的创造力得以释放。我们避开了中共的外交锋芒，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十年间在生活水准、专业经验以及文化创新上，远超大陆。起初，中共并没有认识到这种消长。一九七九年元旦他们正式与美国建交，完成外交上包围台湾最重要的一步，接着顺势提出了“叶九条”、“一国两制”等主张，邓小平甚至将统一台湾列为一九八○年代主要任务之一，以为中华民国政府不过是过去内战中的手下败将，靠美国人的武器和钞票偏安一隅，只要美国人一抽腿，彷佛台湾朝野即将惊惶失措，自动来归。

　　我们可从一九八二年廖承志致蒋经国的公开信中，闻到那种居高临下的傲慢；不过等到中国大陆再开放多一些，更多百姓见识到台湾的富足后，中共又急着辩说那是国民党从大陆带走黄金所致。直至一九八五年大陆城市经济改革遭挫，激起知识界深刻反思时，有关台湾经济发展的经验才受重视。到民国七十八年“Tian an men Square事件”前夕，一些大陆学者开始用客观的角度研究台湾的一切，尤其是成功经验所反映的政治、经济、社会理念。他们用肯定与赞美的笔触描述蒋经国的政绩，彷佛恨不得经国先生就是他们的领导，大陆或许可像台湾一样富足。就在这一刻，可以说台湾赢得两岸长期竞赛的第一回，也证明了当年困局中的战略选择，确有远见与智慧。

　　第二个战略选择：民主改革

　　除了经济发展外，民主改革是经国先生另一个重要的政治遗产。而英九有幸站在第一线目击部分的历史过程。一九八六年十月七日，经国先生接受《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女士的访问，我在一旁传译，他沉稳的告诉她：“我们准备在未来通过『国定安全法』后，解除戒严跟开放组党。”

　　一九八七年三月有一次外宾拜会结束后，经国先生照例问我有无报告，英九就率直建议政府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他要我直接去见张副秘书长祖诒，张副秘书长指示我草拟一个开放探亲的方案，修改后在六月四日签呈总统。这个草案就成为后来十一月二日开放探亲的蓝本。

　　一 九八七年七月初解严前不久，我奉命草拟有关资深中央民代退职方案，曾两次奉召到他的卧房报告，当时他重病缠身，躺在床上，睿智表示中华民国的法统靠这部宪法延续，因此未来国会不需要再特别设置大陆代表。后来李副总统登辉先生召集的专案小组在经国先生过世的前一天通过了这个案子，可惜他已看不到了。三周后，我带着方案到头寮经国先生灵前，含泪向他报告：“交办的工作完成了！”当场泣不成声。

　　这 几项决策，对台湾影响深远。为何他晚年会做出如此重大的决策？尤其他早年在苏维埃社会，并无西方民主教育的背景，回到中国后立刻投入对日抗战与国共内战，到了台湾后又主持情报与政战工作。在组织严密与战争苦难的岁月中，易塑成敌我分明的单一意识形态，无法与时俱进，如此时大权在握，极可能拖垮国家社会，古今中外这类悲剧不知凡几。然而经国先生了不起的地方，正在于他总是在关键的历史时刻突破他家世、教育与思想的局限，做出正确而务实的决定。

　　未来方向：台湾优势的强化

　　尽管今天的世界、两岸与台湾内部的问题，与他的时代已大不相同，但国家的基本目标却是一致的。比较这两个时代，今天这些基本目标的达成，同时有难易之处：难在于台湾属民主多元社会，使得共识与行动需繁复的过程与巨大的耐心，另中国大陆全力发展市场经济、拥有过去不具备的经济筹码；易在于台湾有较高的民主准，决策与权力交接体制化，免除了失控的危险，对市场经济娴熟，可掌握先机。

　　因此，我们的因应之道仍在于避开劣势强化优势。这里英九提出两个浅见，一是内部应停止政党恶斗，促进良性回圈及推动优质选举，铲除黑金文化。二是外部应肯定并追求普世价值，认清并因应大陆转变。

　　各 界建议停止政党恶斗的呼吁由来已久，但始终没落实，关键在于当前两大主流力量泛蓝和泛绿均承载着互不相容的历史余绪，前者视后者为“中华民国体制的颠覆者”，后者视前者为“外来政权”，这种敌我关系的定位，等于否定对方存在的价值，极易激发原始的恨意，使政党和解与合作永远缺乏基础。因此，健全政党政治首应建立新的史观论述，承认泛蓝与泛绿共同打造“台湾奇迹”，也须共同创造台湾未来。这种论述成为主流见解时，才可能出现真正忠诚的执政党与忠诚的反对党，使得政党竞争导入正轨，否则尽管威权政治没有重生的土壤，但政党长期恶斗却足以瘫痪政治，耗尽社会成本。

　　我们需要以多元、包容、理性的态度，在史观论述与言行典范上开创新的时代精神。高雄市议长选举贿选案上，蓝绿双方竞相以壮士断腕的魄力，整饬党纪，并逐渐形成改选议员的共识，可说是难得一见的良性竞争，值得肯定。

　　经国先生过世之后，李登辉总统持续民主化道路，并获得重大成就；不过，不能回避的是，威权的执政体制转换成以选票取得权力的过程中，金钱作用被扩大了，不但未受到应有的控制，反有如权力之酒，越渴越饮，不但腐蚀了国家体制，更败坏社会风气，使得不正当手段被视为理所当然。因此，除严格执法外，更应降低金钱在选票上的作用，须结合有志之士，创造一种选举模式，既干净又环保，且花钱不多。事实证明，这是可以做到的，二○○二年台北市长选举就是一例。当这样努力成为主流时，即可成功阻断问题源头。

　　肯定并追求普世价值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的时代已经结束，“全球化”成为最新的趋势。事实上，过去无论是何种意识形态，都宣称具有普世意义，都必然是某种世界主义，因此全球化思想可说是人类工业化至今，付出许多代价后，为最多国家所接纳，最接近人类共识的一种思想与实践。上一世纪就开始，每年除夕午夜，电视萤幕上传来的新年倒数画面，无论在雪梨、台北、东京、上海、巴黎、莫斯科或纽约，呈现的都是高楼、广场、雷射烟火以及欢呼的年轻人群，相同表达形式的背后，就是近似的情感与心灵。

　　因此无论任何国家如何决定他们的全球化脚步，基本上，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以及个人价值受到充分尊重。从宏观而言，台湾内部建设与发展正在呼应这样的潮流，并努力取得领先的地位。这应是我们处理台湾与大陆关系，以及台湾与世界关系的基本理念。

　　认清并因应大陆转变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应客观中肯看待中国大陆的变化。如今中共的发展理论和政策，转变成在民族主义意志中进行务实的经济建设，我们不应回避这两者结合所能产生的巨大力量，有此理解，是因为我们走过类似的路。但我们也不必抱莫名的恐惧，台湾经济的延续发展与全球化的过程中，无论就历史和地理而言，都不可能跳过中 国大陆，因为这意味着不但拒绝大陆的市场和资金，也拒绝全世界能够经过台湾进入大陆的资金，而这两者正在形成亚洲经济成长的火车头。如果切断这一大块，我们将面对一方面无法控制台湾资金继续流向大陆，一方面又同时拒绝大陆资金以及经过台湾流向大陆的海外资金的困局。这样的结构一旦成形，不但使得台湾的经济成长受限，更危险的是，由于利基缩小，越来越多的菁英将无法在台湾获得发挥长才的空间，使得中共得以展开双手。

　　此时，任何刻意丑化这些菁英的言论，只会因激起反感而加速他们的出走。有人辩称，日本、新加坡和香港都与中国大陆有着充分的经贸交流却仍不免衰退。对此应该反问，如果这些地方不与中国大陆交流，他们的经济会更好还是更坏？

　　事实上，这些地方的政府在规划振兴经济之道时，没有人认为应该切断或紧缩与大陆的交流，相反的，他们都在认真计划如何放宽双方在人员、商品、技术、资金往来中的限制，以开拓更多的大陆业务，没有一个认真的政府官员或经济学者会有切割或封锁的念头。难道我们奋斗十二年才加入WTO ，不正在大力鼓吹各会员国消除经贸壁垒吗？

　　尽管如此，两岸扩大交流确实会促成双方人民的利益结构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其政治态度，这是对台湾民主信仰的真正考验。如果我们的民主政治是货真价实而且具有典范力量的，那么我们将没有任何惧怕的理由。中共或许可以动用国家机器压迫台湾人民服从其政治利益；不过大陆人民也可以要求中共根据台湾的民主典范来改造整个国家机器，从而削弱中共单方面发号司令的力量。因此，解除中共对台湾军事威胁的根本办法不仅在于与中共讨价还价，更在于改变大陆人民对台湾的看法，帮助他们认识到对台动武是一件羞耻与不智的事情。除非我们的民主政治是半调子的，或只是另有他图的包装，否则没有理由在两岸社会之间装设精神电网。

　　蒋经国精神历久弥新

　　从追忆经国先生到思考台湾未来，区分了两个时代的传承、演变、差异以及政策基础所做的思辨。英九追随经国先生六年的时间中，看见他为政的内敛、沉稳与自省， 深刻体会到“高瞻远瞩”、“慎谋能断”、“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意义。经国先生生前说过许多话，但关键并不在于那些话的字面意思，更不在于谁跟他最近、听到最多以及“最得到真传”。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看待那个时代成功的因素，并在分析过去与现在的异同中，取得再进步的力量。经国先生是人，不是神，我们不必把他神化。我们纪念他，是怀念那一个满怀希望的时代，那个时代毕竟已经远去，但是时代的精神却长存。后继者应有效法他的雄心，台湾才能更上一层楼。

　　我们可以说经国先生是一位威权时代的开明领袖，他一方面振兴经济、厚植国力，一方面亲手启动终结威权时代的政治工程。我们崇敬他，就因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历练乃至意识形态的局限，务实肆应变局，进而开创新局，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身影，不仅不曾褪色，反而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