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来 ，如今赫赫有名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几乎都是通过他的推荐 、帮衬 ，而走向他们向往的西方平台；而他自己 ，却挣脱西方文化的怀抱 ，投入到了一种古典士大夫的生活 。

他一直想为有钱阶层建立一种完美生活的样板，来取代如今中国人头脑中的「西方五星级酒店生活」 。

　　香港铜锣湾时代广场的周末，鲜艳而潮流的人群，张颂仁当街站立。一身裁缝处订制的暗色格子条纹中装，一双黑色皮质的软底鞋，单肩挎着布袋，他掏出了他的黑色记事本。

　　数年来，一支可以写蝇头小楷的自来水毛笔一直插在张颂仁的上衣口袋里，养成了他用毛笔字记录“日常”的习惯，比如快递邮件的地址、每天的琐事、一时的感怀本子上有方块字，也缀满了“洋文”，那是张颂仁无法放弃的英文思维的体现。

　　他的记事本子上还贴着一张100元人民币，人民币上书写着一个街边普通女子的祈愿——“老天帮助我找到有钱而可靠的丈夫”。那是张颂仁的近日收藏，“我捡到了，觉得很好玩就粘在这里。”黑色的本子仿佛是一件多元文化拼贴的行为艺术，也如同中环地界、商务大厦丛林中的汉雅轩画廊——这个古朴的中文名字，背后是如今行情火爆的中国当代艺术最早的策展源地——亚洲当代艺术研究中心的成立起点。二十年来，如今赫赫有名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从这里，通过张颂仁的推荐、帮衬，走向他们向往的西方平台。

　　张颂仁是汉雅轩画廊的主人，中国当代艺术与世界收藏市场的重要中间人。张颂仁把“当代艺术”称为是一款男人的“辣妹”，他把这款辣妹扶上马来，可是，隐隐地，“大男子主义”的他对这款美人的态度却始终又是轻慢的，“其他好玩的事情还有很多。”

从美国留学归来，张颂仁一直天马行空，在做他认为好玩的事情。比如，从2000年开始，他就买了一大把那种自来水毛笔，广为散发给时常写字的普通人，然后，回收他们普通的生活“字迹”， 留下这个电子时代的“墨宝”。

张颂仁憧憬着他的美好生活——“就是古代士大夫的娱乐生活”。

找寻“对抗”西方文化的方式

　　自称“喜欢新鲜刺激，做事情没有耐心”的张颂仁，他的人生却是异乎寻常的直线上升。面对一再的提问， 他总是斩钉截铁地回答——人生只有一次转变，仿佛一切的转变都在他的大学时光里完成了——“在美国接受了4年西方精神的影响，回香港学了一年国学”，在最东方与最西方之间，奠定了他之后一辈子的基调。

　　1970年代的香港，出国留学几乎是所有青年人必走的道路。作为移民香港的第二代，“在这个没有归属感的弹丸之地。都想选择离开，去一个更安稳而更明确的地方。”张颂仁选择了美国，考入著名的威廉姆斯大学攻读数学和哲学。

　　学数学是父亲的压力，而学哲学则是张颂仁自己的兴趣。“青春期，人的思维转变最大，我觉得世界、生命有很多困扰的东西。也许对形而上的好奇，只是在抗拒青春期荷尔蒙的刺激。”

　　张颂仁在美国赶上了一个崇尚自由精神的年代，嬉皮士、自由主义、泛爱论、人本主义绝对开放的生活形态，绝对乐观主义的思维态度，是当时美国给予世界的重要文化基础。“那时候，我西化得非常彻底，梦话都说英语。美国让我觉得人生的一切都是有可能的。当然我没有做夸张的事情，因为我比较害羞。只是搭着顺风车到处跑。行动上的自由是特别强的。”

　　最自由的精神培养着一个反叛的青年。在与西方同学的无数次争辩中，他不满于整个世界都以西方文明为最高指标，在满足自己对西方世界的一切好奇之后，他有了一颗复古的心。 “从小在天主教教会学校读了8年，对西方文化也做了很多年的功课。我一直有些不服气，我想找寻一种‘对抗’西方文化的方式。我希望能进入东方的古典经学之中去。”

　　回国那年后，他在香港大学挂单，同时找些曾经的私塾老先生的课来听。因为使命感的驱使，浙江派的钱穆与一些私塾广东先生想把国学传承下去，在香港办了一座书院。香港大学里最重要的国学老师是那帮老师一手教出来的，但这些老师却因为英语不好，一直被排斥在香港主流教育体制之外。“我有个小学老师，我每两个星期去一次他家，写个字给他看；我上《易经》课，基本上是听不懂；还有一个老师讲《春秋经》，我更加听不懂”穿梭在各种学科里头，跑来跑去，虽然懵懂，但在远古的思维中，张颂仁还是找到了一种踏实感。“张颂仁景仰那些老师的才学，他们对经书的注解、每个小词汇里头的典故，都是信手拈来，即刻可以背的。“背经典的重要性在于那些词句留在你的记忆深处。慢慢就会浮现出来，在一个无关的场合，以前一直困扰着你、但是没有找到解决方法的问题，在那浮现的几句话里会突然找到回答。”

古典美人不止是挂在墙上，也要抱在怀里

　　张颂仁给人的第一印象通常是不苟言笑，而形容艺术，他却总是微笑地用女人来做比方，“不同风格的艺术品好比不同的女人，我很难告诉你，我只喜好哪一种。”

　　“当代艺术对你而言是哪一种女人呢？”从餐厅出来，张颂仁因为这个问题而沉吟一路。快回到画廊了，他的回答脱口而出，“是一款辣妹吧。”“你说占据你二十多年青春的‘艺术’是一款辣妹？”他答：“一般人青壮年都比较爱‘辣妹’”。

对于这个“辣妹”，张颂仁的情感特别复杂，一直欲言又止，有如一段语焉不详的爱情史。

他说，“当代艺术在中国文化的长河里哪有那么重要。它被看得很重要，只是因为如今作品的高昂价格，我们不能这么骗自己。我不是看不起，对美女谁敢看不起？辣妹的新鲜刺激着视觉当然让人喜欢，可是那种感情比起对‘中国传统’的敬畏之情，还是相差太远。”

他承认他过去的迷恋。“最初在杂志上，看到谷文达、杨佶苍的作品有惊喜的感觉。当代艺术在整个　画坛里是最有活力最强悍的，她的有趣变幻刺激着我。对她以爱为主，那样的爱不是膜拜。都是我同辈，我怎么膜拜，她还比我小。”

　　他记得那些“相爱”的美好年华。“大家都有文化抱负，觉得可以做一点文化的事情，觉得能改变世界。那时候大家就在一起吃饭侃大山，喝得烂醉。钱不多，在小馆子里吃饭，当当代艺术能卖好价钱的时候，我们改在空调房间里吃饭。我记得在北京参加中国前卫大展，这是中国当代艺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展览，吴山专的作品就是在那里卖虾，让我买，我说我怎么带回去”

　　1986年，张颂仁第一次把中国当代艺术作品拿到美国，碰了钉子，美国同仁觉得这些东西在美国没有市场。1994年，张颂仁带着艺术家们参展圣保罗艺术展，人不多可是实力很强，他们是张晓刚、王广义、方力均，如今当代艺术中卖价最高的四大天王中的3个人，还有邓林那一年，世界开始关注中国当代艺术。

　　1995年， 威尼斯百年回顾展。是“中国当代艺术”在名利场上大为风光的一年，张颂仁与好友、一直收藏当代艺术的香港富豪邓永锵大摆宴席，请来了戴安娜王妃。威尼斯人是见惯世面见惯王家贵族的欧洲人，可是面对戴安娜的到场依旧有万人空巷的场面，如今威尼斯还对那样盛况的一幕，念念不忘。

1996年，名为《追昔》的展览在爱丁堡展出，这是一个中国式记忆的作品展，那时张颂仁认为自己与“辣妹”的关系已经出现某种转折——他开始对“辣妹”以外的一个女人念念不忘。而此后中国当代艺术价格一路飙升。

在这段“相爱”的时光里，张颂仁是把当代艺术打包带到欧洲去的那个人，他显示出了某种大男子主义的掌控，“中国艺术家总是有一种西方情结，这个情结不消除掉，做不出属于中国的真正划时代的东西。而我比较了解西方的口味……当代艺术在1990年代介入欧美的文化舞台， 但我是为了再走下一步——恢复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必须消除向外的心魔，你才可以回到自己那里。”

　　他有了对爱情的成熟意义。“喜欢什么女人，与什么样的女人合得来，是两回事情。这就是成长。年少时，人总是受到大众审美的影响。而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东西，那就已经有一个选择。艺术也一样。”

　　曾经，古代字画，对年轻时期的张颂仁来说，“最古典的女人。挂在墙上就好。”但在被“辣妹”诱惑之后，他知道自己真正欣赏的是东方的丰富。他知道“辣妹”的魅力终究只是一时：“我有时也会穿西装，但是这样的时间会很少。人的主要倾向会漫漫浮现出来。”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与“辣妹”的不同，爱情的消退，漫漫浮现的终究是男人的野心——“保留自己的文化，这是这个时代的我必须要做的事情，是我的天命。中国文化最迷人之处，在于它的分寸感和尺度感。只有中国文明才能判断世界文明。我以为我能在这里做一点功课。一般有我这样的想法不会去做实事，大部分都是去做教书先生。而我还是相信文化依靠实际的权力架构，才能成为影响社会的力量。”

玩出来的生活

采访张颂仁的那天，正好是开学的日子。一早，张颂仁信手写下“孔夫子”的牌位纸条，贴在墙上，让两个儿子给孔夫子行礼，这是他自己发明的简单仪式。“在张家还有个历代祖先的牌位，也是每年写的，有新鲜感。重要节日，家人一起在那里烧香。”

　　着唐装也是张颂仁的习惯。从小看着中国连环画长大的他，记得幼年时，很多香港家庭在过年的时候都穿唐装。于是，成年后的他，喜欢耐心地选了料子，让熟悉的裁缝量体裁衣。他喜欢花点时间和心思去玩味这种手工的趣味，喜欢手工缝制的密实感，喜欢中装的含蓄与仪式感——所有的扣子都是需要费周折才扣得上，这样的生活自然多了些可咀嚼的迂回。“以前觉得穿中装像老夫子，不利于去追女孩子。等到结婚那年，觉得就无所谓了，  可以了。 ”由此他彻底更换了自己的衣橱，成为圈内穿唐装的第一人。

至于他的家居生活，则是老式的架子床，古旧的榉木家具，书架上放着直版书。

 “在中国，我关心礼仪和器物的恢复。很简单的一个现实，全中国的人民都在考虑怎样买一个新房，而新空间填进去的全都是现代的家具和生活用品，这才是真正的‘文化大革命’”。去年，为给母亲祝寿，张颂仁一时兴起，租了一个苏州的老园林，安排了一场古典的寿宴。园林中心有个行礼的厅堂，他的母亲在那里给祖先上香，然后接受其他人的贺寿。几折昆戏，在园子里缠绵蜿蜒，真乃是一曲游园惊梦。

那天，男宾一律换上圆口千层底黑布鞋，鞋口缀着一朵红绣球；女宾换上带绣花搭扣的红色绣花鞋，进得门来，门后是绝色的园林、山水和中国传统的文化，隔断尘埃。当来宾向主人呈上所携的礼物后，身着条纹对襟衫的丫鬟将来宾引到一个挂满各种颜色的苏州丝巾的衣架前，请来宾挑选中意的一款。正宴前，丫鬟带领诸位来宾游园。正宴开始，每桌酒席的中间竖立一把红色纸面宫扇，上写一些词牌名，每个词牌名对应着一个菜名。宴席后，好戏在延光阁开锣。“如果要说辉煌，没有什么能比传统中国更糜烂，更辉煌了。”

 “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中有闲和玩的心态。”张颂仁一直记在心里，想为有钱阶层建立一个完美生活的样板，来取代如今中国人头脑中的“西方五星级酒店生活”。

对他自己而言，“理想生活？当然是玩啊，儒家抱负是很累的。我想过的当然是国画里头的士大夫生活，有可以玩的人，有很文化的游戏，有很棒的原野，有不受现代建筑污染的出色的园林。”一切仿佛是《韩熙载夜宴图》中的场景——蓄养伎乐，广招宾客，宴饮歌舞。

他希望在仓促而苍白的都市生活中，让大家知晓，人生其实就是无穷趣味点缀着悲凉无趣，而那些趣味正足以让你留恋生命。

　　张颂仁的宏大志愿是：“中国‘现代化’成功后该怎么办？富起来后怎么用财富？回顾百年历史，现代化的成功其实跟文化的西化是密不可分的，但中国今天的策展和艺术创作要重新发现本土资源的魅力，这样才不至于迷失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