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对苦难冷漠，你就不配当记者”——王克勤访谈录

 “记者首先是人”

　　南方周末：你可能是中国调查记者中年龄最大的一个。而且是最有激情，干劲最足的一个调查记者。我看过你的一些言论，你做新闻不仅仅是为了职责，你是把新闻当做信仰。

　　王克勤：有人问我，一个人掉进水里，你是先救人还是先拍照？我说我的选择很简单，先救人。他说，你不是记者吗？我说对不起，我娘生我时，首先是人，是这个社会的一名公民，之后才是记者。

　　南方周末：你不是为了报道而报道。

　　王克勤：对。说到为了报道而报道，我可以举出很多案例，像2004年吉林一家媒体报道农民工从楼上摔下，摔死了，它的标题叫《昨夜上演高空飞人》。同年9月，江苏一家媒体报道农运车从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头部轧过去，轧死了，它的标题叫做《骑车人中头彩：惨死》。可见他们对生命的态度何其冷酷。

　　但这样的案例不止出现在地方媒体上。2004年9月6号，某电视台在播报俄罗斯人质事件时，竟然要中国观众竞猜，劫匪将会枪杀多少孩子，猜中的人发短信可以得奖。请问，如果在屠刀下挣扎的是你的孩子，你是否还会让观众这样竞猜？

　　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讨论这个问题，做新闻到底是为了什么？初级的目标就是传递信息，中级的目标是报告真相。但新闻还有一个终极的守望、终极的目标，那是什么？就是守护个人权利。

　　这方面最值得解剖的案例，大致发生在2007年，在四川东部出现疑似猪流感之后，香港一家电视台到事发地采访，真称为“尽职尽责”吧。但接下来他们做的事就让人瞠目结舌了，他们居然雇佣当地农民把掩埋在地下3米的，有传染性的瘟猪挖出来拍摄。这片子在香港的收视率很高，会给这些记者带来很大收益。但它起码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它背离了新闻的终极价值，其行为本身已经造成了对他人生命可能的伤害。我们所有的社会活动都应该从属于让每个个体的生命更安全，更健康，更自由，更幸福，这是人类的一个终极价值，所有新闻的终极出发点。这家电视台的记者把掩埋在3米以下的瘟猪挖出来，已经构成了对他人生命的伤害和威胁，不仅仅是一两个人生命的安全，可以说是危及公共安全。

　　第二个问题，他们的行为充斥着歧视。我们许多记者，都有这个问题，不是故意歧视，而是潜意识里就有歧视的念头。记者对普通人的歧视，城里人对乡下人的歧视。我在一家很大的媒体上读到过如此文字，一个农民工被高压电打死，它怎么描述呢？像只烤鸭一样。农民工等于烤鸭，它就在这个描述中把歧视传播给了更多读者，很多的读者通过阅读，无意识中被歧视所同化。

　　其三，香港这位记者的行为违法。依照传染病防治法规定，人为造成传染源二次传播的将追究刑责。现实情况是，一方面中国记者在采访、报道时面临没有法律保障的尴尬；另一方面，中国记者又在整个社会空间里，跟很多人一样处在一个无法无天的境地，这就是一个非常怪异的现象。

　　南方周末：对生命价值的轻慢，这不只是新闻的问题。

　　王克勤：是的，所以我一直讲我先是人，然后是一个公民，再是一个记者。人家常说我做太多不属于记者范畴的事，说我越轨了。我说对不起，我在报道中严格按照新闻专业主义的定律，按照记者的职业规范去做。但是做完之后，我作为公民，还可以给我面对的弱者争取更多的权利，这时我就必须要采取公民行动。

　　作为一个人，我看到别人痛苦我也会跟着痛苦，要自己不痛苦就要去行动。什么叫人性？就是当别人痛苦的时候，你看到了，你的内心有痛感。而如果别人受难时你反而有快感，说明你的人性已经异化了。

　　“只要我们努力了，还是会有所改变和影响”

　　南方周末：这就超出报道的技术范畴了，而属于道的层面。

　　王克勤：这可以称作新闻之道，比新闻之术更重要。为什么？从技术层面，任何人经过训练都可以做到，并且都可以做得很专业。但是新闻之道要能做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关于新闻之道，最核心的就是：把人当人，将心比心。我们在采访的时候，见到老大爷向我们求助时，我们不妨换位思考，假定我是老大爷求助你这个记者，那么我希望记者对我是怎样的态度，能不能平等对待。当然出于职业规范你要保持跟他的距离，包括对他陈述的情况要质疑和警惕，但同时能不能在态度上对他保持应有的尊重？这两个立场并不矛盾。

　　南方周末：这既是做人，职业素养也在其中。

　　王克勤：对。概括起来无非六个字：说人话，做人事。

　　南方周末：回过头来再讨论刚开始的问题，揭黑报道差不多20年，你为什么能坚持下来？

　　王克勤：我觉得要有基本的判断。第一个基本判断是：只要我们努力了，还是会有所改变和影响。有这样一句话，叫做：“努力了不一定会改变，但不努力就永远不会改变”。

　　就拿我这20年的职业生涯来讲，我当年二十多岁就做了甘肃回收市场黑幕的报道，马上引爆全省范围的回收市场整治。十年后的兰州股市黑幕报道，也引爆了全国性的股市整治，兰州有150多人被捕。然后是北京出租车垄断黑幕报道，不仅引爆了整个出租车市场的整治，而且启蒙了出租车行业从业者，强化了他们的维权意识，促成了一系列维权活动。

　　我后期的很多调查，包括艾滋病调查，山西疫苗黑幕调查，就公共舆论的影响力来讲，重视程度也是前所未有。以山西疫苗报道为例，它已经对全中国的公共卫生工作者起到了警示作用。我掌握的大量信息显示，他们对疫苗管理的态度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但最重要的还是对全民的启蒙作用，它已经提醒了全中国所有的家长，要冷静地看待现阶段的社会问题，而不是盲从和盲信。

　　“我坚持，是因为内心柔软”

　　南方周末：记者不能对自己能力过度想象，对媒体力量过度想象。

　　王克勤：对，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判断力确实还有待提高。大概在十年前，我对整个舆论监督能起的作用就有一些思考，当时的思考和现在的思考变化不大。我认为舆论监督有以下三个层面的作用：

　　第一从微观上讲，舆论监督往往都是捍卫具体的公民权利，对特定的受害者诸如被强制拆迁的业主，被辞退的老师，直接起到一个司法救助或行政救助的作用。

　　第二从中观上讲，我们的努力可能影响某地乃至中央的公共政策，不仅使报道中的当事人受益，更重要的是对整个国家的制度建构起到点滴的改变作用。

　　第三从宏观上讲，我们每天的报道大多是真相的呈现，只要不断把真相告之于众，就有累加效应。这个作用是一个渐渐的，常常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这个作用往往是最大的。

　　我觉得很多同仁过得很痛苦，就是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其实我个人也经历过这个过程。必须经过，才能进入这样的境界。

　　以激情之心关注，用冷静之笔记录。做一个真正的记者应该要有激情。

　　南方周末：是人就会有痛感，会愤怒，会焦灼。

　　王克勤：对。有人问我为什么一直苦苦坚持，我说实在话，主要是因为我的内心可能太柔软，我看到别人求助的眼神会很痛苦，会感到折磨。要让自己的痛苦少一点，那么我就得行动，在职业范围内给他们一些帮助，换得内心的宁静和宽慰。这是激情的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我是记者。从职业层面讲，你就应该容易被那些事情打动。作为记者更需要有激情，如果你对所有的受难和痛苦都冷漠，你就不配当记者。

　　南方周末：但这也可能是双刃剑，自己报道的那些形形色色的悲剧和苦难本身，可能对记者自己的人格、心态，会构成细微又持续的伤害。

　　王克勤：我曾经也这样，但时间久了我就要慢慢跳出来。

　　南方周末：自我疗伤？

　　王克勤：对，自我疗伤法，自我调整。我面对的煎熬很多了，但最大的煎熬，还是面对众多苦主求助的眼光，你不能每件事都报道。

　　这真给人很大的压力，有时都让人喘不过气来。我收到很多来信骂我冷酷无情，骂我“你丫只找重大题材，咱家悲惨的事你为什么不报道”。

　　南方周末：但是也没有办法，正如前面讲到的，对记者的能量、媒体的能量不能高估。媒体不是救世主，不可能包打天下。

　　王克勤：是的。我们经常面对的是跟被监督方之间的一场竞赛，看谁反应更快，看谁功夫下得更扎实。只要你反应足够快，功夫足够扎实，被监督方再怎么严防死守，也能找到突破机会。只要一直坚持那样去做，那样尽职尽责，就能够有所成就，用那些成就来抚慰自己。

“我选择坐透明的凳子”

　　作者: 傅剑锋

　　【花絮】

　　在“中国梦践行者”的领奖台上，主持人白岩松对王克勤的提问刁钻有趣，很能撩拨人。

　　王克勤捧着奖杯准备入坐受访时，白岩松开起了玩笑：“您先别坐。”他指着一张透明的玻璃椅和另一张黑色木椅，问王克勤：“你选哪张椅子坐？”王克勤说：“我选透明的。”白岩松追问：“但是你要去调查的事往往是不透明的……”

　　王克勤马上接招：“正因为我期望社会透明，所以我要选择揭发不透明。”

　　事后，王克勤说，他是第一次见到白岩松真人，以前都是电视上见的。再加上这样脑筋急转弯式的提问，一开始时还真有点让他紧张。

　　接着，白岩松开始像考官一样给王克勤做起了选择题。例如，问王克勤：“记者分两种，一种是应邀的，一种是硬要的。应邀的舒服，你为什么非要做硬要的？”

　　王克勤侃侃而谈：“我觉得有这样一句话：写人间疾苦，让世人知道……”话说间，顿时掌声四起。

　　白岩松喜欢调侃王克勤，但也有被王克勤反调侃的时候。白岩松给出了第四个选择题：“做一个年轻的记者，不管刀光剑影都相信并极乐观。但岁数越大，往往越内心焦虑不安。我不知道这样的选择题您的答案是什么？”这显然拿王克勤四十多岁的年龄作素材，王的回答是：“用你的一句话，‘痛，并快乐着’（注，白岩松写的一本书名）。”全场大笑。

　　王克勤还继续解释了老记者的优势：“这个社会太复杂，年轻记者在现实中国常显得幼稚，我希望中国未来造就一大批老练的记者面对中国问题。”

王克勤列传 最初梦想：做一名记者很风光

　　作者: 笑蜀

　　当他西装革履地站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的舞台上领奖时，不会有人想到，很可能在哪个城市的街头跟你擦肩而过的那个一副农民工打扮的匆匆旅人，跟他是同一个人。

　　他就是国内第一调查记者王克勤。

　　他一个人就像一支军队，笔下有千军万马，有惊涛骇浪般的活报剧。

　　王克勤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进甘肃兰州一家报纸做记者。他最初的梦想与冲动只是“做一名记者很风光”。但“与生俱来的平民情结”，逐渐改变了他的职业观，他转而走上了铁肩担道义的路上，未再停步。

　　2001年，王克勤即以一篇《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的调查报道，引起震动。《公选“劣迹人”引曝黑幕》、《甘肃回收市场黑幕》等重磅作品亦联翩登场。因这些报道而最终锒铛入狱的黑恶分子，就多达160多人。但他也为此付出了代价。黑恶势力出价500万元人民币买他的人头，同年11月，他更被原所在单位无辜开除公职。

　　王克勤遂投身北京新闻界，成为千万“京漂”中的一员，也找到了一个更广大的舞台。2002年，时为《中国经济时报》高级记者的王克勤用近半年时间，先后采访了一百多位出租车司机及出租车公司和政府相关部门。调查报道《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惊动最高决策层，为北京市乃至全国出租车业的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坚实的实证依据。

　　王克勤个人历史上最新的里程碑，则是今年3月报道的《山西疫苗乱象调查》。这同样是他耗费半年多时间的心血结晶，揭开了中国疫苗管理危机乃至整个公共卫生危机。王克勤这一重大突围，对中国调查记者的军心无疑是一次极大的提振。

　　王克勤的许多报道，都是在拮据和窘困中创造出来的，有时甚至拮据到采访中往往连的士也不敢打。每次的潜伏采访，因为长时间没有文章发表而没有稿费，只能靠低微的基本工资维生。

　　但王克勤没有停止过冲锋。年过四十的王克勤很有信心地说：“我还可以再干十年，这应该是一个调查记者的黄金年龄。”

　　王克勤，中国新闻界的核潜艇。他默默潜航，是为了揭示那些巨大的水下冰山。他以系列惊世之作，奠定了在中国调查报道领域的崇高地位，让世人见识了信念的力量，良知的力量，昭示着中国新闻界可能达到的专业高度和精神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