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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仁尼琴:最“危险”的良心
时间:2010-08-23 来源:《法制周末》 作者:刘仰 被查看:

 

 

  索氏:左右开弓耳光响亮

 

  我一直不太喜欢用“左派”、“右派”的概念来说事,但是,西方的思想理论很容易这样划分,因此,为了解读索尔仁尼琴和新出版的巨著《红轮》,本文借用一下“左派”、“右派”的概念。可以说,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索尔仁尼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后,他在全世界声誉如日中天,那时他是右派的旗帜。因为,通过对前苏联劳改营的描述,狠狠地打了全世界左派的一个耳光。他的劳改营文学,为自己树立了反抗暴政、追求自由的形象,资本主义世界给予他很高的荣誉,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很长时期内,一些左派人士认为索尔仁尼琴是西方政治的产物,以否定他的价值。对此,右派人士虽然肯定他的文学价值,但同样不否认他的政治色彩。2008年,90岁的索尔仁尼琴在俄罗斯逝世,一些右派的评论,依然将索氏冠以“永远的持不同政见者”。

 

  对此,我认为,不必把文学和政治截然分开。有一些观点强调,真正的文学艺术关注的是普遍人性,因而与政治无关。事实上,任何文学艺术,只要关心普遍人性,就必然与政治有关,最多只是与现实政治“无关”,本质上是作者理想中的政治。上个世纪80年代末俄罗斯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48%的俄罗斯人认为,索尔仁尼琴应该回国担任总统,都说明文学离不开政治。

 

  “极富争议”的不同政见者

 

  文学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引发出针对索尔仁尼琴的另一争议。有人评价他的作品说不像是小说。例如,他最为著名的作品《古拉格群岛》,究竟算小说还是纪实?新出版的《红轮》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将文学艺术与政治截然隔离的观念,未必有多少价值。针对索尔仁尼琴,作品究竟算小说还是算历史,严格界定,意义也不大。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史不分家。此外,讲到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也同样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特质。事实上,将他定性为“永远的持不同政见者”,也不准确。索氏晚年回到俄罗斯,拒绝了叶利钦的好意,却与普京惺惺相惜,就是这种描述的反例。

 

  当然,这涉及到左右开弓的另一方面。索氏于1994年离开美国,回到前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他特意从西伯利亚进入俄罗斯,乘火车穿越广阔的俄罗斯土地,最终回到莫斯科。但是,世界主流媒体对于索氏晚年的声誉和评价,远不如当初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后的那段时间。对于索氏的晚年,更多的评价是“充满争议”、“极富争议”之类。

 

  为什么?索氏当年抽了左派一个大耳光。结果,等索尔仁尼琴到了美国,腾出手来又抽了右派一个大耳光。1978年,索氏已经定居于美国。当年,他在美国哈佛大学的一次演讲中,猛烈批评西方社会的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此后,索氏还多次批评西方社会的道德堕落,并认为西方民主不适合俄罗斯。

 

  因此,左派、右派对于索尔仁尼琴都有严厉的批评,有人说他是反复无常的怪人、专制主义者。还有人说,索氏因为在监狱呆了太长时间,性格已经扭曲,精神已经不正常。

 

  这就是他的左右开弓。他先打了左派,又打了右派。结果,闹得左派、右派对他都很头痛。与某些投机分子不同,索氏打左派不是为了肯定右派,打右派也不是为了肯定左派。对于肤浅的评论者来说,他们常常只选取索氏言行中自己所需要的部分。例如,某些右派们至今依然停留在索氏获诺贝尔文学奖前后的形象上,利用他当时的形象来反对左派的所谓暴政、极权等等。比方说,索氏曾经猛烈批评、丑化斯大林,并夸大斯大林时期劳改营里的死亡数字。但是,当索氏晚年又将斯大林看成是伟大人物时,右派们对此有点手足无措。

 

  如果说当年索氏在哈佛批评美国时还招来围攻,那么在他的晚年,右派对他更多是冷淡。左派也同样如此。虽然有人说,他晚年改变了自己对斯大林的看法,是对于苏联的忏悔,但并不代表他回到左派的行列,因为,他依然对列宁采取批判态度。这也正是索尔仁尼琴“极富争议”的原因。

 

  也有一些认真者,试图探寻索氏左右开弓的真正本质。一般认为,索氏的目的是要回到俄罗斯传统本身。这一理解对于中国人来说,又有更多的特殊含义。索尔仁尼琴的确认为今天俄罗斯的现状并不令人愉快,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就在于“西化”。索氏批评叶利钦,等于是否定以美国为模式的右派西化。那么,索氏要回到俄罗斯的传统,究竟是哪一个历史阶段的传统?是前苏联时代吗?不是,索氏同样批评列宁,他认为列宁也是“西化”的产物。那么,索氏要回到的俄罗斯传统是十月革命、二月革命以前的沙皇时代吗?也不是。俄罗斯崛起的源头,就是彼得大帝决定向欧洲学习。索氏认为,彼得大帝的“西化”也错了。

 

  那么,索氏是要回到彼得大帝以前的俄罗斯吗?也不完全是。彼得大帝以前的俄罗斯东正教,在索氏看来,依然是“西化”。的确,东正教来自于东罗马,从源头上说,来自于罗马帝国,也属于“西化”。这一切都是索氏反对的。但是,在东正教之前的俄罗斯传统究竟是什么?难道是成吉思汗后裔在俄罗斯建立的鞑靼帝国?也不是,索尔仁尼琴对于中国很不友好。于是,索尔仁尼琴左右开弓,要回到俄罗斯传统,结论上虽如此,在本质上依然令很多学者困惑。

 

  有国内学者指出,索氏要回到的俄罗斯传统,是俄罗斯教会集权之前的宗教传统,在教会集权形成后,这一传统被称为“分裂派”。这一追根溯源的研究的确很深入,但在我看来,显得过于复杂反而找不到答案了。

 

  民族主义与中国传统

 

  索尔仁尼琴的确高瞻远瞩。他清楚地看到,西方文明几百年来发展的本质和表现,不管是左派的社会主义还是右派的资本主义,都无法解决人类的根本问题。当代很多一流的历史学家都看到了这个问题,得出同样结论。例如汤因比、斯塔夫里阿诺斯等。但是,西方文化不行,什么才行?索氏与汤氏、斯氏的区别在于,汤氏、斯氏等西方历史学家都认为,出路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而索氏不愿意接受这个结论。他只能在俄罗斯的历史中游荡。事实上,索氏倾毕生精力完成的《红轮》,开篇引用了另一位俄罗斯学者赫尔岑的一段话,已经表达了他的心态:“只有斧头才能拯救我们,别无其他,只有斧头……俄罗斯在呼唤斧头。”因此,索尔仁尼琴找不到落脚点,只是一个现象,他在最醒目的位置所引用的这段话表明,他回到了一个民族主义的立场,这也是他与普京能走到一起的原因。

 

  然而,民族主义更多只是一种情绪,很难成为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的社会价值。因此,我们理解索氏为何会对中国很不友好。当年李敖曾经批评索氏是“二流货”,但批评也没说到点子上。索氏批判一切西方文化,但在自己的俄罗斯文化范围内,找不到可取代西方文化的资源。遍观世界,汤因比、斯塔夫里阿诺斯等人是有真知灼见的,他们认为,只有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拯救世界。索氏只是不愿意承认而已。

 

  某种程度上说,索氏对中国的不友好,是出于民族主义的嫉妒。他想回到俄罗斯的传统,但传统的确没有多少“非西方”的东西。把“西方”的内容剔除干净,几乎找不到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即便有,本质上也只相当于中国传统的初级模仿版。

 

  之所以说索尔仁尼琴的左右开弓对于中国有特殊含义,一是因为,在我们看来,俄罗斯也是“西化”的一部分,索氏却不承认。二是,国内学者金雁、秦晖在《红轮》一书的长篇序言中指出,索氏与中国的“新儒家”有异曲同工之处。

 

  新儒家与索氏面临类似困境。索氏在俄罗斯传统中找不到落脚点,因为俄罗斯自身的文化传统剔除“西化”内容后,所剩无几,而中国传统太丰富。新儒家提出要回到传统,问题在于:回到哪里?是康乾盛世?还是郑和“七下西洋”?还是忽必烈辽阔的国土?还是宋朝的文人政治?还是汉唐气象?还是秦始皇帝?还是三皇五帝?中国似乎有太多选择,而索氏回到俄罗斯传统几乎没有选择。因此,索尔仁尼琴的民族主义选择,只是一种感情,而非理性。

 

  鸿篇巨制的《红轮》包含了索氏所有的思考。这种思考,决定了他不仅是文学家,也是思想家。至于他的思想最终能否成为属于全人类的真理,还要经过历史的检验。目前,阅读他的《红轮》,也许有助于更加深入地思考。看看这个“永远的持不同政见者”,“顽固、孤独和好战者”,具有“先知的力量”和强烈的宗教道德感的“社会良心”,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而“充满争议”。

 

  书摘

 

  第一章

 

  个朝霞满天的早晨,他们坐车出了村镇。在初升的朝阳下,那耸立在蓝天里的白雪皑皑的高加索山脉,似乎就近在眼前,一个个锯齿形的山坳全都清晰可见。

 

  与人类所创造的种种渺小事物相比,这座山脉显得那么巨大,简直是人类所不能创造的庞然大物。数千年里,在这个世界上生存过的所有人即使尽可能地张开手臂,把他们创造的物品甚至打算创造的物品大堆大堆地堆积起来,也造不出这样一条超乎想象的山脉。

 

  几个人驾着车沿着一条道路向前驶去,经过一个村镇又一个村镇,那山脉似乎就在眼皮底下了,他们就要驶到那儿了,那一个个白雪皑皑的山头,那一块块裸露出来的巨大岩石,那一条条阴暗而神秘的峡谷,都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但那积雪似乎一小时一小时地从山麓往上融化,那山脉似乎离开了地面,已经不是立在那儿,而是悬挂在半空中了。它笼罩上了一层雾霭,已经看不见山沟和山脊,见不到山的特征了,似乎成了一堆堆连接不断的白云。之后,那一堆堆白云似乎被撕成一块块,已经辨认不出是真正的云彩了。后来,那些云彩似乎被冲洗了一遍,那山脉似乎完全消失了,成了空中的幻影。再往后,四面八方只剩下了灰蒙蒙的、白茫茫的一片天空,在吸收着大量的热气。他们就这样,驱车向前驶去,大约走了50多俄里,到了下午,他们前面似乎没有了那条巨大的山脉,而只是一些圆圆的山头:有的像骆驼,有的像公牛,有的像光秃秃的蛇,有的像弯弯曲曲的铁路。

  ——节选自《红轮》

 

  ■索尔仁尼琴名言

 

  我一生苦于不能高声讲出真话。一生都在冲破阻拦为了向公众公开讲出真话。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对一个国家来说,有一个伟大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

 

  苦难有多深,人类的荣耀就有多高远。

 

  人民的精神生活比疆土的广阔更重要,甚至比经济繁荣的程度更重要。民族的伟大在于其内部发展的高度,而不在其外在发展的高度。

 

  我希望搜集到并在随后向读者推荐的、在我们国家经受的残酷的、昏暗年代里的历史材料、历史题材、生命图景和人物将留在我的同胞们的意识和记忆中。这是我们祖国痛苦的经验,它还将帮助我们,警告并防止我们遭受毁灭性的破裂。在俄罗斯历史上,我们多少次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精神上的坚韧和坚定,是它们搭救了我们。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19182008),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俄罗斯作家。

 

  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

 

  1974年,因叛国罪被捕,驱逐出境。

 

  20年后回国。2007年,获得2006年度俄罗斯人文领域最高成就奖俄罗斯国家奖,受到普京的接见。20083月在莫斯科逝世。

 

  他比前苏联多活了17年。

(责编:Ye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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