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氏：左右开弓耳光响亮

　　我一直不太喜欢用“左派”、“右派”的概念来说事，但是，西方的思想理论很容易这样划分，因此，为了解读索尔仁尼琴和新出版的巨著《红轮》，本文借用一下“左派”、“右派”的概念。可以说，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索尔仁尼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后，他在全世界声誉如日中天，那时他是右派的旗帜。因为，通过对前苏联劳改营的描述，狠狠地打了全世界左派的一个耳光。他的劳改营文学，为自己树立了反抗暴政、追求自由的形象，资本主义世界给予他很高的荣誉，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很长时期内，一些左派人士认为索尔仁尼琴是西方政治的产物，以否定他的价值。对此，右派人士虽然肯定他的文学价值，但同样不否认他的政治色彩。2008年，90岁的索尔仁尼琴在俄罗斯逝世，一些右派的评论，依然将索氏冠以“永远的持不同政见者”。

　　对此，我认为，不必把文学和政治截然分开。有一些观点强调，真正的文学艺术关注的是普遍人性，因而与政治无关。事实上，任何文学艺术，只要关心普遍人性，就必然与政治有关，最多只是与现实政治“无关”，本质上是作者理想中的政治。上个世纪80年代末俄罗斯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48%的俄罗斯人认为，索尔仁尼琴应该回国担任总统，都说明文学离不开政治。

　　“极富争议”的不同政见者

　　文学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引发出针对索尔仁尼琴的另一争议。有人评价他的作品说不像是小说。例如，他最为著名的作品《古拉格群岛》，究竟算小说还是纪实？新出版的《红轮》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将文学艺术与政治截然隔离的观念，未必有多少价值。针对索尔仁尼琴，作品究竟算小说还是算历史，严格界定，意义也不大。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史不分家。此外，讲到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也同样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特质。事实上，将他定性为“永远的持不同政见者”，也不准确。索氏晚年回到俄罗斯，拒绝了叶利钦的好意，却与普京惺惺相惜，就是这种描述的反例。

　　当然，这涉及到左右开弓的另一方面。索氏于1994年离开美国，回到前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他特意从西伯利亚进入俄罗斯，乘火车穿越广阔的俄罗斯土地，最终回到莫斯科。但是，世界主流媒体对于索氏晚年的声誉和评价，远不如当初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后的那段时间。对于索氏的晚年，更多的评价是“充满争议”、“极富争议”之类。

　　为什么？索氏当年抽了左派一个大耳光。结果，等索尔仁尼琴到了美国，腾出手来又抽了右派一个大耳光。1978年，索氏已经定居于美国。当年，他在美国哈佛大学的一次演讲中，猛烈批评西方社会的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此后，索氏还多次批评西方社会的道德堕落，并认为西方民主不适合俄罗斯。

　　因此，左派、右派对于索尔仁尼琴都有严厉的批评，有人说他是反复无常的怪人、专制主义者。还有人说，索氏因为在监狱呆了太长时间，性格已经扭曲，精神已经不正常。

　　这就是他的左右开弓。他先打了左派，又打了右派。结果，闹得左派、右派对他都很头痛。与某些投机分子不同，索氏打左派不是为了肯定右派，打右派也不是为了肯定左派。对于肤浅的评论者来说，他们常常只选取索氏言行中自己所需要的部分。例如，某些右派们至今依然停留在索氏获诺贝尔文学奖前后的形象上，利用他当时的形象来反对左派的所谓暴政、极权等等。比方说，索氏曾经猛烈批评、丑化斯大林，并夸大斯大林时期劳改营里的死亡数字。但是，当索氏晚年又将斯大林看成是伟大人物时，右派们对此有点手足无措。

　　如果说当年索氏在哈佛批评美国时还招来围攻，那么在他的晚年，右派对他更多是冷淡。左派也同样如此。虽然有人说，他晚年改变了自己对斯大林的看法，是对于苏联的忏悔，但并不代表他回到左派的行列，因为，他依然对列宁采取批判态度。这也正是索尔仁尼琴“极富争议”的原因。

　　也有一些认真者，试图探寻索氏左右开弓的真正本质。一般认为，索氏的目的是要回到俄罗斯传统本身。这一理解对于中国人来说，又有更多的特殊含义。索尔仁尼琴的确认为今天俄罗斯的现状并不令人愉快，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就在于“西化”。索氏批评叶利钦，等于是否定以美国为模式的右派西化。那么，索氏要回到俄罗斯的传统，究竟是哪一个历史阶段的传统？是前苏联时代吗？不是，索氏同样批评列宁，他认为列宁也是“西化”的产物。那么，索氏要回到的俄罗斯传统是十月革命、二月革命以前的沙皇时代吗？也不是。俄罗斯崛起的源头，就是彼得大帝决定向欧洲学习。索氏认为，彼得大帝的“西化”也错了。

　　那么，索氏是要回到彼得大帝以前的俄罗斯吗？也不完全是。彼得大帝以前的俄罗斯东正教，在索氏看来，依然是“西化”。的确，东正教来自于东罗马，从源头上说，来自于罗马帝国，也属于“西化”。这一切都是索氏反对的。但是，在东正教之前的俄罗斯传统究竟是什么？难道是成吉思汗后裔在俄罗斯建立的鞑靼帝国？也不是，索尔仁尼琴对于中国很不友好。于是，索尔仁尼琴左右开弓，要回到俄罗斯传统，结论上虽如此，在本质上依然令很多学者困惑。

　　有国内学者指出，索氏要回到的俄罗斯传统，是俄罗斯教会集权之前的宗教传统，在教会集权形成后，这一传统被称为“分裂派”。这一追根溯源的研究的确很深入，但在我看来，显得过于复杂反而找不到答案了。

　　民族主义与中国传统

　　索尔仁尼琴的确高瞻远瞩。他清楚地看到，西方文明几百年来发展的本质和表现，不管是左派的社会主义还是右派的资本主义，都无法解决人类的根本问题。当代很多一流的历史学家都看到了这个问题，得出同样结论。例如汤因比、斯塔夫里阿诺斯等。但是，西方文化不行，什么才行？索氏与汤氏、斯氏的区别在于，汤氏、斯氏等西方历史学家都认为，出路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而索氏不愿意接受这个结论。他只能在俄罗斯的历史中游荡。事实上，索氏倾毕生精力完成的《红轮》，开篇引用了另一位俄罗斯学者赫尔岑的一段话，已经表达了他的心态：“只有斧头才能拯救我们，别无其他，只有斧头……俄罗斯在呼唤斧头。”因此，索尔仁尼琴找不到落脚点，只是一个现象，他在最醒目的位置所引用的这段话表明，他回到了一个民族主义的立场，这也是他与普京能走到一起的原因。

　　然而，民族主义更多只是一种情绪，很难成为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的社会价值。因此，我们理解索氏为何会对中国很不友好。当年李敖曾经批评索氏是“二流货”，但批评也没说到点子上。索氏批判一切西方文化，但在自己的俄罗斯文化范围内，找不到可取代西方文化的资源。遍观世界，汤因比、斯塔夫里阿诺斯等人是有真知灼见的，他们认为，只有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拯救世界。索氏只是不愿意承认而已。

　　某种程度上说，索氏对中国的不友好，是出于民族主义的嫉妒。他想回到俄罗斯的传统，但传统的确没有多少“非西方”的东西。把“西方”的内容剔除干净，几乎找不到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即便有，本质上也只相当于中国传统的初级模仿版。

　　之所以说索尔仁尼琴的左右开弓对于中国有特殊含义，一是因为，在我们看来，俄罗斯也是“西化”的一部分，索氏却不承认。二是，国内学者金雁、秦晖在《红轮》一书的长篇序言中指出，索氏与中国的“新儒家”有异曲同工之处。

　　新儒家与索氏面临类似困境。索氏在俄罗斯传统中找不到落脚点，因为俄罗斯自身的文化传统剔除“西化”内容后，所剩无几，而中国传统太丰富。新儒家提出要回到传统，问题在于：回到哪里？是康乾盛世？还是郑和“七下西洋”？还是忽必烈辽阔的国土？还是宋朝的文人政治？还是汉唐气象？还是秦始皇帝？还是三皇五帝？中国似乎有太多选择，而索氏回到俄罗斯传统几乎没有选择。因此，索尔仁尼琴的民族主义选择，只是一种感情，而非理性。

　　鸿篇巨制的《红轮》包含了索氏所有的思考。这种思考，决定了他不仅是文学家，也是思想家。至于他的思想最终能否成为属于全人类的真理，还要经过历史的检验。目前，阅读他的《红轮》，也许有助于更加深入地思考。看看这个“永远的持不同政见者”，“顽固、孤独和好战者”，具有“先知的力量”和强烈的宗教道德感的“社会良心”，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而“充满争议”。

　　书摘

　　第一章

　　一个朝霞满天的早晨，他们坐车出了村镇。在初升的朝阳下，那耸立在蓝天里的白雪皑皑的高加索山脉，似乎就近在眼前，一个个锯齿形的山坳全都清晰可见。

　　与人类所创造的种种渺小事物相比，这座山脉显得那么巨大，简直是人类所不能创造的庞然大物。数千年里，在这个世界上生存过的所有人即使尽可能地张开手臂，把他们创造的物品甚至打算创造的物品大堆大堆地堆积起来，也造不出这样一条超乎想象的山脉。

　　几个人驾着车沿着一条道路向前驶去，经过一个村镇又一个村镇，那山脉似乎就在眼皮底下了，他们就要驶到那儿了，那一个个白雪皑皑的山头，那一块块裸露出来的巨大岩石，那一条条阴暗而神秘的峡谷，都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但那积雪似乎一小时一小时地从山麓往上融化，那山脉似乎离开了地面，已经不是立在那儿，而是悬挂在半空中了。它笼罩上了一层雾霭，已经看不见山沟和山脊，见不到山的特征了，似乎成了一堆堆连接不断的白云。之后，那一堆堆白云似乎被撕成一块块，已经辨认不出是真正的云彩了。后来，那些云彩似乎被冲洗了一遍，那山脉似乎完全消失了，成了空中的幻影。再往后，四面八方只剩下了灰蒙蒙的、白茫茫的一片天空，在吸收着大量的热气。他们就这样，驱车向前驶去，大约走了50多俄里，到了下午，他们前面似乎没有了那条巨大的山脉，而只是一些圆圆的山头：有的像骆驼，有的像公牛，有的像光秃秃的蛇，有的像弯弯曲曲的铁路。

　　——节选自《红轮》

　　■索尔仁尼琴名言

　　我一生苦于不能高声讲出真话。一生都在冲破阻拦为了向公众公开讲出真话。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对一个国家来说，有一个伟大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

　　苦难有多深，人类的荣耀就有多高远。

　　人民的精神生活比疆土的广阔更重要，甚至比经济繁荣的程度更重要。民族的伟大在于其内部发展的高度，而不在其外在发展的高度。

　　我希望搜集到并在随后向读者推荐的、在我们国家经受的残酷的、昏暗年代里的历史材料、历史题材、生命图景和人物将留在我的同胞们的意识和记忆中。这是我们祖国痛苦的经验，它还将帮助我们，警告并防止我们遭受毁灭性的破裂。在俄罗斯历史上，我们多少次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精神上的坚韧和坚定，是它们搭救了我们。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1918—2008)，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俄罗斯作家。

　　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

　　1974年，因叛国罪被捕，驱逐出境。

　　20年后回国。2007年，获得2006年度俄罗斯人文领域最高成就奖俄罗斯国家奖，受到普京的接见。2008年3月在莫斯科逝世。

　　他比前苏联多活了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