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诒和，中国民主同盟创办人章伯钧之女，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01年退休并开始写作，现居北京守愚斋。

　　当章诒和穿着精心挑选过的晚礼服，与贺卫方教授一起出现在酒会现场，她蓦然发现只有自己穿得这样隆重，厚重的颜色与讲究的剪裁成了她当晚的负担，恨不得马上回酒店换掉这身衣服……

　　这是继去年之后，章诒和第二次应主办方——香港贸发局与《亚洲周刊》之邀参加香港书展。

　　在香港下榻的酒店一楼咖啡厅，她与记者讲起头天晚上的尴尬遭遇，她应该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说起话来神采飞扬，引人入胜。她原本以为，晚礼服配酒会，理所当然，就像小时候父母在家宴请宾客时作为女主人的母亲会庄重地穿上晚礼服，小小的她也有质地考究的旗袍，现在却成了不合时宜。

　　章诒和“正是那‘最后的贵族’”。与她合著过一本小闲书《四手联弹》的贺卫方说。似乎只有在回忆往事时，章诒和才会频频用“美好”这个词。她轻声细语地模仿康同璧（康有为之女）捧着水仙花跟在母亲后面来家里做客时的祝词，或者是对父辈那一代人的艺术文化趣味的深情回顾，感慨音乐家让她去聆听的心中的雨滴……

　　在《往事并不如烟》、《伶人往事》等作品中，章诒和以深情而忧伤的笔调，讲述那些逝去的往事。那些美丽得仿佛只存在于旧电影中的人物与故事，在新时代到来之后，如同烟云般消散。她怀念那个已经过去的时代，因为“见过真正的文人和艺术家是什么样的”。对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下的现状，她满怀失望之情。

　　从公开指出黄苗子告密出卖聂绀弩，揭发翻译家冯亦代在章伯钧家“卧底”，到炮轰将梅葆玖称为大师的说法，感叹京剧完了，中国传统文化没戏了……在过去的这段时间，章诒和的许多文章和言论引发轩然大波，她说这种写作的冲动是源自经历过地狱的人对天堂的向往，她要活下来替在天堂的父母留下一双眼睛去看，说到这里她声音哽咽了。

　　极度的美好与极端的失望就这样纠结在她的生活与作品里。家族命运在翻天覆地中变化无常，她在“文革”中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二十年，坐牢十载。父亲殁于被捕之初，女儿生于囹圄之内，丈夫亡于平反之前。所有的亲人不断地走了，等日子好了些，她蓦然回首，茫然四顾，发现最后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

　　当记者问起章诒和现在是不是比较多呆在香港时，她斩钉截铁地说，“不，在北京，永远在中国。”她并不打算追随父辈那一代人的流亡路线，“这样的命运就沦落到我，但我是人不去香港，书去香港。”2004年开始，牛津大学出版社替她在香港出版了一系列回忆往昔的书籍，包括《最后的贵族》、《伶人往事》、《这样事和谁细讲》等书，她戏谑地称呼自己是“香港作家”。

　　往事如烟，章诒和小时候曾随父母在香港居住过三年，她对香港的感情也带着对过去美好时光的缅怀，“香港最可贵的不是它的购物也不是它的海风，香港最好的就是自由。”

　　在临海的酒店咖啡厅，她穿着已经穿了八年的旧裤子，T恤束在裤子里，外面套着白底黑色印花的短袖。女主人的晚宴与压箱底的旗袍一起成为了过去，她说，现在喝咖啡也不用煮的了，就用速溶的。

　　“绝不会出卖我的灵魂”

　　记者：你曾说过写作的冲动，是经历过地狱的人对天堂的向往。天堂是怎样的？

　　章诒和：父辈随时与我同在，家里有我母亲和父亲的遗像，我每出一本书都要拿到像前跟他们说很多话。我会跪下，我的生命以及我有点知识都是我父母给予我的，我一直这样看。那么我能活到今天，我也一直觉得是天堂的父母在看我。我父亲就很明确地跟我讲过，你要活下来，你要替我活下来。那是1969年讲的。后来他就给我讲伍子胥的故事，让我活着，留下一双眼睛帮他看。

　　记者：去年你撰文指出画家黄苗子告密出卖聂绀弩，文章发表后引来“无数的批评和质疑”，这对你有伤害吗？

　　章诒和：那是有极大的伤害。邵燕祥先生和朱正先生推荐给我原文，他们说你看看这（告密）文章，很多人看了是很沉痛的，很多老作家一夜无眠。后来他们就切磋着把这些人排列出来，推测哪句话是谁讲的。这些是文化人，他们的遣词造句、说话语气、为人态度以及写字方式，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所以谁一说就知道这是谁谁谁说的，全比出来了。细心人可以看出排队是照着什么排的，绝对不是按姓氏笔画排队，而是按揭发的轻重与多少，我看了之后就大为震惊，非常好的朋友，几十载的患难与共无话不谈的朋友，居然可以这样。想让黄苗子摘掉告密者的帽子，是绝对不可能的，你看看队列中黄苗子的位置就知道了。但人家都不说，我傻里吧唧地全写了。

　　记者：这些文章是不是跟许多作家晚年的揭秘写作类似？

　　章诒和：不是，问题在哪呢，这种卧底告密制度，是中国政治最落后的部分，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作品来说一说？我们都知道德国等国家都在做，只有中国不做，其实中国最盛行的就是圈子化。

　　记者：接下来会写哪方面的书？

　　章诒和：继续写告密者。也会写我自己是怎样的历程，还是多说说自己少评论别人。那一代人可能有很多缺点，但是拿出来还是很漂亮，每个人都有很多故事，你看看现在的人还有故事吗？我们生活在一个格式里，无非就是受教育然后拿学位，婚姻谋职干活，你有什么故事？即使有成就的人也是他出过什么什么书、开过什么什么会、到过什么什么地方、玩过什么、结识过什么，他有故事吗？他能像储安平、康同璧、张伯驹那样？我所认识的人都是有故事的，我以后写的包括告密者也有故事。我就想把这些故事说出来，我从来不说搞的是历史或是文学，因为我不配我什么都不懂。我就是认识这样一些人，还识字还能写，就好好写，故事多得不得了，可能到死都写不完。

　　南都周刊：在《伶人往事》中，你对言慧珠（京剧演员，1966年用一束白腰带自缢身亡）的评价是这个女人活得很美丽，死得很漂亮，说自己很崇拜这样的女人。她对你有影响吗？

　　章诒和：她太敢说太敢当了。有个细节，四个女人打牌，言慧珠奶大，有人说是假的。说曹操曹操到，言慧珠当面把衣服一脱……我很欣赏她。现在有人给我电话跟我说，不同意那么写言慧珠，说她的珠宝首饰是别人送她的，来路不正。当然是男人送的，但人愿意送，能怪她吗？她做事有担待。我入狱前，父亲跟我说，我得判刑，我说那就判呗，充其量十年。当时我26岁，出狱36岁，还能干一番，我父亲非常感动。人活着，有些起码的原则不能改。我绝不会出卖我的灵魂，我不说假话，不投靠权势，不拜倒在金钱下。哪怕喝粥，也认了。

　　记者：现在回头看，一生中最大的财富是什么？

　　章诒和：苦难。1957年政治上受压迫，社会上受歧视，生活上受管理。周围也有卧底和告密者窥探和监视。你一直处于这种环境，外面越简单内心就越丰富。外部空间被高度挤压，内心空间就高度扩张，一定是这样的。我经常讲我在青春期没爱情，哪个男孩子敢理我啊？就不用想了，好好读书背诗写字，对一个年轻女孩子来说是很不幸的。接着就进了监狱十年，从26岁到36岁，关于饥饿关于疲劳关于肢体的痛苦关于一个人的尊严被当众撕下……你可以见到当年落后、野蛮到一个常人无法想象的程度，这是监狱所给我的，经历这一切你就会坚定起来，我不能病不能死不能疯。然后我所有的亲人不断地走了，等日子好了些发现剩我一个人了，那怎么活？写下来呗。

　　“和前辈比我们都羞愧死了”

　　记者：你现在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

　　章诒和：我很刻苦，因为我知道我很差，跟前辈比真是非常差。和前辈比我们都羞愧死了，我说的前辈还不是指鲁迅胡适啊。上世纪30年代第三流的文人都比咱们强，1949年前的高中国文班比现在大学中文本科生水平都高。当年，到柳亚子家去看，那就是诗的天地；到张伯驹家，那就是艺术的天地。你再学也赶不上，那个高度是时代抚育出来。我见过真正的文人和艺术家是什么样的。人家玩都能玩出贡献来，张伯驹所有的贡献都是玩出来的，他无职业，是散仙，一个人从早上起来就晃悠，晃悠出名堂。老说人家钱多，现在的富翁能玩出张伯驹那样吗？这个倒退非常的惊人，所以我常常讲中国的传统文化彻底消亡了。台湾还有白先勇，你再看大陆没有一个白先勇了。你能找到吗？

　　记者：遛鸟逗狗，琴棋书画，是指贵族精神吗？

　　章诒和：现在都不谈贵族，谈文人了。所以我觉得除了刻苦没有别的途径了。从早到晚都在学习，不停地看从前的书不停地写。一件事情的叙述我可以写出五段来，比比看这里面哪个好。因为你知道你差，只能用这种非常笨的办法挑出你还行的。现在谁有才啊，都没才。人家那个笔一抬出来就七律，你没法弄，启功先生想都不想那个诗就出来了，现在谈他的诗，跟郁达夫比还差一些吧，但都已经这么出色了。我只有不停地阅读、不停地写，琢磨出自己的文章。章伯钧和罗隆基这些人的故事起码都写了五六年，不停地再改，都说我文字挺好的，那都是磨出来的，不是流出来的。

　　记者：是不是对现在的知识分子很不满意？

　　章诒和：如果我们用鲁迅和胡适来做一个标尺的话，中国现在没有知识分子。你非常的悲哀。我在北京跟一些西方的记者交谈，我并没有积极主动地讲，但是西方记者说我对中国的青年学生非常失望。他说他们只知道自己的前途、自己的工资、自己的钞票房子汽车，其他的不管。他们入党都是为功利入的。他说非常不喜欢你们中国青年人。西方人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有时候还比较含蓄啊。

　　记者：你笔下描述了许多令人神往的前辈故事，你最欣赏他们的是什么？

　　章诒和：首先是有人格，然后有修养、操守，然后有才气。人格第一位。现在的知识分子在重金收买下，人格溃亡。现在最明显的是争课题，争基金。我的学生就经常跟我讲，章老师您甭美。在世故和实务上您十个章诒和顶不过我们一个。

　　记者：你在写文章时说会看电视会看模特大赛，怎么看现在的流行文化，比如说选秀？

　　章诒和：现在是大众传媒和消费文化时代，纯艺术已经没有了，即将消失。一切不足为奇，大家就图个乐呗。中国当代文学，用章伯钧的话，从《论语》读到周作人就可以了。董桥、白先勇把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文字基本结构都很好保存了，很不容易。

　　记者：从周作人再往后呢？

　　章诒和：我不知道中国是什么教育。这取决于教育制度。家教都没用。

　　“这个时代说贵族会备受攻击”

　　记者：你刚刚说现在不谈贵族，只说文人，但你讲的故事写的书都是关于当时贵族阶层的。为什么现在会拒绝谈贵族？

　　章诒和：觉得现在这个时代说贵族会备受攻击，我想还是用文人好一点。我不太想成为很多人攻击的靶子，当然我不会受到干扰和动摇，但是我觉得少一点误解吧。文人的概念更宽泛一点。其实你说聂绀弩先生吧，一辈子也没过什么好日子；储安平先生也一样也没过什么好日子，用文人更合适一点。罗隆基先生是比较讲究的，康同璧先生也是比较讲究的，马连良啊程砚秋啊梅兰芳啊言慧珠啊叶氏兄弟啊那都是非常讲究的。

　　记者：有人说，你写书赚稿费，在北京请大家吃虾，生活很奢侈。

　　章诒和：我是把钱花完，光着去死的那种人。一人吃不完，大家吃。奢侈不奢侈，自己心里清楚。比有钱有权的人检点多了，他们一餐几十万的都有。我们不就几百、一千。当你的家被无数次清洗、抄拿；当你中午刚在菜市场买了一些小菜、冰糖，十分钟后就有人来把你的小菜和冰糖拿走……你不断经历这这些，就会养成我这种绝不留钱、花光的习惯。大家知道我特大方，我的学生就常说今晚到您家洗去（洗劫），人的生命和情感最珍贵。

　　记者：小时候你应该也穿旗袍，现在穿衣服还那么讲究吗？

　　章诒和：很少买，看中了一定买。外地，北京，香港都有。我不是时髦的，身上穿的这个裤子有8年了。我比较保守，我学艺术，舞美里有服饰，有两条要把握，一个是合乎身份，比如我，我是搞教学和研究的，露太多，色彩很跳跃都不好，要尽量内敛和含蓄。第二个是看是否和你的环境协调，比如说昨天一个酒会，我穿的就是色彩很重的晚礼服，结果到那一看，就我这样，恨不得回去换掉。

　　记者：坐过牢，经历过苦难，可能让小时候的一些生活讲究都丢了。

　　章诒和：主要的没丢，其次的丢了，比如现在不煮咖啡了，就用速溶的。母亲在的时候，家里常常开沙龙，女主人晚上穿旗袍，我也有，现在就不穿了，也不戴首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