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美国的“恐怖主义霸权统治”曾做过这样的经典论述，“主要的国际恐怖主义的来源是世界上的强权，实际上是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上的强权。”他引用了美国军方陆军手册上关于恐怖活动的定义，美国陆军手册上说：“恐怖主义就是有预谋地使用武力，或者是威胁使用武力，用来达到营造一种恐怖气氛的目的，通过这样的手段威胁或者逼迫一个国家或社会就范。”

这是乔姆斯基最擅长的政论技巧，他喜欢“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

13岁发表政论

乔姆斯基与太太自幼结识，21岁结婚，育有一子二女。直到今天，夫妇俩仍非常恩爱，乔姆斯基的头发还是他太太帮他剪的。他把自己的太太、孩子保护得非常好，从来不对媒体提起他们。他特别提起自己幼年的经历：纽约的72街有个很大的地铁站，他叔叔在那里设了一个报摊，乔姆斯基从小就在那儿玩，这段经历让他接触了很多智慧、善良的底层人民，所以他始终觉得自己跟草根阶层靠得更近，也力求用普通人的语言跟普通人进行沟通。

虽然已年近80，但老先生依然思维敏捷，谈话中要引用任何资料或事例——人名、书名、事件发生的年月，他都是立刻信手拈来。

在乔姆斯基堆了满坑满谷书籍的办公室里，挂了一张很大的英国哲学家罗素的照片，下面一行罗素名言，“有三种简单而强大的情感主宰着我的一生：对爱的渴望、对真理的探求、对苦难大众的巨大悲悯。”

这位激进的左派知识分子13岁起便开始发表政治言论。他从很小的时候，就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使命感，似乎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一辈子到底要做什么，然后一直去做，一以贯之，不知疲倦，从不动摇。

1938年，二战的枪声尚未打响，这时的乔姆斯基，还只是一个10岁的孩子，他在作文中写道：已经看到纳粹军国主义的野心，要警惕其向欧洲大陆扩散的危险。

异见者的一生

乔姆斯基少年时代即参加左翼的共产主义运动，1960年代越战期间投身校园反战运动，从此开始了“异见者的一生”，被公认为美国政策“永远的反对派”。

他永不懈怠地激烈抨击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运动的“阴谋”、美国式民主的虚伪、美国政治宣传的阴险和外交政策的帝国主义野心——“9·11”之前的焦点是巴以问题、美国干预科索沃，近几年则是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

乔姆斯基被《纽约时报》称为“可能是还健在的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事实上，关于他的看法异常分裂，喜欢他的人非常崇拜他，把他奉为精神领袖、黑暗中的灯塔；不喜欢他的人骂他是疯子：有人说他是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有人说他反犹太人，因为他经常批评以色列政府。还有谣言说他是特工——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克格勃的特工，或是英国秘密警察组织的特工，甚至有传言说他是以色列摩萨德的特工。因为长期撰文对美国霸权主义发表不同意见，他在美国国内也遭到了不小的仇视——有人扬言要在给他的邮件中夹寄炸弹，试图以此使他闭嘴，那段时间，乔姆斯基收到的邮件须先由爆破专家检测才能打开。

2001年“9·11”事件发生，当月，乔姆斯基的《9·11》一书便告上市，一鸣惊人地反指“美国本身便是头号恐怖主义国家”，他表示：尽管拉登所干的事惨绝人寰，但是相比较美国在过去半个世纪对其他国家所犯下的暴行来说，仍然是微不足道的。此言一出，美国的主流媒体上便再难见到他的音容墨迹，主流知识分子——无论左翼还是右翼——大多也与乔姆斯基这样的好斗者保持距离。他的声音更多是通过校园演讲、“油印”小报、海外报刊、互联网以及出版物达于外界。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讲座，从来都是人满为患，鲜花与臭鸡蛋齐飞，场面之热烈，堪与校园摇滚音乐会媲美。 (南方新闻网)

揭露美国谎言的美国人

■纽约大学东亚研究系中文教授 罗慕士

诺姆·乔姆斯基生于1928年12月7日，在美国费城长大，现为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荣誉退休教授。其父威廉是位令人尊敬的希伯来语学者。乔姆斯基像父亲一样通晓希伯来语，并发表过研究希伯来语语音体系的专著。在父母家中，锡安主义运动、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的问题与研究希伯来文《圣经》同等重要。家庭环境使年轻的乔姆斯基结识了一些社会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那些人在20世纪30和40年代曾基于社会公正和与阿拉伯邻邦富有成效地和平共处的原则，致力于社会改革以及将以色列建成一个从宗教中解放出来的国家。因此，早在青少年时代，乔姆斯基对语言学的兴趣就与其政治兴趣相关联。今天，由于在语言学领域极富独创性的著作，乔姆斯基已成为杰出的语言学家，然而他在公众间的盛名却更多地源于他对美国外交和国内政策的权威性的批评。

作为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是“转换生成语法”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该学派认为获得和使用语言的能力是人类生而有之的，而且惟有人类具备这种禀赋。随着人的脑力（心智）的成熟以及产生新思想和新句子的能力的发展，人会积极地接受并作用于外部环境。脑力是主要动因，是创造性的因素。当人长到5－6岁时，这一过程的结果便是基本掌握一门语言，也就是将“有限的词汇和语法规则”转换成“无数句子”的能力。这一过程贯穿于人生的全过程。

当乔姆斯基转而关注社会和政治问题时，人们或许会看到他在自由地发挥思想，而这些思想与他的语言学理论颇为相似。在他看来，诸如官方宣传和国家胁迫之类的强大力量会扭曲人们的心理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会遏制智力发展和社会生活。作为强权国家的反对者，乔姆斯基将自己视为无政府主义传统（被界定为由工人控制并为工人服务的自愿或反对权力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他也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左翼放任自由主义者”或是“放任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者”。

“放任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起初是启蒙运动时期自由主义(liberalism)的近义词。在提倡个性自由发展方面，放任自由主义者是怀疑官方权限和机构的盎格鲁－美国传统的一部分。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放任自由主义”如今几乎成了人们更为熟悉的“自由主义”学说的反义词，因为后者主张依赖国家权力，依法保护个人权益。在当今美国政界，右翼放任自由主义者（其中许多人在里根任总统期间崭露头角）也反对强大（或者过于强大）的国家以及华盛顿政府的战争政策，因为那些政策是以损害一切其他价值和利益为代价来加强国家建设的。正因为此，诸如“右翼”、“左翼”这类术语才不容易套用于乔姆斯基。乔姆斯基自称为“左翼”放任自由主义者，其中部分原因是他所支持的政府的政策改善了穷人（美国国内外穷人）的生活，部分原因是左翼显然是美国政界中较弱势的力量，还有部分原因则是他早年对一个社会主义的以色列的期盼。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有益于批判性的分析。

乔姆斯基的批评主要是针对他自己的国家的。他将愤怒的剖析转向华盛顿政府对第三世界人民的残酷虐待、其无情的外交政策、对国际法的漠视、对美国公民和居民的虐待、以及对民主和宪法的违背。他辩论说，这种行为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占主导地位，因而使美国居于不可一世的强权地位。美国军队入侵越南是促使乔姆斯基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者的最大动因。《美国强权与新官僚》（1969年）和《与亚洲交战》（1970年）两本书中收录了乔姆斯基关于越战的文章，那些内容在今天仍有意义。中国读者或许会对他关于越战的看法特别感兴趣，因为在美国和全世界，美国军队入侵越南的“正当理由”被说成是“需要遏制中国”。对中美两国而言，所幸的是，越南限制了华盛顿政府在亚洲的军事活动，从而在越战后的30多年内，开启了东亚地区相对和平与局部繁荣的历史时期，阻止了恢复40年代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也缓解了中美之间的僵持局面。

乔姆斯基在其近作《失败的国家：国力的滥用和对民主的侵害》（2006年）中，向有关越南战争的另一个神话——美国军事力量可以将民主强加于别国人民——发起了挑战。他争辩说，华盛顿政府的真正动机是寻求物质和战略性利益，而绝非寻求时常被称为“动机”的理想（自由、民主）（见第4章“援助海外民主”）。在乔姆斯基看来，华盛顿政府在追随昔日帝国——无论是罗马还是英国——的历史模式，它自己同样也是一个帝国。他认为“越是有必要谈论民主理想，这个制度的民主往往就越少”（见《乔姆斯基论错误教育》第17页，2000年）。

对照在媒体和教育机构被广泛理想化、然而却是歪曲事实的情况，乔姆斯基认真衡量了本国政府的实际行为。他向人们展示了这些歪曲是如何为思想灌输和“制造共识”的目的服务的。“制造共识”是乔姆斯基最重要的专著之一的书名，也是有关他的一部电影的片名。他在《失败的国家：国力的滥用和对民主的侵害》中写道：“获得对人类事物的某种理解决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在某些方面，这一任务比自然科学研究更为艰巨。大自然并不会给我们提供现成答案，但大自然至少不会偏离其轨道，给理解设置障碍。在人类事物中，这种障碍是司空见惯的。拆除这种障碍的骗术的结构，是必要的……”

因此，乔姆斯基的方式的核心既与思想和语言有关，又与政治有关。他试图揭露这些思想灌输体系是如何阻止人们真实地了解当今世界主要问题的；它们是如何使知识分子免于批评自己的政府，但为了那些完全一样的行径他们却会轻易地（并且是正确而安全地）谴责其他的政府。没有任何东西比这一双重标准更让他苦恼。他指出，民意调查显示，约70%的美国人同意越南战争是不道德的，但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官方人士却更愿意将越南战争称为“善意的失误”，而对于苏联入侵阿富汗或捷克斯洛伐克，这些人却决不会采用同一字眼。在为罪行开脱时，我们同样看到了滥用语言的情况：轰炸被称为“人道主义” 、入侵被称为“援救” 、政治对手被称为“邪恶的暴君”，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乔姆斯基也观察到，这种歪曲事实的虚伪性恰恰表明，华盛顿政府清楚地意识到美国人民不会接受其政策的真正目的，因此政府不得不愚弄人民，使人民相信暴力行为是道德的。

以下是这类骗术的一个例子。在《失败的国家：国力的滥用和对民主的侵害》（第47－48页）中，乔姆斯基这样描写美国政府2004年11月9日空袭伊拉克的法鲁加综合医院的情形：“当我们（在《纽约时报》上）读到‘美国目前正忙着派遣工程师，他们将开始重建刚被冲突所破坏的东西’——请注意，在此‘冲突’犹如飓风，没有施动者——时，对美国的侵略而言，‘冲突’一词不过是个普通的委婉说法而已。”《纽约时报》这家主要报纸一边试图掩饰毁坏满是病人和医护人员的医院的道德责任，一边又试图使读者放心，某种有益的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对于这种做法，乔姆斯基表达了他的义愤。

乔姆斯基时常给新闻界写信，抱怨并希望纠正这类歪曲事实的行为。他的信件几乎从未被发表。

乔姆斯基揭露政府的错误行为的努力使他将语言研究、脑力研究和政治研究融为一体。他试图去了解官方立场如何被传达给民众，民众是如何接受官方立场的，他也试图去了解公民们可以如何独立思考问题以及抵制官方歪曲事实的做法。

对乔姆斯基来说，或许最高的价值观念就是：将独立思考、自我生成与转换的批判思想作为寻求人类理性目标的有见识的积极主义的基础。有见识的公民的积极主义（包括对其合法保护）对防止或纠正腐败政治很有必要。

乔姆斯基并不是作为一个专家来评述政府政策，而是作为一个有见识的为自己的政府负责的公民。他相信，尽管官方试图遮掩政策抉择背后的事实真相、利益和动因，但在理解事件的意义方面，凡是具有一般教育水平和智力的人都不应有困难。由于这一原因，乔姆斯基用浅显易懂的英文来写作，有时也批评那些使用过于复杂的语言来表述的学术理论。他发现大量时髦的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学术著作都过于高深晦涩，那些语言与普通话语相距太远。

或许乔姆斯基试图揭露的主要谎言就是这样一个神话：美国政府要在世界上扮演一个仁慈而受赐于上帝的领导者的角色；无论哪个国家碰巧成为某一时期的主要敌人，都理应被妖魔化：以前是苏联、越南、中国，如今是伊拉克、伊朗、朝鲜，至于明天，谁知道会是哪个国家？在乔姆斯基看来，将焦点集中在一个神话般的邪恶——要么是共产主义、恐怖主义，要么是其他什么主义——上，是促进战争（冷战或热战）以及欺骗美国人民为了虚假的目标去支持邪恶手段的一种诡计。他认为现实情况是，华盛顿政府一直支持世界范围内的暴虐独裁政治：在印度尼西亚、刚果、中美洲、拉丁美洲、菲律宾、伊拉克、伊朗、沙特阿拉伯、埃及、韩国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这些独裁统治通过开发经济、共同剥削其国家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方式，获得了华盛顿政府的支持。外国（多国）的共同目标通常都对小国有害，而很少会为当地人民谋福利。因此，有时对某个小国采取极端暴力行为是有效的，因为这可以杀一儆百，使其他国家对华盛顿政府俯首贴耳，而不至于造成太多反抗。乔姆斯基意识到由于国内媒体的误导，大多数美国人并不了解这个世界的大量的真实情况。

当乔姆斯基谴责美国政府未能依照绝大多数美国人所渴求的理想行事时，人们或许可以联想到《旧约》中的先知，比如耶利米。耶利米谴责犹太领导人破坏了他们与上帝之间的契约。乔姆斯基希望号召美国人尊重自己承诺过的理想，自我负责，让美国领导人为违背了他们自己所宣称的理想作出交代。

乔姆斯基的批评者们认为，他过分关注华盛顿政府的错误行为，对其他政府的错误不够重视。乔姆斯基对这一指责的答复很简单。乔姆斯基将主要精力用于研究自己的国家，因为作为美国公民，他首先对自己的国家负有主要责任。

(原文为英文，哈佛大学赵辉小姐译成中文，罗慕士教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