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国民党国防部二厅西北督导组“256组”的刘仁杰真实身份不是“军统特务”，而是打入国民党内部的一名“红色卧底”。

　　从1963年起，刘氏家族几代人寻找并证实刘仁杰“卧底”身份真相的崎岖47年本身，也演化成一幕“小人物、大历史”的传奇。

　　7月酷暑，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县张桥村，67岁的老人刘吉安将一份陕西省民政厅批复的红头文件放进箱子保存起来。

　　这薄薄的一页纸，是事隔61年后，陕西省政府今年1月关于同意追认其父刘仁杰为革命烈士所作的批复。“我的爷爷不是‘军统特务’，而是打入国民党内部的一名‘红色卧底’，他的死是身份暴露后的抓捕。”在大孙女刘锦眼里，这是对61年前遇害的爷爷的“清白证明”。

　　刘锦的爷爷名叫刘仁杰 （曾用名刘甫杰），1949年3月，在陕西泾阳县口镇，同属国民党国防部二厅西北督导组的两个军统特务小组突然“自相残杀”：“256组”的8名“便衣特务”被“247”组集体抓捕，除一人逃脱外，其余均惨遭杀害，弃尸荒野。

　　而刘仁杰正是“256组”的成员。

　　这起凶案曾被认定为国民党两个特务组织为争权发生的“冲突”。

　　47年来，为了还原和证明这起事件的历史真相，刘家两代人四处寻访，不断申诉。

　　在追求真相的过程中，刘吉安一直坚持正当路径，拒绝了多人暗示给钱疏通，“这样买来的烈士是对父亲的污辱。”

　　当最后从省民政厅拿到追认“烈士”的批复后，刘锦无比感概地发现，“将批复交给我的那位工作人员的名字竟然和我一模一样，只是性别不同。”

　　在整个追寻过程中不断发生的巧合，让刘锦相信，爷爷的灵魂冥冥中也期望自己的革命人生真相，能在她这一代彻底被还原。

　　刘仁杰61年遭受的冤屈和一家为真相蒙受的苦难，却不是一张纸就能化解。刘家人希望为刘仁杰开一个隆重的追悼会，同时修葺陵园，为其立碑，记载下那段已被遗忘的历史真相。

　　从1963年起，刘氏家族几代人寻找并证实“卧底”刘仁杰身份真相的崎岖47年本身，也演化成一幕“小人物、大历史”的传奇。

　　军统特务？ 红色卧底？

　　已明了的真相却无法证实，刘吉安悲愤莫名。1970年，他辗转找到了父亲当年惨遭活埋的那座山坡，站在这个父亲蒙冤的历史起点，他泪如雨下。

　　如果不是1963年，一位刘仁杰曾经的部下到刘家探望，刘吉安也许不会知道父亲是“为新中国献出生命的革命烈士”。

　　刘仁杰牺牲时，刘吉安只有5岁。父亲的身份和死因一直成谜。母亲余桂芳只知道丈夫生前经常往解放区送枪支弹药等“违禁品”，“在给共产党干事”，但丈夫究竟是什么身份，她并不清楚。

　　刘仁杰被杀两月后，仍无人向刘家解释刘仁杰的死，刘家也没得到政府的任何抚恤。

　　关于刘仁杰其人形象，他的女婿曾听一个当年曾见过他执行任务的抬尸体的人形容，“大个子，穿着一个黄呢子大衣，腰上还有枪，自行车一骑，威风得很。”

　　直到1963年，刘仁杰被杀14年后，一位刘仁杰曾经的部下前来探望，刘吉安第一次了解到，父亲曾是杨虎城麾下38军机枪连的连长，西安事变后杨部受到排挤，遂于1939年率部起义投共。随后又被派回国统区从事地下工作，父亲真实的身份不是“军统特务”，而应是打入国民党内部的一名“红色卧底”。

　　这位跟随刘仁杰投共的昔日部下，彼时已是解放军某团政委，看到刘家无“烈士光荣牌”，也没享受烈士家属的“优抚政策”，余桂芳独自抚养4个儿女，家境凄凉，愤愤不平；当即拉着余桂芳去找高陵县委“讨说法”，县里同意立案调查。

　　但此时，新中国已处“多事之秋”。政治运动接踵而来，不久“文革”爆发，社会混乱，县委调查不了了之。

　　在那个以血统、出身划分阶级的年代，受父亲历史问题的牵连，刘氏兄妹被剥夺了升学、招工等一切机会，而在部队表现优异的刘吉安也一直无法入党提干。

　　1969年刘吉安愤而自请退伍，踏上了追索历史真相，为父亲讨还历史清白的漫漫征途。

　　几经努力，刘吉安找到了父亲所在“256组”惟一的幸存者邸化民，找到了曾审判过出卖父亲的叛徒的法官任怀苍，找到了委派父亲返回国统区“潜伏”的关中军分区参谋郝伯雄，终于弄清了整个“256组”就是刘仁杰打入敌人内部组建的地下组织，刘仁杰是被叛徒告发遇害的真相。

　　但此时，包括郝伯雄、任怀苍、邸化民在内，刘仁杰曾经的同事、战友和知情者几乎都被打成了“走资派、牛鬼蛇神、历史反革命”；当刘吉安带着他们出具的证言找到政府后被告知，这些人的证词怎能采信？

　　已明了的真相却无法证实，刘吉安悲愤莫名。1970年，他辗转找到了父亲当年惨遭活埋的那座山坡，站在这个父亲蒙冤的历史起点，他泪如雨下。“文革”结束后，借平反冤假错案东风，刘吉安也试图为父亲“翻案”。但历经十年浩劫，许多重要知情人已不幸罹难，幸存者也音讯难觅。

　　为此，刘家全家动员。刘氏兄妹常常带着一瓶水，一个馍，骑着车就大海捞针，四处寻访一天。

　　1987年刘氏兄妹终于打听到时任渭北游击纵队总司令、与刘仁杰单线联系的关键知情人谭国帆的下落。但就在他们打算前往取证时，却在报纸上看到了谭辞世的讣闻。

　　紧接着更大的打击，是高陵县民政局出具了一份调查报告，罔顾刘氏兄妹辛苦寻访来的证人证言，只根据县公安局敌特档案名录和找不到入党介绍人，便轻率做出了刘仁杰之死为国民党内部权力之争的结论。

　　这一态度让刘吉安四兄妹绝望，妹妹刘润仙愤而烧掉了历尽艰辛才搜集来的证人证言。

　　刘吉安却不肯放弃，他立志查找历史证据，寻访更直接的历史见证人。他指着当时的民政局局长说，“我有生之年，必须把这个冤案翻过来，让你看清历史究竟是咋回事。”

　　庭审笔录暴露真相

　　包括参与审判叛徒的法官任怀苍、与刘仁杰曾交往甚密的原陕西省政协副主席范明等人出具的证言竟然都无力证明刘仁杰的历史身份。

　　几年下来，刘吉安赴兰州、银川、延安、渭南、咸阳、西安等地搜集一切可能与父亲有关的历史资料，查找一切可能的证据和见证人。

　　为寻找一份曾报道刘仁杰率部起义的《关中小报》，刘吉安就跑遍了延安、西安、北京三地的档案馆和图书馆。在工厂上班的刘吉安收入微薄。为了省钱，他经常骑着自行车带点干粮就奔波一天，晚上就睡在车站候车室。

　　刘吉安随身背着的黑色挎包里装满了搜集来的各种证言证据。刘吉安用这些证据一点点拼接还原父亲刘仁杰39年的人生。

　　又一个十年过去。

　　1998年，余桂芳病逝。临终嘱托儿女一定要为父亲讨一个公道。她始终坚信丈夫迟早会被追认为“烈士”，为了不给“烈士”抹黑，这个32岁就守寡的女人一直没改嫁。

　　2000年，刘吉安终于看到一线希望。一位曾被刘仁杰保护过的地下党员的儿子孟成就任高陵县民政局副局长，孟成（化名）深入调查后，认定1987年的结论错误，向上级民政部门递交了请求追认刘仁杰为烈士的报告，但最终的批复仍是“刘仁杰身份不能确定，死亡原因比较复杂，不宜追认”。

　　原陕西省政协副主席范明为刘仁杰作证明时称，“刘仁杰是高陵功劳很大的一个党员，他当时能拉一个连起义，比解放战争中拉走一个军意义重大得多。”

　　面对这一结果，孟成也深感困惑。因为包括参与审判叛徒的法官任怀苍、与刘仁杰曾交往甚密的范明等人出具的证言竟然都无力证明刘仁杰的历史身份。

　　吴得到的答复是，要证实和认可刘仁杰的党员身份，需要提供入党介绍人和入党时的档案材料。这让吴难掩气愤，“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刘仁杰身处特殊年代，怎可能有如此详尽的入党材料？”但对方坚持“要按文件规定办”。

　　而越来越多的知情人离世。类似寻找谭国帆的遗憾，刘吉安多次碰到，曾与刘仁杰单线联系的三位关键证人先后离世，没为刘吉安留下证言。

　　老人们逝去，历史也在慢慢老去。刘吉安为父正名的愿望日渐渺茫。

　　直到2002年，重大突破降临。在刘吉安为关键证人证言的缺失而苦恼时，在银行工作的大女儿刘锦突然想到，当年审判叛徒的档案是否还在？

　　带着单位开具的介绍信，她真的在陕西省档案馆查到了一份当年的庭审笔录和判决。其内容明确指证是叛徒杀害了“256组”的地下工作人员，但这份直接证据因没指出具体名字，仍被民政部门拒绝采信。

　　随后，刘吉安又四处打听整个卷宗的下落，终于获悉，当年的卷宗被转移到了最高法院保存。

　　2005年，刘吉安在最高法院档案馆查到了完整的案卷。而卷宗所附的一份刘仁杰生平，清楚地证实了刘仁杰地下党员的身份。书写这份证明的，正是孟成的父亲。

　　而一份时任陕甘宁边区人民法院院长马锡五、副院长乔松山签字同意，对叛徒任贵金处以死刑的审核文件中，也证明了刘仁杰等人确为叛徒出卖而遇害。

　　拿到这份铁证，激动不已的刘吉安打电话向所有人告知消息。时间一口气打了380元。刘氏兄妹和孟成也在电话那头激动得热泪盈眶。

　　阴影中的子孙们

　　回望父亲和自己遭受的一切，邸的儿子依然悲愤。父亲曾向其感慨，如果刘仁杰不死，自己不会落得这样的下场，邸子也是革命的接班人，而不是黑五类了。父亲离世，邸的儿子说，父亲终于解脱了。

　　由刘仁杰的身份悬疑带来的阴云一直笼罩着刘氏家族。

　　在刘吉安的子女看来，父亲这一生都献给了“为父正名”这件事。如果不是找到审判案卷，父亲也许还要跑下去。

　　而最终能跑出一个结果，除了父亲的坚持，也是因为整个家庭的命运发生了改变。“如果我们都还在农村种地，父亲也可能坚持不了这么久。”刘吉安的三女儿说。

　　刘吉安子女五个，除一个考上中专，另外四个都考上了大学，这是刘吉安在村里缔造的另一个传奇。刘的三个女儿都离开了农村，到了城市工作，都建立了很好的家庭，有车有房。

　　子女的成功，也为刘吉安的奔走提供更多的调查路径和更多的社会资源。

　　今年，刘吉安的大儿子刘新彪考上了政法学院的法律研究生，而他在大学时，就得到了全班同学的全票推选顺利入了党。刘家人相信，他会比其他人更有前途，“因为他是党员”。“爷爷的问题对我们孙辈的影响没父亲那么大。”刘新彪说，不过，刘仁杰的身份问题仍然以一种意想不到的巧合波及了后辈们。

　　刘吉安的三女儿与邸化民的孙子刚好是高中同学。两人还发生了朦胧的爱情。起先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家庭。直到奶奶余桂芳病重，邸化民赶去看望，两家人才对上号。

　　作为那起事件惟一的幸存者，邸化民一直是刘家怀疑的叛徒。尽管，邸化民曾拉着女孩的手，泪流满面地发誓，自己绝没有出卖她的爷爷刘仁杰。但病重的余桂芳仍然不信。坚决要求孙女断了与邸化民孙子的爱情。迫于无奈，孙女只好以两家历史恩怨不清，斩断了情丝。

　　重要的庭审记录现身，一家人本以为真相就此大白。2006年初，高陵县民政局也据此再次递交了追认刘仁杰为革命烈士的请示报告。但报告石沉大海。

　　事后，他们获得答复是，不认可法院的审判档案，只认可政府文件或者已被政府认定的革命烈士或见证人的直接证言，“那些人早在十年前就死了。”刘家人失望地说。

　　直到2008年瓮安事件后，才有新转机。县委书记大接访，刘借机向书记反映，得到承诺，要求民政局尽快落实。

　　去年，刘吉安用车将83岁高龄的老法官任怀苍拉到省民政厅。听到民政厅官员不肯承认法院判决，任怀苍勃然大怒。他跟刘说，如果民政部门再推脱，就去法院告，自己愿意以一个老法官的身份帮其把官司打到底。

　　2010年1月，经过反复开会、争论，陕西省民政厅终于只同意追认刘仁杰为革命烈士，而和刘一起罹难的另六人依然没有说法。

　　烈士成中信的女儿在成死后成了孤儿，被婶娘抚养长大。对于父亲的死一直回避，知之不详，直到刘吉安主动找上门才明白父亲的真实身份。“256组”惟一的幸存者、同样非党员的邸化民在三年前去世。由于刘仁杰等人遇难，解放后无人证明其身份，1957年邸化民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被判无期徒刑。“文革”中，邸家被抄，房子被拆，妻子离世，儿子沦为孤儿。直到1980年，蒙受23年冤狱的邸化民才平反出狱。

　　7月25日，回望父亲和自己遭受的一切，邸的儿子颇不平静。父亲曾向其感慨，如果刘仁杰不死，自己不会落得这样的下场，邸子也是革命的接班人，而不是黑五类了。父亲离世，邸的儿子说，父亲终于解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