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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沟口雄三:他的生平与思想
时间:2010-08-18 来源:上海书评 作者:艾尔曼 、葛兆光 被查看:

  

 

    艾尔曼:我认识沟口雄三教授已经超过二十五年了。第一次见他,是1983年在台湾清华大学开一个明清思想史的会,当时余英时先生、狄百瑞先生都在。我那时还没当副教授,虽然还不认识沟口教授,但知道他的领域是明清思想史,跟我很接近,而且他也是我的论文评估人,所以心里有点紧张,担心他会批评我。后来他对我很客气,特别好,很支持我,我们交流了很多看法,他也特别坦率。后来我去了几次日本,1994年他还请我去东京大学教过书。19971998年我请他来UCLA当访问学者,本来想请他开一门课,他却开了两门课。他就是这样认真的人,课都用中文讲,我一直很尊重他。【葛兆光:我在艾尔曼教授家里看到过一幅沟口先生送给他的画,以前还不知道沟口先生会画画,画的是一个兜鍪,就是日本古代武士戴的帽子。

 

  沟口先生研究的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史,对十八世纪戴震的思想有很深入的研究,在很多领域都开了新的方向。当时日本的著名学者岛田虔次在京都大学,是京都学派的代表。他研究明末思想史,认为明朝思想是很先进的,到了明朝末年,这些先进思想却崩溃了。沟口先生也同意明朝的思想很了不起,但他发现十七、十八世纪这些思想还是有延续,没有完全断裂。所以说,沟口先生改变了日本京都学派的论述方向,当时京都学派不能接受,一直批评他。沟口先生的学生很多,现在东京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室的主任小岛毅就是他的学生。【葛兆光:以前这个研究室叫哲学研究室,后来他们自己也觉得叫哲学室不合适,才改成了思想文化研究室。沟口先生的确也改变了东京大学的一些风格。

 

  以前东京大学的教授和学生关系不那么好,沟口先生去担任主任教授以后,很支持学生,学生都喜欢他。在去东京大学之前,沟口先生是在名古屋大学。【葛兆光:在名古屋大学,他是跟入矢义教授的,在这里才对明代思想发生兴趣。可是入矢是京都系统的学者,所以说沟口是了解京都学风的。】东大的山井涌教授(19701980年代东大哲学研究室的主任)过世后,学校把沟口先生从名古屋大学请到东京大学来。

 

  葛兆光:我要补充说一下,刚才提到的山井涌和岛田虔次是一个年代的人。他们两人虽然一个在东京,一个在京都,学术思考不同,但思路比较接近,都是通常所说的“近代主义”的逻辑。这在日本曾经是主流,研究日本的以丸山真男为代表,研究中国的以岛田虔次和山井涌为代表。但是,沟口先生从几个方面改变了日本有关中国近世思想文化研究的方向。第一,他不赞成王阳明的思想在明末受到了挫折,他认为是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延续下去,一直到戴震、到孙中山;第二,他非常强调要从亚洲的角度,去研究历史和文化,而不是把中国和日本分割开来。日本的中国学,在战后尤其在中国的“文革”后,有渐渐衰落、边缘化的趋势,因为中国学如果不与日本相关,就不会引起日本人的关注,所以,沟口试图把中国拉回亚洲研究的范畴里来,同时将之与日本自身研究相联系。他还觉得不能用欧洲的历史研究、分析方法来研究东亚;第三,在日本的中国研究者中,沟口先生是一位少有的重视方法论的学者,他有一本重要的著作叫《作为方法的中国》,在日本和中国影响都很大,我不是完全赞同他的看法,但我觉得,在日本这样一个学者很专业、很细致的地方,有人这么重视方法论,是很难得的。我写过这本书的书评,我不太同意中国学者也仿照他的方法、思路和概念来研究,因为沟口这本书是写给日本人看的,他关心的是日本的中国学问题。如果中国人不考虑这一日本背景,就会导致一些误解。所谓“橘逾淮则为枳”,不能简单地套到中国来。沟口先生在中国有很多追随者,特别是很多中国人注意到沟口先生对中国很友好,所以非常崇敬他。【艾尔曼:他是中国通。很多日本学者可以读中文文献,但是听不懂,沟口先生既能读又能说。

 

  沟口先生是前辈学者,跟中国关系友好,对中日之间的关系有同情心,他对中国学者帮助很多,很多中国学者是通过他到日本去学习访问的。这都是事实。在我的印象中,他也是一个很友善的人。我19953月在东京第一次见到沟口先生,当时是东京大学的尾崎文昭教授带他来看我,记得他送了我好几篇他的文章,仔仔细细地签上名字,让我很感动。后来,我们在日本、北京还见过好几次,大家都感觉他特别亲切。艾尔曼教授跟我说过一个有趣的故事,沟口先生请他吃饭,之前自己要先去那个馆子试吃一次,检验一下口味,这说明他对人很真诚,也很周到。

 

  不过,在学术上我更倾向岛田虔次的思想史研究。我看到,沟口先生大概更注重思想和方法,但是,在资料上可能并没有太多新的发现。沟口先生很关注改变传统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概念,所以,他的特点是提出想法和概念,而不是做博大精深的历史研究。

 

  艾尔曼:这恐怕是他晚年的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从名古屋到东京时,已经写了两三本书论述明末清初的东林党,以及戴震的思想等,这些都是他的代表作,研究还是很深入的。后来,他的研究范围扩大了,晚年写的教科书类的东西比较多。对我来说,他中年时期做的研究还是很有用的。

 

  葛兆光:这种急于改变整体思路,提出新的研究方法的特点,比如这本沟口雄三、池田知久、小岛毅合写的《中国思想史》就比较明显。这本书体现了一些新的想法,但是,问题也不少。像整个魏晋南北朝匆匆带过,佛教的历史和思想也没有,里面有些观点也让人比较难以接受。像他们重视王朝更替从禅让到战争,唐以前也不都是禅让,周、秦、汉不都是打出来的么?魏晋南北朝是各种宗教、思想融合的时代,对后世影响非常大,忽略这一段让人很难理解什么是“中国的思想史”。还有一个说法也很奇怪,说中国皇帝里非常重要的一位是宋徽宗,宋徽宗代表了在三教之上确立了皇权,可宋徽宗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艾尔曼:西方学者也受了日本的影响,把徽宗抬得很高。这里有一个学术交流的问题,以前,美国学者跟中国学界联系比较少,很多观点都受日本学者的影响,比如内藤湖南、宫崎市定、山井涌、岛田虔次等,所以,我们也会把徽宗放得很高,把宋朝放得很高。不过如果没有这些日本学者,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不会那么多。

 

  葛兆光:这点很有意思。中国学者受日本影响也有,但主要是晚近,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比较多,所以接受的影响大多比较新。而美国早年研究宋史的,很多是受内藤湖南的影响,研究明朝的呢,则受岛田虔次、山井涌的影响。我们看到,现在日本也反过来受到美国的影响,比如沟口、小岛师生二人也有,他们强调地方史、区域史、乡里空间、地方基层,恐怕就是受到美国的影响。

 

  艾尔曼:对,小岛毅去过哈佛燕京学社,大概是受了包弼德的影响。岛田虔次从来没有去过美国,但是,因为他的关系,我上世纪八十年代会认识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汤志钧先生。

 

  葛兆光:应该说,东京大学沟口先生这一脉对国外学界了解还是比较多的,相对而言,京都学派就没有那么多外来影响。这里面还有更复杂的历史原因。【艾尔曼:我们常说京都大学是左派,东京大学是右派。那个时候京都大学对于美国是有质疑的,因为美国占领过他们,代表了西方帝国主义,以前他们也不太愿意去台湾,后来才有人去。

 

  这里面恐怕很复杂,东京学派的学者,有的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和社会主义中国走得比较接近,有的和日本国家主义又很接近,还有的跟美国的关系比较接近。从白鸟库吉以来,东京学者和政治走得比较近,接受西方新学术和新思想比较多;相对来说,京都大学因为远离政治中心,可能比较坚持传统文献学和历史考据学,他们又比较倾向于自己是清代学术的延续者,真正的中国古典学。所以,很难说他们是左派还是右派。

 

  艾尔曼:我在东京、京都都待过,因为那个时候不能到中国大陆来,只能去日本和贵国的台湾,就受日本的影响比较多,当时搞宋史的人都要去日本。开句玩笑,有时候我们是“从日本看中国”,所以,他们的好处学到了,坏处也学到了。

 

  葛兆光:日本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者,他们习惯于把中国思想变成中国哲学,把中国哲学的重心变成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成为国际研究中国思想史的重心,就容易产生简单化和单线化的问题。从过去的武内义雄、小岛祐马到岛先生、山井先生,都是以宋明理学、心学为宋明思想史的主轴,好像佛教、道教的研究是其他学者的事情。日本的学者彼此分工很细,一直到沟口先生、到了小岛毅,才有了一些变化。沟口先生努力地要把理学放大,放大到礼仪之学,放大到地方士绅。但我觉得仍然没有放大到佛教、道教、民间信仰、社会风俗等,特别是,政治家的想法跟思想家的想法还是有不同的。

 

  不过,应当看到,沟口先生是一位具有领袖气质的人,学界的领袖不一定拘泥在专业上,但是他能够引领一批人,开出一个新风气。

 

  艾尔曼: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沟口先生是东京大学毕业的,他在家里排行老大,他父亲应该是个资本家,有个公司,所以,他毕业后不能继续念书,要帮父亲打理生意。【葛兆光:他是在经营公司的同时,在名古屋大学研究部读书的。】他做了十年左右生意,在公司发展起来以后才交给弟弟,自己再回头重新做学问,他仍然可以做出来,这是很难得的。

 

  葛兆光:他后来得了帕金森综合征,我前几年见到他,觉得他特别瘦。

 

  艾尔曼:是的,我本来以为瘦是健康,以前,总觉得他起码可以活到八十多岁。

 

  葛兆光:东京学派的一些学者早期是有社会主义理想的,沟口先生也是。我有个印象不知道对不对,文化大革命对沟口先生的影响是很大的,他本来对想象的社会主义中国有好感,但是“文革”又让他很失望。【艾尔曼:“文革”对整个日本学术界都有很大的影响,京都大学也一样,“文革”以后他们开始觉悟和反省了。】我觉得,1990年他撰写《作为方法的中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对“文革”的中国有反省。他一方面认为京都学派把中国古典化了,然后把古典中国与日本相联系,他觉得这是虚假的想象的中国;但是,他也批评东京的一些学者把当代中国看成与欧洲不同的,另一条近代化的正确道路,他认为这也是一种想象。所以他的结论说,你们两方研究的都是“没有中国的中国”,他要把中国放回到实实在在的历史里面,然后去了解其历史和现实,这也就是他所谓的“作为方法的中国”。“作为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把研究对象放回当时的语境里面去,抛开层层积累的后设的概念和思路,重新思考它在当时的历史,这是沟口先生最重要的想法。

 

  艾尔曼:这是思想史、文化史离开哲学,进入历史的关键点。

 

  葛兆光:沟口先生对京都学派的批评,当然因为他是东京学派的学者,而他对东京学者的批评,可能是因为受到了“文革”的冲击,他有反省。所以,应该说沟口先生是个很复杂的人。

 

  艾尔曼: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我们都要去日本。有人说包弼德搞宋史,是京都学派的,我搞清史,是东京学派的,其实,我们对两方面都有接触。日本研究中国的学生都能读中文,也会说一点,但是英文都不行。其中,渡边浩是很少见的,他是学法律的,不是研究中国的,他去过哈佛,英文很好。

 

  葛兆光:不过,日本研究中国的学生去美国的虽然很少,但是,美国的刊物引用的日本杂志很多,而引用中国的就很少,可见受到日本中国学的很多影响。比如《哈佛亚洲研究杂志》有缩略号的中文刊物只有四种:《文物》、《考古》、《文史哲》、《历史研究》,而日本的则很多,说明美国的亚洲研究者参考日本研究成果很多。

 

  艾尔曼:从这方面说,日本对世界了解中国有很大的贡献。不过,这个时期已经过去了,沟口先生去世之后,日本拥有宏大视野和宏大理想的中国学家又少了一个。这是很可惜的事情。

 

葛兆光:的确,日本的中国学家里,像沟口先生这样又能做学问,又对政治问题有所评论,对中国研究在方法上影响这么大的,还真不多。而且日本中国学界近年来的一些变化,也是沟口先生努力的积极结果。如果让我简单总结一下,那么可以说有几点:第一,日本中国学开始有了与日本真正相关的问题意识。正是在沟口先生他们将中国学放入亚洲视野的时候,恰恰使中国学成了与日本有关联的学问。第二,他使一些本来是研究日本、朝鲜的学者,也开始关注中国和朝鲜的话题;第三,他使日本学、朝鲜学和中国学有了一个叫做“亚洲”的空间背景和历史背景,也有了一个叫做“欧洲”的对照物。第四,和日本有关系但又有区别的中国“近代”成了日本中国学界关心的重点,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古典”作为汉学的中心,并被不加区分地和日本古代混在一起。因此,日本的中国学就和研究日本自己的历史文化思想一样,成了日本学术界共同讨论的话题。

(整理  盛韵)

 

(责编:Ye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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