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宽部长”朱厚泽走了。5月9日凌晨，他因病逝于北京医院，享年80岁。
据朱厚泽孙女介绍，他于2009年初查出身患癌症，此后癌细胞由喉部转移到肺部，2010年1月起住院直至病逝，逝前一周已经靠呼吸机维持生命。按朱厚泽生前遗愿，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遗体火化，骨灰送回家乡安葬。
3年前，邓小平逝世十周年之际，笔者对朱厚泽进行过专访，话题亦围绕邓小平时代及朱厚泽的作为展开。稿件当时未发表，内容如下：
邓小平复出民心所向
韩福东：“四人帮”被捕后，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你们当时是什么心态，对邓小平充满期待么?
朱厚泽：“文革”中间他第二次复出时，我们就抱有很大希望，觉得邓小平要出来了，会起变化，不会是江青她们那个样子。“四五”天安门事件后，又把邓小平打了下去，大家就感觉：完了，没办法了。结果当年就翻过来了，逮捕“四人帮”，此后他再次复出。当时党内最有威信的就是邓小平了。大家都有很高的期待，我们这些当时四五十岁的人，或者年纪再大些的人，都一致拥护邓小平。
邓小平将中国的极端封闭打破，对内对外开放，这一点他的功劳非常巨大，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别人没法比;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中，也是不可磨灭的。邓小平在国外生活过，法国的留学生，对国外工商社会是有了解的。他比较务实，“大跃进”死了很多人之后，他是主张经济上要改的。另外，“文革”把他也打倒了，他个人和整个社会都经历了惨痛的教训，想法较以前肯定会有变化。他支持胡耀邦在意识形态上恢复常识，也支持全面平反冤假错案。
西部省份支持特区政策
韩福东：邓小平复出后不久，就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优先发展沿海地区。你在西部的贵州省任省委书记之前，特区政策就开始了，西部贫困省份对这一政策也支持吗?
朱厚泽：我们也支持。当时对小平同志的经济政策，我没有什么怀疑。就在他确定4个特区(后增至5个)、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后，我们紧接着提出，要把东部沿海开放和内陆腹地资源开发联动发展，搞资源开发型的内陆特区。
韩福东：这是谁提出来的?
朱厚泽：我先提出来的。中办的同志到西部调查，我就和他聊：从辽东半岛、鸭绿江口一直到北部湾，让小平同志这个政策一下子全搞活了。我说，东部沿海基本上是一个加工贸易型的经济，要靠资源开发和能源开发来支撑，在把沿海部署好了之后，现在应该向纵深方向部署——这是个打仗的语言。选择距离前沿不是太远，能源资源比较丰富，又有相当交通条件的地区，施行类似特区的政策，通过引进外资搞活，使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配套发展。
这是1984年，我当时在贵州省委当常务书记。
韩福东：这个建议提出来以后，有着落吗?
朱厚泽：我写了千把字的一个报告，原来准备作为个人的建议送给中央参考。但交给贵州省的一把手池必卿后，他也觉得很重要，就正式以省委的名义报上去了。中央有的同志批了，但没有下文。为什么?当时阻力特别大，就连邓小平到厦门当面讲搞“自由港”，结果都没有通过，最后弯弯扭扭地成了厦门“要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邓小平要开放整个海南岛，最后也没有搞成。
韩福东：在1980年代中期，邓小平在推行政策上，还是受到很大的掣肘?
朱厚泽：抵制得很厉害，所以我的报告怎么能通得过呢?那个报告中央有人看过，习仲勋就支持，但是搞不成。
韩福东：即便特区政策对西部没有直接利益，你们也支持?
朱厚泽：对特区的开放我们是很赞成的，没有特区整个国家活不起来。
韩福东：实际上学界对特区倒是有质疑，1994年，中科院的胡鞍钢就曾发文呼吁对特区政策进行调整，取消各种减免税和优惠政策，取消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优惠于某些地区的特权。
朱厚泽：胡鞍钢的观点是不对的。
几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韩福东：你提出建内陆特区建议的时候，把它和贵州省的发展联系到一起了么?
朱厚泽：我提出可以在贵阳市搞个试点。因为贵州有能源资源：煤、铝、磷……以及其他有色金属，加上丰富的水电资源，铁路也很快就要搞起来了。把贵阳建成资源开发型内陆特区或开放区的试点，给它类似沿海特区的引进权、出口权、减免关税和其他优惠待遇，如果这条路子走通了，不要中央投资，西南内陆地区的资源开发和经济、技术发展就可大大加快。
韩福东：1980年代中期，各个省之间的竞争是不是就很厉害了?
朱厚泽：有竞争，但不完全是这样。有的地方根本就不赞成搞，思想比较保守(像湖南当时的一位主要领导)。此外，上海被说成是帝国主义的熟门熟户，不让像广东那样。
韩福东：现在中国的地区差距很大，沿海地区发达，西部地区落后。贫富差距过大，遭到很多人的批评，你怎么看?
朱厚泽：这是一个现实的情况，东西部地区的差距、城乡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了。对于改革将近30年的中国来讲，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从自然社会的基本条件考虑，存在贫富差距而且差距比较大，不是谁能轻易地用自己的力量解决的。但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在施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特别是1990年代以后，有些政策是不妥当的，至少是不完备的，造成了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这个问题要反思，要解决。这个问题跟制度性腐败的大规模发展是连在一起的。
韩福东：前些年中央已认识到地区差距过大问题，搞西部大开发就有缩小地区差距的考虑。但也有人认为西部大开发的作用非常有限，你怎么看?
朱厚泽：西部大开发不能说没有作用。西部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交通建设、能源开发，对今后西部的经济发展和现在的转变都有作用。我们是一个没有经过工业化的国家，在广大的西部地区，把基础设施搞起来，这一关总是要过的。
西部大开发对全国经济的平衡发展是有必要的，问题不在于要不要西部开发。东西部最大的差距，从社会经济形态来讲，主要还是民营经济之间的差距，现在西部的民营经济没有发展起来，而政府包括发改委，强调资源开发只能由国家来搞，这个观点我不赞成。资源开发应允许民间介入，采取比较开放的方式。
市场经济、官场政治和思想文化，这三个方面集中到一点，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讲，都是反垄断的问题。反对垄断，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有利于经济上的竞争，有利于思想文化的发展，有利于多种意见和利益在政治上的表达，然后才有可能出现一个相互对话、相互批评、相互吸纳的大家想要的“和谐”。
韩福东：有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腐败越来越多了，而以前的官员基本上都比较清廉。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朱厚泽：这恐怕要分析。以前那个时代，革命时期的热情还存在，确实有一部分人比较清廉，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但是另外一点，当时领导是有特殊化的。
韩福东：有人说在发展中国家转轨的过程中，腐败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与其他转轨国家相比，这方面还不是很严重。
朱厚泽：问题不在于转轨过程中会不会出现腐败。人既是野兽又是天使，总有恶的一面，问题在于如何用制度加以约束。现在的腐败加剧、贫富差距过大导致社会不安定等问题，都与制度建设缺位有关。
韩福东：在制度建设之外，现在也有人提出道德重建。如果缺乏基本的公共道德，单靠制度制约，成本会非常大。
朱厚泽：道德重建是对的。需要探究的问题是，现在提出道德重建，为什么不解决问题呢?为什么一谈这个，大家都觉得成了笑话呢?
韩福东：很多领域的改革，最初的预期都很好，但结果常常变味了，原因在哪里?
朱厚泽：这个比较复杂。从浅层次讲，改革的配套不周全;从深层次讲，人性决定了官员会不断寻求有利于自己的东西。
韩福东：是不是我们借鉴学习的外来制度，在中国也有水土不服的问题?
朱厚泽：这个话从原则上讲，不能说它没有道理。制度应该与民族文化相融合，相适应。但对中国来讲，很多不是这个问题，普适性的东西还是要尊重一些。 (责编：RXX) |
韩福东：对话朱厚泽——三年前的未刊稿
时间:2010-07-29 来源:《同舟共进》 作者:韩福东 被查看: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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