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珂：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

自己当了兵后,曾站在金门古宁头眺望大陆,曾在营地里捡拾古宁头战役中被同胞就地掩埋的共产党军人枯骨,曾陪着那些归不得家的老兵喝酒高唱“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我这时才能体会父亲那一代人在台湾的挫折与对故乡的想念。他们从来没有离开那战场———即使现实的战场已化为每日柴米油盐的生活压力,即使战场已成为官场、商场上的尔虞我诈,他们还是生活在仁安羌、四平战役的艰苦与荣耀记忆之中,还是以黄埔军人自诩

□王明珂(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

父亲20岁从军,40岁退伍,但在我感觉中他一直是个军人。生在那时代,他先是身不由己地成为军人；战争岁月中的经历,又使他成为一辈子的军人,即使在退伍之后。

我的童年,可以说大多在父亲的挫折与父母成天的争吵中度过。约在我小学五年级时,有一天父母亲又在客厅中争吵。我躲在房间里,翻弄着抽屉里的杂物,试图脱离那战场。在一个旧信封中,我翻出一张灰黄的照片:一张长靠椅上坐着一位美丽端庄的女军官,四五个年轻男军官或坐或站或卧地围着她,前面几个人腰间还配着短枪,表情或神采飞扬,或顽皮轻佻。照片背面,一行墨迹将泯的小字:“妈,看您的儿女们,重庆。”望着照片中年轻俊逸的父亲,我臆想,若那战争延续下去,若父亲不来台湾,若父亲没有和母亲结婚,他就不会每日过着为柴米油盐发愁的日子。或者,战争过后他又可以回武昌,跳舞、打麻将,过着他逍遥的公子生活。

一

据父亲说,我们家在武昌是个经商世家。我们家族的字辈排行,“骏业宏开正大光明”,也说明这是个经商家庭。祖父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在家乡经营造纸业。父亲为“光”字辈,名光辉。大学时曾就读武汉的中华大学。据父亲说,那时他成天跳舞、打麻将。读到大二,当时是1937年,许多同乡朋友都从军打日本人去,并从战场前线写信回来,所以他们麻将也打不下去了。父亲向祖父要求休学从军,但祖父坚决不许。后来在祖父“至少要当个军官”的让步下,父亲进了黄埔军校(当时称中央军校),成为15期黄埔军人。

从父亲口中,以及我对他的记忆中,当年他所从事的那些战争只是些片断景幕。带车队走滇缅公路,由于任务艰辛,来回一趟便晋升一级。回到重庆,却听得人们传言滇缅远征军运补车队替宋美龄带进口丝袜。从重庆的防空壕里拖出上千的尸体,每一具都带着咽喉上的爪痕及扯破的衣服,显示他们死前遭受的窒息之痛。远征军驻印度时,夜晚有印度人摸进军营,从怀中掏出一包橄榄大的红蓝宝石换面包(母亲手指上那个大蓝宝石戒便是如此来的)。伪装成警察、卫生部队支持东北的四平战场,受“共军”连续一周的猛烈攻击。然后便是,逃难时到处寻找亲人的记忆。

二

来到台湾后,父亲便一直住在南台湾高雄县凤山镇黄埔军校旁的黄埔新村。这也是我出生,以及20岁之前成长于斯的地方。是的,我的幼年与青少年生命与“黄埔”无法分割———翻墙进入黄埔军校偷芒果与卫兵捉迷藏,观看官校学生在黄埔大道上踢正步,对他们扮鬼脸,甚至青少年时眷村朋友们共组的“帮派”也叫黄埔。据父亲说,刚到台湾时,一切都明白了；许多很亲近的朋友、同僚、长官,原来都是共产党潜伏在各部队里的人。难怪后期与“共军”作战时,“共军”经常比“国军”先知道“国军”部队调度。我家邻居徐伯伯说,有一次他们师团与“共军”对峙了一星期,突然“共军”撤退,并向“国军”喊话:“对面某师的弟兄们再见了,我们到某某地方等你们!”果然一天后接到上级命令,要他们转战到那“共军”先一天已到的地方。

便是如此,从小我在眷村的“抗战剿匪”记忆中长大。夏天南台湾溽热的夜晚,邻居们搬出板凳、躺椅坐在巷子里,摇着扇子,大谈抗战“剿匪”的事。或讲到伤心处引起一阵静默,或几个人扯下裤子、掀起上衣比身上的弹痕,引起旁边妈妈们的窃笑。小时候,听来听去,都是些雨林中作战的故事———他们如何穿过雨林出其不意地突袭日军,如何受蚂蝗、毒蛇、疟疾纠缠,等等。但小孩们更感兴趣的是:“咬人的蚊子大得像鸡,恨不得拔枪打它们”；“比水桶还粗大的蟒蛇,让辗过它的吉普车跳起老高”；或是,“没头的军人鬼魂晚上在旷野里踢正步”。稍微大一些时,我才知道我们整个黄埔新村,住的大多是38师及新一军的军眷,孙立人将军的手下。小时候常听大人说,初来台湾时,孙将军说不久就要打回去。大家也为此摩拳擦掌,因为新一军从来不相信他们会打不过“共军”。他们说,丢了大陆有很多原因,但新一军可没打过败仗。我在这眷村中的成长经历,便是从幻想着鸡那样大的蚊子、让吉普车弹跳起来的大蟒蛇的童年,逐渐了解为何村中都是些在军中“没搞头”的叔叔伯伯们。

父亲在1949年大撤退时,托同僚将我奶奶自武昌接来台湾,因此小时候我们家是村中极少数有长辈在的家庭。小时候,只觉得家中有个奶奶唠叨我们,其他也不觉得如何。后来才逐渐知道,什么是“抗战剿匪”战争造成的妻离子散、骨肉分离。小时候过年时,总有三四个军人叔叔伯伯在我们家吃年夜饭,然后大人们打麻将。有一位叔叔经常喝醉了在我家院子里吐,边吐边哭,对来劝的人说,就让我一年哭一回罢。有个孙少将,每次来到村上,便让我们一群孩子挤在他插着将官旗的吉普车上,呼啸地进入黄埔军校的大门,带我们在军区内采芒果、游泳。听说,孙少将的小孩都留在大陆没带出来,所以他特别疼孩子。

父亲对奶奶极孝顺。据父亲说,在武昌,他家里是富商地主,所以奶奶留在大陆会被清算斗争,但来台湾后,对于一直有佣人伺候的奶奶来说,也是苦。所以父亲尽力奉养奶奶,不让她受苦、生气。在我记忆中,父亲只打过我一次,为的是我不听奶奶的话,还对她生气跺脚。在奶奶过世许多年后,母亲才对我们说,奶奶来台湾时带了些金条及火狐袄之类的贵重物品,后来都瞒着父亲卖了补贴家用。那时,的确,一个军人的薪水不足以养生送死。我小学一年级时,奶奶过世。父亲只有从军中退伍,拿退伍金办奶奶的丧事。

葬了奶奶后,不久家中经济便陷入绝境。几乎天天饭桌上只有酱菜,后来连酱菜都买不起。卖酱菜的祝伯伯与我们住在同一巷内,他的儿子阿凤与我同年,我们成天玩在一起。所以每当父亲自己去买酱菜而不是要我去时,我心里总觉得很羞辱,因为我知道他是去祝伯伯那儿赊些酱菜回来。

三

我小学三年级时,家境有了点转圜。母亲娘家在凤山火车站前经营早点冰品店,这时因外祖父母身体不好,要将店里的生意交给下一代。母亲的兄弟姐妹共有十人,听说抽签时他们做了手脚,故意让母亲中了签。我母亲与母系亲友们,几乎都是台湾的闽南人,他们是我生命、身体的另一半。这便是我,在眷村中有时被喊作“杂种”,在台湾闽南人眼中又是“外省人”。小时候,每当父母在激烈争吵时,我都会憎恨他们的婚姻,以及我自己。凤山火车站前,是台湾光复初期“2·28”事件发生流血冲突的地点之一。当时全台湾到处爆发本省人与大陆来台军人间的暴力冲突。据母亲说,当时军人在火车站外以竹篱、白布围住整个车站出口,当火车入站,数百名带着武器的台湾民众冲出时,布幕外早已架好的机关枪开始扫射。母亲说,她只看见血染红了白色的布幕。所以,当父亲在追求母亲时,常带着相当一个排的军中弟兄去邀母亲出来看场电影。直到父亲去世后,母亲才说出那些往事；父母带外祖母看一场内容为男女殉情的电影,并表示不能结婚便要死在一起,母亲娘家才答应这场婚事。不久,母亲的双胞胎妹妹,我的四姨,要嫁给一位客家人,在母亲家中掀起更大的风暴,所以父母亲的婚姻就被母亲娘家的人接受了。

在那约一年的时间,平日妈妈每天回眷村的家里为我们做饭,然后再返回店里。暑假,我与姊姊、弟弟便都住在火车站的外婆家；在外面野着玩,在店里偷冰棍吃。那段时日,我经常在半夜醒来,害怕衣柜上那只总是瞪着我的老猫；此时我抵抗那猫及所有鬼魅的办法是,让自己专心听着厨房传来规律坚定的磨黄豆的石磨声,以及从门缝中凝望昏黄灯光下正在推磨的父亲泛着汗水的光亮脊背。

有一天,突然我们家的早点冰果店结束了。一两年后父亲才对我们说明原委。那是一天早晨,他送早点到附近一家旅店的客房。敲门进了房,见到一男一女躺在床上尚未起身———那男人,是父亲的老部属。即使在父亲对我说明此事时,我仍不明白为何我们要关掉早餐店,我也无法体会当时他受到的打击。我所想的只是,我们何时才能脱离穷困,哪一天父母可以不为了缺钱吵架,以及我是否能有点钱买糖。

是的,在我极有限的小学回忆中,一幕残酷的记忆经常缠着我。因要不到钱买糖还挨了骂,我哭着上学,走着走着,我发现父亲跟在后头。我赌气仍往前走,但不时回头瞄瞄父亲,看他要做什么。父亲走入一家他经常赊欠的小杂货店,一会儿又走出来,然后快步地追上来。在离我十余步时,他喊着“小明,给你”,说着将一个五角铜币掷给我。后来回忆这一幕———我逼着落魄的父亲向杂货店赊五角钱———经常让我羞愧痛哭。我还记得一件事,也是当时我太不懂事,看见有些同学中午带便当在学校吃,我也吵着要带便当。吵闹了几次后,有一天父亲终于同意替我送便当到学校。那天中午,父亲送便当来,并在我打开便当时,对我及周围我的同学说,“今天起来晚了,菜场买不到肉,所以只给你带个荷包蛋。”当时我为父亲的谎言感动得几乎掉泪,因为一年来,我们家没有人吃得到荷包蛋,更别提吃肉了。后来父亲为了养家,曾在高雄港当码头工人,又在左营的海军废弹处理场工作,但都做不久便辞职。这些都是十分辛苦且危险的工作,但他做不下去的理由仍是: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出身黄埔军校的军官,他无法忍受别人对他的喝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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