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华新民是在一个公共论坛上，当天她在那里做一个题为“城市土地权——从历史到今天”的讲座，并签售她刚刚出版不到一个月的新书《为了不能失去的故乡——一个蓝眼睛北京人的十年胡同保卫战》。讲座开始前，我在会议室里等待华新民，工作人员在忙碌地准备。忽然，伴随着一阵凌乱的脚步声，传来一个操着一口地道北京话的中年妇女的声音。很快，身穿宽松蓝色衣裙的华新民出现在我的眼前。和媒体照片里的样子一模一样，同样风格的衣服，同样是在耳旁高高束起的及肩长发。也许是年龄的缘故，让她的棱角显得不再那么突出吧。

我眼前的这个女人，正在和中国最有权势的利益集团搏斗，正在试图阻挡全世界最热的土地上趾高气扬的建筑工地的扩张。与媒体上那个急切、紧张的华新民不同，她神态平和，谈吐从容。生活在中国的成年人都知道这是一桩艰辛、紧张、会让人时刻绝望的事业。为什么在这个女人身上我看不到丝毫这样的气息？在我们这个只有利益、权力才是硬道理的时代，她却在坚持自己对美的追求正当性，坚持声张那些被损害者的权利。无数人赞美她、恭维她的事业，这并不奇怪，因为她所坚持的正是当下所缺少的，但她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又凭借着什么样的力量在和时代的潮流对抗而毫不气馁？

其实像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在21世纪的中国虽然稀少，但也绝不止她一个人。每一个这样的理想主义者都会得到舆论的赞扬，但聚光灯大多照射在他们所从事的事业上，把他们当作例外、奇迹。很少有人关注他们的内心、他们成长的经历。人们过分夸大了他们和社会的紧张关系，似乎他们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眼前这个热爱生活、爱自己的家乡、孩子的平凡女人，却给了我完全不同的感受。她是个怎样的人？

一、哀愁——十年胡同路

大约是在1997年前后，华新民开始投入一场胡同保卫战。关于这段经历，她在自己的书中这样写道：“1990年，我抱着两个女儿回到了北京，沉浸在做母亲的温柔乡里，放心地走在由上千年的故事筑成的胡同走廊里，因为太放心所以头也不抬，因为终于回到了家所以没有牵挂。然而数年之后，有一天我忽然从我给自己编织的梦里醒来，因为我忽然间发现了大片的废墟……”

几乎没有经过什么犹豫，她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个坚定的，甚至有些激进的古城捍卫者。从平静的私人生活跨入充满风险的公共世界，在她看来几乎没有什么障碍。虽然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中间的鸿沟如同天堑。为什么？

在华新民看来，这是一个简单到无须回答的问题。“你眼见着这么美的东西没有了，心里受不了。”提起那些被拆掉的院落，华新民的眼中自然地流露出伤感的神情。“而且，尤其受不了这其中的记忆也随之没有了，”华新民补充道。这些感受没有什么太多的大道理，也没有什么宏伟高尚的目标，而是一个女人发自内心的情感。也许最初正是这点朴素的情感导致了她最初的行动冲动。也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毫无利害算计的情感使她最初几乎没有思考过有关恐惧和麻烦的问题。无欲则刚，无私无畏。无论她的主张对与错，或许谁也不会怀疑她的赤子之心。

她心中的北京和承载在其中的记忆又是什么？

55年前，华新民出生在北京无量大人胡同（后改名为红星胡同）一所有着上百年历史的庭院中。她的祖父和父亲都是中国近代土木工程史和建筑史上的大人物。

祖父华南圭，江苏无锡人。20世纪伊始，被清朝政府官派至巴黎学习土木工程。1910年归国后参加铁路建设，1913年之后，又同时参与京津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曾开辟了北京老城的东西通道──景山前街，也是建造、设计北京中山公园和天津北宁公园的主要主持人之一。抗日战争爆发时，华南圭因拒绝为日本人效力而流亡法国。1949年后，受北京市政府之邀，华南圭出任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总工程师。父亲华揽洪，14岁去法国生活，在巴黎学习了建筑设计，学成后在那里成家立业。1950年代初，带着家眷回国，先后担任了都市计划委员会的第二总建筑师和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她的祖父与一位波兰女子结为夫妻，父亲娶了位法国太太。“两个人都是出去留学，然后带了个外国太太回来”，华新民笑着说，俨然一个地道的中国人在善意而略带俏皮地调侃着自己的家族。

华新民很尊敬自己的父辈，以他们为骄傲，尤其是她的祖父。不过，她并不认为自己是由于父辈们在近代中国发展史上的特殊位置，而去执著地保护北京的胡同和院落的。对于这个显赫的，在今天令人羡慕的家世，华新民似乎还有着些许的无奈。

“我其实从小就不喜欢被人注意”，华新民淡淡地说。上世纪50年代，外国人在北京还非常少见。长着蓝眼睛、高鼻梁的华新民，走在街上，经常成为路人的围观对象，并且常常伴随着指指点点和窃窃私语。回忆起儿时这些被特殊对待的情形，华新民无奈地甩甩头，“我其实特别想做个普普通通的人，淹没在人群中，跟大家一样平淡地生活着。”

对于北京的美和记忆，华新民有着自己的理解和领悟。在华新民的记忆中，北京胡同里度过的那段童年岁月，是异常美好和幸福的时光。她在自己的书中回忆说，她戴过红领巾，喜欢跳舞，还是学校里的乒乓球冠军。虽然只有四分之一的中国血统，但华新民认定自己“就是个地道的中国人”，并且是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她讨厌被人当作“外国人”。20世纪70年代随家人离开中国返回巴黎后，她曾在那里做过一段时间的翻译。当时的主要工作是接待中方各个领域去巴黎的访问团。“我那时候，把他们（到访巴黎的中国人）照顾得可好了”，华新民不无骄傲地说。

文革后期，22岁的华新民随父母举家返回法国。在巴黎生活的十年间，她常常会想起遥远的故乡──北京。“在巴黎时会想家，想的时候眼前就会有种画面”，华新民形容道。1990年，华新民回到北京，北京的美、故乡的记忆使她陶醉其中。对于北京的美，华新民从来不吝于言辞，一个细节深深地打动了我。她说当自己走进地安门东大街那些胡同，一家挨一家地看过去，“垂花门那个漂亮啊”，那神情就像一个朝圣的信徒。

有了这样的经历，或许我们也就不难理解，1997年前后，当这一切都要在推土机面前大规模地土崩瓦解的时候，华新民是何等痛心，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去阻挡、去保卫。或许最初的时候，她并没有算计自己成功的可能，但是，她明确地知道自己不喜欢、不愿意，她要表达，要行动。

从此，她向拆房者宣战，她无数次口干舌燥地与各级行政部门交涉、理论，她经常将已经爬上房顶的工人叫喊下来。“97年的时候，北京开始大面积拆老房子。”如今说起来，华新民仍然是痛心疾首的样子。那时候起，她每天跑去不同的胡同里转悠，去挨个儿敲那些大门。与居住在那些大小院子里的北京人攀谈，听他们讲述祖辈留在那里的故事，讲述刻在那些砖瓦、树木上的痕迹。“那些院子里充满着人情啊，”华新民一字一顿地说。

一开始，为了保住一个院子或几条胡同不被拆掉，华新民不停地打电话给市规委，或者写信给市领导，或者打电话给记者，或者自己写文章在媒体上发表。她还常为某片即将被拆迁的胡同的居民们找来记者，为的是能让媒体和公众听到他们的声音。后来，华新民找到一个摄影师朋友，自己作采访，朋友举着照相机，选择一些区域，几乎是一个胡同接一个胡同，拍下那些仍然美丽的院落，用她的话说，“每一个院落都有故事，都曾经或仍然是那么美丽”。她知道这些院落随时都可能被毁掉，她希望能通过摄下的美丽景象打动拆迁项目的决策人，最终把这些美好永远地留下来。

于是，孟端胡同45号院、美术馆后街22号院、劈柴胡同、史家胡同、曹雪芹故居……等等，这一个接一个的四合院和胡同的名字连同它们的美丽开始被媒体和公众所知晓，而它们悠长的故事和悲惨的命运也借助着一个叫做“华新民”的名字被讲述出来。

在华新民看来，她所捍卫的从来就不单是个人对城市之美的留恋，也不单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童年记忆。她希望中华民族给自己留下这座承载着辉煌历史的古城。“它的历史价值，是全世界都知道的”，华新民说，“这种美过去是覆盖着整个北京城的，这座古城是人类创造的文明。”她认为，丢失了这些带着历史和记忆的美好建筑，作为一个中国人，就连骄傲的本钱都没有了。“这些胡同和院落，是文化符号，现在没有文化符号了。现在你不用出城，原地不动就成流浪儿了。”

如果说华新民起初是单纯地为了不让自己记忆中的故乡一点一点地被钢筋水泥筑起的高楼大厦吞噬的话，那么，随着她在胡同里行走的日子越来越久，随着她了解到的故事越来越多，她便很快意识到，保护胡同、四合院及整体的北京古城，其实涉及到了太多的方面，诸如城市规划、房屋产权、户主权利、文化保护，以及那些历史遗留的问题，甚至还有中国社会中到处可见的“交易”。这些复杂的问题，不是一个热爱家乡的孩子凭着一腔热血就能解决的。

二、那个戳穿皇帝新装的孩子

华新民不止一次在文章中指出，那些作规划的人，他们面前的地图似乎永远都是一张白纸，“那上面原本是有房子的，是住着人的呀”，涉及到房屋下面的土地问题，华新民便显得有些激动。

但凡去过的人都知道，北京的胡同里其实并不全是四合院，还有很多其他形式的房舍，例如三合院和带有西洋样式的近代小楼，华新民表示，这些都是宅院，都属于院落文化。而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宅院，华新民指出，它都是有主人的。

“我的这本书就是要纠正人们的两个误区，一个是对老城的误读，另一个是对城市宅基地土地权的误解。”华新民指着自己的书，异常严肃地说。其实，她所说的这两种误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同一个本质的问题。

当听到人们说起老城区里那些又脏又乱、狭小的大杂院时，华新民会像个不愿意听到别人讲自己家不好的孩子一样露出不开心的神情。“这是与我们的近期历史相关的，”华新民道，“说起老城的房屋，就不能绕过文革，因为它直接导致了目前胡同院落的这种现状。”

对于这个与历史复杂纠葛着的问题，华新民在她的书中用“经租房”、“祖产”、“民国时期土地所有权证”“五六十年代新中国的房地产所有证”等一系列名词和历史文化、事件作出了解释。简单地说，华新民认为，那些大大小小的院落之所以会变成今天的大杂院，离不开当年文革时对公民产权的侵犯，而这些问题之所以没有解决，也同样是因为至今没有尊重那些宅院的产权，没有将它们归还给主人。有哪一个主人不会爱护自己的家呢？

这就自然地与土地产权这个更大也更本质的问题联系起来。在华新民看来，太多的中国人认为，土地乃是归国家所有，而业主只有土地使用权。“首先，1982年宪法表示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但这个‘所有’不是对土地财产权的所有，不包含1982宪法之前的城市私人宅基地，也不包含近年已经出售给公民的‘商品房’楼座下的土地，”华新民说，“其次，1988年以后出现的这个所谓‘土地使用权’其实是实实在在的物权，只是这样的名称，很容易让人产生误会”。所以，华新民在书中主张，在政府的法律条文中废除“土地使用权”这样的字眼，而直接使用“土地产权”，“况且国土资源部已经多次这样表述了”。

房权和地权是不可能分开的，这在华新民看来，是再理所当然不过的事情了。“你有了房子的产权，却没有相应的土地权，那你的房权又怎么可能保障呢，难道房子是在半空中建起来的吗？”华新民略带嘲弄地说道，“没有地权，你的房子不就是飘在空中的吗？”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仅针对胡同里的院落等老城祖产，华新民认为，它与每一个人密切相关。“包括那些刚刚购置了新房的年轻人和中年人，无论你买的房子坐落在哪里，地权这个问题都与你直接相关”，华新民说。而很多时候，正是由于人们这样的误解，“当相关政府部门将你房屋下的地权挂出去与地产商交易的时候，你还浑然不觉”，华新民无奈地摇摇头。

与早年奔波于胡同中的活动相比，十年后的今天，华新民更多谈论的是她手中这本书中的主张。因为在她看来，这是更为本质的问题，也是可能让事情得到解决的办法。“中国现在并不缺少法律”，华新民说，“现在的问题是，相关部门经常不依法行政，而太多的民众又陷入上述误区之中。”

今天的华新民更多的是在呼吁，是站在讲台上讲道理，虽然她并不认为问题的实质在于道理多么复杂。她只是觉得事情的要害在于：大部分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最关键的问题。这么多年保护胡同的经历，令她对这个“陷阱”异常清楚，所以，她觉得自己有必要把这些说出来，唤起更多的人对这个议题的关注。“这不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吗？而且它这么重要，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相关，为什么只有我在说呢？”华新民像是在跟自己说话似的。通过呼吁唤醒大家，这就是华新民的逻辑和策略。她是面对公众的，而不是面对政府、学界或者像她以前那样只身站在抡起的锹镐面前。虽然她并不喜欢，但她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公众人物，甚至是某种意义上的公众领袖。

当被问及这十年胡同保卫战中所遭遇的挫折时，华新民摇摇头说，“那真是太多了。”可能是已经向媒体讲述过太多次她曾经的经历了，这一次，她只是淡淡地对我说，“遇到那些挫折的时候，当然是很痛苦啦。”但显然，她并没有打算放弃，她说，她现在还会经常接到那些胡同里的房产主的求助，“我会尽量帮助他们”，她顿了顿，“我能帮他们的，其实也就是帮忙出出主意，找找媒体。我手里又没有权”，华新民苦笑，“我真希望我有权啊，这样就能帮助更多人了。”

从执著于自己对美的爱惜，到为被拆迁的房产主出谋划策，再到宣讲个人受法律保护的土地产权，在外人看来，华新民的这一路跨过了很多鸿沟，惊险异常。但在华新民看来，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或许从最初保卫胡同开始，华新民就注定了要走上这样一条路，因为只有帮助房产主才能保护他们居住着的美丽的院落。但是，经过近十年的战斗，华新民已经成熟了许多。在她看来，帮助房产主维护土地产权，有着更为普遍的价值，而且，事关公义。

“当你看到你家邻居被强盗恐吓，说要来抢他，或者你看到他们正在被强盗抢劫，你会袖手旁观吗？”直面这样的追问时，我们谁也没有勇气作出否定的回答。

“记得我们小的时候，经常看到这么一句话，叫‘人人为大家，大家为人人’”，华新民说。对于同她一样出生和成长于中国的那一代人来说，这句话应该都还留在记忆中。

当她用这样朴实的话语指出社会应有的心态时，她已经不再是那个为自己所爱的美丽和童年的记忆而哀愁的女人，而是一个为着普遍的正义原则而努力的斗士，她在用自己的勇气和行动考问着我们每个人。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她的平凡如同我们每个人一样。但她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不要轻易放弃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无论对方有多么强大，无论有多少人妥协了，无论这些妥协里有着多么充分的理由。

在采访中，她笑着说，“我觉得我有点像《皇帝的新装》故事里那个小孩儿。”说完，她将眼睛若有所思地望向窗外。我也似乎看见一个单纯的孩子，正站在当街，指着招摇过市的皇帝，大声喊着，“看呀，他没有穿衣服！”或许，世界并不像这个孩子看见的那么简单。但至少这个孩子喊出了她的心声，表达了她的意愿，“皇帝”也被迫重视自己的“服装”问题。更重要的是她扩大了自己的声音。她的尝试灵活，理智，富于建设性和创造性，这个孩子并不那么简单。她和她唤起的声音是中国转型的一部分，与其他的声音一起塑造着中国的未来。

三、面朝公众

在与华新民进行访谈之前，我翻阅了之前媒体关于她的报道，从那上面，我读到了一个充满哀伤，为保护古城、胡同而四处呼喊的战士。但是，当我与她坐下来慢慢聊起来的时候，我发现，她并不同于之前我在媒体上认识的华新民。此刻，她把最大的关注点放在了土地产权上面，放在了如何纠正关于城市地权的荒诞意识上，比起媒体上显示的那个感性的华新民，我面前的她显得更为理智。

这感觉在读过她的那本《为了不能失去的故乡——一个蓝眼睛北京人的十年胡同保卫战》之后，同样存在。我们似乎能从书前部分读出对于美的捍卫和失去美的哀伤，这是一种会令每一个尚存有爱美之心的人产生情感纠葛和共鸣的感性文字；而进入书的后半部，所有的冲动、伤感、哀愁似乎都被一种异常理性的态度和方法及针对法律条文中的进退逻辑所取代。

无论说其是从感性到理性，还是定义这是从保护文物到维权，在华新民的脑海中，这种分野似乎并不明确，或者在根本上，作如此区分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华新民说，尽管她现在比起最初，对这些法律方面的东西掌握得更精细了，而且也致力于去呼吁人们去意识这个问题，但是，她认为，自己的努力方向始终是一致的。“保护文物、保护美好的院落和维护私有房产主的财产权是分不开的”华新民毋庸置疑地说道。

对土地权的关注和呼吁，就这样已经成了她现在最关心的事情，在她看来，这也才是解救建筑文化遗产的正确途径。但要奏效，则需要足够多的公众听到她的声音，加入到她的主张中去。“我真希望更多的人读到我这本书，希望借助媒体让这声音发出去”，华新民不止一次地这样对我说。

对于现在的华新民而言，她唯一有力的武器便是媒体，而她最强烈的愿望，是让公众觉醒，同她一道挡在那野蛮的侵犯私人财产权的爪牙前。她认为，只有足够多的人方能挡得住。而十年胡同保卫战的经历，让华新民也保持着对当今媒体的审慎乐观。更让她感到有希望的是，互联网的强大传播力量。“一个那么微不足道的明星八卦，在网上都能被吵成焦点，我说的这事情这么重要，更应该受到关注啦”，华新民的脸上绽开她那爽朗的笑容，“还是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她最后分析道。事实上，涉及到土地权、细致的法律条文，以及那些大大小小的房产主的维权官司时，学界和相关的研究者自然成为人们问询的对象。谈到此，华新民略带着失望地说，“我希望有人能拿着我这本书去问问一些学者，我希望他们都能走出书斋。”华新民认为，不少大学里的教授都只在书斋之中，并没有下到街巷里走走看看，了解真实的情况。

在完成于2009年3月的新书“尾声”中，华新民最后这样写到：“而面对所发生的这一切，法学界则多年保持着集体沉默……”像是一声钟鸣，也像是一个转身，把她的热情和希望托付给媒体，以及媒体背后的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