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罗家伦：“学术独立与新清华”，参见罗家伦：《文化教育与新青年》，上海：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

{71}如何廉就曾注意到，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各大学经济系教授都忙于各处兼课（甚至在不同城市之间），不仅科研方面毫无进展，教学质量也严重滑坡。其实，其他学者亦于此相似。参见何廉：《何廉回忆录》。

{72}傅任敢：“值得我们学习”，载《重庆清华》第22期，1949年1月1日。

{73}此为1945年10月17日傅斯年致胡适函，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第51、47页。

{74}罗家伦：“学术独立与新清华”，罗家伦：《文化教育与青年》。

{75}罗家伦：“一个天文学家的长叹”，罗家伦：《文化教育与青年》，第256-260页。

{76}王定华：《走进美国教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77}任鸿隽认为，当时中国的“学术死亡率”高达99%以上，乃因许多人在大学毕业后放弃了研究工作。智效民：“任鸿隽与四川大学”，载智效民：《八位大学校长》，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67页。胡适也曾说：“你们现在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罢。”“这一句话是：‘不要抛弃做学问’。”胡适：《胡适全集》，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25-826页。他还一向鼓励人们就“性之所近，力之所能”去选择学科。可以说，鼓励学生养成终身研究的习惯，是民国一线教育家的普遍诉求。

{78}现今的国学院，在办学理念和师资水准方面没有大的突破的情况下，要建设高水平的国学院是异常困难的。它事实上可能变成立项，获取所谓“科研经费”的变相的策略，这与学术本身关系不大。

{79}罗家伦：“我与清华大学”，载罗久芳：《罗家伦与张维桢》，第132页。

{80}在当代的高等教育已经颇为大众化的情况下，完全的自学成才者应当很少。因为，大学的门槛已经并不高，稍微有才者都可以进入大学接受良师指导。

{81}特别是在我国目前就业形势严峻的形势下，此点尤需注意，事实上确已有个别学子毕业后并无合适工作。这样一来，其所欠贷款则难以按期偿付，这对个人信用及其他各方面均有不良影响。

{82}参见朱剑：“徘徊于十字路口：变革中社科期刊的十个两难选择”，载《清华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4期。

{83}陈省身在回忆清华算学系的时候曾说，该系之所以能够在全国算学系中后来居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主要是由于其注重研究（而不是完全满足于教学），而且能够“与国际学术界保持密切的联系，因此在学术进步的条件下，不致脱节，所做工作亦能保持水准。”陈省身：“怀念梅校长”，载黄延复（编）：《梅贻琦先生纪念集》，第77-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