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孟真：“改革高等教育几个问题”，载《独立评论》14号，1932年8月28日。

{11}杨开道：“大学学生治学方法”，载《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第1卷第8期，1930年2月1日。

{12}蒋廷黼：“陈果夫先生的教育政策”，载《独立评论》4号，1932年6月12日。

{13}蒋廷黼：“追念梅校长”，载黄延复（编）：《梅贻琦先生纪念集》，第66页。

{14}姚薇元：“大学研究院与学术独立”，载《独立评论》136号，1935年1月2日，第12-14页。

{15}向愚：“东京帝大学生的生活”，载《独立评论》178号，1935年11月24日，第14页。

{16}参见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课题组（编撰）：《教育大国的崛起：1978-2008》，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17}“中国与世界主要各国之高等教育”，载教育部统计室（编）：《二十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1936），第2页。

{18}至1948年，高校规模大增，已有高校210所、教员20133人、学生155036人。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24-629页。

{19}“专科以上在校学生人数与科别”，载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二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37页和第48页；“民国元年到民国38年全国私立高等学校及所占百分百数”，第124页。亦可参看董宝良（主编）：《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2-173页。

{20}教育部：“200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8年第5期，封二。

{21}黄伯易：“忆东南大学讲学时期的梁启超”，载《文史资料选辑》第94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4月版。

{22}其时有清华学生称：“每年的花费，每人在二百五十元左右，也很够了。”周葆珍：“由清华大学考试新题型所引起的几句话”，载《世界日报》1932年8月16日，第14版。

{23}1934年，清华开始每年招公费生10名；1936年，清华对清寒学生的补助为240圆。参见“国立清华大学招收清寒公费生”，载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卷二，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1页。

{24} “浙江大学设置公费生”，载《申报》1936年5月9日，第15版。

{25}抗战前我国各大学与日本东京大学均有差距，但抗战多年下来，该校因受战争限制而明显衰弱，我国大学如中大、联大等则基本维持水准，甚至某些方面有所提升，到抗战结束时，水准已和该校水平相去不远。

{26}黄达人、杨振宁：“大学要有深厚基础学科做根基”，载《中山大学校报》2003年9月26日，亦收入易汉文（主编）：“金声玉振——名人在中山大学演讲录”，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7}甘阳：“华人大学理念九十年”，载《读书》2003年第9期。

{28}韩水法：“谁想要世界一流大学”，载《读书》2002年第3期。

{29}甘阳：“华人大学理念九十年”。

{30}常导之：“各国教育制度”，转引自谢泳：“关于留学制度的随想”，载谢泳等：《逝去的大学》，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第326页。

{31}胡适：“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载《大公报》1947年9月8日。

{32}苗体君：“历史上北大清华的伯乐”，《中国人才》2001年第5期。

{33} 《大学教育资格条例》（1927年6月15日），转引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169页。

{34}尤其是抗战结束后，在高校规模迅速扩张的同时，当局亦进一步加强了管制，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如《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资格审查暂行规定》（1940年8月），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二），第716-718页；《大学法》（1948年1月12日），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教育（一），第47-50页。

{35}沈尹默：“我和北大”，载钟叔河等（编）：《过去的大学》，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页。

{36}参见《悲鸿自述》，此系作者1930年为《良友画报》所撰，载其第45期和第46期。同样典型的有任鸿隽，任氏曾得庚款留学，日后对此极其感念，后来掌管中基会之后，“使吾生当承平之世，得尸位一基金会之执行领袖，目击所办之教育文化事业，继长增高，日就发达，亦可自慰于馀年。”任鸿隽：《五十自述》，转引自张朋园等访问，潘光哲记录：《任以都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版，第185页。

{37}参见“八校教职员之索薪”，载《晨报》1922年8月12日；“京八校度阴历年关之困”，载《申报》1925年1月28日；“李书华昨晨赴京各学院教职员昨日大索薪”，载《京报》1929年4月26日。这从鲁迅1920-1926的活动中可以见出一斑，参见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增订本）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0页。鲁迅、林语堂、顾颉刚等相当一批北大人物几乎同时南下，亦与此直接相关。

{38}据局内人何廉的观察：“在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大学中的经济学教育十分惨淡。实际上总体来讲，所有的社会科学的教学，都是可怜巴巴的。教学方面都有普遍的不正常的情况，主要是由于20年代的政治动乱，中国的大多数大学不能按时如数地给教师们发工资……从一开始，教师们就必须担任过多学时的课程，每周12节课，最多30节课不等……有的还在两个城市的学校中同时兼课……他们年复一年重复的讲义，还是他们从国外听到的以及他们在大学中当学生时从读过的书本上得来的呢。结果，教师在一所大学中任教时间越长，他的教学就越死气沉沉。”何廉：《何廉回忆录》，朱佑慈等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51-52页。

{39}直到后来，蔡元培长大学院，“公立大学从1928年开始接受国库的正常拨款，中国的高等教育的情况日趋正规”。参见何廉：《何廉回忆录》，第45页。后来在蒋梦麟任职内出台《大学组织法》，才明确规定教师专任制度，并提高待遇，规范教员的晋升机制，一批学校顺势压缩了课时。这一系列举措极大地改变了此前的困境。

{40}《国立京师大学校要览》，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19-225页。

{41} “国民政府对于大学资格条例之规定”，载《教育杂志》18卷第9号，“教育界消息”，第8-9页，1926年。

{42}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49页。

{43}萧公权：《问学谏往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106页。

{44}兼具北大、清华背景的蒋复璁即称：“清华因为经济基础比其他大学好，所以比较安定，容易发展。”参见蒋复璁：“永生不是死——追念梅月涵先生”，载黄延复（编）：《梅贻琦先生纪念集》，第74页。

{45}此处指受过高等教育或在高校（科研院所）有教研经历，在知识界有一定影响者。其中大部分均属建国初期所说的“大知识分子”、“高级知识分子”。1956年，主管知识分子工作的周恩来称：“目前全国……高级知识分子根据估计约为十万，其中解放后……约占三分之一左右。”参见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11页。

{46}教育部统计室（编）：《二十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第2-23页。

{47}“中国与世界主要各国之高等教育”，教育部统计室（编）：《二十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1936），第1-2页。

{48}教育部：“200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发展统计公报”，载《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8年第5期，封二。亦可参见房剑森：“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内涵的政策选择”，《教育发展研究》2006年第7期。2005年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2273所，比上年增加37所。普通高等学校1792所，比上年增加61所，其中本科院校701所，高职（专科）院校1091所。成人高等学校481所，比上年减少24所。普通高等教育共招生504.46万人，比上年增加57.12万人，增长12.77%；在校生1561.78万人，比上年增加228.28万人，增长17.12%。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174.21万人，比上年增加13.14万人；专任教师96.58万人，比上年增加10.74万人。教育部《二○○五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载《中国教育报》2006年7月4日，第2版。

　{49}抗战前，教授的海归派总体比例达到85%以上，名教授比例近半数。清华大学理工科副教授以上，海归派比例一度为100%，文科亦达90%以上，协和为100%；其他如北大、中大、燕京、南开等，除了文科方面的海归派比例略低（也都远在半数以上）外，其他学科也都达90%以上。其时名校学生成才率极高，其中，清华的接近半数，而每年招生十人左右的协和则到达半数以上，冠居全国。现今我国最好的大学中最洋派的院系，海归派、名教授、40岁以下的教授比例均不足半数，至于学生成材率更是明显要低。

{50}中新社，“中国30年出国留学人员逾121万近32万人回国”，http：//www.liuxue.net/article1/news60942.shtml。

{51}参见项贤明：“大众化过程中大学教学理念的变革”，《高等教育研究》2004年第1期；郭飞：“高效扩大招生将拉动内需”，载《中国改革报》1999年6月9日。

{52}刘超：“《清华同学录》背后站立的人群”，载《中国教育报》2008年11月28日。

{53}罗家伦：“整理校务之经过及计划”，载《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12期，1928年11月23日。

{54}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载钟叔河等（编）：《过去的大学》，第81页。

{55}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生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年版，第47页。

{56}参前引《胡适来往书信》下，第51页。

{57}沈尹默：“我和北大”，载钟叔河等（编）：《过去的大学》，第25页。

{58}严格说来，留美派学人郭秉文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已经推行了这一模式，而且取得初步成功，但影响还相对较小。最为公认的范式，可能当自梅贻琦任内的清华始。

{59}罗家伦：“我与清华大学”，载罗久芳：《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页。

{60}梅祖彦：“天南地北坐春风——怀念先父梅贻琦校长”，载宗璞等（主编）：《永远的清华园——清华子弟眼中的父辈》，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

{61}罗家伦：“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载罗久芳：《罗家伦与维桢》，第43-44页。罗所谓的十九世纪初叶德国大学的观念，主要是洪堡大学的办学理念。这一理念，主要是由蔡元培引进并推广和确立的，蔡在长北大之初，就把工、商等科裁撤。

{62}重要的一点是在蒋梦麟时期取消了预科，而且在文科之外还加强了理科，其软肋——法科也得到明显强化。所有这一切努力的结果，是基本建成了相对成型的学术布局，而这是现代大学所必备的学术体系。

{63}北大这一院系扩张，乃因接收了此前北平大学的部分遗产，尤其是原伪北大的遗产（如医学院）。事实上此前北大本身的家底远远无法支撑如此的办学建制和规模。

{64}此外，傅斯年所长中研院史语所也较完整地移植到了台湾，该所一直保持一定水准。如果将我国大陆地区的（社会）科学院与台湾地区的中研院相比，则能对相关情况有更真切的体认。

{65}时人还称：“吾国新办教育，垂三十年。前二十年可称日本化近十年可称美国化……一般有识者已感日化美化均不适宜，教育为社会文化之一部，无论何国教育，必须本国化。”见贵州教育厅：“教育须中国化案”，载中华民国大学院（编）：《全国教育会议报告》，丙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1页。

{66}参见谢泳：“中国现代大学的‘制度设计’”，载谢泳等：《逝去的大学》，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第273-278页。

{67}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载钟叔河等（编）：《过去的大学》，第81页。

{68}北洋时期，各校欠薪现象比较严重。南京国民政府之后，尤其是1929年实行财政补贴之后，这一局面立即好转。而北伐前南方国民政府治下的院校，物质待遇一直相对较好。

{69}这在个别顶尖学校尤其如此。阎学通(责编：Ye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