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大学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大学取得了巨大成就，亦遇到了一系列困难，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办学规模与质量之间的明显失衡。要进一步加强大学建设，就要重点建设若干所具有国际水平的大学，培养一批国际知名的少壮派学人。这就需要大胆“拿来”，汲取一切养分，尤其是关注民国大学与欧美大学的办学经验。在实际运作中，我们应加强制度建设，重振基础学科的强势地位，加强师资团队，完善考核机制和评价体制，继续推进户口制度、基础教育等相关方面的改革。这样有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复兴准备条件。

Abstract： Chinese universities have undergone many ups and downs through over one century. In the past 30 years， many achievements are made but also many challenges are met. Imbalance between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is the most protruding issue among all the problems. Stress should be pu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and cultivation of world-renown young scholars. To achieve this aim， some experiences on how to run the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should be drawn. In practice， we should focus on 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 revitalizing the importance of foundational subjects， strengthening faculty team， bettering the assessment system as well as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residence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primary education system. In this way， all the active factors are likely to be mobilized and help contribute to the rejuvenation of Chinese nation and Chinese culture.

一、问题之提出

世界历史表明，现代国家的发展与大学的成长息息相关，大学是国家实现现代化最有效的动力之一。国家之崛起、民族之复兴，从根本上取决于人才，而人才的产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其主要的依托就是大学。相比欧美等地来说，我国大学起步甚晚，{1}但相对并不漫长的中国近现代史来说，其历程却并不算短，迄今为止，校史超过100年的大学为数不少。近3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重大进展，其中尤其突出地体现为基本改变了专科院校一统天下、综合性大学比例过低的局面；另一方面，办学规模有了明显增长，高等教育由精英型变成了大众型，高校为更多人提供了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然而，办学历史与办学规模的极大发展，却并未给近代以来的国际知识界贡献太多重量级的学术成果与文化巨子。我国大学界的现状和大国崛起所必需的学术文化实力之间仍存在相当差距。这一点，迄今仍是我国文化软实力得以提升的重要障碍。

鉴往知来，有比较才有鉴别，对中国大学现状及其趋势的理解，需以历史为参照。所谓比较，主要有二，一为横向，一为纵向；二者交融，进行纵横交错的比照考察有其必要。中国大学的改革，自然可以借鉴域外的经验，但最直接且最有效的资源很可能还是民国大学。基于对民国大学多层面发展特点的观察，笔者将通过对比民国大学与现今中国大学在办学规模、办学方式、国际影响力等多层面的发展特点，为目前中国大学的发展现状做出必要的评价，同时为中国大学未来的发展做出前瞻性的思考。

二、现状：历史回眸中的比较

中国大学出现于十九世纪末，但最初乏善可陈。至1915年，有人问时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中国有大学乎？”胡无言以对。{2}1921年，北大校长、原教育总长蔡元培在纵论中国大学时说：北洋、山西、东南等3所国立大学“幼稚程度可以想见……力量较大者，唯一北京大学……独立承担全国教育”。{3}可仅仅四五年后，蔡氏却说：东南、武昌、清华、广州诸大学，“都有了很好的开端。”{4}至1929年，蔡元培看到中央大学的崛起，乃告诫北大说：“北大不过众多大学中的一校，绝不宜……妄自尊大”。{5}前此一年，胡适则在中央大学说：“北大久不为北大”，而中大“经费较昔日北大多三倍有余，人才更为济济。我希望中央大学同人，担任北大所负之责，激烈的谋文化革新，为全国文化中心。”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各界都认为中国大学中除北大、交大等之外，其他像样的大学均属教会；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一局面迅速扭转，教会大学相形失色。{6}这表明，在此短短几年中，中国的大学格局实现了重大突破，形成了覆盖南北的大学群和知识共同体。在老牌的北大之外，还形成了一系列名校：中大、清华、协和、武大、浙大、中山、交大、唐山交大、燕京、金陵、圣约翰、厦大、南开、北洋等。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内南北统一，各方建设猛进”，{7}政府倾力发展文教，知识界亦迅速发展，史称“黄金十年”。抗战前夕，中国高校达到巅峰水平，出现若干所国际高水平大学。到1937年，北大清华两校教员虽都只有200名左右，但学校的国际排名均已在世界前100名之内，无疑当在规模最小的世界名校之列。如果说五四时期乃是北大“一枝独秀”的话，那么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大学已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关方面在筹办南洋大学时还以西南联大为楷模，并以梅贻琦为校长的首选。{8}

然而，横向来看，民国大学仍有其局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不仅当局说知识界“教授虽多，真正可称为教授的却不多”，知识界对当局和大学也都不无意见（如重实轻文、水平有限、偏于西化）。1932年，傅斯年对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海归派”热做了专门评论，引起诸多争议。傅称：我曾问过胡适之先生：“何以这些人这样不见得不低能？”胡的回答是：“美国人在这个学校毕业的，回去做个小学教员，顶多做个中学校长，已经稀有了，我们却请他做些大学教授、大学校长，或做教育部长。”{9}“只是所谓‘留学生’便可为教授，只是不合学生或同事或校长的私意，便可去之，学绩既非所论，大学中焉有力学之风气。”{10}此前，南方学人则抱怨道：“中国的教员只是把学校所得的知识轮回传递……现在的教育不是轮回教育吗？……我国教授之资格不过如此而已。所以即使天资聪明者，而其程度亦不过等于外国一个助教。”{11}有意思的是，同属哥伦比亚大学出身的蒋廷黼也称：“中国近五十年来进步之慢与日本近五十年来进步之快，一部分就是由于教育政策的不同。”日本多年来的留学政策旨在培养全面的人才，而中国则只求实用，意在学习造船造炮等实用技术。他认为：“无论教育政策是怎样的，三五个完备的大学是全国所必须努力建设的。”{12}（值得注意的是，蒋晚年却说：“没有问题的在那六年中，清华有了长足的进步。到了抗战军兴之际，清华大学，在梅校长的领导之下，毫无疑问的，足够大学界的国际水准。”{13}）姚薇元也认为：“我们中国兴办教育已有三十余年的历史，较之日本的教育维新，相距并不很远；但我们试看日本的学术方面在国际上已达到平等的地位，医学农学方面，日本尤其有很大的贡献。而我们的学术界和日本相比便不免相形见绌了，在国际上，更无地位可言。”“日本的高等教育，起始便谋本国学术独立为目的。”{14}昭和十年（1935年），东京大学学生“总共八千三百零四名”；{15}同期，哈佛大学在校生略多于一万名；北平高校在校生不过五千余名。因此，尽管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大学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和邻邦相比还有相当差距。这当然有其客观原因：从创办东京大学（1877年）开始，日本认真办大学已近60年；而中国正式经营大学当始于南京政府时期，即便勉强上溯，也不会早于蔡元培长北大之始（1917年）。

而今，新中国建立已近60年，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大学发展实已取得巨大成就，其显著的表征之一，就是大学在国家文化创新的过程中作用明显增强，其学术水平明显超过了（社会）科学院系统而复得核心地位；再者是出版物的数量和质量也是此前30年远远不能比肩的。{16}这些成就，举其要者，主要体现为：义务教育的普及、教育规模的增长、高等教育体系的完备、学科布局的成型、大学区域布局的合理化等多方面。然而，办学规模的增大与义务教育受众层面的扩展，是否也相应带来了办学质量与学术水平的提升呢？通过对比民国时期与现今中国大学的办学数量（规模）与质量，我们应该可以找到答案。如表一所示，1934年，北京大学只有教授56人，清华大学只有教授87人，便是规模最大的中央大学也只有教授197人，而国际驰名的协和医学院则只有十余名教授。相对于哈佛、哥大、牛津、剑桥等来说，这都是典型的“小而精”的名校。1934年，中国高校共有教员7205人，其中教授2801人，学生41768。{17}其教师的总体数量相当于现今国内三所一流大学之和；学生总体数量则略少于现今我国最好的两所大学之和。{18}民国时期中国大学的数量直至抗战前夕的黄金时期，也只有110所左右。1936年学校有108个、在校生41922人、教员7000余人。{19}而现今（2007年）我国已有2371所高校、专任教师116.83万、在校生2700万，{20}办学规模呈几何级增长。就此而言，中国大学现今的办学规模已经远远超出了抗战前之“黄金时代”的水平。再以义务教育的受众层面来观察，早在1923年，“南京的大学生出身地主家庭的约占一般，大官僚、富商子弟占十分之三强，小资产阶级约有百分之十五的。”{21}照此推算，中等以上家庭出身的学生，至少在90%以上。直迄抗战前夕，情况依旧。1932年，普通清华学子年开销近250圆（1圆合今人民币30余元）；{22}1936年，竺可桢长浙大后开始设置占录取总数5%的公费生，每年的补助也恰为250元。{23}有报纸称：“近日高等教育，几乎为中产阶级以上子弟所独享。中人之产，供给子弟毕业高中，已甚艰辛；至于大学学生，每年非三四百元不可应付。”{24}而当时普通人的最低生活水平约为每人每年30圆。不难见出，在当时，占人口大多数的底层社会与高等教育基本上是绝缘的；占全国人口八成以上的农民更是如此。建国以来，尤其是近30年来，教育逐步真正走向了大众。这也意味着，对一个世界上拥有最多人口的大国来说，教育作为实现社会公平的最佳渠道，已经赋予绝大多数家庭以实质性的意义。

再来看看民国时期与现今中国大学的办学水准。国民政府迁都之后，清华、北大等校在远离首都、资源相对稀缺的条件下，继续维持了北平文化中心的地位，并建成了世界名校群。如表一所示，在抗战以前，中国名校甚多，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与中央大学，差不多都已跻身世界前100名。其中，清华与北大都只有约100名教授，此后的西南联大排名更有所提前，{25}其他如浙大、燕京、北洋等亦国际驰名；而现今我国最顶尖的两所学校，其学术水准在国际排名亦不过在200—300名之间；当年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中央大学、浙江大学等，其国际排名则在300—500名之间。现今的北大、清华等校规模已扩大约20倍，国际排名却大幅回落。这一数据表明：现今中国大学（此处泛指整个高校体系，下同）较之抗战前夕的中国高校来说，在规模上有明显进步，而学术水平却明显回落。另以学科水准与学人队伍为例，民国时期，中国大学达到世界前沿的学科数量已不少，如清华的文史、数理，北大的文史，协和的医学（以及中央研究院涵盖的部分领域）都蜚声国际，此外，交大和北洋的工学、金陵的农学、南开的经济学、东吴的法学等，都初具国际知名度。与此相伴的还有一批具有国际前沿水平的一线学者：以清华为例，中国学方面的陈寅恪、赵元任、冯友兰、萧公权、刘文典等都是当之无愧的国际前沿学者；数学方面的孙光远、华罗庚、陈省身等；物理方面的萨本栋、吴有训、赵忠尧等；化学方面的高崇熙、萨本铁；生物学农学方面的戴芳澜等都是享有国际盛誉的一线学人。而比照现今中国（包括台港地区）大学的学科建设与学人队伍，就总体而言，我们还缺乏能够获得国际高度认可的学术成果，连一直是我国学术强项的中国学研究也已无明显的优势，同时亦缺乏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一线学人。

显然，这一切都和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之间还有相当距离。所谓世界一流大学，按一般通行标准大致应是：“如果一所学校能够有5个左右的系进入世界一流行列（即前20名——引者注），我看就可以被称为世界一流大学。”{26}以此来考察中国大学的现状，目前中国大学只有若干所大学的中国文、史两系可以达到此水平，其他系科还有相当距离；就学者言，一所大学至少必须有三五十位教授跻身世界一线，方成其为世界一流（哈佛大学所有正教授的标准是全球前三名）。而这两点，都是现今我国大陆所有大学未能企及的。就此而言，现今中国大学在办学规模与办学质量上存在极大的不平衡，中国大学目前的办学质量很难说较当年有所提高（至少是在国际上的相对地位）。中国大学的发展，仍然任重道远。

那么，中国大学如何改革？目标在哪？如何进行？“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一系列问题的求解，需要我们从中外大学的发展的历史经验中汲取参照标准、取法对象和历史资源。其中，本国大学的办学经验是民国大学；而外国经验，尤其具有参考价值的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历史上，我国大学与前者亦素有渊源）。

三、经验：民国大学与国外大学特色

这一问题颇为复杂，我们先从一般的历史经验来看。

就世界文明史看，一国的成长是与其大学的成长密切相关的。如洪堡大学之于德国、哈佛大学之于美国、东京大学之于日本，都有极大的历史意义。事实上，如果将各国大学与各国本身的成长做一番比照的话，也颇有意义。在这方面，德国和美国是很有意义的例子。早在十八世纪时，德国文化还显得颇为弱势。在公共场合，德国人多以说法文为荣，而且最好能够说一点拉丁文。其有识之士对此痛心疾首，但苦无良策。据今人观察：“西方现代大学的起点公认为始于1809年创立的柏林大学……在短短时间内，德国这个以往欧洲最落后的民族居然一跃而执欧洲学术文化之牛耳。无论以后德国发生了什么事，没有19世纪德国学人的精神，就没有柏林大学的典范，也没有什么现代大学制度。”{27}“德国大学的历史原本比欧洲其他国家晚200多年，而在19世纪初期，德国在社会发展、经济、政治等方面都落后于英、法等国家，大学也是如此……洪堡1810年按照两条新人文主义的原则建立一所与当时德国大学模式乃至英法大学模式迥异的柏林大学……使德国在几十年内一跃而成为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大学制度和系统的国家。美国那些著名大学在其19世纪后半纪的发展，几乎可以说是以洪堡式的德国大学陶铸自己的过程。”{28}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当时的美国人纷纷去德国留学，而且这种留学德国的过程一直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才最后结束。”“美国人用了近百年的时间留学德国。”{29}直到二战前夕，德国的诺贝尔奖得主仍然遥遥领先于世界。

常导之说：“从多数国家之行政及学校制度中，皆可以发现其所受德法两国之影响，即美与苏俄，亦非例外。苏俄在其建国初期中，颇有一举而摆脱所谓资本主义国家之成法，而另起炉灶之势；惟自实行新经济政策以来，其学制上显然受了外来的影响。英国在世界经济及政治上之势力，远较德法两国为雄厚，但其教育制度，则在所属领地以外，似乎影响他国之处不多。之至于美国制度似乎仅能在我国博得最多之赞美者。”{30}胡适在谈论此一问题时说：“我出世的那一年（1891年），罗氏基金会决定捐出二千万美金来创办芝加哥大学。第一任校长哈波尔（W. R. Harper）担任筹备的事，他周游全国，用当时空前的待遇（年俸七千五百元）选聘第一流人物做各院系的主任教师，美国没有的，他到英国、欧洲去挑。一年之后，而人才齐备了，设备够用了，开学之日，芝加哥大学就被公认为第一流大学“。{31}

在世界大学史上，国家与国家之间、大学与大学之间，各有千秋，难以一概而论。对此，民国学人已有真切的认知。在蔡元培逐步淡出全国教育行政决策的核心（1928年大学院撤销后）后，中国知识界已经发生了明显的转型。此前对德国模式（尤其是洪堡大学的经验）、法国模式（尤其是大学区制）的迷信已经逐步淡化，转而开始对美国模式萌发了浓厚的兴趣。故此，中国大学的发展，无论是在思想资源、师资训练还是办学经验等方面，都与西方各国，尤其是美、德等国有极深的渊源（建国后则一度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对民国大学的理解必须在这一基本背景下展开。

民国时期中国大学，何以能在不甚理想的环境中克服重重困厄，取得如此成就？于今观之，个中原因确乎不少，比如人才储备、社会结构、相对稳定的政局、军政界的相对弱势等。然而，内中尤为切要的一点，乃是办学理念和制度设计。其核心的理念，则是“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通才教育、文体并重”。这些抽象的理念相应地表现为一系列具体的制度设计，这些制度设计主要涵盖了三个层面：大学制度、民政制度和知识共同体制度。其中，对大学制度尤为重视，除包括众所周知的“三会制度”（评议会、校务会、尤其是教授会制度）、学生会制度，其实还另有一些制度，如自主招生制度、破格取材制度、转系转学制度、公费留学制度、高薪养教制度等。

 其时，教育多元化，大中学校都无统一教材，高校招生亦非全国统考，而实行完全自主的招生。其中，名校大都招收少量保送生，另外实行统考，在全国设两三个考点（如北平、上海、汉口）；惟一般院校限于声望、财力，只在本地设一考点。因此，考生几乎都酌情报考多所学校，并在短期内先后参加多次考试，这样往往能人尽其才、各得其所，即便偶一失手，亦有第二次和第三次机会，这就在制度上尽可能避免了“一考定终身”。其时学子们几乎都心仪北大清华，有志于仕途者多半首选北大；有志于学术文化者、尤其是志在放洋者，大都首选清华。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每年报考两校的考生至少有二千多，录取者仅约一成，这就意味着绝大部分考生仍需另寻出路。

破格乃“特事特办”，意在“突破格套”，故其本身即意味着对“格”的否定，是在更高层次上对制度的扬弃，以便为拔尖人才预留宝贵的空间。因此，越是名校越是敢于破除成见，不拘一格招人才。破格制度涵盖了多个层面，它几乎体现于整个学校运作的各个环节。于学生而言，在招考过程中对非常优秀的考生，可以破格录取。五四之前，胡适破格录取了数学零分而作文满分的罗家伦。后来罗长清华后又录取了同样严重偏科的钱钟书（英文满分、数学15分）。两年后，吴晗（文史、英文满分，数学6分）、钱伟长因偏科（国文、历史均满分，英文0分）而受阻于北大，清华破格录取之，{32}日后，钱乃成为著名的“三钱”之一。在毕业环节上，清华亦行破格，著名诗人林庚毕业时，因不愿做学术论文，乃提出以文学作品相代，国文系主任朱自清经过考虑，予以同意。

对教师来说，破格制度尤为重要。这在清华、北大体现得尤其明显。蔡元培长北大时就破格录用了梁漱溟等人；1931年胡适长北大文学院后，则继续破格聘请了中学毕业的钱穆。在晋升环节中，国民党教育主管部门有一系列举措，如副教授为“外国大学研究院研究若干年，得有博士学位，而有相当成绩者”；或“讲师满一年以上之教务，而有特别成绩者”；或“于国学上有特殊之贡献”。教授为“副教授完满两年以上之教务，而有特别成绩者”，{33}尽管先后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各有差异，而且呈逐步收紧之势，但都未将学衔与职称直接挂钩，{34}这就为人才的晋升预留了空间。故无数自学成才的名家同样可以担任教授甚至研究院导师；更重要的是教授的晋升主要由学校决定，主管部门只负责审批。北大、清华等名校更是预留了自主运作的空间，他校也酌情自定。相对来说，各校自定的制度更具弹性和操作性，亦更人本化。正是这样，高校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办学自主权，在最大限度上为人才创造了宽松环境，使拔尖人才脱颖而出。这种宽松的制度足以保证多数教师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跻身教授：一般教师所需不超过10年；留洋归国者，相当一部分则一俟回国即成教授。大部分本土出身的学者在35岁左右成为教授，海归派则是30来岁跻身教授。因此，民国最年轻的教授为22岁（叶公超），二十余岁的教授大有其人，如胡适、朱自清、周培源、钱钟韩、钱钟书、陈省身、华罗庚、黄玉珊、朱偰、柳无忌、李卓敏等。如此一来，全国就形成了一个30来岁少壮派的洋派名教授群。而青年一旦跻身教授，则免除了后顾之忧，可以全心治学、教研、服务社会。这一制度普遍推行也就意味着，其时绝大部分学者的整个学术黄金时期都可以在教授平台上度过，而不致因职称而做出无谓的牺牲和消耗，即便其时的资深教授亦不过只有五十多岁。事实证明，这种由中年“老教授”和青年少壮派教授组成的学人群具有极大的活力，这批知识界精英事实上亦成为国际知识界极具原创性和冲击力的群体。

和破格录取一样，转系转学制度亦深具意义。转系制度在清华、联大体现得尤其突出。该制度的受益者为数极众，如李健吾、钱伟长、李赋宁、钟开莱、何兆武等。著名的“清华四剑客”中，除季羡林外，林庚、吴祖缃、李长之都是转系生。更具意义的是转学制度，其时北大、清华、中大等名校均有转学考试。绝大部分的考生是从津、沪诸地以此途径进入北平名校，比如北大的胡风、李长之，中大的巫宝三，燕京的江泽涵，南开的曹禺、孙毓棠、何炳棣和宗璞，上海的于光远、王铁崖等，都转往清华。日后的朱光亚、李政道也是因转学而成为联大学子。作为国际著名系科，清华算学系的近半数才俊都是转系转学而来，如钟开莱、庄圻泰与田方增均曾转系；施祥林、柯召、许宝騄等则分别来自其他名校。就本质言，转学制度是对升学制度的救济，对不少优秀学子而言，即便高考因故受挫，仍有望通过转学考试进入理想学府，而不至于因环境埋没人才，这在客观上亦促进了资源的良性互动。

公费留学制度亦颇为重要。其时，对青年学子来说，公费放洋的主要渠道有三：一是庚款留学，二是中央各部门的选派，三是省一级的选派。其中，庚款留学最为主流，极受青睐。在相当长时期内，这一渠道专属于清华。清华改属国立后，逐步享受了教育部的经费，但其条件之一则是将庚款留学的机会向全国本科毕业以上者公开（校内校外基本对半）。自此，庚款留学，尤其是庚款留英，以一度约为4%的录取率成为全国最难的考试。正是在这堪称惨烈的竞争中，一批全国最优等的才俊先后胜出，得以放洋，如钱钟书、王淦昌、王竹溪、钱学森、钱伟长、卢嘉锡、何炳棣等。这就意味着学人可以在求学的黄金时期接受国内外顶尖学府最优等的教育。此类学子一般在22岁左右本科毕业，在国外5年左右可以获得博士学位，他们回国后大都被破格提升，成为年轻的海归派教授，类似人物在全国大学约有千人。对于教师来说，也同样常有机会公费出国研修。如清华教师每工作4年即可公费、带薪出国研修，吴宓、朱自清、冯友兰、浦薛凤、浦江清、蒋廷黼等都曾如此；直迄联大时期，学校还先后选派曾昭抡、华罗庚、陈寅恪等出国做研究和交流。这一制度尽管在财力最大的老清华最为典型，但绝不仅限于清华，在其他不少名校亦是如此，如北大也规定教授任满7年可以出国进修一年，{35}中大和武大也有相似政策。这就使得国内学者可以直接接触国际学术进展，与国际学术前沿基本保持同步。这一制度之推行，当然与学校的办学方略和办学眼光相关，但很大程度上也得力于充裕的经费。公费放洋的制度意义重大，一方面它有利于学人专业水准的提升；另一方面亦能强化放洋者对祖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产生感恩之心，促其日后更积极地回报社会，服务于知识界。如徐悲鸿当年以公费赴法留学，受惠极深，此后徐对此念念不忘，始终以为：“前后用国家五千余金，盖必所以谋报之者也。”{36}

此外还有高薪养教（学）制度。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尤其是在北洋时期，当局长期拖欠教育经费和教师薪金，教员收入普遍低于职员；教授实际收入还不及一般政府科长，这就迫使多数教师四处兼职，且经常参加“索薪”斗争。{37}如温源宁在五校兼课，兼任三校系主任。如此一来，不仅研究、著述势难兼顾，便是教学质量亦难以保证。{38}尤其是政局变幻，更使北大、清华饱受重创。{39}南方情形则有所不同，因其治下高校甚寡，人才匮缺，故对办学颇为重视。1927年，国立京师大学（原系北大等校）教员待遇为：一级教授300圆、二级280圆。{40}1926年，广州军政府明文规定，一等教授月薪500圆、二级教授450圆（一圆合今人民币30余元），{41}这明显高于北洋政府治下的各校。广州政权定鼎南京后，全国局面渐变，尤其是东北易帜、军阀混战结束后，军费渐少而教费增加，中国大学渐入黄金时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学教师的收入继续增长，其中，一级教授月薪可达500圆（与当年广州方面相当）。1924年北京平民五口之家月均用度14圆2角5分；人力车夫养家月费11圆6角2分，相比之下，教授收入之高可以想见。正因教授在经济实力方面如此强势，致其在社会活动中亦颇有能量。战前生活在清华园的王元化说：“当时的教授看不起一般在国民党当官的。”又据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陈垣、胡适等学界名人月薪有五六百元，另还有大量稿费、演讲费、研究费等，平均月入达1500圆以上；而1932年，中山大学校长、国民党中执委许崇清的账面月薪为1875圆，居全国各大学之首。1934年部分院校头面人物的月薪则如表二所示。

不少名校校长原都是政界要人，其时月薪多为600余圆。据工资的刚性原则（即一般只能增不能减）可以推断：当时一般正部级高官的基本月薪可能不到千圆，大学名教授的收入与此相去不远，对此教授深有自知。如胡适的生活条件颇为富裕：出门有车、家有佣人、居处有独家院落，在生活必要开支外仍剩有不少闲钱。这充裕的物质条件就足为这些学人用作活动经费，或广交友朋、资助青年所用，另还可自办刊物。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其经营人脉，营建权势网络和能量系统。正是这样，胡在抗战前十余年间便先后办有《新青年》、《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等大牌名刊，而且资助林语堂游学多年；至于著名的《学衡》则连续多年主要依赖于吴宓一人；为中国化学界赢得国际声誉的《中国化学会会志》亦基本上依赖于曾昭抡一人的收入。这种民办民营的局面，无疑有助于确保刊物言论自由，所谓“独自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有物质的依托。显然，高薪制度可以为教师的教育和科研提供雄厚的经济基础，使其为文、治学、论政、任事都能自由选择、进退自如。其研究工作的进展可以不依赖所谓“科研经费”，而更多地取决于个性化的需要。在研究上可以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防止所谓“项目化”管理，杜绝短期化、功利化等弊端。而且，以薪金取代所谓“科研经费”的策略大大减少了资金的分配环节，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利用效率，避免了由于人事关系而导致科研经费分配不公等一系列问题。这一切，都有助于保证其研究在最大限度上挣脱外界制约，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学术自由”。

这一制度的形成，乃是基于对教育特殊性与重要性的深刻体认。曾任罗家伦助手、兼具清华和中大背景的郭廷以有言： “一九三二年后，教费从不拖欠，教授生活之安定与近二十年来所未有。”{42}萧公权则说：“清华五年的生活，就生活的便利和环境的安适说，几乎接近理想。”萧的居处“是一所西式的砖房：里面有一间宽大的书房，一间会客室，一间餐室，三间卧房，一间浴室。此外还有储藏室，厨房和厨役卧房各一间。”{43}足见老清华以如此小的规模在短短几年间即成为国际著名学府，确有其坚实的软硬件基础。{44}可以说，正是这样的环境支撑了其时相对繁荣的文化事业。当然，这一制度之实现，也得益于当时高校数量较少而资源较多。此外，藏书量是文化人经济实力的直接表现之一，其时不少名教授都是有名的藏书家，而要拥有并保管好巨量的图书（包括珍本善本等），没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是不可能的。由民国学者普遍拥有相当数量的藏书这一细节，不难想见其经济实力。正是这极高的收入，使民国知识界极具能量、活力和向心力。抗战前夕，中国主流知识界的中青年不过寥寥数万，{45}这一数量远远少于军政界、党务界主流人员之总数。能够跻身这一主流知识界者，无疑须是精英人物，是当之无愧的“一等人才”。而此知识界之能成为“一等人才”云集之地，显然有其经济方面的深刻根源。可见，民国知识界之强势与其在智力资源和经济地位上的优势大有干系。

大师乃大学之本，名师乃名校之源。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民国大学的崛起与其师资的流动紧密相关，大批名教授，尤其是曾留洋的少壮派教授的去留直接影响着民国大学的沉浮。抗战前中国高校规模非常有限，以1934年为例，教员7205人（教授2801人），有留学经历者3856人。{46}相对于全国百余所高校，尤其是十余所名校来说，这一数量绝不算多，但为何这么多大学可以先后在短期内崛起呢？这乃与其师资的流动密切相关。如果说学生的转学制度对大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话，那么教师流动制度则更与其休戚相关。这一流动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而且发挥显著效应，与当时的社会制度密不可分。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其宽松的民政制度。因无户口制度、单位制度，人才的流动便极为自由，成本亦低，这就使得整个知识界既有相对稳定的师资团队又有流动的名流群体，既有秩序又有活力，这也使学人之个体和群体均长期处于最佳状态。因此，于教师而言，一俟环境不佳即可尽速离开，来到新的较满意的环境中，借此可确保自己长期在较优良的环境中治学、教研（如吴宓、顾颉刚等在20余年间曾先后任教的大学都多达10余所）；于学生而言，各校学子亦可师从多位名师，博采众长；知识界遂因此永葆活力，这无疑是“三赢”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