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上可见，这一系列制度设计对民国大学的重要性非同一般。民国知识界以如此小的规模，而在国际上争得一席之地，很大程度上便得益于这一系列优良的制度设计。民国大学能克服重重困厄，迅即崛起，亦与这一系列因素密不可分。 四、前瞻与对策：一种可能的途径 时移势易，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学的外部环境、内在机制等方面都发生了诸多变化，尤其是大学和知识界的规模都有了大幅增长。1934年，我国有在校生41768人，教员7205人，每万人中只有大学生0.8人（2008年，这一数据达到130人左右）。{47}2007年，全国普通高校本专科共招生565.92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23％（2005年为21%）；全国各级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超过2700万人（普通高校在校生1908万），冠居全球；专任教师116.83万人。{48}实际条件的变化势必造成两个时期大学的显著差异。 民国办学的特点之一是“高投入、高产出”，具体表现为“二低五高”，即“低知识分子率、低大学录取率”和“高名校率、高洋派率、 历史条件的差异决定了民国的一系列经验不可能完全适用于现今的国情。当时的许多经验，有的已基本无可行性，有的虽有可行性，但一时发展余地不大（比如，尽管我们早已开始办学主体多元化，但仍很难办出像燕京、协和、南开、金陵等那样高水平的非公立院校），另外一些则仍具有较大的可行性。这需要区别对待，需要我们有选择性地继承并进行一系列新的探索、尝试和创新。 其一，要坚持开放办学。要向社会开放，尤其要向国际开放，要加强国际交流，邀请国际一线学者来任教和讲学，尤其是要继续派遣学子出国留学，其主要对象应是本科刚毕业的年轻学子。他们已初具本国文化修养，而且正处于求学的黄金时期，负累较少，潜力较大。目前，我国已加大了公费派遣留学生的力度并且力度之大迄所仅有，这一举措必将对我国各方面产生可观的影响。据李剑农所言，晚清新政在文教方面有三大内容：“废科举，设学校，派游学”，除“废科举”得失兼具外，另外两点都成效卓著。晚清民国的留日生、赴法勤工俭学和留欧美生等群体都对国家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前二者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力量，后者则成为学术文教、科技界的中坚。在留学策略的安排上要注意应有所讲究，在这一点上晚清民国的前辈们已为我们提供了经验，也提供了教训。教训之一在于目标的一度错位，清末时期我国是将派遣留学生的主要注意力和经费放在留日方面，而对西欧（以及美国）国家注意不够。事实上，无论是学术体制还是科研水平、原创能力，都很难说日本代表了当时的国际前沿。1927年之后，中国知识界的长足进步，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得益于其时留欧美派学人的大量归国，从而促成了留欧美派明显主流化，而留日派相对边缘化，这对大学“与国际接轨”有一定助益。因此，我们的留学重点，应当继续坚持侧重于西欧，尤其是美国。此外，民国时期“强调实科”而忽视文科，尤其是基础研究，这有其严重弊端。诚然，实科可以速成，容易立竿见影，易于量化，但如果长期缺乏基础学科的支撑，则会缺乏原创力，势必缺乏长久的后劲。当然，晚清民国值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因此极度强调实科，实有其时代之因，但是今非昔比，在现今的条件下，我们完全可以考虑矫正这种非常状态，争取实现“文实并重”。 考察民国大学时同样也容易发现，教会学校和具有较深国际背景的学校，成材率往往比较高，最典型的是协和、清华，以及燕京等，毕业生成材率大都保持在半数以上。{52}这看似偶然，实乃必然。因为这些学校都注重外语，除中国文史课程外几乎都是采用全英文教材，而且师生均有较多的国际交流机会，因此学生往往能够同时接受两种或多种文化的熏染。以清华为例，该校在1925年前后只有50名左右教师，但已开设7门外语课程。如此水准，的确当得起“外国语文学在清华素有根基”之誉。{53}北大则不然：“入学的第一年就分系，不必读多少普通课程就可以选专科……于是一般的人都各就所好，专心发展……我们常常听说某某人英文考试年年不及格，以至于毕业都成问题，但在国内研究金文的，他已是权威学者之一。”{54}这种制度和校风上的差异必然产生各自学风上的分殊。北大偏才多有，清华则通才迭出。至联大复员前夕，清华毕业、时 其二，要进行模式选择。我国大学已经走过了110余年的历程，此间曾经历了多次的试错过程，先后尝试了日、德、法等模式，但总体效果并不可取，倒是1930年前后清华的探索取得巨大成功，在大学界产生了导向性作用。{58}清华的经验，就本质来说主要是以美国模式为蓝本，并兼顾中国国情。其中的重要践行者是罗家伦和梅贻琦（二人都有留美背景，而此前的蔡元培为留德背景）。罗家伦的理念是：“我对于清华只希望他能够成为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一般的学校，学生人数不过二、三千，可是这种精而不多的队伍却产生了许多学术的贡献。至于美国许多二、三万学生的大学，虽然规模宏大，却非我所希望的。”{59}梅贻琦的基本思路则是使清华综合“两种体制的新型大学，即兼有以人文学科为主的哈佛大学和以技术科学为主的麻省理工学院的特点。这在我国教育史上是开拓之举，当时在西方国家也不多先例。”{60}这二人对大学模式的选择自有不同，但在核心理念上实则相通，即以美国模式为主要取法对象，这也就突破了此前由蔡元培引进，后来长期主导中国大学界的“学、术分途”的洪堡模式，从而实现了“学、术合一”，而且强化了大学在“研究高深学术”之余所负有的直接的社会服务功能。当然，无论是清华本身的条件，还是当时国内的现实，都决定即便梅贻琦选择哈佛等模式，也只能使清华达到普林斯顿那样的规模（清华直到抗战前夕，即罗家伦1928年长清华之后的第十年，在校生也不过1338人），因为其时中国无论如何不具备产生哈佛式大学的条件。“学、术合一”的办学模式使得清华迅速发展，这在全国大学界产生了明显的典范效应。北大在一定程度上受此影响，“ 其三，要注重制度设计。民国大学之取得成功，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在于其相对优良的制度设计。{66}它们在理念上可概括为“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通才教育、文体并重”等。应当注意到，环境的变化使得有些制度在今日之中国已不太可行，故在这方面的借鉴仍需从实际出发。如前所述，另外一些仍具现实意义的则有“自主招生、破格取材、转系转学、公费留学、高薪养教”等。“破格”乃破除格套（制度），本身是在更高层次上对制度的扬弃。制度本身是为人服务的，过分强调制度的重要性和绝对合理性，则可能将制度异化为管制人的锁链，亦可能将许多“天才”拒之门外，结果只是将机会留给更多的“中才”甚至“庸才”。对拔尖人才，尤其要不拘格套。据称，民国时“北大有一种特别规定，入学考试如果有一两门惊人地出色，则即使总平均不及格，仍旧可以录取的。”{67}转系转学制度亦值得注意，这是对“一考定终身”或“学非所愿”的矫正，尽可能实现人尽其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民 其四，要对大学布局进行设计。我们在提高大学整体水平的同时，也要努力建成一批有国际影响的大学。这需要在已有基础上进行重点突破，须有所侧重，而不可能全面铺开。这一方面是试点工作本身属性（探索性）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人力物力财力有限使然。国际竞争的根本在于人才，尤其是拔尖人才。而这一重任，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若干所高校来共同承担。在目前的国情下，我国需要进一步使这若干所名校在“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开放性”的轨道上继续推进，其中具有根本意义的是“研究型”。在我们现今的条件下，“研究型”大学有一些质的规定性，而这又具体地外化为一系列量的规定性：1. 研究生数量超过本科生数量，目前在北大、清华、复旦、南大等校已基本实现此目标；2. 师生数量之比需要适当把握，目前我国绝大部分高校这一比例几乎都不到1：10，这需要进一步提高；3. 教师具有相当的学术水准，因此要破除格套，聘请高水平的师资。同时，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要在教学与研究之间取得平衡，目前我国高校的课时数普遍偏多，就若干所研究型大学而言，这一课时数均可适当压缩。经验已表明，教学的效果并不完全取决于授课时间，尤其是对于名校学生来说，上乘的自学能力已足以确保其并不需要过多的课堂教学。{69}另一方面过多的课时往往影响教师的研究，而没有高水平的研究，也就谈不上高水平的教学。正如罗家伦说言：“研究是大学的灵魂。专教书而不研究，那所教的必定毫无进步。”{70}这方面，民国大学有经验也有教训。{71}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北大为例，研究教授每周授课4小时，一般教授略多，清华与此相当。压缩课时并不意味着不重视教学，而是将改进教学的重点从注重数量（外延）转变到提高质量（内涵）上来。当然，亦需要引进部分教师（目前高校工作人员队伍的臃肿，主要并不在教员序列）。 强调大学的研究性，不等于淡化其教学功能，更不等于淡化本科教育。事实上，本科教育对于一个人的眼界、品味、世界观等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人在20岁前后的几年中，正是世界观定型、品味形成和知识积累的关键时期，人在这一时期最易受外界影响，此时外部环境最容易转化为内部资源，最容易决定人的发展潜力。很可能同样水平的高中毕业生，在不同水平的学校度过本科岁月之后就形成质的差异。不同层次院校的本科生之间总体水平的差异，在梯度上是非常明显的。因此，研究型大学强调研究生教育并不意味着淡化本科生教育，而是要求在本科生培养中贯彻相对的“小而精”的模式，保证其拔尖人才的出炉率。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在办学主体方面，曾一度有论者强调办学主体的多元化。这一点自有其道理，亦有其必要性（如私立院校的成长有利于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民国时期，尽管1929年之后（尤其是清华崛起后），一批国立名校的质量明显胜过其他学校，但非公立院校亦不可忽略。协和、燕京、金陵等教会学校和南开、厦大等私立学校都有相当高的水准，非公立院校取得成功确乎不无先例。在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下，非公立院校已经不太可能达到当年那样的高度，无论是师资、生源、经费、社会观念、市民社会、市场力量等方面的条件，都不足以支撑高水平的民办大学。近年来，随着高校扩招的推进，民办院校的空间明显有所回落。因此，毫无疑问，现今我们的重点仍然需要集中于公立院校。 在大学的扩建过程中，有两点需要慎行：一是院校合并，二是建制扩张。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一直被公认为是校际联合的典范，其时，战时除西南联大之外，还有东南联大和西北联大，但后二者均未成功。然而，即便是在联合较好的西南联大，亦非全无问题。此时，清华与北大、南开相比明显强势，“论设备，论经费，论师生的人数，都是清华最多，依世俗的眼光看来，这一联，清华是划不来的，反面看来也可以说，清华在联大占了压倒的优势。”{72}长期傲为翘楚的北大，此时已明显感受到压抑。联大复员之际，有人不无怨言地说：“我们这些年与清华合作，清华得到安定，我们得到卑视”，“大家心中的心理是‘北大没有希望’。”{73}可见，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一般学校是不宜贸然合并的。目今在试行院校合并时，务必清醒于这点，以免产生后遗症。此外，不少学校为增强综合实力，往往追求大而全，但事实上很难真正达到理想。民国大学中，绝大部分都设有工学院，但真正建成高水平工学院的大学极少，只有清华、中大和浙大等极少数略有特色，但他们与交大、北洋等纯工科院校相比仍大有差距。故对一般大学来说，与其添设低水平的学院，不如办好几个既有的学院，否则可能得不偿失。 其五，大学的改革，在微观方面要落实到院系设置。在此方面，民国大学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其反面经验是，民国大学过于强调实用学科而忽视看似“无用”的基础学科，这为其日后原创力的日渐缺乏埋下了伏笔。基础学科之所以成其为基础学科，就是因为其在整个知识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也就是说，没有此基础，整个的学科体系就无从建立。罗家伦长清华之初，乃称：“我们的发展应先以文理为中心，再把文理的成就，滋长其他的部门。文理两学院，本应当是大学的中心，文哲是人类心灵能发挥得最机动最弥漫的部分”。{74}他感叹：大家“不知纯粹科学是应用科学之基础。注重应用科学而不注重纯粹科学便是饮无源之水”。{75}基础学科属于“道”（本体）的范畴，实用学科属于“技/术”（操作、运用）的范畴。显然，前者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人文和艺术几乎就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其积淀极为丰厚（而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实用科学，则是晚清才开始引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初步成型的，尤其是法科曾在1952年被一度取消，其历史积淀远不如基础学科）。没有足够人文艺术修养的人，不可能成为见识高远的拔尖创新人才，人文和艺术在对人的人格的陶冶、识见的开拓和性情的影响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在不少欧美名校中，其最核心的是文理学院，而工、商、医等都处于外围。而这一“核心”地位，绝非虚誉，而是实实在在地体现在经费分配、人事安排、课程设置等诸多方面。{76}在社会心理方面，欧美一般上层民众也重视基础学科，包括文艺，认为这是“享受人类的文明”，而实用学科更多的是出于生计之需（即“谋食”）而用的手段。在我国现今的大学运作中，尤其需要重振基础学科的核心地位。这不仅是夯实整个学科体系、增强学术原创力的需要，也是缓解目今功利学风与社会风气的需要。对大学而言，没有高水平的人文社会科学，就不成其为高水平的大学。需要注意的是，基础学科尤其是人文学是积淀极深的老牌学科，其学科性质决定了其学术创新需要较长周期的积累。故在考核方面，需要考虑到学科的特殊性，尤其要避免以实用科学（尤其是工科）的量化考核方法来对待这类学科。这客观上也要求办学者转变办学理念，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创建高水平大学。因此，强调基础研究的意义，第一是由其本身在学科体系中基础地位决定的，从长远说来，基础学科的水准决定了整个知识（含实用学科）创新体系的原创力；第二是缓冲功利化风气的需要；第三是尊重、传承和善待人类文明财产的需要。民国大学史表明，基础学科的成材率一直远远高于实用学科，当时大批学子过于功利，一窝蜂地挤向工程、经济等“热门”专业，但实际上成才者极寡，“人才死亡率”、“学术死亡率”奇高，这导致严重的人才浪费。{77} 为强化基础学科的核心地位，我们需要一系列制度创新，包括尝试新的系科构建，比如建立“学术特区”，实现大学科的培养模式。知识本身是相互联系的，人们为了掌握知识的方便才人为地做了学科划分，但是有眼光的治学者绝不会以学科自缚。在现代社会，知识的交叉化与专门化同样明显，百科全书式的“全才”已经日益罕见，因此在教研实践中较可行的门径之一，乃是尝试大学科体制，即实行大文科和大理科的培养方式。这一工作具有试点性质，因此在短期内只可能在小范围内尝试。所谓“小范围”，一是指限于个别有条件的一流大学，二是指保持较小的人群规模（比如每届一二十人）。可供参考的思路之一是：大学利用自主招生的方式从中学毕业生中选取拔尖人才，分为大文科和大理科班级；入校后实行本硕博连读的培养模式（8—10年学制），要求掌握两门外语（老清华的研究生一直是如此要求的，不少本科生亦是如此）；大文科同时主修文史哲（或外加一门艺术），大理科同时主修数理化；在前四年配备准导师，主要以基础训练为主，后四年则以研究为主，有条件者可尽早进入科研，并配备国内国外两个导师联合指导，确保学生有一年以上的时间在国外游学。在博士论文的完成过程中，应尽可能提供较大的资助力度，帮助其在世界各地考察、调研，开拓思路和眼界（欧美名校多是如此，故其学子往往能以高质量的博士论文一举成名）。如果比较理想的话，此类人才的成材率不会低于半数。退而言之，即便日后学子转行，有了这一高水平的训练，也同样有可能在全新的领域中取得显著成就。目前某些学校的国学院或准国学院的机构，如果能够实现相应的办学思路和考核标准的话，是有可能得到进一步发展的。{78}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目前我 此外，在学制方面，近年来我国的大学的试点工作已经取得了一些经验。硕士阶段事实上已变为职业过度期，绝大部分硕士生日后的职业都与学术研究关系不大，惟博士生与此关系较大。鉴于此，我们可考虑在全国推行弹性学制，基本年限为“4—2/3—4”，即本科4年，硕士生鼓励2年毕业，博士为4年，这样可以进一 其六，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这包括学生培养模式的改革，但更重要的是校长的聘选和教师团队建设。罗家伦的经验是：不着眼于颇有名气但已停止上进的所谓名教授，而关注比较年轻且有上进心的实力派教授，“只有在这个类型里求人才，才可以得到将来最有希望最有成就的学者。”{79}罗家伦认为，少壮派教授乃是大学的生力军。我们日 其七，要加大资助力度，其主要用途除基础建设外，还可用于其他方面：一要加大清寒学生（尤其是优秀生）的生活补助；二要改善教师待遇，尤其是青年教师的待遇。近年来，由于大学自费的推行，部分清寒学子遇到了较大的经济压力，若无相应支持的话，他们往往不易顺利完成学业，便是勉强完成学业，其毕业后生活仍可能比较被动，这不利于其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也不利于社会和谐。{81}另一方面，我国大学教师待遇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已经有质的提高，但在教师待遇整体提高的同时，主要的受益者是与决策核心较近的部分群体，而这主要是中年教授，青年教师（讲师助教）待遇的改善仍相对有限。后者事实上承担的工作量并不少，更重要的是他们日后将是教研中坚，如果其今日生活窘迫到被迫“不务正业”的话，那么日后为此代价买单的仍将是学校和学生。 其八，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评价机制和考核体制。尤其是对频繁的、量化的考核，需要特别慎行。在考核过程中，我们需要充分注意学科之间的差异。实用科学容易量化、速成，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和可操作性，而基础研究则不然，人文学尤其如此。若将二者混同考核，尤其是过于强调经济效益是不合适的。因此，我们需要建立新的更弹性化的评价机制，允许和鼓励“十年磨一剑”；还需要完善晋升机制，尽可能避免因非学术原因耽误学人的时间和精力。任何学者的学术生命都是有限的，其黄金年华尤是如此。我们需要尽可能创造宽松的环境为人才的成长和学术研究创造条件，这便是张伯苓所谓“予有才能的人以适宜的学术环境”。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的学者大都是在35岁以前跻身教授，这意味着其学术的黄金年 此外，为提高学术水平，需要对大学学报进行改革。目前大学学报的水平普遍偏低，这与大学在文化生活、学术创新中的核心地位远不相称。{82}众所周知，民国时期最好的学术刊物即所谓“四大名刊物”乃北大《国学季刊》、《清华学报》、《燕京学报》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内中多半属于大学学报；而现今的学术界公认具有较高水平的学术刊物，几乎都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主办。这种鲜明的反差，可能并不意味着后者的进步，而只是前者的退步。 其九，加强大学校园建设。“大楼”是大学的硬件，其意义不容否认，但我们不能将此等同于大学建设的全部。在这方面，我们认为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二：一是要加强校园环境建设，尽可能创造条件让教师住在校内或学校附近。这一方面有利于节省大量的交通成本（包括增强人身安全），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师生之间的互动。二是要加强图书馆建设，这对学术发展尤其是基础学科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目前我国各名校图书馆的硬件水平都已达相当水平（如民国各大学图书馆总藏书量仅四百多万册，不及现今北大图书馆），但仍不无可待改进的地方。比如相当一部分图书馆的外文图书期刊不足，尤其是外文期刊的匮缺使得师生往往难以对国际学术前沿进展充分了解，很可能因此做无用功；{83}再如，目前一个普遍倾向是把图书馆当成了“藏珍楼”，不少有价值的文献深藏其中，很难与读者接触，故图书资源利用率偏低，而在人文研究中一系列关键问题的突破往往直接依赖于某些关键材料的出笼，藏珍楼的理念对此形成很大制约。 其十，推行配套改革。大学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所牵涉到的绝不仅仅是高等教育，还涉及到文化观念、社会心理、民政制度和基础教育、国际资源等诸多因素。因此，真正要解决大学问题，同时也要顾及大学之“外”。在民政制度方面，民国时期我国只有区区2000多名教授，但高水平大学至少有二三十所，全国大学平均水平亦不低。如此的师资规模，之所以能维持如此的办学水平，重要的一点乃是环境的宽松，特别是教师的自由流动。这在制度上得益于当时有较好的知识共同体制度，而没有单位制度和户口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单位制度已基本被打破，但户口制度仍然明显制约着人才的良性流动。在基础教育方面，目前我国应试教育的倾向仍然颇为明显。学生在校期间得到了相当强度的考试训练，但是人格的塑造、性格的陶冶、兴趣的培养等却未得到相应的加强，这势必影响受教育者的潜质和后劲，这一局面亟待改善。基础教育的质量不能完全用升学率来衡量，而应充分考虑到学子日后长远的发展。用高考升学率和国际大赛获奖作为衡量办学水平的主要指标，这很难说没有偏差。目前我国中学教育中不乏名校，但几乎不存在像当年的北师附中、南开中学、春晖中学、扬州中学等那样高水平的学校。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还不妨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在近20年来我国的中学生参加的历次国际竞赛（如奥赛）中，这些年青学子都取得出色成绩，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些天才们十年之后的发展，则不能不为大多数人感到遗憾，其日后表现已与其曾有过的才华（至少是智商）很不相称。而美国的那些大赛得主在十年之后大都已经是前者远不足以比肩的。此外，在中小学课程设置方面，也有一系列地方值得改进。高校的自主招生的权利亦可适当加强，便于为那些具有特殊才华的中学生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高考具有强烈的导向性，对高考制度的改革也可能有利于青少年在尽可能的程度上追求全面的自由的发展。 以上所思，只是一孔之见，其可行性尚待实践检验。我国大学的基本改观，更有赖于我国稳定局面的继续保持，有赖于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齐心协力，有赖于各项改革的继续推进，有赖于国内国际各种资源的充分利用。可以相信，如果上述条件能够具备，如果我们能进一步加强国际眼光，从本国国情出发，能继续拥有更宽松的“以人为本”的环境，并充分借鉴民国大学和国际名校之经验教训的话，我们的大学是有望在今后几十年间取得显著进步的，亦有可能为我们的社会培养出更多人格健全，专业拔尖的创新人才。 注释： {1}欧美等地的大学历史长达三四百年以上者多有，便是立国较晚的美国，其哈佛大学等校也已有长达300多年的历史。而中国大学乃是清末改革的产物，略晚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不过中国大学仍比较完整地经历了自戊戌变法以后的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事实上亦见证了百余年来中国的进程。 {2}很有意思的是，1948年12月，身为北大校长的胡适，却不无得意地称：“在世界大学的发达史上，刚满五十岁的北京大学真是一个小弟弟……这个小弟弟年纪虽不大，着实有点志气。”参见胡适：“北京大学五十周年”，载《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48年版，第1-5页。其详细背景，参见胡颂平（编著）：《 {3}蔡元培：“在旧金山华侨欢迎会的演说词”，载《蔡元培全集》，卷四，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59页。 {4}蔡元培：“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趋向”，载《蔡元培全集》，卷五，第309页。亦可参见蔡元培：“十五年来我国大学教育之进步”，载《蔡元培全集》，卷五，第411页。 {5}蔡元培：“《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序”，载《蔡元培全集》，卷六，第437页。 {6} “回忆梅贻琦座谈会”，载黄延复（编）：《 {7}任之恭：“追念梅师”，载黄延复（编）：《 {8}王德威：“历史，记忆与大学之道——四则传薪者的故事”，载陈平原（主编）：《现代中国》，第十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9}(责编：YeLin) |
刘超：中国大学的去向——基于民国大学史的观察(2)
时间:2010-09-09 来源:《开放时代》2009年第1期 作者:刘超 被查看: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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