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林：为权利而斗争(2)

　　因此，对侵权的反应程度也取决于侵犯的方式，以及取决于这种再次强调的立场，取决于财产权对个人的远近。

　　这源于至今的观念，即，主体必须为财产权所进行的斗争，不仅仅对于主体自身是道德满足的问题，而且还同样对于集体有特别的重要性。之于主体，这是一个道德的自我维护的问题；对主体的尊重受制于主体能出具证明，他在受到激怒的情况中没有胆怯地退缩。我业已在前面详细地给出了斗争对于集体的意义，从中可以得出，国家有最紧迫的义务用一切方式培育个人的情感，强有力的是非感。这最终有赖于权利实现的保障。

　　对此有另外一种观点。在私人生活中，必须训练道德的力量，因为是非感必须经过和经受训练，以便在最高的领域，在国家的紧急防卫情况中，是非感当处在良好的状态。一个在私权的低层领域中没有勇气进行公正斗争的民族，也将没有勇气在关涉到国家和国家的权力时进行斗争。

　　维护私人生活中的是非感，是政治教育的最重要的任务，因为今后将决定国家命运的整个道德力量最终从中产生。

　　那么，国家、制定法能用何种方式去维护这种是非感呢？

　　通过现在把目光投向罗马法，我愿对此予以回答。依我之见，立法不仅应通过诉讼制度，而且尤其是应通过满足这种公正的愤怒，来缓和这种斗争。制定法应该在财产被侵害、侵权发生的地方，不单单局限于对损害进行补偿，恰如在客观不法的情况中，而且制定法应该把这种侵权的情况看作是一种严重的不法，即便是在私法上，只要不可能产生刑事处罚，以便在这种情况中满足被损害的是非感。现在，我将来证明，这在罗马法中如何做的。

　　在古罗马法中，这被适当地规定为，在一个不法中，不论对方有无过错，不论一个侵权的人是有意或故意为之，不论他是否由于过错(Schuld)还是疏忽(culpa)侵犯我的权利，很少有区别；这些是不重要的。古罗马法没有区别他在道德上的考虑，是否是故意还是疏忽，严重的疏忽还是轻微的疏忽，而是那个人得到属于我的东西，他至少占有了它且不愿将它返还给我就够了。因此，象我所称之的那样，在此，纯客观的不法的情况本身，被判以完全象主观不法一样的相同处罚。据古罗马法，在返还财产之诉中（Vindicatio），当被告败诉时，他必须支付双倍的赔偿；在那里，将不问他是否故意地扣下我的财产。同样，在对法院的财产返还令的上诉（Eviction der Evictions-Spruch）中，总是要求支付双倍的赔偿；在那里，将不问我的前物主（Vormann）是否有意地卖给我他人的财产，他把它卖给了我，他就必须支付我双倍的价金。在另一个场合，我已经罗列了这些情况，且就罗马法而言，能够说，这大大超出了公正地考虑这种情绪的程度。

　　我现转向中期罗马法。在此，我们遇到了一个完全的平衡；它详细地区别出完全的过错(volle Verschuldung)，恶意的故意（dolus），严重的疏忽(culpa lata)，轻微的疏忽(culpa levis)，善意（bona fides），恶意（mala fides），且其重点在于被告如何对我行事。这种考虑出现在所有的情况中，在返还财产之诉中，在债务纠纷中（Obligationen），处处都出现考虑到病理的因素，它顾及到满足被侵权人。

　　我愿从那个时代的罗马诉讼中举几个例子：

　　我要求归还我的借贷，被告对我有异议；假如他让通过诉讼来决定，他将多付我三分之一作为惩罚。被告允诺到某时肯定支付，我允许他延期付款，他却又未信守诺言，作为惩罚，他将多支付我二分之一。

　　在某些另外的情况中，即，被告必须知道，我的起诉是否成立，例如，在阿奎利亚法之诉中（Actio legis Aquiliae），当他否认时，他要双倍支付。这同样发生在罗马法称做特别信任关系的情况中：委托，团体关系（Soziet?t）、寄存，监护。如果我的对手付诸诉讼来决定，我证明他真的对不法负有责任，那么，不光彩的惩罚就落在他头上。

　　所以，罗马法熟知一系列这样的惩罚，它们被用来惩治故意为不法的被告。罗马的诉讼正好特别适合于这类惩罚。在这方面，裁判官禁令（pr?torische Interdikte），尤其是禁治产令（Interdicta prohibitoria）呈现出一种有趣的形式。

　　在有些案件中，裁判官（Pr?tor）公开发布一个禁令，尤其是一个强制禁止令(vim fieri veto)。至今为止，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案件，也许更多是一个客观不法的问题；从最高司法官发布其禁令开始，案件就改变了；谁现在还在继续违抗，那么，他的违抗就指向最高司法官本人；最高司法官作为法律的代表立于受害人之前。这时，为对手提供了一种是让步还是不让步的选择；最高司法官说：如果你不让步，当知道，这不再是合法还是不法的问题了，而关涉到公然的违法(Rechtsverletzung）。罗马法中一个相似的制度是法官裁决（Arbitriun iudicis）。在某些请求权中，罗马法官并不立即判决罚款，而是先让你选择，如果我能够这样说，这是一个宽容的举动，他的判决为实物赔偿，在被告一方就存在着他是愿意接受这一建议还是不接受。只要法官此时已告知了自己对案件的立场和判断，此时，一切不从，便属于一个完全另外的立场。被告不能请求原谅他只是以为在捍卫其权利，且此时如果他不遵照命令，他将会受到惩罚，这就是，原告被允许估价宣誓(Iuramentum in litem)。

　　那么，我的先生们，罗马法学家是如何非常严格地区别一边是客体的利益和侵权的利益(Interesse)，另一边为病理性的利益，为此，我们在已知的诉讼类型中找到了证明，在返还财产之诉中找到了证明：侮辱之诉(Injurienklagen)，因忘恩负义撤销赠与(Widerruf einer Schenkung wegen Undankbarkeit)，尤其是最有意思的撤销遗嘱之诉(Querela inofficiosi testamenti)。这一诉讼之目的在于撤销遗嘱，排除无情无义的继承人；原告应该获得的不是金钱，而是父亲(der Vater)给予的伤害，应被抚平的伤害，这一诉讼具有满足其愤慨的目的。这一看法尤其通过习惯上不转变为起诉继承人而被强调和突出。其可能性取决于，受害人必须感到这种伤害，如果他认可了这种伤害，他就能提起诉讼，他感到未遇到伤害，那么，他就不能提起诉讼；一旦他没有感到伤害，他就不能提起撤销遗嘱之诉。这一诉讼只有通过法院的聚讼令（Litis contestatio）才指向继承人，正基于此。

　　我的先生们，中期罗马法就是这样。在我的眼里，它是理想的。在这个法中，受伤害的是非感的要求，得到了完全的承认；同样与那些古罗马法所展示给我们的极端规定不同，它们也不同于另外一种处理方式，我将过一会儿再给出其特点。在中期罗马法中，这一倾向达到其顶峰。然而，在晚期帝国时代这种倾向减弱了；在晚期法律史的文献中对之反映出的可读到的特点为：民众的道德力量式微了，麻痹了，奴才像的是非感占据着古罗马法学家。因此，法律规范也改变了。一系列早期出现的惩罚不见了。将借贷还给债权人被以卑劣的方式予以否定，只是还钱给他。保证在某时支付的债务人，不再多支付一半。被告是否恶意地否认债务，结果完全一样。这一在我看来是后来法律中有特点的形式，在根本上表现出对债务人的同情，债权人的权利在很多情况中被牺牲了，这是一个堕落时代的象征（“喝彩声！”持续的“喝彩声！”），一旦立法者为了不刺激债务人，出于错误的权利幻想，献出债权人的永久的、美好的权利（喝彩声！）。[1]

　　这导致了无信用，我不敢在此继续详说我的见解，我似乎担心，当我在此极其粗暴地对抗这一倾向时，变成了诽谤，也许我也没有这个权力（呼叫：“请！”），然而，我的见解是，我们今天也在饱受这个错误之苦（暴风雨般的喝彩声）。

　　那么，我的先生们，您们的喝彩声，极大地鼓舞着我此刻作最后一跃，即从优士丁尼时代的法律，转向今天的法律。我对这一方面的判断，不是非常良好的；我们比优士丁尼时代退得更远。在优士丁尼时代的法律中，还存在一些具有上述目的之设置；我们已没有理智，或者也许没有勇气，去应用其法律。人们认为，我可以这样说，我们今天的私法已通过了博学的过滤。学者同样不是像生活中的人们，像实践者那样去感受；对于我们近代的私法，人们指出，它被学者操控着。

　　在优士丁尼法律中仍存在的罗马法的那些制度，人们已简单地抛弃了。对否认的、可耻的否认的重要惩罚留在哪里呢？这些惩罚出现在我们的教学大纲里，私刑同样如此；在生活中它们不起作用。因此，今天债权人，之于他，债务的存在被用卑劣的方式否定了，所处的境地与那些要求债务人的继承人偿还债务的人一样。这合乎正义吗？这甚至意味着，简直是在奖励否认。在最善意的情况中，亲爱的先生什么也不支付，在最不善意的情况中，他做他原先必须应做的事情：付帐。我愿意来看看我们司法的主要弊端，看看损害之诉（“喝彩声！”）。

　　是的，我可能只是感到高兴，我不处在提起一个有损害之诉之中（哄堂大笑），既不作为律师，也不作为当事人按照我所知道的程序来诉讼。当我看到，整个损害之诉，用何种方式，意在使债权人失去其有利的权利（gutes Recht），我的坦率的是非感感到不满。遭受损害的倒霉蛋，无论他可能提起或不提起诉讼，他总是承担着损害（暴风雨般的喝彩声）。但这还是我们的权利不啻于无依无靠的另外一面。我自己曾处在这种感到痛苦的场境。这是一个与我的女仆有关的案子。她突然想离开，声称她已解约；但她没有解约。我不可能做什么，对此我无能为力。我向警察寻求帮助；那个女仆被询问并坦白，没有解约，但仍然不想继续干下去；最后，有人在警察局对我说：“为了利益请您起诉”（持续的哄堂大笑）。法院见？那个女仆否认，警察局是一个唯一的证人，其资格……（渐强的哄堂大笑）。我可以说，因为我已经感到所遭受的不法的痛苦，一旦人们拥有其有利的权利，且国家的制度是这个样子时（“喝彩声”），即人们用其最大的意愿不能使其权利产生作用，不能使权利得以贯彻。我对今天的法律规定进行指责，这些规定预计到，出于强烈的是非感，人们今天简直是在被强迫实施了一些卑劣的法令，我刚刚还说到它们，而置其有利的权利于不顾。

　　我马上要结束了。您们应当允许我给您们再举一例。这是一个紧急防卫的例子。我感到高兴，在这里看到在场的一位先生，是的，还有第二位先生，* 他们同意我的观点。在最近，出现了一个对过时的紧急防卫观的有益的反应。紧急防卫在早期是如何呢？一件人们尽可能想限制的坏事，每个律师在他加上限制时，以为在做一件好事。因为首先考虑到抵抗的价值，也即遭受攻击的对象的价值大小和财产的价值，为了防卫，我反击侵袭者。首先，我的先生们，我想知道，当一个人递给我一件价值10万古尔登的财物时，我是喜欢他想从我这里抢走的手表，还是喜欢10万古尔登呢？（大声的哄堂大笑）此刻，从我的立场上看，权衡我没有的而他拥有的10万古尔登，比我的手表，对于我而言，是否应更有价值一些，是多么难受的一件事！（持续的哄堂大笑和“喝彩声”！）。那么，谁来列举一下对紧急防卫的一切限制；人们可能说，在紧急防卫时人们正好是在理论上说有怯懦的义务（“喝彩声！”）。我在一篇文章中，在一篇荷兰语的文章中认为，莱维塔(Lewits)的紧急防卫的情况被放弃了。一个荷兰士兵将被攻击，那个男人退缩了——我宁可不这样做；其他的人仿效他，那个男人退的更远；最后，进攻者抓住了他，那个战士进行抵抗并打死了那个敌手。对他如何处置呢？他将被正法！我的先生们，这是残忍的司法谋杀，人们可能要说，这是是非感的堕落，质朴的本能对此产生恐惧，似乎说出了一切博学的厄运！（“喝彩声！”）。——的确在关系到名誉时，人们走的如此之远，以至人们认为某些社会阶层捍卫其名誉是天经地义的。军官、贵族男人和特权者（Standespersonen）——相反，商人不具有他们不需要的名誉，他们的名誉是信用，只要会得到（哄堂大笑）。

　　我的先生们！就这样了，我已在这上面耽误的够多了。但是，我们发现，我们今天的时代是远远不能适应我在此提出的诸多要求，在我们今天的制度中，隐蔽地培养起浓厚的简朴的是非感，必须成为未来的使命。

　　因此，我可以说，我的论述的核心是：牺牲一种被侵害的权利是怯懦的行为，人们的这一行为招致耻辱，招致对共同体的最大损害；为权利而斗争是伦理的自我维护的行为，是一种对个人自己和集体的义务。

　因此，我根本无意与新的哲学、与赫巴特一道，从厌恶争执中使权利产生；我根本无意承认在这一上述意义上对争执具有兴趣有什么错，如果我的演讲能有助于唤醒为权利而斗争，那我想把它印出来。我认为，挑选出这样的要点，比现在已经劳心费力说了许多的部分更为重要。感谢您们的倾听（暴风雨般的、持续数分钟的喝彩和鼓掌）。

([德]耶林演讲 1872年3月11日郑永流译)

(责编：Beat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