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宣：《联邦论》汉语译本序言(2)

　　三，制作《联邦论85篇初次问世的年月日和报刊名称》

　　Bantam 版列出了各篇的日期，但未说明是写作日期还是发表日期，也未列出发表刊物；企鹅版列出了各篇发表的报刊名称，日期多比Bantam版迟一两天。

　　估计从写成到发表，有一个时间差。这个汉语译本，根据两种英语版本，综合出一个《联邦论85篇写作或发表日期和初次问世的报刊名称》；显现报刊在当时政治生活中的多样性和重要性。

　　汉密尔顿策划《联邦论》，先后邀请杰伊和麦迪逊参加。目的是劝说当时的美国选民，尤其是纽约选民，投票选举支持《联邦宪法》的人物担任民意代表。当时，纽约有三万居民，有五份报纸。汉密尔顿在三份纽约报纸上，连续发动地毯式轰炸，希望造成轰动效应。从1787年10月27日，到1788年5月28日，开始每隔三天，密时每隔一天，三家报纸，轮番刊登系列文章。1788年3月22日，汉密尔顿把前36篇集结为第一集出版；5月28日，赶在纽约邦审议联邦宪法的代表大会之前，推出第二集。合称“布莱恩版”。

　　四，制作《联邦论85篇中心思想，1071自然段段落要点》

　　奇怪的是，作为报刊文章，《联邦论》各篇只有编号，没有篇题，给后世读者带来不便：读者不知作者每篇主旨何在，包含哪些要点；即使事后研究，要弄清各篇线索，也要费很大气力。

　　玛丽·韦伯斯特采用了一个做法。她在原书的每篇前，加了一个篇名，在每个自然段前，加了一个段落大意。翻译过程中，我发现这种做法，至少帮助译者快速抓住每篇中心思想，尤其是每段段落要点。我努力琢磨每篇文章主旨，发现：许多文章，不止一个主题；像许多急就篇那样，作者兴之所至，手笔随之。可是，一篇文章，只能有一个篇题。我反复琢磨，给每篇文章拟出一个我认为比较适宜的篇题。85个篇题，集结为本书的目录，以便利读者，节省研究者的时间。篇题为我所拟，虽然尽量采用原文，只能是众多解读中的一种，文责自负，读者明鉴。

　　1071段段落要点，更费功夫。开始是跟着玛丽·韦伯斯特走。后来，有时不同意她的拟法，就自己拟。开始，段落大意力求文字简约，如“和则强，分则弱”。后来，觉得这种过于一般化的抽象，没有多大的启发性，干脆尽量利用一行的容量，把概括尽量做到有个性。段落要点，置于正文侧面，是译者研究此书的主要心得，欢迎批评。

　　五，编写系统注释

　　翻译《辩论》时，我写了600条注释。努力模仿史家笔法，做到要言不繁。后来想据此写点东西，由于注释内容前后不连贯、索引太简，往往不得不自己又来前后搜索。这次翻译《联邦论》，边译边写了约300条注释。译完全书后，从2008年1月到4月，又花了四个月时间，重新编写全部注释，把原来的知识性注释和交代出处的注释，尽量删去，改为为正文提供背景的注释，而且尽量按时间顺序排列，使其自成系统，注释加起来，可以独自成书。现在，任意挑选一两条注释，便可以发挥为一篇论文。

　　这些注释的主要依据为：一，维基免费百科辞典英文版；二，简明不列颠百科辞典汉语版；三，伯纳德·贝林《关于宪法的辩论》书后的人物简传和年表；四，世界年鉴2000年代各册；五，《美国历史统计：殖民地时代到1970》英文版；六，译者散见的其他书籍。

　　六，编制附录

　　《联邦论》讲的是从《独立宣言》，经过《联盟条款》，走向《联邦宪法》的这一段历史。读者免不了要对照和参考原始文件。

　　《独立宣言》，《联盟条款》，《联邦宪法》，《联邦宪法修正案》，我于1990年代已经译出，作为《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的附录一、二、八、九。这次重译一遍，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作为《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的附录一、二、三、四。此外，把“主要注释索引兼年表”作为附录五。

　　译林出版社张远帆先生，对照英语原文，阅读和核对了本书正文的85篇译文，以及《独立宣言》、《联盟条款》、《联邦宪法》、《联邦宪法修正案》的译文，提出许多宝贵建议和意见，有的地方，一而再、再而三地商讨，对译者改进译文，提高质量，贡献良多，特致谢忱。

2008年5月30日于武汉

尹宣：是《联邦党人文集》，还是《联邦主义文集》？

　　本书的英文原名是The　Federalist　Papers，在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被译为《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1980）。我以为，这本书的书名宜译为《联邦主义文集》。因为，书中的文章发表时，还没有联邦党。

　　Federalist这个词的内涵，在美国建国初年曾经历过变化。

　　1787年9月联邦制宪会议结束后，多数制宪代表及会外人士，凡赞同按照联邦宪法建立新国家的人，自称Federalist，汉语宜译为“联邦派”或“联邦主义者”。对宪法持反对或保留意见的人，被联邦派称为“反联邦派”（Anti-Federalist），当时，美国还没有政党。制宪会议上，许多代表一谈起搞党派的政客，就说这号人是“蛊惑人心”，“结党营私”（参见尹宣译《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制宪代表们希望建立一个没有党派纷争的“贤人政府”。1789年选出的第一届联邦议会，有不少议员是“反联邦派”。《美国历史统计：从殖民时代到1970》英文版第2卷Y204—210表说明：众议院内有38名“行政派”（Administration）议员，有26名“反对派”（Opposition）议员。参议院有17名“行政派”议员，9名“反对派” 议员。由此可见，第一届联邦议会里还没有具名的对立党派。第一届联邦政府不是“清一色”，而是允许反对派加入。

　　事物总是要一分为二。华盛顿当选总统，第一届联邦政府成立后，政府内部的主要官员迅速分化为两派。华盛顿兼收并蓄，任命与他政见相左的杰斐逊为国务部长（麦迪逊提议建立此部时原名“外交部”，由于职责包括与内部各邦联系，更名“国务部”）。外交方面，杰斐逊支持当时正处于大革命中的法国，认为“人权宣言”是“独立宣言”的法国版；内政方面，杰斐逊反对联邦政府集权，主张赋予各邦政府更多的权力。财政部长汉密尔顿相反，认为法国革命是暴民造反，倾向英国的君主立宪。汉密尔顿主张加强联邦政府的权力。宾夕法尼亚西部有人拒不缴纳联邦政府规定的威士忌税，汉密尔顿认为显示联邦政府力量的时机到来，力劝华盛顿用兵弹压。华盛顿力图调和两派，显示自己公正不偏，实际上还是偏于汉密尔顿。因此，有的史家仍把华盛顿归于联邦派。还有人认为华盛顿与汉密尔顿之间有“父子情结”：华盛顿没有自己生育的子女，汉密尔顿是不知其生父的私生子，二人年龄相差约一代。

　　华盛顿终于采纳汉密尔顿的意见，从各邦调集一万民兵，前往弹压抗税农人。此举虽未杀一人，却引起杰斐逊撰文提醒美国民众，“推翻乔治三世（英国国王）后，要警惕美国出现乔治一世（暗指名字叫乔治的华盛顿）”。杰斐逊担任国务部长三年，因与华盛顿政见不合辞职。美国建国初年，华盛顿威信如日中天，杰斐逊几乎是惟一敢与华盛顿分庭抗礼的人。支持杰斐逊的人逐渐集结，自称共和党人。支持汉密尔顿的人则被称为联邦党人。杰斐逊是脱离政府主流、创建政党的第一人，开美国政党政治先河。上述《美国历史统计》的同一表格显示：1795年，华盛顿公开表示不再担任总统候选人的前一年，联邦议会中已形成两党对垒的局面。第四届联邦议会的众议院内，联邦党议员54人，共和党议员52人；参议院内，联邦党议员19人，共和党议员13人。继续发展的结果，是共和党日益扩大。1800年，杰斐逊终于通过赢得多数选票的途径，把华盛顿提名的接班人亚当斯赶下总统宝座，取而代之。

　　综上所述，1787年9月《联邦宪法》制定完毕，有待各邦制宪会议批准的这段时间，支持联邦宪法、为它的批准而努力的人们，自称“联邦派”或“联邦主义者”。那时，他们还没有建立政党的意识。《联邦宪法》第7条规定：“9个邦的制宪会议批准，即构成足够数目，在批准的邦之间树立这部宪法。”1787年12月7日，特拉华制宪会议以30比0票率先批准联邦宪法，成为美利坚联邦的第一个邦。接着，宾夕法尼亚（12月12日）和新泽西（12月18日）批准宪法，加入联邦。1788年，佐治亚（1月2日），康涅狄格（1月9日），马萨诸塞（2月6日），马里兰（4月28日），南卡罗来纳（5月23日）先后批准宪法，加入联邦。至此，批准宪法的邦已达到8个，距离建立联邦所需的9个邦只差1个邦。纽约邦批准联邦宪法的阻力最大。它的两名代表在制宪会议期间就以退会方式抵制制宪。到讨论批准阶段，在邦长克林顿的影响下，又反复提出重新召开制宪会议的要求，拖而不决。在这样的形势下，麦迪逊、汉密尔顿、杰伊3人用同一个笔名，在纽约报纸上发表系列文章，解释和宣传联邦宪法，希望说服纽约人民，促成纽约邦制宪会议批准联邦宪法。这些系列文章，后来集结为《联邦主义文集》。

　　麦迪逊是制宪会议的主要促成者之一。他起草的“弗吉尼亚方案”构成制宪会议的讨论主线。制宪会议期间，麦迪逊的发言常常起着引导会议议程的作用（麦迪逊的发言，贯穿《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全书）。因此，后人把他尊为“联邦宪法之父”。制宪会议过程中，麦迪逊的立场发生变化。开始，他是中央集权主义者，主张把权力集中到“全国政府”手中，把原有的各邦政府变成“全国政府”任命和派出的省级政府。他的主张受到与会许多伸张邦权的代表反对。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制宪会议终于达成妥协，取得共识。与会代表一致同意：把18项权力交给联邦政府，明文列出，载于《联邦宪法》第1条第8款。例如，邮政权归联邦，因为邮政的受惠者是全体联邦居民。富兰克林提议把修建运河的权力也交给联邦，立刻遭到反对。因为，一条运河如果只流经一个邦，受惠者为该邦居民，不应要联邦政府埋单，应由该邦政府在邦内自筹资金。凡未在联邦宪法内明文授予联邦政府的权力，一律保留给各邦。凡未在各邦宪法内明文授予邦政府的权力，一律保留给公民个人。联邦政府、各邦政府、公民个人之间，实行权力分割。联邦政府、各邦政府、公民个人，都是法人，可以互相诉讼。联邦政府和各邦政府从一开始就是“有限政府”，只能管辖联邦宪法和各邦宪法授予权力以内的事，不能随意总管一切。制宪会议结束时，麦迪逊已从中央集权主义者，转变为联邦主义者。会后，他极力促成弗吉尼亚和纽约批准宪法，加入联邦。这时，共同撰写《联邦主义文集》的麦迪逊和汉密尔顿，是亲密战友，都是“联邦主义者”。

　　可是，麦迪逊从来不是“联邦党人”。反之，联邦政府成立后，杰斐逊的长期战友和追随者麦迪逊，成为协助杰斐逊建立共和党的积极帮手，这时，麦迪逊成为汉密尔顿的政敌。再后，1800年，杰斐逊击败联邦党总统候选人亚当斯，连任两届总统。麦迪逊连任两届国务部长，成为杰斐逊的接班人，1808年击败联邦党总统候选人平克尼，当选第四位联邦总统。1816年，麦迪逊的接班人、国务部长门罗，击败联邦党总统候选人鲁弗斯·金，当选第五位联邦总统。1820年，门罗再次竞选，联邦党已没有力量推出总统候选人与门罗对阵。作为一个政党，联邦党正式消亡，退出历史舞台。

　　汉密尔顿也是制宪会议的主要促成者之一。可是，他在制宪会议中的地位相当尴尬。一，纽约邦派出的三名代表中，有两名是邦长克林顿的亲信：纽约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雅茨和纽约邦首府奥尔巴尼市市长兰欣。按照制宪会议的开会规则，每邦代表团内意见一致的多数，可代表该邦投一票。雅茨和兰欣反对会议，汉密尔顿支持会议，但被雅茨和兰欣以二比一挟持，纽约代表团屡屡投反对票，汉密尔顿失去投票权，无可奈何。雅茨和兰欣最后指责会议越权，离会以示抵制，剩下汉密尔顿一人，代表团破裂，仍无投票权。因此，汉密尔顿多次离会，回纽约处理自己的律师业务或办理其他事务。二，尽管如此，汉密尔顿还是在会上作了一次长达6小时的发言，并向会议提交一份书面制宪计划（参见《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第136至150页和该书附录四：“汉密尔顿制宪方案”）。从他的发言和书面计划看，汉密尔顿主张君主立宪。他的长篇发言和书面计划，并未在与会代表中引起多大反响，成为会议中一个难鸣的孤掌。三，会议快结束时，汉密尔顿再次回到制宪会议会场——当时美国第一大城市费城的独立厅，11年前《独立宣言》在这里签署。汉密尔顿回来的原因，可能是要在联邦宪法上签名。不过，签名之前，他表态说：与会代表知道，他的思想离这部宪法比其他代表都远。可是，他仍然愿意签名。因为有了这部宪法，至少可以有一个建国计划，否则，美国可能陷入内战。汉密尔顿虽然对联邦宪法持有本质性的意见保留，会议之后却和麦迪逊一样，变成一个坚定的联邦派，参与撰写《联邦主义文集》。他的更大贡献，是与杰伊等人一起召开纽约市大会，作出决议：如果纽约邦仍旧拖而不决，纽约市将脱离纽约邦，单独加入联邦。在此压力下，纽约邦终于在1788年7月26日以30∶27的勉强多数票批准宪法，加入联邦。汉密尔顿是后来出现的联邦党的领袖，但在撰写《联邦主义文集》时，他只是联邦主义者，不是联邦党人，如前所述，那时还没有联邦党。

　　杰伊不是制宪代表，后来成为联邦党人。但是，参与撰写《联邦主义文集》时，他还不是联邦党人，只是热忱的联邦主义者。

　　联邦宪法是一套政治游戏规则，是为想要进入联邦政府担任官职的人们预先设置的一套进令和止令。所以，不论当选议员、当选总统、受任法官，就职之前，都要宣誓忠于联邦宪法。佐治亚制宪代表鲍德温在回忆录中说，制宪会议结束前，华盛顿私下说过，这部宪法能管用20年就不错了。出乎制宪代表意料，这部宪法管用两百多年，而且现在依然管用。联邦党作为一个政党，是短命的，1791年浮现，1825年消亡，寿命仅34年。

　　若把The Federalist Papers译成《联邦党人文集》，容易造成误解，以为这本书阐释了一个短命政党的宣言或政纲，书中思想的生命力被窄化和短化。事实并非如此，这本在宪法制成、尚未通过，由同时代人撰写的解释和发挥文集，经受了两百年的时间考验，仍被今天的美国人认为是对联邦宪法的最好解释，依然管用。要体现和浓缩这本书的内容实质和长效，应把书名译为《联邦主义文集》或《联邦论》。

　　（原载2006年10月26日《南方周末》，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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