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宣：《联邦论》汉语译本序言

2003年春，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我翻译和注释的《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上、下册。2008年终，译林出版社将出版我翻译和注释的《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辩论》，加上《联邦论》，对了解和研究美国《联邦宪法》，可谓珠联璧合。

　　《辩论》记下了美国建国之父们设计联邦政府的全过程，记下了代表们在制宪会议上每天每日发言的摘要。全书按麦迪逊在制宪会议期间的原始手稿排印，保留了历史原貌。麦迪逊的记录，自始至终，一天不缺，写法类似连续剧，记下了历史人物（制宪代表们）的台词（发言），记下舞台（制宪会场）上不断变幻的情景和气氛。从中，读者不但可以看到剧情（逐渐深入的议题）的推进，透过场景的变化和辩论的深入，还可以观察到历史人物逐渐展开和变化的思想，他们各不相同的性格。全剧（整个制宪会议）收场时，留下一种悲剧的壮观气氛，掩卷后，令人陷入长久的沉思。

　　仔细阅读《辩论》，帮助读者回溯《联邦宪法》每一条、每一款、每一项、每一句、每一个分句的成因：最初于哪一天由谁提出，哪些人在后来的哪些日子里提出过哪些修改意见，发生过哪些辩论，每个句子最后如何定稿。美国制宪会议的全过程和宪法的每词每句的成因，透过此书，全部公开透明。

　　今天的中国读者，通过此书，可以“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可是，当年的美国民众，没有这个福分。制宪会议的记录一直保密。麦迪逊是制宪代表中最后一位离世的。直到临终，麦迪逊才把他的这份记录卖给联邦议会，希望身后出版，让美国民众了解制宪会议的内幕和奥秘。因此，这套书到1840年才问世，那时，联邦宪法已经批准了五十多年。

　　1787年秋冬，美国民众还读不到《美国制宪会议记录》这样的内幕文献。他们从报纸上看到的，是铺天盖地的辩论文章。宪法是不是能得到批准，尚在未定之天，还是一个悬念。一派批评指责《联邦宪法》，被称为反联邦派。其中，有的人压根儿反对宪法，有的人只有一条细微的具体意见。18世纪后期的美国选民，公民意识高扬，太爱自由，对自己的公民权利，敏感异常。宪法，是一份划分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游戏规则。那时的美国选民，每让出一分公民权利，每增加一分政府权力，都要斤斤计较，寸土必争。另一派赞扬《联邦宪法》，努力劝说民众接受联邦宪法，自称联邦派。他们从一开始，就承认《联邦宪法》并非十全十美，而且认为，凡是人脑设计的精神产品，最多只能接近完美。可是，北美的十三个小国家，不能分道扬镳，应该联合起来，结合成一个民族国家，设计出一套多数民众认为可以接受的共同政府。

　　1787—1789年，北美人民需要解决的第一大问题：是建立一个联合国家，还是让十三个小国家继续保持主权和独立，或三三两两结成几个联盟，即中等大小的国家？第二个问题，才是建设联合政府的这幅蓝图，是否足够令人满意？

　　美国的《联邦宪法》，文字极其简约，只有七条。宪法条文，并不自我解释。为了让选民了解《联邦宪法》中每个条款的含义，需要有人出面解释宣传。先努力制定宪法、然后努力宣传宪法的联邦派，终于感动上帝：赢得了多数美国民众对联邦宪法的认同和批准，建立起一个复合政府，一直延续到今天。法国宪法重订十次以上，欧盟宪法至今无法批准，联合国为增加几个常任理事国，已经商讨多年。相比起来，18世纪的美国人，还处在比较纯朴的时代。

　　众多支持和赞扬《联邦宪法》的文献中，有一本书脱颖而出，流传至今，成为代表作。这就是汉密尔顿策划并参与撰稿、麦迪逊和杰伊合作的《联邦论》。这本书的一个明显优点，是对联邦宪法基本观点的不厌其烦的反复弘扬。

　　《联邦论》成为述评《美国宪法》的经典著作，声名与年俱增，在美国反复重印，累次畅销，至今不衰。华盛顿说：“危机消失、环境安定后，这本书将得到后世的瞩目。因为，这本书对自由的原理，对政治问题，提出了坦率精湛的讨论。凡有公民社会存在的地方，人们永远会对这些问题发生兴趣。”

　　且不说其它欧洲文字的译本，仅英语和汉语就有四种不同译本。英语译本两种：一，玛丽·韦伯斯特（Mary E. Webster）的《现代语言联邦论》（The Federalist Papers in Modern Language）；二，吉尔伯特—罗尔夫（Gilbert-Rolfe）的《联邦论现代译文》（The Federalist Papers ，A Modern Translation）。汉语译本两种：一，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程逢如、在汉、舒逊译，书名译为《联邦党人文集》；二，台湾左岸文化2006年版，谢淑斐译，书名译为《联邦论》。

　　必然的事，常有偶然起因。

　　2006年10月26日，《南方周末》发表了我的一篇文字：《是“联邦党人文集”，还是“联邦主义文集”？》。编者刘小磊先生，引严复名句“一名之立，旬日踌躇”，强调这一词之差的意蕴。

　　我主张：书名宜译为《联邦主义文集》或《联邦论》。因为，《联邦论》的主旨，是论述联邦制，不是联邦党人的政治纲领，那时还没有联邦党。联邦制，是中央集权的国民政府论，与坚持保留各邦独立主权的邦权论，二者之间的折中妥协，是一种独特的政体。

　　南方周末上的文章发表一周后，译林出版社打电话来。他们正在组织人力重译过去已经出版过的世界名著。基于对我在《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一书中的译笔和注释的了解，邀我再译《联邦论》，认为我是重译这本书的适当人选。

　　这样，素昧生平，2006年11月，译林出版社派人出差来武汉招录法语编辑，就便来我家，当面商定《联邦论》汉语译本的出版合同。讨论一些细节，稍加改动，12月31日，双方签字。

　　译林出版社给了我许多帮助，先后寄来两种 The Federalist Papers 的英文原本，一种是兰登书屋分支Bantam Classic1982年版，2003年印本，成为我翻译的蓝本；还有一本是罗西特编、凯斯勒序的企鹅丛书1961年版，1999年印刷，成为我翻译中的参考本；寄来汉语译本《联邦党人文集》，寄来好不容易买到的台湾译本《联邦论》；寄来从美国购得的玛丽·韦伯斯特《现代语言联邦论》英文原本；寄来哈佛大学亚当斯客座教授伯纳德·贝林编的《关于宪法的辩论》英文原本；唯独吉尔伯特—罗尔夫的《联邦论现代译文》没能买到。

　　我为《联邦论》汉语译本做了以下工作：

　　一，研究和翻译

　　2006年12月，邮购一部Dell原装电脑和配套的打印机，开始研究和翻译，边译边用Email把译文和注释发给责任编辑。到2007年12月31日晚上10点半，用Email发出全部85篇译稿，和随译随做的三百多条注释。历时13个月。每日全天候，别无旁骛，专做这一件事。

　　《联邦论》的三位作者中，约翰·杰伊年齿稍长，时年45岁。虽然只是中年，三人之中，他的文风，颇具长者仁人之风。杰伊后来成为美国第一位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在众多美国建国之父中，他是唯一的法国人后裔。他的主要贡献，在美国立国初年的外交。由于受伤中途退出写作，杰伊为《联邦论》只贡献了五篇文字，主要论述外交。这五篇文章，就足以使他名垂青史。杰伊的文字，反映出美国立国初年“弱国难以开展外交”的苦衷，表现为反复强调联邦政府要约束各邦和人民，不要给外国列强“提供对美开战的正当理由”，与后来美国的外交态势迥然不同。杰伊行文，反映出他的坦诚，作为政治家，这是难得的品格。杰伊行文，洋溢着期盼美国早日建立海军、与列强平起平坐的热望。杰伊行文，追求华美。希望我的译文，反映出了他的这种追求。

　　麦迪逊后来被尊为“美国宪法之父”。这个身高只有1米63、体重只有100磅的36岁男子，思想已上升到哲理高度。制宪会议开始时，他极力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全国政府”；在制宪会议上，他受到邦权派的强烈抵制，参与写作《联邦论》时，他已变为一个联邦论者，或联合论者。麦迪逊中途插入写作，本为客串，只写了20多篇，可是每篇较长，占《联邦论》四成篇幅。从麦迪逊的文字，可以看出：对这部宪法，他是烂熟于心，大到宏观主旨，小到微观细节，无不反复思考，或述或评，如数家珍。他的文章，高屋建瓴，气势磅礴，透彻明晰，既深含哲理，又晓畅明理。翻译麦迪逊，是一种快乐。

　　汉密尔顿则不然。他的文章，一向得到美国法学家、律师、文史学者广泛称道，说有风骨（style）。可是，普通美国大学生里，能有耐心啃完这部经典的人，十分有限。玛丽·韦伯斯特说，《联邦论》有两难：一难在convoluted sentences，盘龙似的、翻卷回旋的句式；二难在elegant Enlightenment flourishes，启蒙时代的华丽辞藻。这两难，主要表现在汉密尔顿笔下。玛丽·韦伯斯特是《韦氏辞典》编者诺亚·韦伯斯特的后人，此前已经写作出版过三部长篇小说，而且拥有聋哑语言译员的正式执照，自认为善于向聋哑人用手语，通过比划，传达复杂的信息，特别适于担任《联邦论》的现代英语翻译。她的相片，登上维基百科辞典，不是因为她的小说，而是因为她在传播《联邦论》方面的贡献。这位中年妇女，自称不懂法学，不爱历史，只是读了《联邦论》后，觉得其中内容，与自己的日常生活，与多数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便踏上用现代英语翻译此书的征途。她主要采取两个办法：一，用简单的英语顺句，取代复杂的多重倒句；二，尽量用现代英语的常见词，取代原来的大量冷僻词。我翻译汉密尔顿遇到难处时，常常看看她怎么译，结果发现，她时常甩掉一些原词甚至词组，只留简化大意。因此，她的译文，不能作为汉语译文的依据，但是，对帮助理解原文，常有启发。

　　汉密尔顿的英文，我以为有两难：一，理解难，他的英文句子结构太复杂，有时要多次顺读倒看，才能会意；二，表达难，原句太长，汉语译文难以断句，难以成诵。硬译出来，会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要伸出一个手指，去弄清译文句子的线索结构。遇到难处，常参考大陆译本《联邦党人文集》和台湾译本《联邦论》。作为先吃螃蟹的人，他们对相同句子的理解，也时有不同；表达所用的汉语文字风格，更是各有千秋。总体来说，我能领会他们努力过程中付出的辛苦，欣赏他们提出的许多精彩译笔，在此特致谢忱。

　　汉密尔顿是《联邦论》的策划者和主要撰稿人。他一个人单独写了五十多篇，占全书篇幅五成多。麦迪逊的特点是，哲学高度，大处着笔；汉密尔顿的特点，在心理分析，异常细腻。非婚生子汉密尔顿，自幼性情敏感，成长经历多样，世情洞明，人情练达。他对治人者容易沾上的恶，有透辟的观察。他处处说明：对治人者，既要谨防，又要理解，还要给予鼓励。这一切，出于一个32岁的年轻人笔下，难能可贵。我想象中，汉密尔顿是个用头倒立的怪杰。一般人走进房间，先看到墙壁、家具、地板，汉密尔顿先看到天花板和窗外的天空；一般人走出户外，看到的是林子、道路、地平线，汉密尔顿始终盯着太阳。他写文章，结论在前，再用五六个甚至更多短语、分句铺垫说明理由，句子结构具有立体性，呈现多棱体。有些译者，费了很大的劲，把他的句子结构顺过来。不到一两百字，汉密尔顿不打句号，即使顺过来，念起来，也会长得令人喘气。反复揣摩他的原文，适应和摸索，我决定顺着他的语气翻译，多打逗号，发现这样反能保持他的文气和风格。倒装结构，并非英文的专利。“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翻译《辩论》时，我追求的文风，是大白话，尽量接近口语，尽量不用汉语的成语套话。因为，制宪代表们是在发言，是在讲话，不是念稿子，而且，随时赶记的麦迪逊，也来不及文绉绉。

　　《联邦论》不同，虽然都是急就篇，七个多月里，赶写成85篇战斗檄文；但是，三位作者都是文人，都注重英文的结构美和音韵美。翻译《辩论》，要注意防止“文胜质”，翻译《联邦论》，要防止“质胜文”。我曾尝试骈四骊六、五七合辙，遭到译林出版社编辑和一位文学教授反对，他们希望的，还是能启发读者联想原文的平直汉语。于是，我又全部平直化一遍。

　　85篇，每篇都打印出来几次。修改打印出的文字，比修改电脑屏幕上的文字，效果好得多。最后，保持两项追求。一，明白如话；二，汉语的句读，汉语的音韵美。英语的多重修饰，汉语究竟用几个“的”字，几个“之”字，还是尽量删去？英语里太多的but，and，汉语到底是译为“但是”，“可是”，还是“不过”，还是干脆不要；“和平与宁静”，“野心和贪婪”中的“与”字“和”字，能不能省去？这些，都要取决于每个具体句子反复诵读的音乐感。2007年，我聘请了两位大学生，一位定时朗诵《古文观止》，另一位定时诵读《红楼梦》，目的，是要寻找并使自己处身于汉语的音乐感之中。

　　这本《联邦论》里的汉语译文，麦迪逊和杰伊的文字，修改都不下三五遍，汉密尔顿的许多段落和句子，修改不下十遍。他的第一篇，修改不下二十遍。

　　如今的汉语译本读者，英文水平与日俱增。遇到疑惑处，对照原文寻求原始意蕴的读者，越来越多。厨师虽尽心竭力做出一桌好饭菜，食（识）者若挑出骨头或刺，请不吝赐教，厨师当竭诚欢迎。

　　二，重构汉语译名（概念）体系

　　讲述美国《联邦宪法》从无到有的这段故事，对中国读者，比讲述《史记》、《三国》难。因为，对中国古书中的人名地名典故，讲述者只要稍作解释点拨，观众或读者，就能顿悟。遥远的美国，两百多年前的事情，就不那么容易。例如，在本书中，三位作者集中火力批评的，是Congress；他们竭尽全力要建立的，也是Congress。可是，他们并没有用两个词来区分。其实，他们要批评的，是Congress of Confederation，“联盟议会”；他们要树立的，是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联邦议会”。所以，我从不用“国会”这种译法，因为，那时还没有建成“国家”；根据前后文，我把Congress分别译为“大陆议会”、“联盟议会”和“联邦议会”。把State译为“邦”，把邦的行政首长勉强地译为“邦长”（译为“总督”与“总统”对应，更好），都是为了与“联邦”这个概念对应。若译为“州”（中央集权政府设立的行政区划，由中央派出主要官员），则美国国名应译为“美利坚联州”。我从不用“美利坚合众国”这种译法，因为，我不明白其中的“众”字代表什么意思，是选民大“众”，还是最初的十三个邦之“众”？看来，是指后者。台湾译本《联邦论》的推荐者钱永祥说：合众国，就是“合”“众国”，也就是说，十三个国家“联合成一个‘众国’”。（第7页）我赞同这个理解。只是，如果接受这种理解，纽约就可以简译为“纽国”，马萨诸塞就可以简译为“马国”，加利福尼亚就可以简译为“加国”。因为，直到今天，它们都有各自的宪法，都有各自选民选出的政府，都有自己的法律文字体系，都有自己的法院体系；路易斯安那甚至实行欧洲大陆法系。当初，苏联曾经采取这种做法，把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都称为“加盟共和国”，甚至在联合国里占有各自的席位。还有一个关键词Confederation。我在《辩论》一书中把它译成“邦联”。后来，对不少通过四六级英语考试的大学生发问：“邦联是什么意思？与联邦有什么区别？”没有一个人答得上来，多数人说是一样的，不过正说反说而已。还有一位教学生考四六级英语的具有研究生资格的大学老师，也说邦联、联邦没有区别。这次翻译时，我废弃“邦联”这个模棱两可的译名，把Confederation一律译为“联盟”，把《邦联条款》改为《联盟条款》。美国历史的特点，就在于先有十三个殖民地，独立战争期间，同时独立，十三个同时独立的邦，既需要结成战时联盟，以合力对付英国，又不愿意上边有个“老板”。于是，迪金森等人设计出一套《联盟条款》，一个介乎宪法（社会契约）与盟约（条约）之间的文件。可是，独立战争证明，这种介乎盟约与宪法之间的游戏规则，过于松弛，过于脆弱，不能适应维系联邦的需要。于是，才有制宪会议的召开，发起者决心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全国政府。结果，中央集权派，遇到已经拥有相当实力的邦权派的韧性抵制。最后，两派折中，实行“伟大妥协”（今天叫“双赢”），形成联邦制，两派都转化为联邦派。美国走过的道路，毕竟是先有邦宪法，先有联盟条款，最后才有联邦宪法。这为她后来的经历，既留下许多便利，又惹下许多麻烦。制宪会议，实际上是一个由各邦代表划分权力大饼的会议。他们仔细划分邦权和联邦之权，直到会议开完，还留下许多划分不完的部分。从好处说，制宪会议是通过和平谈判完成的，免去了一次内战；由于开始分得认真，免去日后的许多界限不明和争执；从不好处说，邦权和联邦之权，即使理论上划分得再清，实际运作起来，仍然会有矛盾争执，就像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一样，始终困扰着美国。两百多年来，联邦之权和各邦之权，此长彼消，总的来说，是联邦之权逐渐积累，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总统有三位：华盛顿、林肯、罗斯福。他们执政期间，联邦之权都大幅增加；可是，直到1968年和1980年，尼克松和里根竞选总统时，仍把“还政于邦”作为竞选口号之一。这个问题，处理起来，需要一部专著。

　　究竟是中央集权制好，还是各邦分权的联邦制好，是个难于简单回答的理论问题。从集中全国民力、物力，财力，指向共同目标来看，肯定中央集权有效率上的优势；各邦自治，保留一份对中央的制约，对社会平稳、长治久安，也不无益处。不同的联邦制国家，或单一制国家，在联邦政府与各邦政府的分权上，做法和程度，也不尽相同。拿美国与法国、德国的联邦制比，就可以看出区别。

　　鱼与熊掌，兼而得之，虽好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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