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费纳与政府史研究(2)

其实,西方的文化相对主义和后现代学者甚至在政治上也不见得比费纳这样的“欧洲中心主义”者要来得正确。费纳丝毫不隐瞒西方世界在“现代化”过程中的野蛮,但是他深切地知道现代国家和工业资本主义一旦在西方兴起后,其他国家人民要么在强权下过着悲惨的生活,要么就必须走向建立现代国家和发展工业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因此,在费纳的字里行间,我们至少能感到他为现代化在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率先成功而高兴。但是,那些文化相对主义者们却对发展中国家中的任何传统似乎都保有激情,往往有一种身处西方优越生活而把发展中国家当作香格里拉来欣赏的虚伪。幸亏中国在20 世纪初就禁止缠小脚了,如果推迟到文化相对主义盛行的今天的话,西方的文化相对主义学者肯定会因为有一些已经缠了小脚的妇女不愿放脚而谴责中国无视妇女缠小脚的权力,并热情宣扬“步步金莲”文化中的优美成分。

西方文化相对主义者在政治上的表现还在于他们中许多人(比如彭慕兰) 仍然把在西方兴起的工业资本主义看作是一个进步现象。正因为如此,他们决定从所谓的非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出发,认定在18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兴起前夕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有一定的走向现代化的可能,并在历史资料中断章取义来支持他们的学术观点。但是,工业资本主义只不过是西方社会给世界带来的一个现实,并不是什么一定值得庆祝的历史现象。在其100 多年的发展史中,工业资本主义虽然为人类社会带来了许多值得夸耀的变化,但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可以摧毁人类社会多次的核武器,正在耗尽地球上的不可再生资源,造成大规模的环境污染。中国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帝国模式在东亚的土地上延续了2000 多年,而工业资本主义这种正反馈文化能否维持这么长时间很值得怀疑。如果我们假设不远的将来,工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人类为了争夺日益稀缺的不可再生资源而进行了一场全球性的战争,其中一小部分在这场浩劫中奇迹般地幸存了下来,那么,这些幸存下来的人将会怎么看待工业资本主义历史? 那时候,人们可能就会把费纳的《政府史》的第三卷看作是一部分析为什么一个躁动不安的、缺乏负反馈机制的社会在西方而不是在其他地方率先实现的著作。在那时候,如果有人问及费纳的《政府史》和持有文化相对主义的“加州学派”的工作在政治上哪个更正确,有的学者就可能会说是费纳的《政府史》。这是因为,一旦工业资本主义被看作是负面现象后,“加州学派”的学者就犯了两次政治错误:他们错误地赋予工业资本主义正面的价值,同时错误地认为工业资本主义在18 世纪的西方和同期世界其他重要文明中几乎有着同等的发生可能性,言下之意,就是世界所有文明在工业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灾难这一问题上与西方负有同等责任。但是费纳《政府史》的观点却只犯了一次政治错误:错误地对西方社会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现代化赋予正面的价值,但他却正确地指出了现代化是西方的产物,亦即世界其他文明不能为西方社会现代化中最为重要的一面(即工业资本主义) 所带来的灾难,承担与西方同样的责任。

任何伟大的社会科学著作都会有自己的弱点,《政府史》也不例外。为了能包容世界政治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众多的、极其复杂的经验现象,费纳在《政府史》写作过程中所依据的理论仅仅是一个静态分类框架。但是,正是这一分类框架使得费纳能清楚地区分所要讨论的国家和地区政府的类型,并针对这一政府类型建立有效的比较视角。因此在读了《政府史》后,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费纳书中各章节的比较视角众多且在不断变化,但他的比较却几乎总是来得恰到好处。问题是,静态分类框架不能用来解释动态变化,这就给费纳的分析带来了不少困难。为什么一个国家会在某一时期内兴起然后走向鼎盛和消亡? 为什么某一政府形态会在某一地区和时期内兴起然后消亡? 对于这样的动态性问题,《政府史》就不能提供像曼的《社会权力的源泉》这类著作所提供的洞见(Mann ,1986 , 1993) 。特别是,当《政府史》的第三卷进入近代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后,费纳的笔触充满激情,分析流畅,对西方文明成就的骄傲跃然纸上。费纳认为现代国家和工业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绝非偶然,而是欧洲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和军事权力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冲突的结果。因而,他为我们提供的是一个典型韦伯式的关于现代国家和工业资本主义在西方率先兴起原因的社会学分析。但正是在这样一个静态分类框架的限制下,费纳没有能把他超人的动态分析和宏观把握能力通过明确的理论展现出来。

其实,即使在费纳的分类框架下,做进一步理论探讨也是有益的。比如说,现代西方民主国家的政体接近于费纳分类框架的哪一种理想类型? 费纳没有加以讨论。但是,对这一问题的明确说明应该是十分重要的。依愚见,现代西方民主国家的政体接近于费纳分类框架中的贵族/ 论坛型政体而不是论坛型政体。真正论坛型政体是卢梭所提倡的那种大民主。这类政体人类梦想过也曾经试图付诸实践过,但却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又如,费纳指出在六种混合型政体中,宫廷/ 论坛政体和贵族/ 论坛型政体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普遍,而其他类型的政体却逐渐成了历史。政府形式的发展为什么会呈现这样的规律呢? 费纳在其分类框架的局限下未能做出回答。但如果我们在费纳的分类框架中加入他本人也十分强调的政府合法性这一概念后,问题就变得清晰了:不同的政体有着不同的合法性基础。简单说,脱魅之后现代社会的权威结构已经越来越难以运用神秘的和传统的合法性技术来加以维持,而正是程序合法性在现代社会政治过程中地位的大大提升,才导致贵族/ 论坛型这种政府形式(如代议制政府) 在世界上的地位大大上升。而现代型的宫廷/ 论坛政体(全权政府) 其实只不过是现代政府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不稳定变异。这是因为,虽然在现代宫廷/ 论坛政体形成初期,其寡头(宫廷) 一定会由于多种原因而享有来自大众(即论坛) 的广泛支持,但由于这种政体继承了宫廷政体的强大专制性并有着无限政府的性质,因此它一旦形成后肯定会利用其专制性去控制论坛,而不会像贵族/ 论坛型政体一样朝着政治精英(即贵族) 竞争和百姓(即论坛)定期选举的程序政治发展。宫廷/ 论坛政体不能很好地与程序合法性相匹配,是其在现代社会中难以达成稳定状态的关键因素。

《政府史》的写作因费纳的去世而戛然终止。此书因为没有一个具有洞察力的结论而给读者带来很多遗憾。特别是在通读《政府史》洋洋三卷之后,笔者得到两个相反的印象。第一,在分析古代社会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发展史时,费纳的一个隐含定理是:决定一个政治建构成功的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不复存在;人们会利用某一政治建构的一些特性去为自己或自己所代表的某一群体谋取特殊利益,从而使一个本来运转良好的制度走向低效和腐败。因此,任何政府建构,即使在一个时期内被看作是很完美的建构,都会走向衰败。第二,在分析近代西方的政治发展中,费纳虽然没有忽略其过程的野蛮性,但在其对法国革命,特别是美国革命为世界所带来的新的政治制度的描述中,他那种在分析传统政治制度时所采用的对不同政治制度的历史地位和各种弱点进行评价的手法突然消失了。难道历史就终结在一种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相结合的体制上吗? 难道费纳在分析古代社会时所运用的那个隐含定理在现代社会中突然就不发生作用了吗? 如果费纳的那个隐含定理在现代社会中依然有效,那么现代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相结合的这种体制的历史地位、弱点和发展方向是什么? 费纳不是一个历史终极论者,他毫不幼稚,但其巨著通过精采的描述和分析把我们从文明的起源一步步带到现代社会,却没有留下一个智者对未来社会的猜想。

费纳的《政府史》发表后好评如潮。《经济学家》杂志说:“没有一本在20 世纪发表的政治学专著……能超过费纳的工作”( Economist ,1997) 。卢特瓦克说:“费纳的工作是‘政治科学’的最卓著者”(Luttwak ,1997) 。帕特逊说:“费纳的《政府史》是几代学术的结晶”( Paterson ,1999 :112) 。鲍尔说:费纳的工作“丰富之极,以至于任何一个比较理论框架都无法对它进行概括”(Power ,1999) 。但是,费纳在80 年代为了写作《政府史》而申请社会科学研究协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的科研经费时却被拒。其实,还是布里斯宾对《政府史》的态度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西方主流政治学的现状(Brisbin , 1999) 。他批评费纳无视所有坚持新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学者在国家形成方面所做的工作,批评费纳未能把《政府史》中所提出的不同政府类别转化为能解释各种不同假说的真正的变量。新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是西方政治学的主导理论,而以博弈论和统计学为核心的定量方法则是西方政治学的主导方法。费纳显然对这些理论和方法持保留意见。西方主流政治学非常现实,因而也十分短视。他们普遍轻视历史,有一种“只有当历史能为现实服务时我们才会服务于历史”的劲头(尼采语) 。因此,像《政府史》这样一部以上下五千年政治为研究对象的、实际上采用历史社会学方法的巨著,就成为西方20 世纪政治学领域的一个绝唱。

《经济学家》杂志说如果政治学有诺贝尔奖的话,费纳的三部曲就肯定会赢得此殊荣( Economist , 1997) 。我个人认为这一评价低估了费纳的工作。费纳的三部曲所需要的知识面、想象力、对历史现象的综合能力以及智慧,远非目前早已技术化了的物理学、化学和经济学的诺贝尔奖获奖工作所能比拟。

注释：

注1：与中世纪欧洲的无头封建制相对的是中国西周或日本幕府政治前的那种在封建贵族和领主之上还有国君统帅的有头封建制。

注2：本文中引用《政府史》内容时所用的页码均为英文版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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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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