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费纳与政府史研究

提要：费纳的《政府史》从苏美尔开始,述及萨尔贡、埃及、亚述、犹太、波斯、希腊、中国、罗马、印度、拜占庭、哈利发、中世纪欧洲、日本、奥斯曼等地的政治史,然后把焦点转入文艺复兴和新教运动后的欧美政治的突破性发展,并讨论了当代世界三大革命给世界政治、政府形态和国家社会关系带来的变化。费纳对文化相对主义提出了坚决的反对,并对“西方兴起”这一历史命题做了独到的分析。虽然费纳不是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史学专家,但他凭借其卓越的理论和分析能力对世界政府历史和政府制度创新过程做出了一般历史学家远不能及的描述和分析。《政府史》是20 世纪西方政治学的一部巨著。

关键词：国家　政体　政府制度发展　现代化　文化相对主义

费纳(Samuel E. Finer) 的《政府史》共三卷34 章(Finer , 1997) , 英文版长达1701 页,是20 世纪西方政治学中有重大影响的巨著,其中文版即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政府史》的主要关注点是世界历史中政府形态的发展。《政府史》以各个国家的政府形态、统治方式和国家社会关系为核心,大致依照时间顺序,先把我们带入世界文明中最为古老的苏美尔城邦,述及萨尔贡、埃及、亚述、犹太、波斯、希腊、中国、罗马、印度、拜占庭、哈利发、中世纪欧洲、日本、奥斯曼帝国等地区和国家的政治史,然后把焦点转入文艺复兴和新教运动后的欧洲各国和美洲殖民地政治制度的突破性发展,最后,集中讨论影响当代世界的三大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及工业革命) ,以及这些革命给世界政治、政府形态和国家社会关系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变化。

费纳长期以来一直是政治学界特别是英国政治学界的一个领军人物,他的不少早期著作皆是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领域的经典,特别是《马背上的人:军事力量在政治中的作用》( Finer ,1962) 。费纳在1982年开始撰写《政府史》时已经退休,1987 年,费纳在一场心肌梗塞后幸免于难,此后,他在健康状况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坚持写作且进展迅速,直到1993 年去世。去世前《政府史》已完成计划中36 章的34 章。《政府史》由费纳的夫人凯瑟琳·费纳及杰克·哈瓦德(Jack Hayward) 进行编辑后出版。作者的去世使得《政府史》终止在工业革命。如果假以时日,想必费纳会对整个20 世纪的政治发展,特别是苏联解体和全球化对国家政治发展的影响有所涉及,并且会在书末提供一个总结和展望,使读者能对全书有个更完整的了解。虽然《政府史》的不完整性给我们带来了遗憾,但读过《政府史》的人都承认,全书34 章有一气呵成之感。直到最后几章,作者仍能广征博引,并以他所特有的睿智,为我们展现近代政治的关键发展及其背后的逻辑,锋芒丝毫不减。

《政府史》一书中没有涉及黑非洲,没有讨论欧洲殖民前的美洲,也没有分析任何东南亚的国家,甚至对日本的讨论也仅限于幕府时代以后。在导论中,费纳开门见山地说明了他选择案例的四个取舍原则,其中最主要的是政府的大小和规模,以及该政府在组织技术和统治理念上对后世所产生影响的大小。人类社会技术的发展可以分为两大类:集约性技术和延展性技术( intensive and extensive technology) (Mann ,1986) 。所谓集约性技术,是指那些能提高人类的生产效率、增强对自然资源的汲取和利用能力的技术,而延展性技术则指的是那些能提高人类(特别是国家) 的组织和协调能力的技术。就古代中国而言,科层制、法治、常规军及科举制等等的发明都可以被看作是重要的延展性技术的发展。在工业革命前(特别是在18 世纪前) ,推动文明进展的主要是延展性技术。因此,世界各地各个历史时期的政府对延展性技术发展的贡献就成了费纳写作的主轴之一。在导论的最后,费纳总结了各个国家和地区在这方面最为重要的贡献(Finer ,1997 : 87 - 94) :亚述发明了帝国,波斯创造了世俗帝国,犹太王国发展了有限君主模式,中国贡献了科层制、常规军及科举制等等,希腊发明了公民概念和民主制,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发展了衡平政治(checks and balances) 和法制,中世纪欧洲产生了无头封建制（注1）和教会与世俗政权的冲突性依存状态,复兴了希腊罗马政治的一些关键传统,并创造了代议制。英国创造了君主立宪,法国发明了民族主义和民主国家,美国则贡献了成文宪法、宪法对公民权的保护、司法审查以及联邦制。

在导论的其他部分,费纳集中讨论了书中常用的概念和社会机制。在定义了国家概念后,费纳讨论了历史上存在的不同国家形态、军事组织及军事技术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宗教与国家之间的不同关系。奇怪的是,费纳的导论没有对经济组织及生产力与国家及国家形态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讨论。因为在讨论具体的国家和地区政府史的时候,特别是在讨论中世纪后欧洲的发展时,费纳对经济组织形态、生产技术的发展以及生产力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做了很深入的分析。《政府史》的分析框架强调国家组织和军事、宗教、经济的互动关系,有很深的韦伯思想的痕迹。但是,《政府史》却不是一本典型的历史社会学著作。当代大多数历史社会学著作一般都从一个或数个问题出发,然后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因果式或互动关系式的解释框架。比如,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中(Moore ,1966) ,摩尔提出了20 世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主要有三条路径:民主道路(如英国、法国、美国) 、政治革命或法西斯道路(如日本、德国) 和社会革命道路(如俄国、中国) 。摩尔的问题是为什么不同的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会走向不同的道路。同样,在《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 - 1992 年》中(Tilly , 1992) ,蒂利所想解答的是为什么欧洲国际政治在第二个千禧年会有如下的变化:第二千禧年伊始,地域广阔、商品经济不发达、政治上比较专制的内地农业国家(如波兰) 能主导欧洲政治;第二千禧年中期,主导欧洲政治的则成了那些经济发达、资本密集、政治自由而地域有限的城邦国家(如威尼斯、比利时) ; 17 世纪后,欧洲政治转而由那些既拥有大城市又占有很大周边地区的国家主导(如法国、英国) ;18 世纪后,欧洲各国则都先后走向了民族国家的道路。但是,正如笔者在评论许田波《古代中国和近现代欧洲的战争及国家形成》(Hui ,2005) 一书时所指出的,为了让不同时空不同历史背景下的案例有可比性,比较历史社会学家所提出的问题就必须相对单一,而问题越是单一,我们就越能提出许多在逻辑上合理却与经验事实毫不相干的解答(赵鼎新,2007) 。费纳的《政府史》三卷所涉及的国家如此之多,要解答的问题和比较的视角也在各章节之间不断变化,因此那种在社会学中盛行的具有清晰问题意识的、分析型的、对称性比较方法对于费纳来说显然无法采用。

费纳整个分析框架的核心是一个简单的分类系统。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性质(如组织形式、执政能力、合法性基础、所受到的制约等等)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下四种力量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宫廷、教会、贵族和论坛。这四个词汇都是转喻。最为简单地说,宫廷指的是专制政治,教会指的是神权政治,贵族指的是精英政治,而论坛指的是大众政治。在当代社会,宫廷与论坛的组合就形成了全权国家,而贵族与论坛结合则形成了代议制政府。在人类历史中,这四种力量中的任何一个都很难完全排斥其他力量而对政府进行全面控制,因此,大多数政府或多或少都是杂交型的。杂交型政府共有六种可能:宫廷/ 教会、宫廷/ 贵族、宫廷/ 论坛、论坛/ 教会、论坛/ 贵族、教会/ 贵族。其中,论坛/ 教会和教会/ 贵族类型的政体在历史上非常少,宫廷/ 教会和宫廷/ 贵族类型的政体非常普遍,宫廷/ 论坛和论坛/ 贵族型政体在古代时有出现,但是它们的普遍程度远不如现代。

费纳的这种机械的静态分类方法连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哲人都应该会接受,可在现代政治学和社会学中,这种把静态分类当作理论的做法早已过时。但费纳的智慧正体现在这一点上——他深深懂得,如果要想分析一个极其复杂的现象,并且在分析过程中不像当代许多比较历史社会学家一样对复杂现象进行过度简约,简约到让历史学家笑话,那么这个分析框架就必须不能与根据具体经验案例做出的种种分析和解释产生逻辑矛盾。有鉴于此,一个缺乏特定理论支持的分类框架反而有着更大的灵活性和普适性,或者说不会迫使作者为了证明其理论的正确性而忽视所面对的经验现象的复杂性。正是在这样的简单的分类系统下,费纳才能够对从苏美尔和萨尔贡发端的历史上的各类政府的组织形式、执政能力、合法性基础、所受到的制约,以及在与其他类似政府相比所具有的优缺点和历史地位做出具有洞察力的、深入的分析和评论。费纳并不是任何一个特定地区或国家历史的专家,他的具体描述与分析也不可能万无一失,地区史学专家们当然能指出费纳对政府史的具体描述中所出现的各种错误和纰漏,但我敢肯定地说,史学专家们所指出的相当一部分错误和纰漏很可能是出于专家们在视野和知识面上的局限而产生的误解,并且大多数专家在通读全书后一定会为费纳的知识面、历史感、睿智,以及许多分析和论点的精到程度所折服。

《政府史》涉及的内容虽然庞杂,但费纳在描述和分析上下五千年世界各国政治史时所达到的深度,以及所体现出的对各国历史卓越的把握能力,绝不亚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专业历史学家。笔者才疏学浅,对费纳笔下的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了解有限,难以对费纳的历史描述和分析质量做出准确的判断,但是就笔者有一定了解的历史,比如希腊、罗马、中世纪欧洲、日本、近代欧洲和美洲的历史来说,我能感到费纳对这些历史案例的总体把握能力甚至超过了大量专家。当然,笔者最为之心折的还是费纳对中国历史的描述和分析。我阅读过大量西方学者所写的比较历史著作,一个普遍的感觉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越接近远东,该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就与西方文化差别越大,西方学者就对该国家或地区的历史越发难以把握,他们对该国家或地区历史所进行的描述和分析也就可能越来越离谱。因此,即使是一些很优秀的学者,比如摩尔、斯考契波、豪、曼、麦克尼尔、琼斯、郎德思、古德斯通等等,他们虽然在分析中国历史形态时不乏真知灼见,但在对具体中国历史的描述和引证上却会时空倒错,并在历史背景不清的情况下犯有低级错误(如Goldstone , 1991 ; Hall , 1986 ; Jones , 1981 ; Landes , 1998 ; Mann ,1986 ; McNeill , 1982 ; Moore , 1966 ; Skocpol , 1979) 。但是费纳的《政府史》却不是这样。《政府史》专讲中国历史的有五个章节:先秦、汉朝、唐朝、明朝和清朝,其总长度达236 页（注2）,足够单独成书。费纳不懂中文,他在写作时所能利用的仅仅是在西方来说本身就欠发达的中国历史研究的成果,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除了先秦一章流于简单之外(西方先秦史研究可供费纳参考的文献太少了) ,其余四章在时空和历史背景上都十分清晰且罕见低级错误。作者对于儒家学说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及其在不同朝代的变化,以及儒学怎么在宋朝开始从一个官方意识形态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深入到民间的准宗教的分析,对于中国科层制的特性(比如它在功能上有与西方教会相类似的一面) 、历代科层与皇权关系的紧张和变化、各朝代前期的皇帝在“内朝”与“外朝”权力分配时的两难选择、以及“内朝”与“外朝”关系一经定型后对整个朝代政治发生重大影响的分析,对于中国各个朝代对社会的渗透和控制能力及中国古代国家社会关系本质的分析,对于中国军事力量在政治中的边缘化和中国对各类宗教的宽容性的分析,对于康乾盛世的成就和局限以及大清帝国特殊的边疆策略及其背景和成果的分析,以及其他众多的分析,处处体现出宽广的学识和比较方法给作者带来的中国史专家无法企及的视角和真知灼见。

费纳反对文化相对主义。在他的眼里,不同的政府形态在政府形态发展中的地位以及在政府史上的地位的重要性完全不同。比如,他认为,城邦政府对于政府史来说很重要,但在政府形态的发展中它却是一个死胡同;神权政府与完全政教合一的政府对政府史和政府形态发展来说都不具有重大意义。费纳特别强调现代国家(以民族国家为主要特点) 完全是西方的产物。《政府史》虽然没有专门讨论各个国家和地区自发产生工业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但是书中的信息十分明确:工业资本主义也完全是西方世界的产物。费纳认为,在18 世纪时,世界上的其他文明都已经“达到了一种有意识的自满且不愿做出改变的状态。同时他们的政府也努力抵制任何外来的、任何有可能打破被他们视作无价之宝的平衡状态”,而欧洲却从西罗马帝国以来似乎始终感到浑身不自在且躁动不安。到了18 世纪,欧洲社会的躁动不安从国家到经济到思想界更达到了全面的、无以复加的程度(Finer ,1997 :1473 - 1475) 。费纳认为,现代国家和工业资本主义正是在这样一种躁动状态下跌跌撞撞地到来的(Finer ,1997 :1473 - 1651) 。

费纳《政府史》的最后4、500 页主要讲述的是近代西方政治的躁动不安和不断更新,但他的描述和分析方法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政治发展并不是西方近代发展的惟一主轴。费纳为我们展现的是西方世界在政治、思想、军事、经济各个方面全面性的躁动不安,以及政治、思想、军事、经济力量之间在这全面性的躁动状态下相互依存、相互冲突和对历史发展的促进景象,其中许多可能已为大家熟悉:中世纪的独立城市促进了欧洲经济,复兴了罗马的共和政治,保证了城市阶层在欧洲政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Finer ,1997 :950 - 1051) ;文艺复兴和新教运动引进了世俗政治和科层制,破坏了主导欧洲世界达1300 年之久的基督教世界及其世界观(Finer , 1997 :1261 - 1263) ,促进了不同的世俗理论和世俗性的历史终极理论的涌现和竞争(Finer , 1997 :1473) ;欧洲的战争促进了国家在组织和税收等多方面的变化,促进了技术和生产能力的发展以及用暴力征服世界其他文明的能力;欧洲及整个西方的政府则不断在被动和主动的统治方法的更新过程中东跌西撞,既是在适应又是在推进西方世界在各个方面的不断变化。费纳认为,西方社会的这种多元的躁动不安的互动正是现代国家和工业资本主义兴起的源泉。

费纳书中对历史的分析方法在今天的西方世界已被视为老派。在文化相对主义和后现代理论盛行的西方历史学界,特别是在研究非西方历史的学者中,费纳所代表的观点被广泛地批判为“欧洲中心主义”,被视为“政治不正确”。在当下的美国,一个盛行的理论(所谓的“加州学派”) 认为世界各个文明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在经济上) 直到18 世纪仍然在同一起跑线上。就中国而言,这些学者强调了帝制中国在悠久历史中的变化和更新能力,强调了在城市化与商业化水平、人均卡路里摄入量、技术的成熟水平等等方面,直到18 世纪仍然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或与西方同时期处于同等的发展水平(有些学者甚至认为直到19 世纪中叶欧洲的发展水平也没有超过中国) 。他们认为只是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比如幸运地获得并吸收了先进的东方技术(Hobson ,2004) ,或幸运地发明了关键性技术(蒸汽机) (Goldstone , 2000) ,或幸运地能在其发展的关键时期利用美洲的大量资源和向美洲新大陆移民而减轻其社会由于人口负担而产生的种种压力(Pomeranz ,2000) 等等,西方世界才能在19 世纪脱颖而出,首先走向现代化。已被译成中文的彭慕兰的《大分流》就是这类研究的一个典型(Pomeranz ,2000) 。

上世纪80 年代费纳开始写作《政府史》时,文化相对主义思想和后现代的学术和理论尚未在历史学界甚嚣尘上,但费纳似乎已经预料到这一颓废时代学术的到来。费纳在书中再三强调帝制中国在经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等等多方面的发展,并分析了中国在明代的辉煌。他甚至强调直到大清帝国康乾盛世时,中国在许多方面,包括政治改良和政府行政能力、教育的扩展和对绅士阶层的整合能力、对边疆的控制手段和能力等等,都有着重大的提高,并且中国的经济能力和百姓生活水平直到18 世纪在世界上并不落后。对于这些基本事实,费纳与那些持有文化相对主义学者的认识相去不远。但是,费纳马上指出:“汉学家们十分正确地指出了中国在历史上所经历的不断的和显著的变化。但是,中国政治虽然在一个长达两千多年历史的帝国模式下不断地丰富和改进着,欧洲政治却从日尔曼蛮族王国开始,其间经历了封建制、新君主制、绝对国家和议会制以及民主和代议制政府,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断颈式的变化,两者性质截然不同”(Finer , 1997 :1303) 。费纳进而指出:“当一个社会中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和主流意识形态互为依存时,这一社会就会获得稳定;而当一个社会中一个至数个结构与其他结构产生冲突时,这样的社会就有了突变的可能”( Finer , 1997 :1303 -1304) 。在费纳眼里,中国社会就是前者,而欧洲和整个西方社会则是后者。现代国家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到来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技术问题、经济问题或生活质量指标、政治发展和思想“进步”等问题,它们跌跌撞撞的到来是西方社会政治、思想、经济和军事等因素相互冲突的结果。费纳的分析虽然没有专门针对“加州学派”,但是他明确地告诉了我们,“加州学派”的学者们为了强调中国在18 世纪与西方的相似性而列举的一些经济指标和社会发展指标只能说明帝制中国仍然有着很大的改良能力,但决不能证明18 世纪的中国与西方有着同样的把世界带到现代国家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可能。

(责编：R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