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大工地是中国社会生产关系和制度变革的产物，它又如一个缩影，揭示了三十年改革所造成的全部社会冲突和矛盾。被投掷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的建筑工人，以对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剥削的最直接、自发的反抗，顽强地将多方力量遮蔽的阶级结构及阶级对立暴露在世人面前，并呼唤自己作为一个阶级存在的合法性。本文记录了分包劳动体制下建筑工人挣扎求生存的苦难，以及一个新兴工人阶级艰难孕育的历程。

　　［关键词］阶级形成；阶级情感；建筑工人

打工可以暑热严寒

　　但不能没有工钱

　　工人不再沉默无语

　　只要发出我们的声音

　　多少年来你的付出

　　改变了城市的容颜

　　劳动权利一定要争取

　　团结起来讨工钱

　　——建筑工人大军改编的《讨薪之歌》

　　2008年6月，京郊桃源村的工地上①，建筑工人老张在焦急地等待着老板发工资，家里的麦子已经熟透，等待他回去收割。老张干建筑已经三十多年了，这次他从老家找来十多个抹灰工，为包工头干活。从开春干到现在，除了每月一两百块钱的生活费之外，他们还没有拿到一分工钱。一星期前，老张代表十多个工人向包工头提出了结清工资的请求，当时包工头满口应允。眼看约定的日子要到了，包工头却说一时没有那么多钱，让他们再等一等。工人们很生气，但拿不到钱也没有办法，只好答应再等两天。

　　最后的期限到了，却不见包工头的影子，工人们来到建筑公司项目部要钱。项目部经理给包工头打电话，让他赶紧来处理工人的事情。好不容易等来了老板娘，工人们把她团团围住，让她结工资。老板娘说工程没有完工，不能给钱，要工人们收完麦子再回来，把活干完才能给工钱。工人们愤怒了，一个工人把吃饭用的缸子狠狠地摔在地上，如果不是因为老板娘是女人的话，工人们恐怕早就动手了。几个工人去买了锤头，扬言要去砸了自己干的活。还有工人威胁说要去劳动局告老板。老张对老板娘说，必须解决工人的工资问题，不然他也不知道工人能干出什么事情。

　　晚上11点，包工头派人送来3万块钱，说是过两天再给一部分，剩下的等工人回到北京再一次结清。无奈之下，老张只好把这些钱先发给工人，让他们先回家收麦子，自己留在工地上等着拿剩下的钱。夜里两点多，这些工人坐上了回家的汽车。

　　桃源村的这一幕令人心酸和愤怒，却一而再地在全国的建筑工地上上演。常见的情况是，包工头想方设法把工人打发回家，承诺年底结清工资，甚至给工人打下欠条，而到年底工人追讨工资时却困难重重，包工头要么以没钱为理由，一拖再拖，要么干脆死不认账。几乎每个建筑工人都有过讨工资的经历，可以说，工资拖欠成了建筑行业的顽疾。分析工资拖欠牵连的矛盾和冲突，需要我们放宽视野，直面建筑工地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引入阶级这一既老套又新鲜的视角。

　　一、阶级分析的本土社会学意义

　　众所周知，阶级分析的中心性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则。然而，20世纪中期以来近半个世纪的西方马克思理论的发展，基本上是质疑和否定这一原则的过程。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深深地为西方社会的一个现象而困惑：被马克思寄予厚望的工人阶级，为什么迟迟不起来担负起它“本应承担”的使命？换言之，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性为什么迟迟没有显现出来？他们从不同的方向解释这一“为什么不”的问题，却共同建构出了一个阶级结构、阶级意识和阶级行动之间可能存在背离的巨大空间。在马克思那里，虽然有“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的区分，但是阶级结构、阶级意识和阶级行动这三者的内在统一性是预定的，“自在”到“自为”的转化也是自然而然的历史过程，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必然带来阶级结构的简单化和尖锐的阶级对立，“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②

　　马克思预言的革命没有来临，相反西方社会在二战之后走向相对繁荣和稳定的通道，为了弥合西方现实社会进程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鸿沟，“后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学者发展出一系列丰富的解释，其中有三个方向特别具有影响力：其一是“意识形态的危机”说，认为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制造出一套遮蔽性的意识形态，连同消费主义文化，成功地阻碍了工人的阶级觉悟的发育。③其二是“多元认同”说，它批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和“阶级还原论”，认为经济利益只是界定工人身份认同的一个维度，性别、族群、宗教、文化等多种社会因素都参与到工人认同的构建中，换言之，工人未必按照生产关系中的位置来认识自己的处境和利益，更谈不上开展阶级行动了。④其三是“中产阶级”说，它注意到西方社会工人“中产化”的趋势，就经济上的剥削角度而言，中产阶级与普通工人一样不拥有生产资料，具有工人阶级属性，但是就劳动生活经验中的异化角度而言，中产阶级又因其对知识、技术和组织的操控和工作上的一定自主性，较少具有工人阶级的异化感，因而，中产阶级具有比较矛盾和模糊的阶级位置。⑤

　　将工人革命性的丧失归咎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构建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独立性与支配性地位。也正因如此，这些学者会热切地将“文化革命”时的“毛主义”视作法宝，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用作对抗资本主义霸权的武器。然而，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实际上正在疏离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本质，将生产关系、剥削从社会结构的核心中“移植”出去。

　　“中产阶级”说看到了西方社会结构自身发生的变化，但是由于缺乏第三世界视角，不可能从全球经济分工的不平等中把握西方社会阶级结构的历史阶段性，反而容易将其视作当然。如此看来，后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忽略了西方社会内部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另外一方面过分夸大了意识形态的效用。分析起来，“告别工人阶级”在西方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后果，而且有着客观的社会基础，简单说，第一世界的西方正是通过剥夺第三世界，很大程度上将阶级矛盾转移为民族国家的矛盾，得以在国内维持一支庞大的中产化的工人队伍，从而削弱了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性；与此同时，这种转移也在第三世界国家里制造了更为严重的阶级矛盾。

　　回到中国，改革开放同时也是一个逐渐卷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历史进程。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与“世界工地”，一个多达两亿的庞大的农民工群体逐渐形成。

　　三十年来，这一群体的劳动和生活处境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更成为本土社会学共同关注的一个宏大课题。可是在如何理解农民工的社会地位，造成农民工困境的原因等重要问题上，却存在着重要的分歧。其中一个非常核心的分歧是是否应该以阶级的视角来看待农民工问题。目前占据主流地位的阶层视角与新兴的阶级视角之间的分野，不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否存在于中国的认识上，而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社会性质和社会矛盾的判断，以及对当下的社会矛盾是否建立于根本的利益对立，是否可以调和与避免的认识上。阶层视野否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内在对立的结构性因素，主张不同阶层之间利益调和与社会流动的可能性。阶层视野期待通过分配制度的改善、法治的健全、农民工教育水平的提高等途径解决农民工问题，也就是说他们相信通过创造更好制度文化的努力可以调和社会矛盾。更甚者，一些学者甚至将农民工的出现本身就视作农民向上社会流动的一种体现，而根本不顾及造成这种流动背后的剥削关系。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国走向》作者徐景安的说法：“判断中国的改革，离不开中国的国情，尤其得弄明白我们处于什么历史阶段”“可是农民工却认为，这总比俺农村强，竟喜欢受剥削。何止农民工缺乏‘阶级觉悟’，整个中国都如此，甘愿当世界工厂，欢迎资本主义剥削。”

　　而阶级视野突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内在利益对立的结构性基础，强调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不可避免的劳资冲突，主张只有将处于失语、错位和扭曲的阶级话语拯救出来，才能够直面和回应产生利益对立、制造社会不公的结构性根源。在阶级视野中，农民工问题主要是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方与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不对等关系的体现，农民工问题的提出，不单是要处理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阶级冲突的普遍议题，而且是要特别地关注一个处于后社会主义转型历程中的中国工人阶级形成的特殊主题。阶级视野认为，农民工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农民工这一阶级主体的诞生与抗争，离不开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改变与再造，也就是离不开对于结构性格局中的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的实质性变革。在一篇名为《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生产》的文章中，沈原提出了一个理解农民工问题的阶级视角，即资本主义通过对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的剥夺，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劳动剥削。那些在沿海地区外资或私人企业中工作的农民工，正在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他们除了向资本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⑥

　　吊诡的是，在西方社会理论界“告别工人阶级”的时候，我们却正在中国真实地面对一个庞大的工人阶级艰难诞生的历程。为了给强调个体主义、专业主义、机会平等和开放市场的新自由主义话语扫清道路，阶级话语在中国被有意无意地或扭曲或压制，在这个意义上，被投掷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的两亿农民工很有些“生不逢时”的意味，然而，他们以对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剥削的最直接、自发的反抗，顽强地将多方力量遮蔽的阶级结构及阶级对立暴露在世人面前，并呼唤自己作为一个阶级存在的合法性。

　　两年来，我们对建筑工地上农民工的研究——他们的遭遇，他们的情感，活生生的劳动、生活及抗争经验——让我们不由不重拾“不合时宜”的阶级视野。我们注意到阶级结构、阶级意识和阶级行动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从自在到自为是一条充满荆棘、与主流意识形态不断角力的艰难历程，但是所有这些都无法取消阶级分析的必要性和中心性；我们更进一步体会到阶级视野对于本土社会研究的重要意义。

　　二、阶级与阶级形成概念

　　在马克思那里，阶级是因生产资料的不同占有而产生的对立关系概念。对立的两方中一方是资本家，他们靠榨取劳动剩余获得资本增殖，并通过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或积累再生产出规模扩大的资本关系。另一方是雇佣工人，是专靠出卖自己的劳动来获得生活资料的无产阶级。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的涵义在于它拥有双重意义的自由：“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须的东西。”⑦

　　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客观阶级结构上，他强调的是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内在的利益对立和冲突，却没有特别关注工人阶级意识如何形成，以及工人阶级的身份认同与情感倾向如何影响其集体行动的问题。换言之，马克思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解释阶级形成机制的微观学说，在此，我们引入汤普森和卡兹尼尔森（I.Katznelson ）的论述进行补充。

　　《英国工人阶级形成》致力解决的正是阶级形成机制问题。汤普森指出，“工人阶级形塑了自己正如他自己被形塑出来一样”，他强调的是阶级形成过程中工人自身的主动性，特别地突出工人劳动和生活经验在阶级意识发育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他强调阶级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假如我们将历史停顿在一个定点上，那么那里是没有阶级的，而只有一群具有相当多不同经验的个人而已……阶级是人们在其走过的历史中间自己定义出来的，而且在最后，这也是唯一的定义”.因此，“阶级本身并不是一个事物（thing ），它是一个发生的过程（happening ）”.⑧汤普森将这一动态的历史过程理解为阶级斗争的过程，只有透过长期的冲突，透过斗争中的经验与学习，阶级形成才能够最终完成。

　　卡兹尼尔森在对德、法、美等多个国家阶级形成的历史进行比较研究之后，进一步提出理解阶级形成的四个层面，即阶级结构、社会经济组织、性情倾向、集体行动。⑨他指出，在不同社会的特定历史时空下，阶级形成会呈现出各种复杂多变的样式，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阶级形成所提供的前提条件是最为基本的，它确定了一个社会中的不同位置，简言之，它奠定了一个社会的阶级结构。阶级结构连同社会经济组织，构成了理解阶级形成的社会经济层面，这两个层面所确立的阶级地图，主要是一个人在所有制关系网络中的客观位置，他的劳动、居住和生活方式，但是在这样的阶级地图中，尚无法找到意识、文化和政治的位置。性情倾向和集体行动这两个层面恰恰弥补了这一重要缺失。性情倾向是工人在劳动和生活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共同感受和看法，它们涉及到如何看待社会体制、如何理解公正、如何认识造成工人现状的原因以及是否可以改变的判断。卡兹尼尔森特别提出集体行动层面，是考虑到分享共同性情倾向的工人未必会自动走向共同的集体行动。工人以运动和组织的形式展开集体行动，对社会施加影响并改变自身的命运，是个不断克服障碍的动员过程和成就。性情倾向与集体行动构成了理解阶级形成的文化政治层面，将其与社会经济层面结合起来，我们就获得了一幅理解阶级形成的更为完整同时又更为复杂的图景。

　　三、走进工地，走近建筑工人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地”.当前的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建筑市场，建筑量占到世界的一半以上，混凝土和钢筋的消费量分别占到世界的一半和三分之一。⑩轰隆隆的大工地造就了改革开放以来令人叹为观止的物质文明，同时也为国家的经济增长做出了显著的贡献，近年来，建筑业连同房地产业一直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以2008年为例，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对GDP 增长的贡献超过10%.[11]然而，像老张这样在大工地上挥洒血汗的建筑工人却从来没有得到过适当的关注。

　　2007年底，我们开始走进工地，大规模接触建筑工人。我们选择了京郊的桃源村作为田野调查的基地。桃源村位于北京西北方向，五环以外，是典型的外来人口社区。按照政府的规划，这个村子即将拆迁，大规模的商品房开发建设即将开始。我们走进村子的时候，农业耕地的征用已经完成，村子的北面一片别墅群已经初现雏形，工人们正加班加点赶工期，工地上尘土飞扬，一派繁忙的景象。每到夜晚的时候，村子靠北的主街上就会有大量的建筑工人，正是这片工地和这些工人吸引了我们的目光，让我们把关注的焦点放到建筑工地和这些工人身上。

　　当我们试着走进工地，走近建筑工人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工人的处境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糟糕。虽然新的《劳动合同法》已经出台，但工地上几乎所有的建筑工人都没有劳动合同。他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劳动强度大，吃住条件差，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竟然不能按月拿到工资，甚至辛辛苦苦一年下来连工资都拿不到。在两年多时间里，我们重点探访了北京的5个工地，接触了上千名工人，深入访谈了上百名工人。他们大部分来自河北、河南、山东、四川、江苏、湖北等劳动力输出大省，访谈的对象主要是男工，也包括少量女工，既有技术工人，也有小工，涉及木工、钢筋工、水泥工、抹灰工、水管工等几乎所有工种。我们还访谈了大大小小的包工头、公司管理人员、项目经理等。我们的研究不仅仅停留在工地上，我们还利用春节和麦收、秋收的季节，随同建筑工人一起回到他们的家乡。我们先后进行了3次下乡调查，去了河北保定和邢台共4个农村。

　　建筑工人是中国新兴工人阶级的主体，根据2009年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2008年末，全国共有建筑业从业人员3901.1万人，其中，施工现场操作人员基本是农民工。借鉴马克思和西方后马克思的理论视角，我们试图将中国的农民工问题引入到社会转型和工人阶级形成这一宏大的历史进程之中，无产阶级化是我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建筑工人除了具有农民工的基本特征，还具有自身的重要特点。与南方工厂工人相比，建筑工人和农村联系更为紧密，很多人在农忙季节还从事农业生产，对农民的身份也最为认同。建筑工人的这些特征让我们更好地考察农民工群体艰难的无产阶级化过程，以及作为新兴工人阶级形成中所遇到的重重阻碍与反抗。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将考察在层层分包的劳动体制下，资本是如何控制劳动，而工人又是如何进行抗争的。建筑工人的抗争具有怎样的特点？工人在日常生活中日积月累的体验如何形成他们的阶级意识，国家和资本又是如何打造出新兴工人阶级？他们将具有怎样的阶级身份与主体性？我们将在国家、资本和劳动者三者互动的视角下进行考察。

　　四、中国农民工的“半无产阶级化”

　　中国农民工的阶级形成，既有与西方工业化国家相似的一面，又有着自身的历史特殊性。历经三十年，中国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仍然处于未完成的状态，一个庞大的雇佣劳动者队伍陷入到“半无产阶级化”的困境中。

　　马克思用英国的经验理解工人阶级的形成。当时的英国，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大量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从农民转化成为工人。在《资本论》里，马克思集中处理的是工人和资本之间的矛盾，他认为资本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压榨会激发工人的反抗，导致工人从一个自在的阶级转化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马克思是在资本与劳动的矛盾中理解资本主义的，他所指的资本是典型的资本，他所理解的劳动是建立在自由和平等社会契约基础上的劳动者，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订立了平等的契约关系[12].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引发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大潮，但制度性的障碍却使得这些已经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没有办法真正转化成为工人，他们和资本之间难以建立自由平等的契约关系。农民工的出现是马克思的理论难以处理的现象。今天中国的无产阶级化不仅仅是一个资本操控的过程，更没有办法回避国家扮演的重要角色。

马克思意义上的劳动者是一个具有劳动关系的劳动主体，他所讨论的“劳动从属于资本”（subsumption of labor）的过程，发生在劳动者进入生产领域之后，从属的结果是劳动价值被资本剥夺。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农民工，在他们进入生产领域之前，其劳动关系和劳动主体身份就已经经历了一次从属于国家和体制的过程，当他们走入城市，进入生产领域之后，又进一步遭遇从属于资本的过程；换言之，中国农民工经历了一个“双重从属”的过程，这意味着其劳动价值被剥夺的程度更为严重。

　　我们从阶级的视野出发，理解今天的建筑业农民工，除了要理解宏观的阶级结构、阶级关系以外，还要理解他们的阶级身份、阶级地位形成的复杂过程。虽然绝大多数建筑业农民工在家乡都有一块田地，但从生产关系上看，他们已经成为典型的雇佣工人，与一个世纪前列宁分析的俄国的农村无产阶级没有分别，“（他们拥有的）小块土地的经营规模微不足道，而且经济完全处于衰落的状态中，不出卖劳动力就无法生存，生活水平极其低下，甚至还比不上没有份地的工人的生活水平”.[13]

　　但从身份角度看，中国的农民工则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因为保留了农村的土地，农民工的劳动力再生产部分地被放在农村来进行，国家和资本不断强化他们的农民身份；另一方面，他们在城市里没有作为一个劳动主体的合法身份，国家在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也是缺席的，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他们的身份变得模糊起来。回到马克思对于劳动异化的思考，马克思所讲的异化是在生产领域的异化：由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而我们今天的农民工在马克思意义上的异化之外，还有更深一层的异化，这就是他们作为一个劳动主体同自己“农民工”身份的异化。农民工所经历的是双重异化的过程。

　　今天中国的建筑工人阶级形成的特征恰恰在于它处在双重从属和双重异化的状态。

　　国家体制通过维持他们“农民工”的身份，在资本剥夺他们的劳动价值之前，就已经把他们的劳动价值贬低。农民工的身份代表了卑贱的社会主体地位，在他们进入城市的生产领域之前，就已经被打上次等公民与次等劳动者的烙印——这就是处于“半无产阶级化”的当代中国农民工身份政治的奥秘。这是体制对他们造成的伤害，而这种伤害进一步为资本所利用，成为更好地控制和剥夺建筑工人的基础。

　　五、生产关系的变革与建筑业改制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非公有制经济获得巨大发展，即便是国有和集体企业，也已经通过改制，转变经营方式，其目标从追求社会效益转变为追求经济效益，其劳动关系和非公有制企业已经没有多少区别。进而，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这一转变在建筑行业有最明显的体现。

　　在建筑领域，改革之前中国的建设项目都由国营建筑企业承担，建设项目所需经费由国家财政划拨，纳入到当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名目。建筑企业的工人主要是固定工人，按月领取工资，和其他行业的国企职工拥有相似的社会地位和福利配给。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劳动关系下，建筑企业不但是一个生产单位，同时也是一个生活单位，负责工人的生老病死等社会福利和保障。同时，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宣传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注重培育阶级感情，倡导劳动光荣，尊重体力劳动者的劳动价值。

　　建筑业是最早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领域。自1980年代初起，国家在建筑行业引入一系列重大的市场化改革措施：重组现有管理体制、开放建筑市场、允许国营建筑企业自主经营、建立工程竞价机制等等。在国家的政策引导下，现代包工制度开始萌芽。一方面国企内部承包人从原企业独立出来，雇佣农村劳动力，成为最早的一批现代包工队；另一方面，农村的一些带工师傅也开始带本村人外出打工，形成另一批庞大的包工队伍。这些最早的包工队完成了最初的资本原始积累。[14]

　　与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化相伴随的是建筑行业用工体制的变化。按照国家的改革方案，国营建筑企业一方面大量使用农村劳务承包队，另一方面大量招用农村劳动力作为合同工，取代固定工人。国企固定工人的比例迅速下降，逐渐脱离生产一线，成为公司技术和管理人员。此后，建筑公司大量使用农村包工头带领的包工队，形成建筑行业层层分包的用工体制。

　　建筑行业的市场化改革也意味着生产关系的变革。今天的建筑工人已经完全不同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国企工人，他们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已经自由到一无所有，只能靠出卖劳动力维持自身及其家庭的生活。在建筑工地上打工的工资收入已经成为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他们和公司老板之间完全是雇佣劳动关系，他们是中国新兴工人阶级的主体。

　　六、分包劳动体制与劳动控制

　　在当前的中国，建筑工人属于典型的雇佣劳动者；而建筑业层层分包的用工体制，则将工人带入到一种劳动关系缺失的特殊困境中。资本对劳动的控制既有普遍特征，又体现出中国特色。

　　在今天的建筑行业里，无论工地的所在地区、建筑类型以及资本性质如何，一线作业任务基本上都是由以包工头为核心的农村包工队承担的。在这种体制下，数千万的农民工涌入城市成为建筑工人。这些农民工通常由个体包工头带入工地，在包工头的直接管理下参与建筑生产活动，并从包工头那里领取自己的工资。

　　层层分包是当前中国分包劳动体制的基本特征。经过层层分包后，建筑工地上形成了一种临时的金字塔式的等级管理体系。该金字塔以开发商（或市政项目中的政府）为最上层，建筑工人为最下层，中间涉及建设单位、劳务公司、包工队、带工队等多层。最少的涉及四层，最多的超过十多层。如图1所示，我们以简化的五层承包体制来进一步说明该分包劳动体制的基本架构。

　　开发商位于整个分包体制的最上端，是整个建设项目的发起人，但它基本不参与实际的建设工作，而是通过招标等形式发包给一家或多家建筑公司。在符合建筑资质要求的基础上，竞价成本最低的建筑公司通常可以中标。

　　建筑公司在承接具体的建设项目后，只会部分参与管理工作，具体的生产任务往往在肢解后进一步分包给其他建筑公司，后者再分包给专门的劳务公司或者单独的包工队。有的包工队本身并不具备建筑资质，而是挂靠在一些具备建设资质的劳务公司之下，借壳开工。(责编：Ye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