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

　　很有道理，其实这隐含着一个前提，就是如果假定人没有互惠，全靠着自己有时候往往达不到互惠。这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有限次的博弈、视野的狭窄等等。人的自发的决策经常不会导致互惠，但是如果有这种文化能克服这种对互惠的抵触的话，能促进互惠，那么这个文化可能就是好文化。

　　秋风：

　　我再试着回答一下新望的疑问。

　　第一点，很多人对儒家的误解，都是受了一句话的重大影响，这就是“义利之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很多人从字面上看这句话，以为儒家反对人们追求财富。这个理解存在严重偏差，就是他们没有注意到，在所有儒家的论述里面，都区分了小人和君子，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本人，孔子以来孟子，或者其他儒家，都认为，小人，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一般人，他的工作就是求利。他就是养活他自己，养活他自己的家人，还要给国家贡献赋税，他不去求“利”怎么行呢？所以，求利是小人的本分。但是，君子的本分是治国，所以，君子不能喻于“利”，如果君子也想着和小人一样发财致富，那就会发生卖官买官、贪污腐败之类的事情。所以，《大学》，包括《孟子》里面都讲说：国，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其实用我们现在的词汇来说，它区分了企业和政府之间不同的角色和社会职能。创造财富是企业、私人的事情，提供正义是政府的事情。政府要提供正义，官员要执行正义，就不能去做生意，这两者之间必然是互相冲突的。所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其实是非常合乎法治原则的。

　　第二点，我试图给出一个正面的解释。假定我们以有文化和没有文化做一个对比就可以看出儒家的价值。儒家文化提供了信用，它用道德、伦理来约束个体，所以，它提供了一个信用体系，每个人就可以比较信任地进行交易，包括借贷、远距离的贸易。古代的交通很不便利，山西人跑到福建做生意，他怎么保证交易的可信性、合同的执行？他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伦理道德规范的。而这个东西其实是儒家教化体系提供的。由此，虽然你们是陌生人，但是你们之间是可以放心地进行交易的。

　　最后一点，儒家文化提供了从事商业活动的组织资源。你要进行商业贸易，比如说雇佣关系，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我在自己的家族里面进行。所以，在任何一个国家，家族企业都是企业最基本的形态。在美国也是这样，大多数的企业都是家族企业，因为这个组织方式的成本是最低的。儒家有这么一种家族文化的传统，它也为人们从事商业活动、经营性活动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组织单元。如果我们在一个陌生人社会里，没有这种组织单元，要组织一个企业，是有很高成本的。这个也可以解释，委身在北方社会，企业家组织企业的难度很大，而在南方社会，企业家组织企业的难度就小一些。这一点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南北方经济增长表现的差异。

　　赵农：

　　刚才刘业进老师谈到了互惠，如果一旦谈到了互惠，就有利于自由、平等、和谐，这个标准怎么定？对我们来讲，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官方也能认可的，我们可以挑一个词——互惠。在西方人里，就是文化能够促进自由，平等的自由可能是最好的文化。还有一点，互惠，我一般考虑惠我，在惠我的同时考虑是不是对你也有利。如果说我就考虑惠我，你同时就考虑惠你，如果我们达成了某件事情，那肯定就是互惠。合同本身越是一种自由的，没有强制，必然达成的结果就是互惠。那么这个并不需要我要考虑到你。只考虑自由和平等就够了。

　　盛洪：

　　我们讨论了这么多，下面请兴元来回应总结一下吧。

　　冯兴元：

　　现在提到文化的维度，有六个学者，六种理论。最有名的叫 Hofstede，他提了五到六个维度，他研究企业的文化。有一些学者提出的比较适合研究某个地区的文化，地区的开放性、宽容性等等。按照这个维度去梳理、研究各个地方的亚文化是可行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儒教覆盖的地区国家确实都是很富裕的，就是儒教里面有一部分的因素对经济是有促进作用的。儒教要发挥作用，要和一些其他制度衔接在一起。我也同意刚才有人讲的台湾有中华文化，乡村有中华文化。第三个方面，杜赞奇说过“文化权力与国家”，他提出权力是嵌入与文化中的。盛老师刚才讲到的，拿文化去说经济发展有时候要和其他因素放在一起才能讲清楚这个问题，但是其他的因素也受文化影响。刚才众位的评议很有价值，确实拓展了我们的文化研究。谢谢大家。

　　盛洪：

　　谢谢兴元这个题目，引起了大家这么多讨论。这次论坛非常成功，感谢兴元，感谢大家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