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则经济研究所第413次双周论坛 时间： 地点：天则经济研究所 主持人：盛洪 主讲人：冯兴元 评议人：新望 秋风 刘业进 盛洪： 今天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第413次双周学术论坛，非常高兴 冯兴元： 感 这图是我的德国导师 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一直在做各个省区的企业资本自由的分析。企业资本自由就是企业持有资本的自由、利用资本的自由、获取资本的自由、资本流动的自由，包括国际流动和区域之间的流动。可以看到，人均GDP高的省份，资本自由度也很高，内地的省份，人均GDP比较低，资本自由度最低，这样的一种关联，值得关注。背后有无文化的关联，如果有的话，如何关联，这些问题也值得关注。 现在转向有关文化的界定。文化是一个群体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理念、行为、风俗、习惯、代表人物，及由这个群体整体意识所辐射出来的一切活动。这一群体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民族、企业、家庭等等。后面将会提到伯恩斯（Burns）对文化的定义，那是我主要采用的定义。文化是指人们共同拥有的知识，这些知识使得他们能以相同的方式阐述他们的经验，并依据共同约定的规范行动，它是自我永续的、多层次的、不易改变的。文化最深的层次是对事件的看法，和世界观有关系。比如说一个学者提到过文化有五个维度，就是文化“五域”，涉及到对世界的看法，比如说对人的本质的看法。 讲到文化的演化，我们就要从进化论的角度去看，那么文化的演化有哪些过程呢？其中包括文化的发生、文化的传递、文化的改造、文化的选择淘汰、文化的再生再续。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也讲到过文化的演化，他说：“文明是演化的产物，并且始终处于演化之中。在演化中生产的自发秩序或扩展秩序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非出于人类理性的设计。在演化中积累在习俗和传统中的知识有利于群体的生存、发展和竞争。”文化本身也是演化之后产生的一种自发秩序，那么文化的演化是一种群体选择。如果从系统论角度看的话，中国或一个地区都是一个系统，存在着守旧的文化因素，也存在着新的文化因素。比如说在中国这个大图景下，正统的意识形态就属于阻碍经济发展的力量，当然也有些新的文化因素，所以既有守旧的因素，也有维新的因素。系统外部也会对系统本身会产生影响，比如战争、竞争、国家之间的竞争、区域之间的竞争，还有文化之间的同化和扩散。 那么对于一个地区来说，怎么来看文化呢？一个地区可能有主流的意识形态，就是刚才说到的正统，我这里讲的一些文化类型之间不一定分得很清楚，还有一些是交叉的，有儒家思想、有大传统、有小传统，大传统就是官方的，小传统就是草根的。中国传统一直有大传统和小传统，比如说儒家的基本上就属于大传统，对君子有要求，就是不要去经商，但儒家也不排斥商业行为。而中国的小传统不是一种，而是几种，比如一种小传统是较为守旧的，一些地方的人只想守住乡土这片土地就行了；还有一种就是对商业发展很有利的小传统。一个地区内还有地方亚文化、群体亚文化、外来文化，这些都是要考虑的。 现在回到伯恩斯说的文化概念，这是我的出发点。伯恩斯今年出了一本新书，讲的是社会结构化理论。他说，群体文化是该群体成员所共有的一套规则；一种文化包括指定规则的意义，并使它看起来是可解释的；文化可被看做一套规则，并且每一规则在人群中频率分布是由知道和使用它的人群的数量来决定的。这个很关键，意思就是文化是活的，知道它、相信它、用它，然后这个活动就出现一个比较高的频率，这就是文化是活的。比如说尊老爱幼，这是中国的礼教，很多人知道、使用、实践这个规则，然后这么多人使用就形成了一种频率，就是我们经济学常说的频度，所以说原来是个体的行为，有了频度之后就形成了结构，这个结构不是死的，是由频度决定的。频度虚构了一个结构，但这个结构恰恰又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文化变迁是一种规则在人群中频率分布的变化，文化差异是指人群中规则频率的不同；亚文化是亚群体的文化，文化差异的程度取决于亚群体和主群体之间规则频率的差异。很多地方都有各种各样的人，他们使用各种规则的人数不一样，表现出来的规则取向行为的频率不一样，频率高的地方我们就说这个地方有这种亚文化，频率低的地方没有这种亚文化。 说到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凡勃伦提到累积因果关系。温州很偏僻，靠海，到杭州是没有路的，所以可能就形成一种文化，就是要经商，要开辟海路到海外去交往，于是就形成了重商文化，而重商文化反过来促进本地经济发展，本地经济发展之后反过来又促进重商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这就是累积因果关系。但是各个地方都不存在着绝对的文化决定论，就是说文化因素对经济有作用，但不是唯一对经济产生作用的因素。 那么文化到底是集权现象还是分权现象？换句话说，文化是分散现象还是集中现象？国外有句话“所有政治都是地方的”，而文化也是这样的，基本上所有文化都是地方的。 亨廷顿讲过“文明冲突论”，我们就提出来“文化冲突论”是不是存在？相对于一个地区的发展而言，是否存在优势文化和劣势文化？文化之间存在势差吗？文化竞争是否存在？是否存在文化冲突？地方文化是否均有特质性？频率的衡量尺度很重要，因为每个地方都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因素，但是有些因素作为规则反映在人的行为上的频率不高，即使存在这个因素，它不构成文化。所以这样就比较容易解释各个地方不同的文化形态，但它们的框架相似。 现在开始主体部分的解读——中国的地方文化与经济发展。我国存在多种地方文化（亚文化），某个地域还可能有很多文化，比如大传统、小传统、儒教文化、各种亚文化、外来文化等等。温州、苏南和珠江三角洲有着不同的较为开放型亚文化，还有一些地方有较为封闭的孤岛文化、山地文化、盆地文化。温州、苏南和珠江三角洲的亚文化的形成均受其要素禀赋、自然区位环境、历史环境、技术条件、市场条件和政策制度环境的影响。温州、苏南和珠江三角洲的不同亚文化反过来对两地的经济发展路径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辖区开放的地区存在许多竞争，那么文化落后地区可通过区际制度学习、模仿和创新打破路径依赖，实现文化变迁。如果是比较开放的沿海地区，那么这些对地方文化实现变迁的影响不大，但是如果要让偏远地区经济发展的话，往往要改变它们的文化和观念，这个时候扶贫意味着什么？扶贫就意味着文化破坏，往往先破坏了文化，才能达到扶贫的功效。所以很多人本着高尚的目的去扶贫就是去摧毁他们的文化。 我们看一下各地的地方文化的特点和地形、区位的关系。温州是海洋文化，广东也是海洋文化，苏南是水文化，和地理环境有关的还有孤岛文化、高山文化、盆地文化等。孔子曾经说过：“近山则诚，近水则灵。”孔子讲的意思就是水的本质使人个性更加灵巧、变通，山性使人诚实。水势使人和，使大家能够走在一起，能够汇聚在一起；而山势使人分割。所以从这里面我们说当地的人形成了水文化、山文化确实和地理环境有一些关系。 像温州的文化在宋朝的时候出现了事功学派（永嘉学派），水文化，它体现了一种海洋文化、重商文化，反映出强烈的地方认同，强大的非正规社会网络。而且温州被称为“瓯越”，“越”人被吴人视为“野蛮人”，“越”对于皇权专治文化具有反抗思想。“越”有很多种，我们古代有“百越”之称，主要有于越、闽越、瓯越、南越、西瓯等几部分，浙江有大越、于越和瓯越。 温州可以说要地没地，要山倒是有一大片荒山，然后就是海，一般每年台风来要么就是在福建登陆，要么就是在温州的苍南登陆，人多地少，加上自然资源稀缺，又没有大的国有企业（国家基本没有投资），温州人为了生存，为了维持生活，只能到外地去寻找生存空间。在寻找生活空间的时候，一个要重商，一个要寻找非正规的社会网络，温州人带动温州人经营，我们把它叫做流动的“网络”。温州人对投资的“冲动”从这个脉络也可以理解。 永嘉学派也叫“事功学派”，是南宋的一个儒家学派，认为“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这个观点和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有一致性，就是说每个人追求自我利益，无意之中达到了社会利益的提高。它同时也继承了传统儒学中“外王”和“经世”的精神，比如提倡“学与道合，人与德合”。和孟子的一些想法也有相似性，孟子提过“通功易事”，强调一种交换秩序，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主张“通商惠工”基本上也是与之一致的观点。南宋时期，永嘉（今温州）地区工商业经济发达，出现数量众多的富商、富工及经营工商业的地主，他们要求抵御外侮，维持社会安定，主张买卖自由，尊重富人，并希望能减轻捐税，发展商业。 苏南的文化是内河文化，也是水文化。新望总结了古代的“吴”人的四个特点：勤劳、精巧、阴柔、秩序。总结下来，为什么会这样呢？新望的解释就是苏州、常州那些地方是长江大金三角里的小金三角，是“鱼米之乡”，工商业发展也很好，所以政府对征税控制就严。传统上就是灌输一种集权文化，也就形成一种依附文化--这点是我自己加上的。但基本上就是集权，然后重税，然后国家控制严格，形成的人就比较讲究秩序，比较阴柔和顺从。 珠江的文化就是岭南文化或者珠江文化，它的来源是多种多样的，有中原的、有本地的，我们把广东的文化就归结八个字，就是“多元、兼容、开放、重商”。这也和地理位置有有关系的，包括流放，古代经常把犯罪的流放到广西、广东、越南等地，他们有冒险性、自主性、平等观。越往南方对于皇权权利专治文化的认可度越低，古代惩罚不同政见者都流放到那一边，包括以前战乱的时候，皇帝带着他的妃子、大臣都逃到广西、广东那边。 现在开始讲一讲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珠江模式是怎么定义的，和文化有什么关系，以后怎么发展，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注意，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讲的各个地方都不一样，刚才 像温州这个地方，在改革开放前，社队企业就很少，人均土地也很少，本身有一个经商的传统在，所以，当政府控制弱一点的时候，它的文化优势就出现了。比如偷偷摸摸地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比如最早制定促进私营企业发展的暂行条例。当改革开放之初允许搞一点点企业的时候，就是双轨制，国有企业不动，允许发展集体经济。国有企业有很多指标完不成的时候就可以卖出去，这样就形成了计划价和调剂价的价格双轨制。在这种政策条件下，温州人就搞了很多“假集体”，然后当有一定空间的时候，个体经济发展起来了。所以可以看到，温州“假集体”最厉害的就是股份合作制，是几个大户弄成的，实际上还是私人控制。后来我们国家让各地都学习股份合作制，实际上只是学了皮毛，而核心没有学到，核心是要学会借助这样一个框架搞私营经济，而其他地方只是把它当做集体经济来搞来推行，实际上就是买椟还珠。 苏南正好反过来了，改革开放之前，社队企业就有着一定的规模，和上海、南京的交通也比较好。价格双轨制推行的时候苏南利用这个空间发展了很多乡镇集体企业，同时周末的时候也可以从上海请“周末工程师”来指导生产，所以中国的乡镇企业我们也叫“缝隙经济”，就是计划经济的国有企业生产的是标准化的大众产品，但是大众生产不能满足所有人的偏好，所以乡镇企业的发展空间很大，当时有“半壁江山”之称。但是个体经济发展起来了，国家也看到了其中的益处，促进了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发展了，就可以看到差距很明显，所以在竞争当中小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份纷纷败北。接下来就是乡镇企业的民营化，有两轮比较大规模的，一个是91、92年，一个是97年开始的，两轮后真正的乡镇企业就少了，很多都变成了股份改造。股份化，就是政府的企业变成了政府的股份了。还有很多小的企业本来运作很好的，但统一搞民营化也大量地卖掉了。广东那边是外向型经济，有一部分依赖于民营企业，有一部分依赖于国有的，但是到后来也是进行了转型。这样的话，两轮转化的结果就是各地的发展模式反而趋同化了，就是朝着“浙江模式”转化了，其实“浙江模式”和“温州模式”是一样的，但是因为涉及到浙江整体上都有这个特点，所以把它定义为“浙江模式”，就是更新的、扩展的“温州模式”，实际上就是“温州模式”。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省政府推行民营化呢？可能就是因为很多地方的政府把民营化变成了一种制度竞争的工具了，如果民营化晚的话就给人一种制度不开放、太保守的感觉。另一个因素就是示范效应，民营企业发展好的地方经济发展得快，集体企业负担重、负担多，如果出现亏损了，就要找政府，或者乡镇、村，反而不如就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然后收税就可以了，这样更加有效果。 像山西文化，我的总结就是，它存在多种文化交融，其中包括山区文化，山区或者“盆地”的封闭意识比较强，还有警惕性、封闭性、保护性强。这种文化观念，结合以某个集权文化的领导班子，就会驱逐浙江“煤老板”，或者以后还会出现类似的事件。在资源集中型城市或者重工业城市，如果资源受中央集权的控制，重工业受国有企业控制，那么就可能出现集权文化和依附文化，这两者文化常常出现在一起。集权文化的特点就是封闭性、强势性、保护性、特权性、官僚性、非市场性、反人性。依附文化的特点是依附性/低独立性、低发展性、人格不完整性、惰性、固步自封性。现在各地之间制度学习，包括正规制度、非正规制度，制度的创新、学习、模仿和竞争都是非常厉害的。 除了刚才讲到的个人的因素之外，还要看到市民社会的因素。现在五大商帮发展得很厉害，比如山东的商帮，苏南的商帮，浙江的商帮，闽南商帮，广东商帮。我2005年的时候作为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私人部门发展专家在重庆、四川、内蒙调查过55个商会，每个地方都有浙江商会和福建商会，这些商会都是搞得最好的。它们对成员的服务非常好，真正有效率的商会提供的不仅仅是服务，而是产品，是我需求了，我出价了，你给我提供了产品。商会借助基本的会费只提供基本的会员服务，其中包括维权。会员遇到困难时，商会还要出面维权，这里也可能按照规则收取一些专项费用。维权是最重要的。温州的打火机协会是个内生的商会，内部制定行业标准，比如产权保护，如果我发明了一个新的外观设计，那么半年内是不能模仿的。 还有政府因素。刚才讲到，浙江或者广东那边是不是和英国的古典模式“大社会，小传统”相似？但我们看到浙江的政府也很强，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到一个相对概念，就是浙江的政府强，但浙江的市民更强，但其他地方往往是市民更弱，政府更强。这样的话，相对而言浙江的政府更像一个“有限政府”，但它还不是一个“有限政府”。所以，总体上说各地都需要作出努力，走向有限政府、法治、公民社会和市场自治，为自发秩序和扩展秩序的形成和存续提供授能环境；促进辖区间制度竞争，包括文化竞争。各地公民要自主选择对其文化的保护，自己选择我们的文化如何发展、如何培育，是否要拒斥外来文化。尤其对少数民族地区，我觉得强势地改变一个人的文化可能是个下策，还是让他们有更多的自主的选择。 谢谢大家。 盛洪： 谢谢兴元。我听了之后才觉得我刚开始侧重的理解有点问题，我刚才侧重理解的是文化形式。你刚才讲的是文化原则，文化原则影响到了地方经济发展。这是一个分析思路，这个分析思路就是以经济发展反过来评价文化。但是我也注意到兴元是很谨慎的，就是说不能简单地用经济发展来评价文化，因为文化的内涵超越了经济发展，但是它也可以用来解释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所以感谢兴元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描述，而且这个话题大家还可以进一步讨论。我们今天有三个评议人，一个是新望，他是经济观察报研究院的院长；一个是秋风，他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会副主席；还有 新望： 讲到伯恩斯关于文化的定义，我很受启发。文化是一种规则，这种规则由于在一个人群中使用、接受和行为的频率比较高就形成了文化，就是高频率的规则形成文化。我觉得这个概念对于我们研究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是个前提，很有必要。我自己十多年前在苏南的研究乡镇企业、农村工业、苏南经济发展道路的时候，就注意到当地经济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我记得当时写了一篇苏南模式的批评文章，在江苏受到比较大的反弹。后来我又围绕这个问题写了一系列的文章，从文化等其他方面分析苏南模式的局限性。其中有一篇文章叫《水文化批判》，当时冯兴元联系到我，说读我的那篇文章像喝了一口烈酒一样，所以我和兴元对文化的感受和最初关注文化的角度差不多，就有很多共同语言。没想到他十多年后还在关注这个问题，我很感动。 我觉得文化与经济的这个角度非常重要，而且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非常重大。咱们的国家是个大国，一个国家成为大国后，就会发生很多不同的经济现象。在一个国家里面有这么丰富的社会经济现象，在小的国家不会有这样一种学问，就是从文化的角度看经济。我去台湾，台湾学者对我们的区域经济学，由区域谈文化、由文化谈区域的时候，非常着迷，因为小地方不会产生这样的学问。对于一个大国，在分析各个地方的社会经济现象的时候，由文化的角度出发来看待各种问题很有意思。尤其是观察地方经济社会变迁的路径、发展模式的时候涉及到文化，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路径，也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我觉得，从认识逻辑上讲，关注文化问题可能和我们经济学研究从关注制度开始。从制度经济学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的时候，首先看到制度生成文化。我记得很多制度经济学， 我觉得今天这个从文化来研究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还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我的一个同事，是《经济观察报》的执行总编仲伟志，他辞职出来办了一个《国家商业地理文化读本》，实际上就是刚才兴元讲的整个这一套东西，他把它变得市场化。这个杂志刚办，但是很受到一些大的公司的认可，有很好的航空公司找他，还有一些投行要找一些地方投资。这本杂志很有意思，很有可读性，而且也有人给他投资，地方政府也愿意为他投资。我们注意到，近几年有一个做区域发展战略策划的，叫王志刚。王志刚工作室很多忽悠地方政府的东西都是拿这个的。但是他弄得是比较浅层次的，不像冯兴元这个还有一个定义，但是说明这个的应用很广泛，他也拿到很多单子，挣到很多钱。 这几年有一些地方性的事件，引起了全国关注，有的人也慢慢从地方文化、历史、地理的角度来解释，我觉得也是很有应用价值的。所以兴元一直在关注这个事情，我感到很欣慰。我觉得有这么几个问题要提出来。看看兴元能不能在今后，或者在更高一个层面上关注文化的问题。 一个是能够用文化的角度来解释当今一些中国经济社会的现实问题。比如说，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92年提出来到现在，我们已经搞了一段，现在是完善。但是我们在很多关键的领域进展很慢，那么有一些我觉得和文化历史的原因有关系。比如说我们的私权观念很难确立，《物权法》虽然有，但是形同虚设。前两天我看《新京报》上一篇评论，一个地方官员讲“我只知道开篇条例，我不知道物权法。”包括宪政这种概念，也很难扎下根来，因为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这种东西比较少。所以我觉得可以从更现实的一个层面、更宏观的一个层面上从文化的角度来讲讲法制的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当然，冯兴元也提到了，也要注意泛文化的解释，最后上升到“文化决定论”。所以文化解释社会和经济要有一个限度，怎么在终极意义上理解文化，文化和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当然，刚才盛洪也讲到了，可能文化还更高于经济，或者在什么层面上来看待它们的关系。把经济和文化的关系不要搞得太激进、太简单。 我觉得文化，我们大国用文化来观察经济发展模式的时候可能不要忘了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建国后我们行政区划的设置。行政区划的隔离、分割的功能非常强大，那么这种行政力量的介入形成的文化和历史上形成的还不太一样，但是它和历史上形成的区域文化往往还有强化作用。所以我们在观察区域文化的时候也要注意到新中国后行政区划的因素。 我想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也是个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在讲文化的时候，还有一个另外的角度就是文化的建设，包括现在是最近我看最近说了很多文化体制的改革。那么文化能不能建设？怎么建设？现在奥运会之后我们还提出了一个“软实力”，那么“软实力”是什么？怎么建设？可能别人听了很误解。我们花了很多钱搞孔子学院，听说在国外很多华侨都用“孔子学院”来洗钱的，挂一个牌子，然后来国内领10万美金。怎么在国际上处理中国的“软实力”？我们的奥运会，包括我们出现的大事件，比如7？5事件，要付给国际上的公关公司非常大的一笔钱。据说，在国际上为了把“中国制造”这四个字扭转成“中国创造”，有关部门在花几亿美金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在国外看到很多“中国创造”的广告牌。就是我们的文化建设包括软实力的建设、国家形象的建设，兴元是经济学者，我觉得完全可以来考虑这个问题。 现在有两个事情，一个是马英九去年提出来的“中华文化”，而且他讲到明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海峡两岸包括全世界会进行各种角度的不同的纪念活动。我注意到马英九有过一个说法“武统不如文统”，就是要文化先统一。那么文化怎么统一呢？所以就提出一个“中华文化”的概念。如果到台湾去，就会感觉到中华文化确实是存在的。台湾把我们传统文化一些好的方面保留下来了，同时把西方文化一些好的方面也吸收进去了。而内地好像恰恰相反，所以到90年代我们一搞市场经济的时候，发现道德上出问题了，发现假冒伪劣，问题很严重，就是搞成一个坏的市场经济。去年的时候我和台湾人就讲很想搞一个两岸的文化对话，结果前一段我看《南方周末》在北大搞了一个叫“中国梦”的农民论坛，和易中天有一个对话，实际上我之前的设想是比他们这个还宏大。我还和易中天说过，我想把易中天、龙应台请来讨论一下。我就是想说我们两岸三地一起努力建设一个中华文化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责编：YeLin) |
冯兴元等：中国的地方文化与地方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
时间:2010-10-25 来源:中评网 作者:冯兴元、新望、秋风、刘业进 等 被查看: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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