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突然解体使全世界目瞪口呆，不仅震惊了西方政界，也对西方学术界造成巨大冲击，被西方社会科学界自认为是“最大耻辱”。他们问自己：为什么西方国家多年来投入了那么多的资金、人力，设立了那么多的课题来研究苏联，但是居然没有一个学者对苏联的解体做出任何预测。那么，西方的苏联研究出了什么问题?如果说苏联本国的民族研究学者是由于国内政治氛围和学术禁区而“集体失语”的话，那么自由松宽而且盼望苏联政府垮台的西方学术界在苏联研究中的迷失，则说明它还存在着其他问题。

密执安大学的Suny 教授在回顾美国的苏联研究时特别指出“在那些研究俄国主体( Russianproper) 的学者和研究非俄罗斯群体( Non-Russiangroups) 的学者之间存在着一个断层( chasm) ，彼此极少跨越”( Suny，1993：3)。换言之，西方的苏联研究学者分为研究苏联主体俄罗斯社会和研究少数民族社会这两大群体，彼此间既不相互沟通也不关心别人的研究成果。这种以研究对象划分的“二元区隔”导致了“盲人摸象”的结果，使人们无法对苏联社会的内在矛盾进行整体的、科学的分析。之所以出现这种研究模式，很可能是美国学者们受到苏联同行“研究区隔”的误导。第3 期马戎：中国社会的另一类“二元结构” 103西方的苏联研究者在反省，那么我们中国的民族问题研究者们就不应该反省吗?在那些多年熟读斯大林民族理论、总把“苏联经验”挂在嘴边的中国的民族问题研究者中，有谁预测到了苏联解体的可能性呢?在中国学术界的研究苏联主流社会的学者们与研究苏联民族问题的学者们之间是否也存在这样的学术区隔呢? 想到德国统一和苏联解体后许多原来的社会科学家们因为只会注释和梳理文件、重复官方话语而失业，中国的学者们就不应当猛醒吗?

在当前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社会存在着许多重大问题：经济转型、政治民主、外交攻防、官员腐败、环境生态、民生问题等等，但是从苏联的演变态势来看，中国存在的最大社会问题是民族关系问题，中国今后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国家分裂。拉萨“3 - 14 事件”和乌鲁木齐“7 - 5 事件”已是清晰的预警信号，而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把“中国( 主体) 社会”与“少数民族”区隔开的种种“二元结构”使得政府领导人、学术界和广大民众都丧失了在这个问题上获取知识的渠道和对相关信息的敏感神经，国人实在需要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也应积极设法及早改变这一状态。研究中国( 主体) 社会的各界学者们必须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问题，关注各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和国家认同程度的变化，关注对建国60 年来我国民族理论和政策实践的反思与改进;而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学者们也需要把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放到中华民族整体发展的大框架里来思考，大家从两方面共同努力打破现存的“( 汉—少数民族) 二元结构”，唯有这样，才能真正确保苏联发生的那一幕不会在中华大地上重演，使中华民族在21 世纪的发展道路上更加团结和自信，使我们不负于祖先，亦无愧于后人。

参考文献：

[1 ]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秘书处组编，2009，《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2009》，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 ] 金炳镐、王铁志主编，2002，《中国共产党民族纲领政策通论》，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3 ] 列宁，1913a，《民族问题提纲》，《列宁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年版，第236 - 244 页。

[4 ] 列宁，1913b，《犹太学校民族化》，《列宁全集》第19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年版，第303 - 304页。

[5 ] 马戎，2009，《关于当前中国城市民族关系的几点思考》，《西北民族研究》2009 年第1 期，第6 - 19页。

[6 ] 孙隆基，2004，《历史学家的经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7 ] Suny，Rinald Grigor 1993，The Revenge of the Past：Nationalism， Revolu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