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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辉、李路路:中国城市的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3)
时间:2010-08-30 来源:《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6期 作者:郑辉、李路路 被查看:
5)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指的是上学或培训的总年限。在分析中是定距变量。

 

  (6)党员身份

 

  党员身份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不包括其他党派的党员。在分析中是定类变量。非党员是参照项。

 

  (7)参加工作时间

 

  参加工作时间指的是参加第一份工作的时间。在分析中是控制变量。

 

  (8)城市类型

 

  城市类型指的是北京、无锡、珠海三市。在分析中是控制变量。珠海是参照项。

 

  (9)性别

 

  性别在分析中是控制变量。“女”是参照项。

 

  (10)年龄

 

  年龄在分析中是定距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使用。

 

  (四)方法与模型

 

  1.方法

 

  本研究采用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验证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假设(或者说精英排他假设和精英代际转化假设);用二元Logistic回归和一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验证精英排他和精英代际转化的机制;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验证党员身份获得模型;一元线性回归方法验证教育程度获得模型和住房使用面积模型。

 

  2.模型

 

  模型1:精英排他模型:

 

  模型1.1:行政干部精英排斥非精英模型;

 

  模型1.2:技术干部精英排斥非精英模型;

 

  模型1.3:专业技术精英排斥非精英模型。

 

  模型2:精英代际转化模型:

 

  模型2.1: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代际转化模型;

 

  模型2.2:行政干部精英—专业技术精英代际转化模型;

 

  模型2.3:技术干部精英—专业技术精英代际转化模型。

 

  模型3:精英阶层再生产模型。

 

  模型4:教育程度获得模型。

 

  模型5:党员身份获得模型。

 

  模型6:住房使用面积模型。

 

  模型1、模型2、模型3是对假设一和假设二的检验。模型1、模型4、模型5是对假设三到假设六的检验。模型6是对假设七的检验。

 

  (五)分析与解释

 

  1.精英排他模型

 

  在表1的三个模型中,当我们控制了教育程度、党籍、年龄、性别、参加工作时间、城市等变量后,发现:

 

  (1)父代是“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或“专业技术精英”的子代与父代是“非精英”的子代相比,成为行政干部精英而不是非精英的发生比没有显著差别,也就是说行政干部精英并不排斥非精英,这与笔者的假设相矛盾。

 

  (2)父代是“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或“专业技术精英”的子代与父代是“非精英”的子代相比,成为技术干部精英而不是非精英的发生比存在显著差别,发生比分别高出1.2711.9062.795,这说明技术干部精英排斥非精英。

 

  (3)父代是“技术干部精英”或“专业技术精英”的子代与父代是“非精英”的子代相比,成为专业技术精英而不是非精英的发生比存在显著差别,发生比分别高出1.2952.034,这说明专业技术精英排斥非精英。

 

  由此看出,精英排他假设得到了部分证实:行政干部精英不排斥非精英,而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都排斥非精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笔者将在下文的“精英排他的机制”部分给出解释。

 

  2.精英代际转化模型

 

  在表2的三个模型中,当我们控制了教育程度、党籍、年龄、性别、参加工作时间、城市等变量后,发现:

 

  (1)父代是“行政干部精英”、“专业技术精英”的子代与父代是“技术干部精英”的子代相比,成为行政干部精英而不是技术干部精英的发生比没有显著差别,这说明成为“行政干部精英”还是“技术干部精英”不受父代属于何种精英的影响;或者说,行政干部精英和技术干部精英在代际间是互相转化的。

 

  (2)父代是“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的子代与父代是“专业技术精英”的子代相比,成为行政干部精英而不是专业技术精英的发生比没有显著差别,这说明成为“行政干部精英”还是“专业技术精英”不受父代属于何种精英的影响;或者说,行政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在代际间是互相转化的。

 

  (3)父代是“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的子代与父代是“专业技术精英”的子代相比,成为技术干部精英而不是专业技术精英的发生比没有显著差别,这说明成为“技术干部精英”还是“专业技术精英”不受父代属于何种精英的影响;或者说,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在代际间是互相转化的。

 

  由此,精英代际转化假设得到了完满的证实。结合表1和表2的六个模型,可以说明:

 

  (1)在中国,精英之间的区隔并不明显,不同类型的精英已经形成了统一的精英阶层,他们虽然是有差别的,但其实是一种人。他们在代际间不断地周而复始地进行转化或人员交换,他们之间的差别远远没有达到魏昂德所认为的冲突、矛盾以至于造成中国政治秩序不稳定的程度。

 

  (2)虽然有些精英的子代变成了非精英,也有些非精英的子代变成了精英,但观察社会分层与流动的深层真相决不能只看绝对数量上的变化,因为这种数量上的变化有可能是大规模的社会结构变动的结果。譬如说,非精英的子代进入精英阶层有可能是精英阶层扩大的结果,而不是社会分层的秩序发生了根本的变革。而发生比率则是剥离了社会结构变动造成的社会流动变动的情况,更直接地反映出社会分层秩序的真相。发生比率说明,无论哪种精英的子代相对于非精英的子代而言在获得精英位置上(除了行政干部精英)都具有很明显的优势;无论哪种精英的子代相对于其他精英的子代而言,在获得精英位置上都没有明显的差别。从“优势”这个意义上而言,几种精英并没有发生分化。

 

  (3)这个精英阶层并不像笔者所想象的那样具有绝对的排斥非精英的能力: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具有明显的排斥非精英的倾向,而行政干部精英却没有;非精英的后代可以通过成为行政干部精英而进入中国的精英阶层。但是,整个精英阶层的再生产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参见下文分析)。

 

  3.精英阶层再生产模型

 

  上文证明除了行政干部精英,其他两种精英都具有较强的排斥非精英的能力,那么整个精英阶层的排斥非精英的能力,或者说整个精英阶层的再生产能力到底有多强呢?表3对这个问题做了进一步的分析。结果表明,精英阶层的子女成为精英的发生比是非精英的子女的(责编:Ye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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