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河：利益集团、改革路径与合法性问题(3)

五、经济学家应该承提的角色

如果任由压力集团过多影响改革方向，一方面，中国改革在逻辑上将出现深层次的合法性危机，另一方面，在现实中已经造成改革几近停滞以及更大的社会动荡危险。

说改革几近停滞，是因为弱势集团在改革中倍感失望，所以不再愿意支持改革；而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又出于维护自己的利益变得日渐保守，所以，改革在国内已经没有多少动力；说社会有可能出现很大的动荡，是因为改革造成的利益集团之间的贫富悬殊已经接近突破弱势集团的心理承受底线，而尽管强势集团现在可以操纵改革方向，但由于他们在社会各利益阶层的相对比例上还处于少数，并没有如有的学者所言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所以，中国社会稳定所需要的利益集团或者说阶层结构还没有形成。

这时候，经济学家应该干些什么呢？在中国当前各阶层利益矛盾如此突出，处处充满不稳定因素的情况下，一个经济学家真能超脱自身利益的考量，就必须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的利益说话。其实?这还不是经济学家良心不良心问题?也是经济学家自身利益之所在。因为只有使中国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能够形成制衡的局面从而使民主能实在地建立在这种利益集团相互牵制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虚幻的所谓“全体人民利益”的基础上?也才能确保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能走出治乱循环?也才能真正保守住经济学家自身的利益。

但令人扼腕叹息的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却在进行相反方面的努力。一方面，他们在关于利益集团方面的典型说法，本身就显示出他们为改革中强势集团服务到底的“决心”；另一方面，在这个“决心”下面，他们以另一些更堂而皇之的理论为强势集团操纵改革方向提供合法性辩护。所以，清理他们的“说法”及“理论”就显得十分必要。

关于经济学家与改革中利益集团的关系，主流经济学家的典型说法有三种：

第一种说法：“经济学家不讲道德”[19]。其实就是说经济学家没有立场。的确，作为职业性经济学家，在经济研究中仅仅需要从事成本与收益方面的计算与对比，不需要价值判断。但最“自由主义”的弗里德曼都说，其实在经济学原理本身上经济学家分歧并不多，分歧主要在政策层面，而其原因就在于当事人的利益。既然利益集团之间的较量主要是政策层面，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与政策经济学，经济学家就必须也必然有立场。这个立场就在于：为了促进中国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均衡发展，化解可能的社会动荡，进一步推进改革走向良性，中国的经济学家还是应该起社会良心的作用，即为社会弱势集团说话。

第二种说法：“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20]。有意思的是，提出这种说法的这位经济学家就是提出“经济学家不讲道德”的那位经济学家。我们不知道这位著名经济学家是否意识到了两种提法的内在矛盾，或者是他后来意识到经济学家的确无法摆脱利益集团的立场？但这种说法仍值得怀疑：在美国各利益集团之间大致平衡的情况下，经济学家为哪个利益集团服务是无关宏旨的，事实上也大致相当。但在中国，劳动力集团如此不发达的情况下，说经济学家为利益集团服务，其实就是说为强势集团服务。但如果经济学家都去与权力和资本结合，中国社会必然失去平衡。

至于第三种说法?我们很难概括?姑且叫“精英主义”。有位主流经济学家写道：这个世界只有“三个活动领域和三类人”：“一是政府机构及官员，二是科研教育单位及学者，三是企业组织和企业家”，“三类人各显其能，各取其利，是分工和交易的要求，也是最有利和最有效的安排”。[21]在这里，主流经济学家们设计出这样一副完全不理会“官员、学者与企业家”之外的普通人世界的赤裸裸的改革图景：在新的资本阶层崛起成为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同时，通过金钱进一步收买权力者，以巩固并加强自身的地位；而权力者通过出让权力也富了，成为另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学者”则为两个集团攫取其利益提供学理上的合法性辩护。三个集团结盟，就达到了“自由秩序”之境。但我们想，若真是如此，只怕最后看到的结果恰是历史上反复出现的、让“三类人”最害怕的那种结果吧？

注释：

[1]美，诺曼·奥恩斯坦等，《利益集团、院外活动和政策制订》，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第13页。

[2]同上，第22页。

[3]同上，第14页。

[4]美，托马斯·戴伊等，《民主的嘲讽》，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0页。

[5]美，道格拉斯·诺思，《历时经济绩效》，中译文，《经济译文》1994年第6期。

[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译本，第86-87页。马克思在其《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没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球的充分发展，不可能进入共产主义；因此，即使一些落后国家进入了共产主义，它们也会是“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的“地域性共产主义”而“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笔者以为，这为我们重新审视前苏联东欧的转变以及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

[7]参见《人民日报》?1988年3月16日。

[8]郑必坚、贾春峰，《大变动，再认识》，见《人民日报》1988年5月20日。

[9]江泽民，《论“三个代表”》，第161，169页。

[10]陆学艺等，《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2月版。本文皆转引自《世纪中国》网站选刊的该报告前言、第一部分，以及陆学艺接受《南方周末》等媒体时的谈话；以下凡正文中标明所引陆学艺等人报告皆不再特别标明出处。

[11]同上书。

[12]参见秦晖《转轨经济学中的公正问题》，《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2期。

[13]参见萨克斯·杨小凯等《经济改革和宪政转型》，见《精神档案--二十世纪末中国经济学备忘录》，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14]著名福利经济学家卡尔多认为，“任何潜在的变动都要受到以下的测验：要问所有因革新结果受到有害影响的人，认为革新给他们带来的不便最低要有多少货币的补偿。同样，也要问所有因革新获得的人，估计最高愿意让出多少钱而又不放弃已得的利益。只要后者的总和大于前者的总和，就可断定这是社会合意的革新。”这被称为改革过程中利益再分配的“卡尔多标准”。参见[美]鲍莫尔《福利经济与国家理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4页。

[15]参见美，华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页。

[16]参见何迪《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当代中国研究》2000年第三期。原文为：“目前的中国社会像一个金字塔结构，社会上层的人数极少(约1%)，中产阶级(即中间偏上阶层和中间偏下阶层)的人数十分有限(约15.4%)。而社会下等阶层(约69%左右)和被边缘化了的社会群体(约14%左右)却过于庞大，占人口的80%以上。”

[17]参见《厉以宁：中国改革的主要危险来自平均主义》，《多维新闻网》2001年5月9日。

[18]参见张健《合法性与中国政治》，《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5期。

[19]参见樊纲《“不道德”的经济学》，《精神档案--二十世纪末中国经济学备忘录》。

[20]樊纲在《99’上海财富论坛》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谈话，参见《经济学参考》1999年第12期。

[21]张曙光，《繁荣的必由之路/自序》，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责编：R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