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一直建立在经济发展之上。这种消弭价值判断的治理术，已是危机四伏。伴随着经济发展出现的种种社会危机，已无法用发展本身所能带来的许诺去弥补。面对日益扩大的社会贫富差距，以及建立在此上的阶层固化，无论实际生存境遇如何，今日的中国人皆无法在多重社会矛盾中安放心灵。近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的意象，总是离乱、狂飙与变动。人们已习惯了被不断变化的外部世界驱赶向前，却发现，自己早已无法在斗争着的诸神之中，选择出内心所愿意侍奉的那一位。

十七届六中全会后，“文化强国”和“文化自觉”二种提法，又常见诸报端。如今执政党倾举国之力，大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建设，并将“文化自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提并论，提出建立“文化强国”这一概念。一切价值与秩序问题，必生长于文化的土壤。祝东力文章点出，由文化认同臻至政治认同，再造“核心价值观”，这正是今日执政党“文化战略”的意旨所在。

“文化自觉”定不仅仅是资本在文化市场上的活跃，更不会是某种下大力气的意识形态工程。正如王焱文章所言，近代中国国家对于社会文化领域的全面吞噬，恰是因混淆了价值领域与政治领域，忽视政治作为一中立工具的“用”的一面所致。中国的产业转型已在呼唤着更有创造力的文化环境，我们就非得医治以往种种关于“文化”的陈旧观念，让政治与文化各归其位。张旭东文章则着力于“文化/政治”问题的另一面，即文化与政体之间的结合，如何塑造出今日现代主权概念的实质。从这一意义上讲，简单地以“普世价值”作为中国文化问题的答案，实是与现实语境的隔膜。

对于中国来说，它的“文化自觉”一直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百年以降，面对现代化这一议题，中国对于如何认识和改造传统、如何吸纳外来文明的讨论从未休止。故秋风文章有“经历百年反传统之后，中国的身上只有新没有旧，已根本无旧可守”之叹，并认为只有与复古相伴的，才是真正有自身主体性的现代化。而曹锦清则认为，我们离开西方语词就无法思考，而语词本身又遮蔽了我们对于中国现实的认识。今日中国之“文化自觉”，首先要面对的，依然是这“古今中西”的双重困境。

汪晖指出，与中国发展相伴随的价值将是普遍性的，崛起中国的“文化自觉”，需有对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处境的深刻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寻求我们在无限丰富的文明图景中的位置。自觉意味着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政治的诞生，它需对支配性的旧政治的短板有一全面体察的能力；在这一点上，许纪霖文章也同样认为，中国之自觉，绝不仅仅是对某一单一民族文化的自觉，而应该有一种普遍主义和有“新天下”胸怀的文明自觉。中国需更为主动地去寻求，何种文化价值具有普世之好。这其中所需的知识上的努力，绝非一个“何种价值是我们独有”的简单判断所能代替。